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國圖志》一本啟發了日本強盛的中國奇書

甲午戰爭,一個古老文明為什麼不敵一個新生小國?一百多年來研究者提出許多看法,其中一個重要看法,就是中國固步自封,日本則潛心好學,順勢變革。中國不是沒有人看到問題關鍵,只是統治者不思進取,不知世界大勢,依然陶醉在自己編織的“盛世”神話中。結果,不到半個世紀,中日易位:先前的學生和老師互換了角色。為什麼?

相關的原因,從中國到日本的專家,都總結了很多。以至於直到今天的課堂上,還是中學歷史考試的重點。

但有一個日本人總結的離奇原因,卻一直說的不多。

早在日本明治維新開始前,日本思想家佐久間象山,就堅定認為日本一定會贏:因為撿到了一件來自中國的絕世法寶。 而當代日本著名作家井上靖,同樣也持這觀點:日本能夠成為近代亞洲唯一一個走上獨立發展道路的國家,首先要歸功於這件法寶。

這個傳說中的寶貝,正是中國清代思想家魏源寫就的一本奇書:《海國圖志》

緣起:魏源接力林則徐

魏源魏源

1840年鴉片戰爭爆發,由於戰事的失利,魏源悲憤填膺,愛國心切,於1841年3月,憤然棄筆從戎,投入兩江總督、抵抗派將領裕謙幕府,到定海前線參謀戰事。

1841年8月,魏源在鎮江與被革職的林則徐相遇,兩人徹夜長談。魏源受林則徐囑託,立志編寫一部激勵世人、反對外來侵略的著作。他以林則徐主持編譯的《四洲志》為基礎,廣泛蒐集資料,編寫成《海國圖志》50卷。此後,他對《海國圖志》一再增補,1847年刻本擴為60卷,1852年(鹹豐二年),全書達到100卷。該書敘述世界各國的歷史和地理,並主張學習西方的科學技術,對當時思想界有很大影響。

《海國圖志》是一部劃時代的著作,其“師夷之長技以制夷”命題的提出,打破了傳統的夷夏之辨的文化價值觀,摒棄了“九州八荒”、“天圓地方”、“天朝中心”的史地觀念,樹立了“五大洲、四大洋”的新的世界史地知識,傳播了近代自然科學知識以及別種文化樣式、社會制度、風土人情,拓寬了國人的視野,開闢了近代中國向西方學習的時代新風氣。

創見:首倡“師夷長技”論

《海國圖志》《海國圖志》

《海國圖志》根據那個時代所能獲得的資料,詳細記述了世界各國歷史、地理、制度、文化習俗,是近代中國一部最偉大的著作。梁啓超在《清代學術概論》中盛讚這是中國人研治“域外地理學”的開山之作,意義重大。

在《海國圖志》中,魏源不僅依據豐富的資料向中國人詳細介紹了世界各國,而且提出許多偉大的見解,一再叮囑中國人要重建寬廣胸懷,不要將域外文明視為洪水猛獸。東西洋文明儘管可能有這樣那樣的問題,但必須承認,這些不同文明均有中國文明所不具備的優點。中國人應該潛下心來,記住先賢教誨,一事不知以為恥。魏源指出,即便從復仇觀點看,也必須“師夷之長技”。

魏源“師夷之長技以制夷”的思想具有相當的歷史局限性,這個口號將一個正常的文明交流轉換為“文明衝突”。不過在“天朝上國”迷思仍未被打破的近代早期,“師夷之長技以制夷”應該是一個比較可行的權宜之計。

無奈:喚不醒的天朝夢

儘管魏源的主張如此溫和,這一主張在那個時代並沒有在中國獲得應有迴響。那時的中國人並不認為中國在鴉片戰爭中的失敗具有必然性,更不知道此次東來的西洋文明與中國文明的本質區別。一個古老、精緻的農業文明怎樣面對工業文明、商業文明,那時中國人似乎根本沒有想過。

魏源在這部書中建議中國人應該正視西方工業文明的挑戰,應該儘快發展自己的工業、商業、航運業、金融業。中國不僅應該大度接納西方人來華貿易,而且應該“互市”,要求西方也要向中國資本開放市場。將工業文明、商業文明的種子,漸漸嫁接至中國農業文明老樹上。更有甚者,魏源在這本書中,還刻意介紹了英美等國民主制度,以為英美聯邦制、選舉制、分權制衡的司法制度,以變古今官家之局,人心翕然,選官舉能,可謂不公乎,可謂不周乎(《海國圖志後序》),實在值得中國人注意借鑑。

《海國圖志》意識到了歷史大轉折,意識到了中國無法固守單一的農業文明,中國應該增強“海國”意識,應該與世界互動,雙向開放。

一百多後重讀《海國圖志》,我們依然能感覺到一個敏銳的知識人對世界大勢的清晰判斷,然而,“天朝上國”的惰性太強大了,失敗很快成為過去,剛剛醒來的雄獅打個哈欠又睡著了。中國辜負了林則徐-魏源的一片苦心。“書成,魏子歿,廿余載,事局如故”(左宗棠:《海國圖志序》)。

意外:竟成日本“教科書”

《海國圖志》在自己的國家沒有贏得應有尊重,沒有轉化為變革的力量,根據魏源好友姚瑩分析,這主要是因為《海國圖志》“犯諸公之忌”(姚瑩:《與余小波言西事書》,《東溟文後集》卷八),談論了不該談論的事,從而使中國錯失至少二十年機遇。(蔣廷黻:《中國近代史》)

與中國的情形很不同,1851年一個偶然機會讓《海國圖志》傳到了日本。此時的日本還處在鎖國狀態,但魏源這部書卻讓日本人如獲至寶,在此後五年間,《海國圖志》的日文版本竟然出了二十幾個,深刻啟發了日本人的近代意識。江戶晚期思想家佐久間象山讀了《海國圖志》後,格外佩服魏源“師夷之長技以制夷”的主張,以為應該像魏源那樣以全新世界格局重新規劃日本方略。在許多人仍將西方文明視為“奇技淫巧”的時候,佐久間象山由魏源啟示開始了對世界及日本前途的重新思考。

《海國圖志》傳到日本的第三年(1853),美國“黑船”叩關江戶灣。或許是基於十幾年前鴉片戰爭的教訓,或許是《海國圖志》已將世界經濟必將交流的意義說得很明白,或許是因為日本人已有與歐洲人(荷蘭人)打交道的經驗„„總而言之,日本通過談判,達成了妥協,日本既沒有像中國那樣長時期沉浸在失敗陰影中,也沒有單純地成為西方工業品的傾銷地。日本很快建立了自己的工業、商業基礎,用不太長的時間實現了在遠東建立一個西方式國家的夢想。日本學者井上靖說,幕府晚期之所以能發生“開國主義”思想,其契機主要是因為那時的日本知識人普遍閱讀過傳來不久的《海國圖志》。

我們當然不能說日本在甲午戰爭中打敗中國完全得益於《海國圖志》,就像中國在這場戰爭中失敗不能歸罪於任何單一原因一樣。但是,我們似乎可以說,《海國圖志》在中日兩國截然不同的遭遇,不僅讓中日師生易位,而且折射了這兩個東亞國家勝敗中的深層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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