詞源
1,“支那”起源於印度。印度古代人稱中國為“chini”,據說是來自“秦”的音譯,中國從印度引進梵文佛經以後,要把佛經譯為漢文,於是高僧按照音譯把chini就翻譯成“支那”。同為印歐語系的古羅馬稱中國為Sinoa,後來的英文中的China,和法文中的Chine,都是來自這個語源。《大唐西域記》就有一段記載:“王曰:‘大唐國在何方?經途所宣,去斯遠近?’對曰:‘當此東北數萬餘里,印度所謂摩訶至那國是也。’”有人指出:Ci^na之名在《摩訶婆羅多》、《摩奴法典》、《羅摩耶那》等印度古籍就出現了。但還不能確證這就是指中國。《釋迦方誌》引用了後漢獻帝建安十年,入竺之秦州刺史成光子的話:“成光子云:‘中天竺國東至振旦國五萬八千里。’”那么振旦最遲在東漢以前就已經廣為印度人熟悉了。
“支那”和葡萄牙語、荷蘭語、德語、英語中的China以及法語中的Chine等皆起源於梵語Ci^na—stha^na之說,也已為學界公認。古代希臘、羅馬等國對我國的稱呼,除了有繒絹之義轉化來的Serice(塞里斯)外,還有與支那同源的Sin,Thin,或Sinai,Thinai。春秋時秦穆公歸併了許多西北部遊牧民族,並把翟(狄)人部落趕到漠北,秦始皇時代,又迫使匈奴西遷。他們就逐步滲入中亞、西亞和歐洲的同時也使西方人知道了秦,並以為那就是中國了。這種說法還有爭議,但從《史記》中說秦國“禁不得祠”來看,如果“不得祠”就是佛陀寺,那么秦與印度早就有交往了,佛經中的支那就是秦,從而轉化為中國之意的脈絡就很清楚了。
日本僧侶空海曾於804年隨遣唐使赴唐學習佛經,因此可以推斷他書中的“支那”,是從漢譯經典里學來的。以後一些佛教界人士為顯示博學、虔誠也開始用起了“支那”一詞稱呼中國。但明治維新時,山鹿素行等人覺得國名之爭,可以為他們的政治主張服務,認為與中國相對的就是夷人,所以特意寫了一本《中朝實錄》來爭這個“中朝”之名。接著福澤諭吉等人提出了脫亞入歐的主張。甲午戰爭中清政府失敗後,長久以來一直把中國尊為上國的日本人,在震驚之餘大為陶醉。從此,“支那”一詞在日本開始帶上了戰勝者對於失敗者的輕蔑的色彩。1913年又根據駐華公使的提議商定:日本政府今後均以“支那”呼稱中國。對此引起了很多中國人的憤怒,1919年留日學生在國內出版的《東遊揮汗錄》中,除了以毒攻毒地繼續使用“倭人”一詞以外,還因為英語中的Japan源於漆器,而且日本想脫亞入歐,就用它的音譯,稱之為:“假扮”。
2,在一段時期內,“支那”是對中國漢人的尊敬。“支那”一詞在日本流行起來是明治維新以後的事。不過那時中國的正式國號是“大清”,所以日本政府在正式場合把中國稱為“清國”或“大清帝國”,把甲午戰爭稱為“日清戰爭”,把義和團事變稱為“北清事變”。但是在一般的民間報刊,則一般把中國稱為“支那”,把“日清戰爭”稱為“日支戰爭”,把中國話稱為“支那語”。日本人不稱中國的正式國號“大清”而稱“支那”,那時的中國漢人,特別是中國的革命家,對日本稱中國為“支那”,不但不生氣,反而還有幾分感激。那時中國漢人處於異民族的統治之下,因為日本暗中支援中國革命,所以一時間日本成為中國革命家的樂園,同盟會、光復會等反政府組織都是在日本組建的。那時很多漢人來到日本的頭兩件事就是:第一是剪辮子,表示不再效忠清廷;第二是自稱“支那人”,拒絕承認自己是“清國人”。由於那時“中國”這個詞還沒有被公認,所以很多革命家直接借用日本式稱呼稱自己是“支那人”。1902年,章太炎等在日本東京發起《支那亡國二百四十二年紀念會》,提出“光復漢族,還我河山,以身許國,功成身退“的誓詞(“支那亡國”是指明朝亡於清朝的那一年);1904年,宋教仁在東京創辦了名叫《二十世紀之支那》的雜誌,這是後來同盟會黨報《民報》的前身。即使是立憲派的梁啓超,也用“支那少年”為筆名,康有為次女康同璧也曾在詩中稱“我是支那第一人”。
當時很多中國的革命家使用“支那”這個詞稱呼自己,亦說明那時日本使用“支那”稱呼中國,不但沒有貶義,反而含有對中國漢人的尊敬。如果日本人按照當時中國的正式國號“大清”,把中國人稱為“大清人”,把中國話稱為“大清語”,對中國的漢人來說,反而會感到被侮辱了。但是辛亥革命之後,中國的正式國號從“大清帝國“變成“中華民國“,由此而引發了中日之間的“支那“爭論。
延伸
1,在明治維新之前很少有日本人用“支那”一詞稱呼中國,日本書中常見的中國稱謂乃是“漢”、“漢土”、“唐土”、“中土”、“中國”或者以相應朝代的名稱稱呼中國,如隋等。明治維新以後,日本人不忿叫我國做“居四夷之中”的中國,為了培養大和民族的優越感,一改長期以來對中國的稱呼(chugoku),而改用“支那”。2,中國人經過革命結束封建統治、建立了亞洲第一個共和國——中華民國的時候,作為近鄰的日本卻出於自身的利益要求,單方面給中國取了一個“支那共和國”的漢字國號。一些有識之士一開始就對日本使用“支那”稱呼中國的作法表示了關切,甚至進行了抵制。直至一九三○年,國民政府才訓示外交部∶今後凡載有“支那”二字的日本公文一律拒收。同年十月,日本外務省提請內閣討論將中國的日文正式稱謂改為“中華民國”。但日本民間使用“支那”的現象並無減少。
3,由於反清志士“夷夏之大防”的心態,讓一些日本學者轉了空子,一些學者撰文說:地理上的“支那”指中國本土,並不包括長城外的滿洲、蒙古等地。
4,日本全面挑起侵華戰爭之後。日本外務省也開始追隨軍部使用“支那”稱呼中國,稱“盧溝橋事變”為“支那事變”。在侵華戰爭中,日本一直用支那來稱呼中國,用“支那人”來稱呼中國人。
5,日本戰敗後,盟國最高司令部政治顧問團確認“支那”稱謂含有蔑意,責令日本外務省不得再使用“支那”稱呼中國,其後,“支那”這一稱謂開始從日本政府的公文里、學校教科書中、媒體中消失。但是日本的右翼分子仍然堅持使用“支那”稱呼中國,不斷挑釁中國人。
相關
1931年日軍侵占全東北並隨即建立偽滿政權後,為泯滅當地居民的中華民族意識,對敢於自稱“中國人”的民眾輕則打耳光、重則抓捕,強令他們必須自稱是“滿洲國人”。在近年國內有些描寫偽滿時期的電視劇中,出場的日本侵略者還訓誡居民“你們中國人”如何如何,這一聽便知是編導者不了解偽滿時的社會狀況。日本社會上以貶斥“支那人”為重要標誌的侮華、蔑華風潮,在以盧溝橋事變為發端的全面侵華戰爭開始後發展到頂點。當時日本政府並沒有對華宣戰,只稱這是一次“膺懲暴支”的“事變”,不承認也不遵守任何國際間的戰爭法規。此時一些狂熱的軍國主義分子稱呼“支那”尤嫌不足,又稱中國人為“強克玀”(“豬玀”之意,由“豚尾奴”發展而來)。受這種辱華情緒煽動的日本軍人,自然會放手對中國和平居民實行大屠殺。1950年代在撫順戰犯管理悔過的日本戰犯通過反省,追思為什麼犯罪的原因時都說:“那時我們根本沒有把中國人當成人,感到如同屠宰豬羊一樣”1945年8月15日,中國人民迎來了洗刷對日國恥的一天,各地的日本人則大都如喪考妣地集合收聽了接受《波茨坦宣言》(即要求其投降)的“御音”。中華兒女以3500萬人傷亡(其中死亡2000多萬人)的代價贏得勝利,同時也使“支那”這一辱華之稱走向了終結。
日本自戰敗起,其新聞報導開始改變了“重慶政權”、“支那軍”一類傳統稱呼,出現了“中國政府”、“中國軍隊”的正式稱號。戰後中國派駐日本的軍事代表團到達東京後,發現某些媒體中仍出現“支那”一詞,馬上以戰勝國身份要求盟國占領軍禁止,美國占領當局就此向日本政府發出命令。1946年6月6日,日本外務省向各新聞出版單位發出《關於避免支那稱呼事宜》的通知稱:“往昔通常使用‘支那’二字作為中華民國之國名,今日應改用中國等稱號。查‘支那’之稱素為中華民國所極度厭惡者。鑒於戰後該國代表曾多次正式及非正式要求停止使用該詞,故今後不必細問根由,一律不得使用該國所憎惡之名稱。”
這個通知雖表現出無可奈何的口氣,“支那”這一使中國人極感屈辱的名詞畢竟從此在日本公開出版物中消失。不過,由於戰爭期間國民黨政府許多表現在戰敗者心中並沒有確立起尊重,戰後的中國又仍處於內戰和極度貧困之中,日本人私下常有“我們是被美國打敗的,並沒有敗給中國”的言論,日常口頭習慣仍使用“支那”一詞。
後來的歷史證明,“支那”一詞在日語的口頭表述中消失,在於新中國成立後取得的抗美援朝戰爭的勝利。中國敢於出兵朝鮮,並使美國輿論驚呼遇到“美國陸軍史上最大的敗績”時,戰後普遍對美國頂禮膜拜的日本人不能不深感震驚!他們對過去數典忘祖而一度輕蔑的神州古國重新產生了敬佩之感,“中國”一詞就此真正成為日本人平時的口頭語言。戰後出生和長大的日本人,如今大都只有查字典才知道:“支那──系以往對中國的稱呼”。
抗美援朝戰爭的勝利,不僅震動了日本本土,當中國軍隊對美軍作戰的捷報傳到東北的日本戰犯管理所時,那些從蘇聯遞解過來而對華表示不服的戰犯們也都低下了腦袋。這些一向只崇尚強者的人,就此才紛紛表示服罪並願意接受改造,並不能不重新認識中國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