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簡介
石碑石碑：把功績勒於石土，以傳後世的一種石刻。一般以文字為其主要部分，上有螭首，下有龜趺。遺物中有名的，有漢碑“孔廟碑”（在山東曲阜，廷熹七年（164）年建）；六朝有梁忠武王碑（在南京附近）等。
石碑作為紀念物或標記的豎石。多鐫刻文字，意在垂之久遠。 <禮記·檀弓下>“公室視豐碑” 漢 鄭玄 註：“豐碑斲大木為之，形如石碑。”《後漢書·儒林傳序》：“ 熹平 四年， 靈帝 乃詔諸儒正定五經，刊於石碑，為古文、篆、隸三體書法以相參檢，樹之學門，使天下鹹取則焉。”
北魏 酈道元 《水經注·河水四》：“《魏土地記》曰： 梁山 北有 龍門山 ， 大禹 所鑿，岸上竝有廟祠。祠前有石碑三所，二碑文字紊滅，不可復識；一碑是 太和 中立。”
唐 李嘉祐 《晚發鹹陽寄同院遺補》詩：“ 秦家故事隨流水， 漢 代高墳對石碑。”《古今小說·吳保全棄家贖友》：“又立一道石碑，詳紀 保全 棄家贖友之事，使往來讀碑者，盡知其善。”
何小平等《蘭圃天香》：“一轉身，在一塊形象美麗的石碑上，卻有一首 朱德 同志讚美蘭花的詩。”
石碑
石碑
石碑南朝石刻藝術
石碑碑，東漢許慎的《說文解字》解釋為“豎石”。大約在周代，碑便在宮廷和宗廟中出現，但它與現在的碑功能不同。宮廷中的碑是用來根據它在陽光中投下的影子位置變化，推算時間的；宗廟中的碑則是作為拴系祭祀用的牲畜的石柱子。
史載：“宮必有碑，所以識日景，引陰陽也。凡碑引物者，窆（音貶，意為埋葬）用木。”（《儀禮．聘禮》鄭玄注）碑還有一種用途，就是用作舉行葬禮的葬具。
由於當時貴族官僚墓穴很深，棺停運到墓旁邊時，往往在墓的四角設碑。《禮記．擅弓下》記載：“公室視豐碑。”漢代鄭玄註：“豐碑，斫大木為之，形如石碑，於停前後四角樹之，穿中，於間為鹿盧（即轆轤），下棺以縷（粗繩索）繞，天子六縷四碑。”
唐朝孔穎達疏：“下棺以縷繞者，縷即紼也。以紼之一頭系棺緘，以一頭繞鹿盧。”用今天的話來說，“豐碑”是砍大木頭做成的，形同石碑。棺停下葬 時，在墓穴四角各設定一個，碑上有圓形穿孔，孔中繫繩，繩子一頭繞在軲轆上，一頭系在棺停上，將棺停平穩地放人墓穴之中，殯儀結束後，這種木碑往往就埋葬在墓穴中。
唐代封演《封氏聞見記．碑碣》記載：“天子諸侯葬時，下棺之柱，其上有孔，以貫繩索，懸棺而下，取其安市。事畢，因閉礦中。”這裡的“下棺之柱”指的也就是木碑。據說在陝西鳳翔發掘的秦公大墓，墓礦四周還有殘存的這種木柱。應該說，是先有帶穿孔的木柱，後才有石制帶穿孔的石碑。
墓碑便起源於古代用作牽引棺停下葬用的“豐碑”。最初是木質，沒有文字，後來人們為緬懷逝者生前的業績，利用現成的木碑，在上面書寫逝者的生平事跡以及歌功頌德之辭，碑首中間仍鑿有圓孔，叫“穿”，這樣，墓碑便正式形成了。
古埃及石碑劉熙《釋名．釋典藝》對於墓碑的起源和演變是這樣描述的：“碑，被也。此本葬時所設也。施鹿盧，以繩被其上，引以下棺也。臣子追述君父之功美以 書其上，後人因焉。無故（應為物故）建於道之頭，顯見之處，名其文，就謂之碑也。”東漢之前的墓碑大多為木質，腐爛無存，所以北宋歐陽修《集古錄》感嘆道：“至後漢以後始有碑文，欲求前漢碑碣，卒不可得。”但東漢以前的石碑也有少量流傳下來。現存最早的墓碑是西漢河平三年（公元前26年）的《鑣孝禹碑》 碑文寫道：“河平三年八月丁亥平邑里鑣孝禹”。該碑是清代同治九年（870年）在山東發現的。碑高1.45米，表面粗糙，未經磨光。
東漢時期，重視厚葬，墓碑風行。前面曾引《宋書．禮志》的記載：“漢以後，天下送死奢靡，多作石室。石獸、碑銘等物。’南朝梁時劉勰《文心雕 龍》也寫道：“自後漢以來，碑碣雲起。”不僅王公貴族墓前樹碑，就連一般的庶民百姓乃至童孩墓前也樹碑，如<隸釋>卷9有《故民吳仲山碑》，《蔡邕集》有《童幼胡根碑》。這一時期墓碑已由木質發展到石質，而且銘有碑文，製作精緻，大多經過磨光。碑首尖的叫“圭首”，圓的叫“暈首”，碑首中間有圓形穿孔。有 的碑有“穿”，如江蘇南京溧水東漢《校官碑》；有的碑首還浮雕出龍紋，如東漢晚期四川雅安《高頤碑》；有的碑側刻有花紋，如東漢晚期的《乙瑛碑》。
三國兩晉時期，一改東漢的厚葬之風，崇尚薄葬，禁碑之風盛行。帝王陵墓之前不設石碑。門閥土族經過皇帝特許，方可在墓前樹碑，如王導、溫嶠。郗 鑒、謝安等人均樹有石碑。在<全晉文>中，僅東晉著名文士孫綽書寫的碑文就保存有7篇，它們是：《丞相王導碑》、《太宰郗鑒碑》、《太尉庾亮碑》。《太傅褚褒碑》、《司空瘐冰碑》、《穎川府君碑》和《桓玄城碑》。遺憾的是，這些墓碑無一遺存。到了南朝，雖有碑禁，但已成一紙空文。帝王陵墓神道石刻中，石碑 與石柱、石獸均成對出現，成為一項固定的制度。
南朝石碑南朝石碑，由碑首、碑身。碑座（龜跌座）三部分組成。碑首呈圓形，碑身呈長方形，碑座為角趺形，又稱龜趺座。碑首頂部圓脊上，兩側各浮雕著相互 交結成辮狀的雙龍；碑首正中有一長方形額，額內刻有與墓主有關的朝代。官銜、諡號之類的文字；額下有圓形穿孔，穿孔為古制的孑遺，已無實用價值，僅起裝飾作用，南朝以後不復有此；額四周線刻龍、鳳、火焰。雲氣。蓮花等紋飾。碑身正反面均刻有文字，文字四周飾以卷草紋之類的紋飾；碑身側面有的飾以浮雕圖案及 線刻畫。碑座為一角趺，龜趺又名敝屣（音必戲）。
古人認為龜是靈物，耐饑渴，有很長的壽命，所以用它托碑。五代以後，我國開始流傳“一龍生九子，九子各不同”的說法，並且根據每個龍子不同性格、愛好等特點，把它們裝飾在不同的器物上。
它們是：敝屣，善於負重，形象是馱石碑狀；鴟吻，喜歡眺望，裝飾在屋檐上；饕餮，習性貪饞，裝飾在食具上；睚眥，性兇惡，喜殺戮，裝飾在兵器 上；狴犴，憎恨犯罪，裝飾在監獄門上；狻猊，喜好煙火，裝飾在香爐蓋上；叭夏，喜歡水，裝飾在橋欄桿上；椒圖，討厭生人，裝飾在大門口；蒲牢，愛好音樂，裝飾在鐘紐上。明代楊慎《升庵集》也有此說法。
龜的名聲，到宋以後才逐漸不雅了。南朝陵墓石碑的碑座刻物，可以理解為龍子之一。其形狀似一隻大烏龜，凸目昂首，一足前邁，作負重匍匐爬行的姿 態。元代翰林傳講學士袁桷曾參與朝廷很多勛臣碑銘的撰作，他有詩詠道：“龜跌負穹石，浮語極褒多。”從實地調查情況來看，石碑的碑首。碑身為一塊整石雕琢而成，碑座是用另一塊巨石雕琢而成，兩者之間以神卯結構相連，渾然一體。
南朝陵墓石碑與神道石柱一樣，從下往上逐漸“收分”，變小變窄，但肉眼是無法觀察出這種微小變化的。“收分”既增加了石碑的穩定性能，又增加了整個石碑的美感。
南朝陵墓石碑，今天所能見到的唯有梁代石碑，但這並不是說宋、齊、陳沒有石碑。南宋周應合《景定建康志》便著錄有《齊宣帝陵碑》，齊宣帝蕭承之 為齊高帝蕭道成之父，死後被謚為皇帝。清代袁枚《梁武帝疑陵詩》（實指陳武帝陳霸先萬安陵）寫道：‘富有穹碑無文字，萬萬蠅書記某吏。”足見至清代陳武帝陵前還有石碑遺存，只是由於時代遞遷，多數帝王陵寢石碑湮沒無聞罷了。現存梁代石碑，多數剝蝕嚴重，文字磨滅。
梁始興忠武王蕭譫墓石碑
南宋曾極《金陵百詠．沒字碑》詠嘆道：“漫漫荒地浸綠蕪，殘碑一丈載龜跌。當年刻畫書勛伐，雨打風吹字已無。”可見，早在南宋時期，墓碑已面目 全非。目前，梁代陵墓石碑共有12通，4通石碑較為完整，全部在南京境內；8通石碑僅剩龜躍座，其中6個角跌座在南京，2個龜躍座在丹陽梁文帝蕭順之建陵前。這些現存的梁代石碑中，以梁安成康王蕭秀墓石碑數量最多，以梁始興忠武王蕭譫墓石碑文字最為完整，以梁臨川靖惠王蕭宏墓石碑雕刻紋飾最為精緻華美。今 人歌詠六朝石碑形象地寫道：“六百座碑，勝跡猶堪論興廢；三千行字，遺蹟自可作文章。”
百年石碑
石碑棋盤山風景區滿堂鄉中水泉村季艷打來電話：“我家房東側埋著一個石碑。村里要動遷，請記者協調文物部門保護這個石碑吧！”趕赴中水泉村，尋找查看這甬石碑。
全家多年護石碑
季艷是村民白立偉的妻子。見到記者趕來後，白立偉媽媽和兒子、兒媳一道，熱心指點石碑的埋藏處所。
在白家住房東山牆外，漫起的土堆上露出了“螭首龜趺”碑座上端。距此東面約30米處的柳樹下，“螭首龜趺”的脖頸擠壓在拆遷磚頭下面。
白立偉夫婦介紹說，這甬石碑、“螭首龜趺”碑座，在此間已有很多年了。因為臨近道旁，他們擔心破壞石碑，便將石碑、碑座掩埋起來，上面還經常堆放著玉米秸，以免別人置放重物壓壞石碑。聽說中水泉村要拆遷，白家生怕破土動工後破壞石碑、碑座，便給記者打電話求助，以便妥善保護石碑、碑座。
百年古碑重見天
當天下午，經白立偉媽媽指點，瀋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相關人員找到石碑，“螭首龜趺”碑座，也顯出美麗紋飾。
經測量，“螭首龜趺”碑座正中座台長94厘米、寬31厘米，榫卯方孔長37厘米、寬21厘米，此處為立放石碑部位。石碑框線高浮雕海水、二龍戲珠圖案，雕工十分精美。此外，在白家門口，記者還看到一個40厘米見方、正中圓形的建築構件“柱礎石”，可見附近曾有寺廟之類的建築物。
石碑記載老祖先
儘管該石碑已殘缺，但殘留的碑文仍清晰可辨：“……三世祖（諱）都力吉，四世祖（諱）禪察都督，五世祖（諱）阿古都督，六世祖（諱）達格，……迄今二百餘年，無有隕越，其間祠宇朽漏，眾族集資隨時修葺，更未敢少有缺如……”
考古人員將石碑撬起，隱約可辨碑陰文字：“正白旗國戚舅氏子孫章京品級族長澤親……十五代孫左領常慶……”足見碑陰均為立碑人的名字、官職等。
專家看重古石碑
當天下午，瀋陽故宮博物院研究室主任、史學家佟悅介紹說，這甬石碑應為滿族“喜他拉氏”家族的家廟石碑。根據該石碑碑文“光緒元年”，“章京品級”、“左領”等官職，以及“十五代孫”、“十六代孫”記載推斷，該石碑應為光緒年間重修“喜他拉氏”家廟時豎立，距今達100多年。
碑文記載的“五世祖阿古都督”，為清太祖努爾哈赤的姥爺，阿古都督的女兒，便是努爾哈赤的媽媽。努爾哈赤媽媽為“喜他拉氏”；其“六世祖達格”，即為努爾哈赤的舅舅。該石碑碑文記載的“喜他拉氏”先人，都是努爾哈赤的長輩或祖先。
佟悅介紹說，根據碑文“正白旗國戚舅氏子孫”記載，努爾哈赤母親、舅舅輩的“喜他拉氏”，並未隨同清軍入關，而是祖輩居住於此，其職責專門看守福陵。因為滿堂鄉中水泉村與福陵，僅僅南北相距約兩公里之遙。
佟悅認為，該石碑雖然殘缺，但明確記載了“喜他拉氏”的世系淵源，並且上溯久遠，十分難得。根據碑文分析，這座“喜他拉氏”家廟，可能是當年專門修建的，也可能是他們贊助修繕了當時的某座廟宇，然後作為家廟。該石碑碑文與清代守陵制度、“喜他拉氏”家廟完全吻合，是具有珍貴史學價值的文物實物，希望文物部門能夠妥善保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