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叢書集成初編》
《叢書集成》收錄的範圍非常廣泛，原編分十大類五百四十—小類，舉凡需常備作參考的古籍，大致已經包羅在內。所收之書，共分十類：總類、哲學類、宗教類、社會科學類、語文學類、自然科學類、套用科學類、藝術類、文學類、史地類。對於研究我國古代文化遺產，確是既實用又方便。
這部大叢書，是集叢書之大成。4107種，4000冊，王雲五主編。商務印書館1935－1937年陸續印出。已出3467冊。未出者533冊。1985年起中華書局用上海商務印書館本影印，未出者亦補齊，共4000冊。輯者先選擇了宋代至清代較為重要的叢書一百種，得子目六千餘種，然後去其重複，實得四千餘種，印作一式的本子（多數排印，少數影印），每冊均有編號，以便排架管理和查找。後因抗日戰爭爆發，沒有按原計畫出全，實際印行三千多種。
我國輯錄群書匯為叢書
始自南宋俞鼎孫的《儒學警悟》與左圭的《百川學海》。到了清代，所刻愈多而愈精，共編選也各有特色，各有側重。這些叢書，凡比較重要的，都已收入《叢書集成》之中。據商務印書館原書目凡例介紹：“初編叢書百部之選擇標準，以實用與罕見為主；前者為適應要需，後者為流傳孤本、”收了很多著名的叢書，還有不少不易找到的筆記雜說。這百部叢書，以刊本朝代分，宋代三種，元代—種，明代二十五種，清代七十一種；以叢書性質分，普通叢書八十種，專科叢書十二種，地方叢書八種。《叢書集成》匯集的百部叢書，原收書約六乾種，二萬七千多卷，刪去重複，實存書約四千一百種，約二萬卷。以種數計，多於《四庫書》著錄的十分之二，字數則約相當於《四庫全書》的三分之一。當時，商務印書館印有《叢書集成初編目錄》，為所收的一百部叢書寫了提要，並分類列出所收的子目。但《目錄》所著錄的和實際出版的不完全相符，因為有一部分沒有出成。1960年，上海古籍書店將《叢書集成初編目錄》修訂重印，一一列出各書的編號，對未出的書亦一一注出，還有書名索引。
“叢書集成”的出現
為一般人大量藏書提供了可能，單從這一點上來說，對我國文化的傳播即功不可沒。有此叢書，常見古籍無不包羅其中，學者治學自然也有更多的方便，只需花極少的錢就可以買到大量的參考書籍，這不能不說是商務印書館的一大貢獻。這套書與商務的“萬有文庫”、“四部叢刊”和中華書局的“四部備要”都成為了近代出版史上尤其是叢書史上的經典之作。唯斷句、排校不無訛誤。“叢書集成”中盡多一些不常見的書，為治學的人提供了寶貴的資料。在那些稀有叢書尚未影印之時，不少善本秘笈都在某些大藏書家手中，秘不示人，學者要用卻無緣得見。即便是一般讀者有好奇之心，想要一睹，也是告借無門。“叢書集成”的出現，姑且不論它的質量如何，作為中國第一部面向大眾的叢書，對於學術上所起的作用是潛移默化的吧。“叢書集成”原本是面向一些中小型圖書館的，可是後來還是私人藏書買得多。現在不少學者治學時很多還是參考“叢書集成”的版本，甚至還用它作為底本進行校勘的，不為別的，就是為了它比較易得。王雲五除了“四角號碼查字法”之外，此叢書也是他的貢獻之一。
即便是在今天，類似於“叢書集成”之類的書並非毫無意義。圖書館中的善本秘笈並非人人可借閱，更有拿著介紹信而看不到書、那書卻早已成了某些人情的事。使善本花身千萬，自可以惠澤多人。且多印小書，分拆出售，可以降低出版成本，使用書之人各得所需：既買得起書，又不至於為了一冊書而買回一大堆自己不需要的書。對於有求全癖好的收藏家來說更是多了許多尋找的樂趣。“叢書”不妨印一些有用的，而且篇幅又不大的小書。在如今精裝本、禮品書滿天飛的日子裡，說這些似乎是不合時宜的了。現在印“叢書”的，也是求全的多，大多後繼無力，像“叢書集成”這樣大手筆的恐怕真的不多。有經濟上的原因，更多的是社會中更深層次的原因。
解放初期 ，“叢書集成”本是不為人所重的，大量的珍本秘籍從一些圖書館或是私人家中流出，何況這類平裝本？從一些前輩學者的回憶文章中了解到，那時在北京天橋和琉璃廠，除了宋元槧，連一般的明、清版書也不過一元一冊（一些善本孤本之類則另當別論），且在琉璃廠的地攤上隨處可見，“叢書集成”幾乎是可以車載斗量的，幾角錢可以買回一大堆好書。時過境遷，自從九十年代之後，書價飛漲，連舊書也是水漲船高。我在文廟曾見一冊“集成”本的《古列女傳》，配圖的（應是顧愷之所畫），賣主索價六十元，未免太離譜了些。其實這些書存世量還很大，如果有心的話，用不高的價格還是可以收集到不少的。我不用“收藏”二字，因為現在搞藏書大多是為藏而藏，這兩個字還是給他們用吧。
“叢書集成”本有排印和影印之分
具體的選擇標準並沒有明確，所以在叢書中對於排印和影印的選擇也比較混亂。一般地說一些國小類及附圖的都採取影印的方式，余者多採取排印，但也未必盡然。說實話，我更喜歡影印的書籍。排印容易出錯，這是其一。影印若不是可以挖補刪改，則基本上要比排印本可信得多。另外影印的書籍若是佳處，可以保留原書墨跡、字型、刻工風格的十之七八。這倒是可以讓我們這些有嗜古癖好卻又買不起古書的人可以過一過癮了。雖然沒有太大的文物價值（若是名家的影抄本，倒可評為“下真跡一等”），但從學術價值角度來說，比諸原本毫不遜色。叢書集成本的扉頁上都有出版的說明
雖然很簡短，但能把一些關鍵的內容交代得非常清楚。如一冊《夢溪補筆談》的說明是這樣的：“本館‘叢書集成初編’所選‘寶顏堂秘笈’、‘稗海’及‘學津討原’皆收有此書。寶顏本文注混淆，段落舛錯，稗海本亦不免。學津本從稗海本出而加釐訂，故據以排印。中脫二條，仍據稗海本抄補附後。”短短數十字，就把此書現存的版本情況（主要是那一百種叢書中所收錄的情況），各版本之優劣及選擇所使用版本的原因，是否有所改動，添加了什麼附錄都交代得清清楚楚。如果此書系“四庫全書”中收錄，還會在書前附上“四庫總目提要”。這一點真值得我們現在的出版社學習。古籍整理類書相互比較
不少古籍整理類的書，前言誇誇其談，不著邊際地神侃，末了卻連書的版本系統和所用底本都未交代清楚，這樣的前言和說明對讀者又有什麼用呢？我買過北京某出版社的一套影印的《四書五經》，沒有出版說明和前言不說，尋遍了書前書後，卻不知道這套書是據什麼版本影印的（看版式，可能是根據原世界書局的版本影印的）。將如此沒有“出生證明”的書賣給讀者，出版社是不是對讀者太不負責任了呢？當然我知道出版這種書掙不到什麼錢，但不能由於沒有經濟效益就馬虎對待，這對出版社的名譽也是一種損害。對於書前說明中有諸如“已據某某本徑改”，或是“有極少數的刪改”之類的話語，全書又不見半條校記者，我是最怕的。這書校改的可信度有幾何？即使是那個領域的著名學者、權威，能保證他們一點都不犯錯誤么？這顯然不現實。省校記，或許是為了節約紙張和排印費用，以期降低成本，但卻給讀者造成了極大的不便。若要引用書上的資料，我終究還是要去查原書的。中華書局的《史記》，沒有校記，雖然是顧頡剛先生主持校點的，但現在在一些專業雜誌上也常常有論文指出其中的某些錯誤。我不為賢者諱，只要是出版了書，就是要對讀者負責的，至少我們要做到我們可以做到的那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