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緒二十一年(公元1895年)4月17日，日本下關市的春帆樓內煙霧繚繞，沉悶得令人喘不過氣。窗外的陽光招搖不停，就如同此時坐在談判桌對面的人，洋洋得意。在這一天，清廷派全權欽差大臣與日本簽訂了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清政府的腐敗懦弱徹底暴露在帝國主義列強面前，“甲午戰爭”也以此畫上了一個悲哀的句號。
《馬關條約》簽訂場景復原
從明朝後期開始，中國就實行“海禁”制度，明亡後這一政策又被清朝沿襲下來。與世界脫節不僅導致統治者們沉浸在“天朝上邦”的幻想中無法自拔，更令以小農經濟為主的中國被工業革命後的歐洲諸國甩在身後。起初，各國希望與這個古老神秘的東方大國進行交往，沙俄使者帶來大量講述世界各國風土的書籍和地圖，英國使臣帶來火槍、大炮和軍艦模型。然而這一切都被統治者束之高閣，既看不起也絲毫不想了解。
“鴉片戰爭”後，清朝不得不打開國門看向世界，一絲新時代的氣息吹進了這片封閉的土地。然而這並未讓清廷大夢初醒，只有極少數的官僚和進步知識分子開始向西方學習。在英法聯軍入侵、太平天國起義等一系列內憂外患的打擊之下，清廷這才邁著蹣跚的步履踏上自強求富之道路，為此還一度出現了所謂的“同治中興”。
慈禧太后劇照
然而我們應當明白，此時清朝雖有李鴻章這樣的現代化官僚、劉步蟾這樣的現代化將領、魏源這樣的現代化知識分子，然而就整體而言，朝廷依舊是封建的朝廷，軍隊依舊是封建的軍隊，臣民依舊是封建的臣民。作為封建國家一時興起的產物，北洋水師誕生之初就顯得先天不足，甚至算不得是一支現代化海軍。
反觀同時期的日本，雖是彈丸島國，卻而在帝國主義的侵略中反思學習，在政治、經濟、文化、工業乃至軍事上都取得了長足進步。藉助“明治維新”的東風，日本迅速脫亞入歐，發展為日益強大的資本主義國家。可以說，此時的日本已經擁有完整的近代社會體系、民族意識覺醒的現代化民族，以及一個高效精簡的現代政府，這正是組建並指揮一支現代化軍隊必備條件。
“甲午海戰”日本海軍劇照
舉個例子，李鴻章籌建海軍之時，時刻面臨著御史和政敵翁同龢(時任戶部尚書)的掣肘，這耗費了他的極大精力，而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卻壓根不需要在這些破事上浪費時間。再者，大清財政收入中，有多少會用到慈禧太后的壽宴，又有多少會用到軍事建設上?具體數字或許很難統計，但我們每個人都很清楚——前者一定比天皇壽宴的花銷高得多。
為了確保自己對北洋水師的控制，李鴻章只能推薦陸軍出身的丁汝昌擔任水師提督。對李鴻章的這一行為，後世有不少人表示抨擊，卻壓根沒考慮到此時中國是否能找到足夠勝任水師提督的海軍將領。反觀日本，有太多人才足以勝任聯合艦隊司令。
水師提督丁汝昌劇照
可以說，“甲午戰爭”不僅是日本全國和李鴻章一個人的戰爭，更是由資本主義國家發起的針對封建主義國家的現代化戰爭。除了工業體系、經濟基礎和現代化政府外，還需要團結凝聚的民族意識，可惜清政府並不滿足上述任一條件。在風雨飄搖的晚清，被統治者奴役剝削的四萬萬民眾尚且難以自保苟活，又談何對這個國家施以援手?
在隔海相望的日本，卻是另一番不同的景象。日益強盛的國力給日本國民帶來了強大民族自信，民族意識開始覺醒。伴隨著工業經濟的迅速發展，資源匱乏、市場狹小的弊病癒發突出，日本急需對外進行資本和商品輸出。再加上國力強大後野心膨脹，“征討清國”就這樣被提上戰略日程。對明治政府而言，為這場戰爭募集資金並非難事——只需在報紙上刊登一則訊息，就能發動社會各界積極捐款捐物，幾乎每個公民都能做到不遺餘力。
黃海海戰場景復原
而這，恰恰就是“甲午戰爭”時期中日兩國的差距，也是封建制農業國和資本主義工業國的差距。雖然北洋海軍覆滅僅僅代表著清朝海戰失利，然而“甲午戰爭”後期爆發的陸戰中，清軍照樣一敗塗地。歷史一向公平，也一向殘忍，唯有適者得以生存，這就是最好的殷鑑。
退一步說，假使北洋水師獲勝，我們能從日本這個又窮又小又偏僻的彈丸島國榨取到什麼東西?對滿清王公而言，與日本和談毫無意義，還不如寬恕其罪以顯示天朝“皇恩浩蕩”。再者，就算能從日本拆走各類軍工廠，壓榨到上億兩白銀，十年或者二十年之後也無法成為現代化國度，抓出一大堆“和珅”倒是極有可能。從這一角度而言，當時的清朝不配獲得勝利。
日俄“對馬海戰”油畫
利用戰爭賠款，日本建立並完善了工業體系，在十年後的“對馬海戰”中一舉殲滅沙俄太平洋艦隊，擁有了和英美爭奪太平洋的底牌。假如清朝真的成為“甲午戰爭”中獲勝的一方，最大的可能或許是在大洋彼岸培養出一個新的“勾踐”，以及一場猛烈無比的暴風雨。
清朝 甲午戰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