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這是毛澤東在陝北瓦窯堡黨的活動分子會議上所作的報告。毛澤東的這個報告是在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中共中央政治局瓦窯堡會議之後作的。這一次政治局會議批評了黨內那種認為中國民族資產階級不可能和中國工人農民聯合抗日的錯誤觀點，決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策略，是一次極關重要的會議。毛澤東根據中央決議在這裡充分地說明了和民族資產階級在抗日的條件下重新建立統一戰線的可能性和重要性，著重地指出共產黨和紅軍在這個統一戰線中的具有決定意義的領導作用，指出了中國革命的長期性，批判了黨內在過去長時期記憶體在著的狹隘的關門主義和對於革命的急性病——這些是黨和紅軍在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遭受嚴重挫折的基本原因。同時，毛澤東喚起黨內注意一九二七年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引導革命歸於失敗的歷史教訓，指出了蔣介石必然要破壞革命勢力的趨勢，這樣就保證了後來中國共產黨在新環境中能夠具有清醒的頭腦，在蔣介石的無窮欺騙和很多次的武裝襲擊中，使革命力量不致遭受損失。一九三五年一月中共中央在貴州遵義舉行的政治局擴大會議，建立了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領導，改變了過去“左”傾機會主義的領導。但那次會議是在紅軍長征途中召集的，所以只能夠對於當時最迫切的軍事問題和中央領導機構問題做了決議。紅軍長徵到達陝北之後，中共中央才獲得可能去有系統地說明政治策略上的諸問題。對於這類政治策略上的問題，毛澤東的這篇報告作了最完整的分析。
目前政治形勢的特點同志們！目前的政治形勢已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根據這種變化了的形勢，我們的黨已經規定了自己的任務。
目前的形勢是怎樣的呢？
目前形勢的基本特點，就是日本帝國主義要變中國為它的殖民地。
大家知道，差不多一百年以來，中國是好幾個帝國主義國家共同支配的半殖民地的國家。由於中國人民對帝國主義的鬥爭和帝國主義國家相互間的鬥爭，中國還保存了一種半獨立的地位。第一次世界大戰曾經在一個時期內給了日本帝國主義以獨霸中國的機會。但是中國人民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鬥爭，以及其他帝國主義國家的干涉，使得經過那時的賣國頭子袁世凱⑴簽了字的對日屈服投降的條約二十一條⑵，不得不宣告無效。一九二二年美國召集的華盛頓九國會議簽訂了一個公約⑶，又使中國回復到幾個帝國主義國家共同支配的局面。但是沒有很久，這種情況又起了變化。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的事變⑷，開始了變中國為日本殖民地的階段。只是日本侵略的範圍暫時還限於東北四省⑸，就使人們覺得似乎日本帝國主義者不一定再前進了的樣子。今天不同了，日本帝國主義者已經顯示他們要向中國本部前進了，他們要占領全中國。現在是日本帝國主義要把整箇中國從幾個帝國主義國家都有份的半殖民地狀態改變為日本獨占的殖民地狀態。最近的冀東事變⑹和外交談判⑺，顯示了這個方向，威脅到了全國人民的生存。這種情形，就給中國一切階級和一切政治派別提出了“怎么辦”的問題。反抗呢？還是投降呢？或者游移於兩者之間呢？
現在，我們來看一看中國各個階級怎樣來回答這個問題。
中國的工人和農民都是要求反抗的。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一九二七年至現在的土地革命，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以來的反日浪潮，證明中國工人階級和農民階級是中國革命的最堅決的力量。
中國的小資產階級也是要反抗的。青年學生和城市小資產階級，現在不是已經發動了一個廣大的反日運動⑻嗎？中國的這些小資產階級成分曾經參加過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和農民一樣，他們有同帝國主義勢不兩立的小生產的經濟地位。帝國主義和中國反革命勢力，曾經給了他們以重大的損害，使他們中的很多人陷於失業、破產或半破產的境地。現在他們眼看就要當亡國奴了，除了反抗，再沒有出路。
問題擺在民族資產階級、買辦階級和地主階級面前，擺在國民黨面前，又是怎樣的呢？
大土豪、大劣紳、大軍閥、大官僚、大買辦們的主意早就打定了。他們過去是、現在仍然是在說：革命（不論什麼革命）總比帝國主義壞。他們組成了一個賣國賊營壘，在他們面前沒有什麼當不當亡國奴的問題，他們已經撤去了民族的界線，他們的利益同帝國主義的利益是不可分離的，他們的總頭子就是蔣介石⑼。這一賣國賊營壘是中國人民的死敵。假如沒有這一群賣國賊，日本帝國主義是不可能放肆到這步田地的。他們是帝國主義的走狗。
民族資產階級是一個複雜的問題。這個階級曾經參加過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隨後又為這個革命的火焰所嚇壞，站到人民的敵人即蔣介石集團那一方面去了。問題是在今天的情況下，民族資產階級有沒有發生變化的可能性呢？我們認為是有這種可能性的。這是因為民族資產階級同地主階級、買辦階級不是同一的東西，他們之間是有分別的。民族資產階級沒有地主階級那樣多的封建性，沒有買辦階級那樣多的買辦性。民族資產階級內部有同外國資本和本國土地關係較多的一部分人，這一部分人是民族資產階級的右翼，我們暫且不去估計他們的變化的可能性。問題是在沒有那些關係或者關係較少的那些部分。我們認為在殖民地化威脅的新環境之下，民族資產階級的這些部分的態度可能發生變化。這個變化的特點就是他們的動搖。他們一方面不喜歡帝國主義，一方面又怕革命的徹底性，他們在這二者之間動搖著。這就說明，在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時期他們為什麼參加了革命，及到這一時期之末，他們又為什麼站到蔣介石方面去了。現在的時期，同一九二七年蔣介石叛變革命的時期有什麼分別呢？那時的中國還是一個半殖民地，現在正在走向殖民地。九年以來，他們拋棄了自己的同盟者工人階級，和地主買辦階級做朋友，得了什麼好處沒有呢？沒有什麼好處，得到的只不過是民族工商業的破產或半破產的境遇。因為這些情況，我們認為民族資產階級的態度，在今天的時局下，有起變化的可能性。變化的程度怎樣呢？總的特點是動搖。但在鬥爭的某些階段，他們中間的一部分（左翼）是有參加鬥爭的可能的。其另一部分，則有由動搖而採取中立態度的可能。
蔡廷鍇等人領導的十九路軍⑽是代表什麼階級的利益呢？他們是代表著民族資產階級、上層小資產階級、鄉村的富農和小地主。蔡廷鍇們不是同紅軍打過死仗的嗎？可是後來又同紅軍訂立了抗日反蔣同盟。他們在江西，向紅軍進攻；到了上海，又抵抗日本帝國主義；到了福建，便同紅軍成立了妥協，向蔣介石開起火來。無論蔡廷鍇們將來的事業是什麼，無論當時福建人民政府還是怎樣守著老一套不去發動民眾鬥爭，但是他們把本來向著紅軍的火力掉轉去向著日本帝國主義和蔣介石，不能不說是有益於革命的行為。這是國民黨營壘的破裂。九一八事變以後的環境能夠使國民黨營壘分裂出這樣一部分人，為什麼今天的環境反倒不能造成國民黨的分裂呢？我們黨內持這樣一種論點的人是不對的，他們說，整個地主資產階級的營壘是統一的，固定的，任何情況下也不能使它起變化。他們不但不認識今天的嚴重環境，並且連歷史也忘記了。
讓我再講一點歷史。一九二六年和一九二七年，當著革命軍向武漢前進，以至打到武漢、打到河南的時候，發生了唐生智⑾、馮玉祥⑿參加革命的事情。馮玉祥於一九三三年在察哈爾⒀還曾經和共產黨一度合作，建立了抗日同盟軍。
再一個明顯的例子，就是曾經和十九路軍一道進攻江西紅軍的第二十六路軍，不是在一九三一年十二月舉行了寧都起義⒁，變成了紅軍嗎？寧都起義的領導者趙博生、董振堂等人成了堅決革命的同志。
馬占山在東三省的抗日行為⒂，也是統治者營壘中的一個分裂。
所有這些例子都指明：在日本炸彈的威力圈及於全中國的時候，在鬥爭改變常態而突然以洶湧的陣勢向前推進的時候，敵人的營壘是會發生破裂的。
同志們，現在讓我們把問題轉到另一點。
如果有人拿中國民族資產階級在政治上經濟上的軟弱性這一點來反對我們的論點，認為中國民族資產階級雖然處在新環境，還是沒有改變態度的可能，這種說法對不對呢？我認為也是不對的。如果不能改變態度的原因，是民族資產階級的軟弱性，那末，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為什麼改變了他們的常態，不僅是動搖，簡直是參加了革命呢？難道民族資產階級的軟弱性是後來才得的新毛病，而不是他們從娘肚子裡帶出來的老毛病嗎？難道今天軟弱，那時就不軟弱嗎？半殖民地的政治和經濟的主要特點之一，就是民族資產階級的軟弱性。正是因為這樣，帝國主義敢於欺負他們，而這也就規定了他們不喜歡帝國主義的特點。自然，我們不但不否認，並且完全承認：又是因為這一點，帝國主義和地主買辦階級容易拿某種臨時的賄賂為釣餌將他們拉了過去，而這也就規定了他們對於革命的不徹底性。可是總不能說，在今天的情況下，他們同地主階級和買辦階級沒有任何的分別。
所以我們著重地指出：國民黨營壘中，在民族危機到了嚴重關頭的時候，是要發生破裂的。這種破裂，表現於民族資產階級的動搖，表現於馮玉祥、蔡廷鍇、馬占山等風頭一時的抗日人物。這種情況，基本地說來是不利於反革命，而有利於革命的。由於中國政治經濟的不平衡，以及由此而生的革命發展的不平衡，增大了這種破裂的可能性。
同志們！這個問題的正面，已經說完了。讓我再來說一說它的反面，那就是民族資產階級的某些分子常常是欺騙民眾的好手這樣一個問題。為什麼？因為他們中間除了那些真正擁護人民革命事業的人們而外，有許多人在一個時期內能夠以革命的或半革命的面目出現，所以他們同時就具備著欺騙民眾的資格，使得民眾不容易認識他們的不徹底性以及裝模作樣的假相。這就增加了共產黨批評同盟者、揭破假革命、爭取領導權的責任。如果我們否認民族資產階級在大震動中有動搖及參加革命的可能性，那也就取消了至少也減輕了我們黨對於爭取領導權的任務。因為，如果民族資產階級是同地主買辦一模一樣，以賣國賊的猙獰面孔出現，爭取領導權的任務就大可取消，至少也可以減輕了。
在整個地分析中國地主資產階級在大震動中的姿態時，還有一個方面應該指出，那就是：即使在地主買辦階級營壘中也不是完全統一的。這是半殖民地的環境，即許多帝國主義爭奪中國的環境所造成的。當鬥爭是向著日本帝國主義的時候，美國以至英國的走狗們是有可能遵照其主人的叱聲的輕重，同日本帝國主義者及其走狗暗鬥以至明爭的。過去這種狗打架的事情多得很，我們不去說它。於今只說被蔣介石禁閉過的國民黨政客胡漢民⒃，不久以前也簽名於我們所提出的抗日救國六大綱領的檔案⒄。胡漢民所依託的兩廣派軍閥⒅，也在所謂“收復失地”和“抗日剿匪⒆並重”（蔣介石的是“先剿匪，後抗日”）的欺騙口號之下，同蔣介石對立。你們看，不是有點奇怪嗎？並不奇怪，這不過是大狗小狗飽狗餓狗之間的一點特別有趣的爭鬥，一個不大不小的缺口，一種又癢又痛的矛盾。但是這點爭鬥，這個缺口，這種矛盾，對於革命的人民卻是有用的。我們要把敵人營壘中間的一切爭鬥、缺口、矛盾，統統收集起來，作為反對當前主要敵人之用。
把這個階級關係問題總起來說，就是：在日本帝國主義打進中國本部來了這一個基本的變化上面，變化了中國各階級之間的相互關係，擴大了民族革命營壘的勢力，減弱了民族反革命營壘的勢力。
現在我們來說中國民族革命營壘里的情形。
首先是紅軍的情形。同志們，你們看，差不多一年半以來，中國的三支主力紅軍都在作陣地的大轉移。從去年八月任弼時⒇同志等率領第六軍團向賀龍同志的地方開始轉移（21）起，接著就是十月開始的我們的轉移（22）。今年三月，川陝邊區的紅軍也開始轉移（23）。這三支紅軍，都放棄了原有陣地，轉移到新地區去。這個大轉移，使得舊區域變為游擊區。在轉移中，紅軍本身又有很大的削弱。如果我們拿著整個局面中的這一方面來看，敵人是得到了暫時的部分的勝利，我們是遭遇了暫時的部分的失敗。這種說法對不對呢？我以為是對的，因為這是事實。但是有人說（例如張國燾（24））：中央紅軍（25）失敗了。這話對不對呢？不對。因為這不是事實。馬克思主義者看問題，不但要看到部分，而且要看到全體。一個蝦蟆坐在井裡說：“天有一個井大。”這是不對的，因為天不止一個井大。如果它說：“天的某一部分有一個井大。”這是對的，因為合乎事實。我們說，紅軍在一個方面（保持原有陣地的方面）說來是失敗了，在另一個方面（完成長征計畫的方面）說來是勝利了。敵人在一個方面（占領我軍原有陣地的方面）說來是勝利了，在另一個方面（實現“圍剿”“追剿”計畫的方面）說來是失敗了。這樣說才是恰當的，因為我們完成了長征。
講到長征，請問有什麼意義呢？我們說，長征是歷史紀錄上的第一次，長征是宣言書，長征是宣傳隊，長征是播種機。自從盤古開天地，三皇五帝到於今，歷史上曾經有過我們這樣的長征嗎？十二個月光陰中間，天上每日幾十架飛機偵察轟炸，地下幾十萬大軍圍追堵截，路上遇著了說不盡的艱難險阻，我們卻開動了每人的兩隻腳，長驅二萬餘里，縱橫十一個省。請問歷史上曾有過我們這樣的長征嗎？沒有，從來沒有的。長征又是宣言書。它向全世界宣告，紅軍是英雄好漢，帝國主義者和他們的走狗蔣介石等輩則是完全無用的。長征宣告了帝國主義和蔣介石圍追堵截的破產。長征又是宣傳隊。它向十一個省內大約兩萬萬人民宣布，只有紅軍的道路，才是解放他們的道路。不因此一舉，那么廣大的民眾怎會如此迅速地知道世界上還有紅軍這樣一篇大道理呢？長征又是播種機。它散布了許多種子在十一個省內，發芽、長葉、開花、結果，將來是會有收穫的。總而言之，長征是以我們勝利、敵人失敗的結果而告結束。誰使長征勝利的呢？是共產黨。沒有共產黨，這樣的長征是不可能構想的。中國共產黨，它的領導機關，它的幹部，它的黨員，是不怕任何艱難困苦的。誰懷疑我們領導革命戰爭的能力，誰就會陷進機會主義的泥坑裡去。長征一完結，新局面就開始。直羅鎮一仗，中央紅軍同西北紅軍兄弟般的團結，粉碎了賣國賊蔣介石向著陝甘邊區的“圍剿”（26），給黨中央把全國革命大本營放在西北的任務，舉行了一個奠基禮。
主力紅軍如此，南方各省的游擊戰爭怎么樣呢？南方的游擊戰爭，受到了某些挫折，但是並沒有被消滅。許多部分，正在恢復、生長和發展（27）。
在國民黨統治區，工人的鬥爭正在從廠內向著廠外，從經濟鬥爭向著政治鬥爭。工人階級的反日反賣國賊的英勇鬥爭，現在是在深刻地醞釀著，看樣子離爆發的時候已不遠了。
農民的鬥爭沒有停止過。在外禍、內難、再加天災的壓迫之下，農民廣泛地發動了游擊戰爭、民變、鬧荒等等形態的鬥爭。東北和冀東的抗日游擊戰爭（28），正在回答日本帝國主義的進攻。
學生運動已有極大的發展，將來一定還要有更大的發展。但學生運動要得到持久性，要衝破賣國賊的戒嚴令，警察、偵探、學棍、法西斯蒂的破壞和屠殺政策，只有和工人、農民、兵士的鬥爭配合起來，才有可能。
民族資產階級、鄉村富農和小地主們的動搖以至參加抗日鬥爭的可能性，前面已經說過了。
少數民族，特別是內蒙民族，在日本帝國主義的直接威脅之下，正在起來鬥爭。其前途，將和華北人民的鬥爭和紅軍在西北的活動，匯合在一起。
所有這些都指明，革命的陣勢，是由局部性轉變到全國性，由不平衡狀態逐漸地轉變到某種平衡狀態。目前是大變動的前夜。黨的任務就是把紅軍的活動和全國的工人、農民、學生、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的一切活動匯合起來，成為一個統一的民族革命戰線。
人民共和國（30）
如果說，我們過去的政府是工人、農民和城市小資產階級聯盟的政府，那末，從現在起，應當改變為除了工人、農民和城市小資產階級以外，還要加上一切其他階級中願意參加民族革命的分子。
在目前，這個政府的基本任務是反對日本帝國主義吞併中國。這個政府的成分將擴大到廣泛的範圍，不但那些只對民族革命有興趣而對土地革命沒有興趣的人，可以參加，就是那些同歐美帝國主義有關係，不能反對歐美帝國主義，卻可以反對日本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人們，只要他們願意，也可以參加。因此，這個政府的綱領，應當是以適合於反對日本帝國主義及其走狗這個基本任務為原則，據此以適當地修改我們過去的政策。
現時革命方面的特點，是有了經過鍛鍊的共產黨，又有了經過鍛鍊的紅軍。這是一件極關重要的事。如果現時還沒有經過鍛鍊的共產黨和紅軍，那就將發生極大的困難。為什麼？因為中國的漢奸賣國賊是很多的，並且是有力量的，他們必然想出各種法子來破壞這個統一戰線，用他們威迫利誘、縱橫捭闔的手段來挑撥離間，用兵力來強壓，來各個擊破那些比較他們小的、願意離開賣國賊而同我們聯合起來打日本的力量。如果抗日政府抗日軍隊中缺乏共產黨和紅軍這個要素，這種情形是難於避免的。一九二七年革命的失敗，主要的原因就是由於共產黨內的機會主義路線，不努力擴大自己的隊伍（工農運動和共產黨領導的軍隊），而只依仗其暫時的同盟者國民黨。其結果是帝國主義命令它的走狗豪紳買辦階級，伸出千百隻手來，首先把蔣介石拉去，然後又把汪精衛（31）拉去，使革命陷於失敗。那時的革命統一戰線沒有中心支柱，沒有堅強的革命的武裝隊伍，四面八方都造起反來，共產黨只得孤軍作戰，無力抵制帝國主義和中國反革命的各個擊破的策略。那時雖然有賀龍、葉挺一支軍隊，但還不是政治上堅強的軍隊，黨又不善於領導它，終歸失敗了。這是缺乏革命中心力量招致革命失敗的血的教訓。在今天，這件事起了變化了，堅強的共產黨和堅強的紅軍都已經有了，而且有了紅軍的根據地。共產黨和紅軍不但在現在充當著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發起人，而且在將來的抗日政府和抗日軍隊中必然要成為堅強的台柱子，使日本帝國主義者和蔣介石對於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所使用的拆台政策，不能達到最後的目的。沒有疑義，威迫利誘、縱橫捭闔的手段，日本帝國主義者和蔣介石是一定要多方使用的，我們是要十分留神的。
當然，對於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廣泛的隊伍，我們不能希望每部分都有如同共產黨和紅軍一樣程度的鞏固。在他們的活動過程中，有些壞分子因為受了敵人的影響退出統一戰線的事情，是會發生的。但是我們不怕這些人退出去。一些壞人受敵人的影響退出去，一些好人卻會受我們的影響加進來。只要共產黨和紅軍本身是存在的，發展的，那末，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必然也會是存在的，發展的。這就是共產黨和紅軍在民族統一戰線中的領導作用。共產黨人現在已經不是小孩子了，他們能夠善處自己，又能夠善處同盟者。日本帝國主義者和蔣介石能夠用縱橫捭闔的手段來對付革命隊伍，共產黨也能夠用縱橫捭闔的手段對付反革命隊伍。他們能夠拉了我們隊伍中的壞分子跑出去，我們當然也能夠拉了他們隊伍中的“壞分子”（對於我們是好分子）跑過來。假如我們能夠從他們隊伍中多拉一些人出來，那敵人的隊伍就減少了，我們的隊伍就擴大了。總之，現在是兩個基本勢力相鬥爭，一切中間勢力，不附屬於那一方面，就附屬於這一方面，這是一定的道理。而日本帝國主義者和蔣介石滅亡中國和出賣中國的政策，不能不驅使很多的力量跑到我們方面來，或者徑直加入共產黨和紅軍的隊伍，或者同共產黨和紅軍結成聯合戰線。只要我們的策略不是關門主義，這個目的是能夠達到的。
為什麼要把工農共和國改變為人民共和國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