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1年8月，魏源心裡極度陰沉，走在鎮江的街道上，他思考著自己國家最近在鴉片戰爭中的糟糕表現，不住的嘆氣，曾被譽為世界中心，怎么就頹敗的如此厲害?
“默深(魏源，字默深)，是你?”一陣熟悉的聲音傳來，魏源順勢望去。“元撫(林則徐，字元撫)，是你，你怎么?”魏源看著蒼老的林則徐問道，“我，已被革職，逾數日應該就會被發配，可否進屋與我...?”，“求之不得”魏源打斷了林則徐還未說完的話，隨即兩人進了屋。
林則徐這一談就是一夜，兩人竟毫無睡意。第二天，天剛放亮，魏源就起身告辭了。“元撫，你所囑託，我必將完成。激勵世人、反對外來侵略，我必定著書示人。我記憶不好，不宜久留，望早日還家，提筆記之”
1842年，魏源在以林則徐主持編譯的《四洲志》基礎上，廣泛蒐集資料，編寫了《海國圖志》50卷。1847年刻本擴為60卷，1852年(鹹豐二年)，全書達到100卷。
翻開書的第一頁，魏源為《海國圖志》作的序是這樣寫的：“是書何以作?曰：為以夷攻夷而作，為以夷款夷而作，為師夷長技以制夷而作。”了解“夷情”，幫助人們習其“長技”，以抵禦外侮，振奮國威。魏源還在《海國圖志》中指出：“有用之物，即奇技而非淫巧。”對付外國侵略者，不能“舍其長，甘其害”，而必須“塞其害，師其長”，只有“善師四夷者，能制四夷”。
魏源一本這樣的書面世，無疑給了那些妄自尊大，把西方先進的科學技術視為“奇技淫巧”，盲目排外的頑固派，狠狠抽了一巴掌。魏源想，我這樣的一本警世之作，雖不能振聾發聵，但也些許有些益處吧。然而，魏源徹底絕望了。
《海國圖志》在它的祖國出版後，幾乎無人問津。可那時候，國內可有紳士百萬餘人，有能力讀此書的至少也有300多萬人啊!可為什麼沒人認真地閱讀和領會書中的些許內涵呢?
相反，更多的是守舊的朝廷官吏的罵聲撲面而來，因為他們無法接受書中對西方蠻夷的“讚美”之詞，更有甚者主張將《海國圖志》付之一炬。清政府也肯定的作了評語：《海國圖志》就是一本大逆不道的書籍。
可，日本卻不這么認為了。
那是1851年，日本海關在檢查中國入境商船時，無意間發現在剛離座的乘客屁股下有三本《海國圖志》，日本的海關隨即拿起翻了翻，中國的文字，大多他還是認識，
“師夷長技以制夷?”他停頓了一下，這可真是個來自中國的寶貝啊，難怪他們坐船都帶著呢?就是瞧著有點新。
具有商人頭腦的他立馬意識到，這肯定是個發財的好機會，於是他找到印刷處連印了15版，令他沒想到的是，沒多久，15版之多竟也全部銷售一空。
1859年，此書價格更是已被哄抬到首版《海國圖志》的三倍。於是1862年，日本維新派人士又到上海想購買幾本續版，可他們驚異的發現，從中國“淘”來的本國暢銷書在中國早已絕版。
可為什麼單單日本人就這么喜歡《海國圖志》呢?
有維新派的日本人認為，《海國圖志》就是天照大神送給他們的禮物，因為此書令他們大開眼界，使他們第一次如此詳盡地了解了西洋各國。
現代日本學者井上靖也曾說過：“幕府末期日本學者文化人等，……例如，橫井小楠的思想起了革命，傾向開國主義，其契機是讀了中國的《海國圖志》。”
維新派佐久間象山更是在讀到《海國圖志》“以夷制夷”的主張後，不禁拍案感慨：“嗚呼!我和魏源真可謂海外同志矣!”在魏源思想的引導下，佐久間象山在思想上實現了從排斥西方人到發展與西方的關係的重大變化，他主張從全球的形勢出發思考日本的方略。
另一位維新志士橫井小楠，在讀了《海國圖志》後得到啟發，更是與佐久間象山共同提出了日本“開國論”的思想。
兩人在吸收歸納《海國圖志》的精髓後指出，日本發展之路必是“東洋道德與西洋技術的結合”。
日本的維新派人士認為，《海國圖志》的核心內容是“制夷”，“制夷”的核心思想是“調夷之仇國以攻夷，師夷之長技以制夷”。唯有“師夷之長技”才能抵制其殖民擴張。要做到“師夷之長技以制夷”，就不僅要發展本國的工業，開展對等的對外貿易，更重要的是推行民主制度，推翻德川幕府的封建統治。
於是經過一系列的改革與推翻之後，在1868年7月，日本新政府宣布了將江戶改稱東京，並定為日本首都。此後，以天皇睦仁為首，由改革派武士掌握的明治政府，開始著手實行維新，推進變革，日本竟逐漸擺脫了西方列強的肆意欺辱，並一躍成為了東亞第一強國。
半個世紀後，梁啓超先生在回顧這段明治維新的歷史時，無不感嘆說：“日本維新派前輩“皆為此書(《海國圖志》)所刺激，最終完成了改革圖新大業。”
海國圖志 魏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