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淵源
武則天科舉制首先是從文舉開始的，選拔的都是經國治世的文才，因此文舉是科舉制的主要組成部分。唐代文舉的科目是很多的，明經、明法（通曉法令者）、明字（通曉書法者）、明算（通曉術算者）、進士、俊士（才能俊秀者）等五十多種，後來漸漸演變為只重視明經、進士兩科。這兩科最初只是試策，也就是根據經義和時務寫作論文，後來逐漸轉變為進士科注重詩賦，明經科注重“帖經”和“墨義”。所謂帖經，就是將經書任意揭開一頁，將左右兩邊遮住，中間只露出一行，再用紙帖蓋三字，令應試者填充。所謂墨義，則是對經文的字句作簡單的筆試。帖經與墨義，只要熟讀經傳和注釋就可以考中，而寫作詩賦則需要具有一定的文學才能，所以進士科及第很難，當時流傳的“三十老明經，五十少進士”，指的就是這個意思。武則天是中國唯一的女皇帝，武舉制度也是她執政時期開始的。
武舉主要選拔將才，與文舉比較，其重要性不及文舉，武舉出身的地位也不及文舉的進士。歷史上的武舉開始於武則天執政時期，公元702年，由兵部主持武舉考試，考試科目有馬射、步射、平射、馬槍、負重摔跤等。宋代規定武舉不能只有武力，還要考問軍事策略，比如孫吳兵法（孫子、吳起）等。到了明朝時更改為“先之以謀略，次之以武藝”，把軍事謀略置於軍事技術之上，如果在答策的筆試中不及格，便不能參加武試。初期的筆試考三題，試策兩題，另一題論考四書。後來四書的題目改為默寫武經。但明代的軍事職位多半由世蔭承襲，再加上由行伍逐步提拔起來的，武舉選將只是個補充形式。
清代的情況就大不相同。從制度上看，基本沿襲明末，考試程式、辦法等也沒有多少變化，但由於清朝統治者出身於遊牧民族，善於騎射，因此對武舉的重視程度大大超過明代。清代武官雖然仍以行伍出身為“正途”，由武舉出身的次之，但武舉出身者數量不斷增大，在軍中占有相當比例。加上封建國家大力提倡，制度日益嚴密，錄取相對公正，因此，民間習武者對武舉考試趨之若鶩，民間習武之風興盛一時。
基本內容
唐代的武舉主要考舉重、騎射、步射、馬槍等技術；此外對考生外相貌亦有要求，要“軀幹雄偉、可以為將帥者”。宋代時規定武舉不能只有武力，要“副之策略”，問孫吳兵法等。到了明朝時更改為“先之以謀略，次之以武藝”，如果在答策的筆試中不及格，不能參考武試。初期的筆試考三題，試策兩題，另一題論考四書。後來四書的題目改為默寫武經。武試則最少要求騎射九矢中三，步射九矢中五。至清朝時，改為先試馬步射，馬射二回六矢，中三為合。步射九矢中五為合。之後比力氣，包括拉硬弓、舞刀、舉石。弓分八、十、十二力；刀分八十、一百、百二斤；石分二百、二百五十、三百斤。合格者才考筆試。
武舉的創立者是唐代女皇武則天，武則天希望通過武舉的選拔，增強武功上的核心競爭力。這也就決定了那時代的武舉是只考武藝和膂力，不論韜略智謀，於是，整個考試就像一場軍隊的演武，喧囂異常。 唐代的行政法典《大唐六典》規定了武舉考試的基本內容。武舉是多項內容的綜合測試，要考的內容包括長垛、騎射、馬槍、步射、才貌、言語、舉重等。
長垛是考察考生射箭的準確性，是在規定距離內考察射箭的水平；馬槍又稱馬射，考的是馬上射箭，考察的是考生在移動過程中射箭的準確性；步射以草人為箭靶，考試成績不但要看命中率，而且還要求射箭動作的規範；才貌主要是要求身高，“以身材六尺以上者為上，以下為次”，唐代的六尺約合現在的1.8米，要求顯然是不低；言語以“有神采堪統領者”為佳，神采的有無，主要是靠考官們感覺了；舉重就相當於今天的舉重，是對膂力的考察。由以上考試內容可以看出，射箭和膂力是最受重視的科目。這直接影響了後人對那個時代的英雄形象的塑造——《說唐》中，對膂力尤其看重。譬如李元霸、宇文成都、裴元慶、熊闊海等人，“力大”成了小說家最常用的讚美之詞。
歷代大事記
公元629年（唐太宗貞觀三年）
唐太宗下詔曰：“白屋之內，閭閻之人，但有文武才能，灼然可取。”
公元656～680年（唐高宗顯慶至調露年間）
高宗先後詔令五品以上官員及諸州牧守薦舉武勇之才。
公元702年（武則天長安二年）
始創武舉。武則天下詔：“朕聞武之道憑經緯而開國，春秋之功，借生殺而成歲。……可令文武內外官五品及七品以上，清官及外官刺史都督等，於當管部內，即令具舉，且十室之邑，忠信尚存，三人行，我師猶在，會須搜訪，不得稱無，薦若不虛，自從異之曲，舉非明士，豈漏貶責之科，所司明為條例，布告遠近，知朕意焉。”初令天下諸州有練習武藝者，每年準明經進士例舉送。第一次把武科放在與進士、明經兩科同等的地位。正月十七日，武則天令兵部主管武舉。考生為六品以下文武官，三品以下五品以上勛官子弟，年滿18歲並已交納十三年“品子課錢”者。考試內容共有七項：靶射、騎射、步射、身高相貌、言論、舉重（翹關）。通過考試錄取身軀魁偉，應對詳明。有勇有才且可為統帥的舉子。如文職官員則錄取身高六尺以上，年齡40以下，強勇且能統帥部隊之人。凡觸犯令者、工商之子、州縣衙門小吏，不得參加考試。
公元713～724年（唐玄宗先天二年至開元十二年）
唐玄宗開元年間，始設武學（專門培養軍事人才的學校）
公元731年（唐玄宗開元十九年）
朝廷詔令武貢舉人與明經、進士同行鄉飲酒禮。
公元738年（唐玄宗開元二十六年）
朝廷詔令由兵部侍郎取代兵部員外郎主持武舉考試。
公元798年（唐德宗貞元十四年）
唐王朝停廢武舉，長達10年，這是武舉史上的首次停廢。起因是諫議大夫田敦認為武舉人拿著弓箭出入皇城，可能威脅到皇帝的安全，上表請求廢止武舉。
公元808年（唐憲宗元和三年）
在朝野上下的呼聲中，唐王朝恢復了武舉。
公元907～960年（五代時期）
由於軍閥混戰，戰亂頻仍，武舉盡廢。
公元1029年（北宋仁宗天聖七年）
宋王朝初設武舉，恢復了自五代停廢的武舉考試。
公元1030年（北宋仁宗天聖八年）
宋仁宗親試武舉人，標誌著武舉殿試的開始，共有14人參加殿試，張建侯、楚宏等8人被錄取為武進士。
公元1034年（宋仁宗景元年）
仁宗下詔：“殿試舉人，考官日迫，多不精審。自今初考覆考詳定，以十日為限。”景佑元年二月四日，詔應進士諸科取解不獲者，不得應武舉。
公元1043年（北宋仁宗慶曆三年）
在武成王廟開始設立武學，任命阮逸為武學教授。這是自有武舉以來的第一個古代軍事學校，但它只生存了九十三天。原因是無人願意入學。
公元1049年（北宋仁宗皇元年）
宋仁宗下詔命令停止武舉。
公元1053年（北宋仁宗皇五年）
武舉停廢前的最後一次考試。它只允許參加過省試的武舉人投考，該科共錄取61名武進士，是宋朝廷歷次武舉中錄取人數最多的一次。
公元1063年（北宋仁宗嘉八年）
宋王朝復置武舉，對考試方法、學習內容以及如何授官均有了新的規定。試圖以新武舉選拔武官，提高軍官素質。
公元1070年（北宋神宗熙寧三年）
翰林學士司馬光進言：“奉職考試武舉人，而法當先試弓馬，若合格即試策。緣弓馬者，先士卒之法，非所以求將帥者也。不幸而不能挽強馳穿梭，則有策略將帥之材，不得預試，恐非朝廷建武舉之意。況試弓馬法，挽與把齊，猶不應格。自今欲乞試策優並挽弓及把者，皆聽就試。”朝廷下詔令喪親者滿三個月後才可就試。
公元1072年（北宋神宗熙寧五年）
復置武學於武成王廟，並為武學制訂了相應的制度，其中學習期限為三年，每期武生人員為100名。
公元1075年（北宋神宗熙寧八年）
朝廷接受王致堯建議，下詔令自即日起武舉與文進士同時差官鎖試。
公元1078～1085年（北宋神宗元豐年間）
朝廷規定，武學生分為高級的上捨生，中級的內捨生，低級的外捨生三等。
公元1102～1106年（北宋徽宗崇寧年間）
朝廷規定各州普遍設立武學，並仿儒學立考選升貢法。
公元1120年（北宋徽宗宣和二年）
朝廷置州縣武學。
公元1146年（南宋高宗紹興十六年）
朝廷始復武學，一如舊制。
公元1177年（南宋孝宗淳熙四年）
朝廷頒布《武舉絕倫並從法》，鼓勵武進士從軍。
公元1199年（南宋寧宗慶元五年）
朝廷命各州州學皆設武士齋舍，選官教習。
公元1141～1149年（金熙宗皇統年間）
金朝開始設立武舉取士。
公元1203年（金章宗泰和三年）
金朝廷規定：武舉一甲第一名任職忠勇校尉，二、三名任職忠翊校尉。
公元1368年（明太祖洪武元年）
朱元璋下令設文、武科取士。“茲欲上稽古制，設文武二科以廣求天下之賢。應文舉者，察其言行以觀其德；考之經術以觀其業；試之書算、騎射以觀其能；策之經史時務以觀其政事。應武舉者，先之以謀略，次之以武藝，俱求實效，不尚虛文。然此二者必三年有成，有司預為勸諭民間秀士及智勇之人，以時勉學，俟開舉之歲，充貢京師，其科目等第各有出身。”
公元1387年（明太祖洪武二十年）
七月，禮部奏如前代故事，立武學，用武舉。朱元璋一反常態，認為“是析文武為二途，自輕天下無全才矣。”遂罷不立。
公元1390年（明太祖洪武二十三年）
在北平行都司設立了儒學，教習武臣子弟。
公元1402年（明惠帝建文四年）
始置京衛武學。設教授1人，訓導2人。後增至6人，復減其2人，教材以講習《七書》為主。
公元1402年（明成祖永樂元年）
明成祖即位，罷武學。
公元1435年（明宣宗宣德十年）
英宗即位，詔天下衛所皆立學。
公元1436年（明英宗正統初年）
監察御史朱鑒上《請設京衛武學疏》，提出乞開武學，以典武科的建議。
公元1441年（明英宗正統六年）
五月，英宗下旨“開設京衛武學”。任命教授一員，訓導八員，用以教習武臣子弟，以兵部司官提調。
公元1441年（明英宗正統六年）
七月，立武學學規。規定“幼官”及武職子弟所讀之書《國小》、《論語》、《孟子》、《大學》內一本；《武經七書》、《百將傳》內一本，每日總授不過200字，有志者不拘。必須熟讀，三日一溫，就於所讀書內取一節，誦說大義，使之通曉。
公元1442年（明英宗正統七年）
四月，設南京京衛武學。
公元1464年（明英宗天順八年）
憲宗即位，立武舉法。凡天下取貢，舉諳曉武藝之人，兵部會同京營總兵官于帥府內考其策略，於教場內試其弓馬，有能答策二道，騎中四箭以上，步中二箭以上者，官自本職量加署職二級；旗軍舍餘人授以試所鎮撫，民人授以衛經歷，月支米三石。能答策二道，騎中二箭以上，步中一箭以上者，官自本職量加署職一級，旗軍舍余授以冠帶，總旗民人授以試衛知事，月支米二石。
公元1465年（明憲宗成化元年）
四月，申定武學學規凡十五則。
公元1470年（明憲宗成化六年）
會試武舉，取中劉良、魯廣等6名武進士。劉良為明朝第一位武狀元。
公元1478年（明憲宗成化十四年）
五月，太監汪直請開武舉鄉、會、殿試悉如文舉。憲宗下兵部集議。尚書餘子俊會同文武大臣暨科道官員議之，眾皆知其不可，亦不敢違，遂議上武舉科條大略奏上。內閣票擬：“武舉重事，未易即行，令兵部移文天下，教養數年，俟有成效，巡按提學等官具奏起送處之。”遂被擱置。
宋代武舉
宋朝，首開武舉殿試之先河，形成了解試、省試、殿試的三級考試制度。宋武舉一改唐武舉只重武藝，不問文章的做法，注重考察武舉子的軍事理論素養，欲選拔出才兼文武之儒將。宋朝雖然歷經坎坷，但終將武學制度化，並編訂了教材《武經七書》。而朝廷頒布《補官差注格法》，又將武舉授官與軍隊建設緊密地結合在一起。
從選拔軍事人才的觀念看，宋朝武舉更加理念化，更具進步色彩，宋朝文武並重，打破了以弓馬選將帥的傳統，開闢了在和平條件下選拔軍事人才的新路，對從高門貴族子弟中選拔將領的傾向形成了衝擊。 然而，宋朝“重文輕武”的社會背景，“以文制武”、“將從中御”的統兵體制，使宋代武舉難以避免地表現出“錄取人數不多”，“武學規模不大”，“武進士不願從軍或學非所用”等弊端。終宋一朝，名臣、名將中無一人出自武進士。靠武學培養，用武舉選拔優秀將帥以提高軍官素質的理想未能得以充分實現。
一、宋朝武狀元與武進士的人數
據《狀元大典》、《宋會要輯稿》、《續資治通鑑長編》、《續資治通鑑》、《宋會要輯稿補編》、《宋史》等文獻及有關地方志記載，宋朝自北宋仁宗趙禎天聖八年（1030）開設武科，到南宋度宗趙禥鹹淳十年（1274）最後一科武舉，總計開武舉七十八榜，應產生78名武狀元。目前，發現有姓名可考的武狀元人數是8人，其中1名應視為武童試狀元，科分不詳者6人。
從《狀元大典》之《宋代武舉登科表》中可以得知，有四十四科武舉確切記載了武進士的人數，這四十四科產生了1459名武進士。筆者在查找地方志史料時又找到了十八科武舉的188名武進士的姓名。這樣，已知的宋代武進士人數就達到了1647人。但遺憾的是，這十八科中，每科錄取武進士的總人數卻不詳，這個188名的數字，絕對少於這十八科所錄取的武進士的真實數字。對於另外十六科，不但錄取的武進士總人數不詳，且筆者在查找史料的過程中，也沒有發現除武狀元以外的其他武進士的姓名。另外，在此十六榜中，有的榜連武狀元的姓名都不知道。
從有確切武進士人數的四十四榜看，宋朝錄取人數最多的一榜是董君平榜，61人；錄取最少的一榜是應?然榜，僅錄取2人。宋朝武舉錄取人數每科大多在30人至50人之間，如果將已知的四十四科1459人平均一下，則每科錄取武進士人數是33人。如果假設宋朝每科錄取的武進士人數是30人，那么，就可以推斷出宋朝七十八科武舉共錄取了2300餘名武進士。
同文進士科錄取的人數相比，宋朝錄取武進士的人數實在太少。宋朝共開文進士科一百零八榜，錄取正奏名文進士42457名，文進士的人數是武進士人數的十八倍還多。
二、宋朝對武舉制度的貢獻
第一，宋朝武舉開始了殿試。宋朝的武舉考試分三級進行，即解試、省試和殿試。殿試的出現顯示出宋朝統治者對武舉的重視程度，其考試周期多為三年一次，亦有四年一次，而第一次武舉殿試與第二次武舉殿試僅差一年。
從時間上看，宋朝解試是六月底於行在兵部報名，八月考試。解試前要有一個資格試，由各路地方官直接考核。其不限人數，只要弓馬合格，即可參加解試。解試由行在兵部主持，所取名額有一定的限制，一般是70人左右。 省試由兵部主持，是真正的“兵部試”。時間在解試後第二年的一月或二月。 每科的殿試時間存在著較大差別，大至在三月至八月之間進行。殿試雖由皇帝親試，但基本上只是一個形式，目的是顯示皇帝的恩典，只要不出大問題，所有參加者都能通過。武狀元是根據考生的成績與皇帝的好惡而產生出來的。
第二，宋朝武舉考試的內容是文武並重。
宋朝武舉一改唐代武舉只重武藝的做法，變為既考武藝，又考策論。武藝以考弓馬為主，弓馬分為兩場，先“步射”，後“馬射”，由侍衛親軍、馬軍都指揮使具體承辦。弓馬合格，則參加文章考試，先考策問，後考《武經七書》。宋武舉從整體上表現出一種文武並重的傾向，其目的是為了求得能征善戰的儒將，其結果是宋朝的武進士與武狀元的整體文化素質較高。他們中的不少人，有的在地方上做出了成績，如朱熠、蔡必勝；有的還成為軍事理論家，如華岳、江伯虎；有的在軍事上成為獨當一面的戰將，如程鳴鳳、許思純、張建侯、厲仲方、周虎、薛奕。
第三，宋朝建立了比較完備的為武舉而設的學校——武學，編制了專用的教材《武經七書》，使武舉人才的培養有了較為堅實的基礎。據有關文獻記載，唐朝曾於玄宗開元年間（713～724）建立過武學，但卻沒有制度化。這種肇始於唐代的武學，被宋代統治者所借鑑、發展與完善。
第四，在武舉中設定絕倫科，是宋朝武舉的一個特點，也是宋朝武舉的一個創新。
冷兵器時代，士兵武藝的高低對軍隊的戰鬥力影響很大。軍隊和民間都有很多文章作得不出色而武藝出眾且有韜略的人才。為了不使這些有專長的武士有失落感，並發揮他們的特長，宋朝武舉特為他們設立了絕倫科。這種開始於北宋的絕倫科並不獨立於武舉之外，它只是在武舉子們之間的部分考試內容中存在著一定差異。絕倫科舉子的考試內容也考“策對”，只是在錄取時放低了文章的標準，但又加大了對武藝考試的難度，要加試步射和弩踏，且所使弓力也大大高於其他參試者。北宋武舉絕倫科對文章要求極低，但到了南宋，絕倫科性質也變為文武並重。
第五，南宋孝宗於淳熙六年（1179）頒布了《補官差注格法》，大幅度地提高了武進士的授官階別，對鼓勵武進士從軍起到了一些積極的作用。
三、宋朝武舉的地域性
北宋武狀元的籍貫多為不詳，武狀元的地域性，主要表現在南宋時期。自南宋高宗建炎二年（1128）起，到南宋末年的48科武舉中，共有14榜的武狀元產生於今浙江省的平陽縣，比例超過了四分之一。由此，平陽被譽為武狀元之鄉。另有八榜的武狀元產生於福州，比例占到了六分之一。
在南宋，武進士的產生也表現出了很強的地域性。據1991年出版的《平陽縣誌》第608頁記載以及筆者的統計，在已知的南宋1182名武進士中，平陽縣共產生了276名武進士（其中武榜眼5名，武探花6名），其比例占到了南宋已知武進士總數的百分之二十三以上。此外，今福建省的閩縣及長樂等地也產生了不少武進士。
平陽為什麼能夠產生出如此多的武進士、武狀元？這當然離不開平陽縣的物質基礎與人文背景。
首先，平陽經濟富庶，為練武習文者提供了優越的物質條件。 平陽地域遼闊，其面積占據了今天整個溫州地區總面積的1/3。它地處東海之濱，氣候宜人，風光旖旎，具有優越的自然條件。鰲江橫穿全縣，流入東海。該地區的南麂島是浙江最好的漁場之一，而肥沃的萬全平原更是糧食作物生長的天堂。這些使平陽成為富庶之地，魚米之鄉。
平陽豐富的物產，繁榮的經濟，頗有發展的空間，使其成為移民的理想場所。平陽縣有戶籍記載，始於宋朝。據記載，北宋哲宗紹聖年間，平陽縣有65000多人。其時，溫州尚屬“僻遠下州”。後宋室南渡，人口隨之大量南徙。高宗建炎年間（1127～1130），平陽人口增加了218%，在兩宋之際人口銳減的背景下，這個數字顯得尤為突出。
其次，平陽有著比較深厚獨特的人文背景。 平陽縣的人文背景可以用三句話概括：一是濃厚的尚武之風，二是鼎盛之學風，三是平陽人將自身價值的實現與國家命運聯繫在一起。
平陽地處今浙江省南部，西鄰福建，東面大海，擅山海之勝，所謂“面海負山，實維甌閩疆”，成為“兩浙咽喉，八閩唇齒”。從北宋起，因禁止海上商販非法貿易的需要，有關方面在當地招募壯年男子，組成精銳部隊，據險立柵，設立了蒲門、南監兩寨，以防禦海盜、外寇。士兵的本土化，使當地形成了較為濃厚的尚武風氣。宋室南渡後，平陽作為閩浙交通要道的作用更加突出，且因臨近南宋都城杭州，拱衛京師的責任日漸重大，朝廷也更加重視當地軍隊的建設。歷史的淵源與現實的需要使當地民風頗為強悍，也使他們較注意學習武藝，時至今日，當地還流傳著“男壯皆練武，村村有拳壇。”的民諺。
高宗南渡，使宋朝的統治中心發生位移。人口大量南遷，一些社會精英來到平陽，使平陽的人才結構發生了很大變化，對平陽的人文環境產生了積極的影響。平陽由北宋時文化相對落後的地區，一躍而成為南宋學風鼎盛、人才輩出之地。終宋一朝，平陽不僅出了14名武狀元，眾多武進士，還出了3名文狀元，1名文榜眼，2名文探花，406名文進士。愛國詩人林景熙，著名學者陳經正、陳經幫、宋之才均出自平陽。
宋朝武舉，不單考較武藝，更注重考核武舉子的軍事理論素養，推行“以策問定去留，以弓馬定高下”。研討兵書，離不開必要的文化知識，如果平陽只有尚武之風，而無鼎盛之學風，那么，平陽產生的將不是具有一定文化功底和軍事理論素養的武進士、武狀元，而是四肢健壯、頭腦簡單的武夫。在平陽的武進士中，有不少人本身就是文進士，他們有的是先考文舉，再考武科，有的是先中武舉，入仕後再換文科。有不少人雖為武進士，卻任職州、縣，如薛萬石知陽朔縣，朱尚志知梧州，楊夢飛知滕縣，楊鏞知貴州，薛應龍知惠州，薛文煥知慈利縣，而其中頗有政績者，又以武狀元朱熠、蔡必勝為最。
南宋一朝飽經戰亂之苦，眾多的平陽移民有著太多的國讎家恨，現實的殘酷使平陽人知道，只有保國才能治國。當此之時，國家最為需要的是統兵打仗的將帥之才。正如平陽兄弟武狀元陳鶚、陳鰲的父親陳文教導他們所說：“世治尚文，世亂尚武，建功報國，正此時也。”所謂“寧為百夫長，不為一書生”是也。對於收失地，雪國恥，迎請二聖還朝，文人雅士的坐而談，自不如鐵血之士的起而行。南宋末年，平陽不少武進士喋血疆場，以身殉國。將社會現實需要與實現自身價值緊密地結合在一起，不能不視為武狀元多為平陽人的原因之一。濃厚的尚武之風給平陽人以較高的武藝，鼎盛之學風又賦予平陽人以深厚的文化功底，加上南宋社會的現實需要對平陽人的影響，使平陽人占盡武舉的天時、地利、人和，使平陽人在推行文武並重、以選拔儒將為己任的宋朝武舉考試中得以一展身手，獨領風騷。
四、宋朝武舉的局限性
有宋一朝的武學與武舉，確實培養、選拔出了不少軍事人才，如許思純、熊安上、周虎、程鳴鳳、張建侯、歷仲方、江伯虎、蔡必勝、華岳、薛奕等。但從整體上講，宋朝的武舉並沒有選拔出，也沒有培養、造就出十分優秀的將帥。宋朝一些優秀的軍事將領，如岳飛、韓世忠、狄青等人，均非武舉出身。如果探其原因，不外以下二點。
1武舉錄取人數太少，武學規模太小，且武學是武舉的附庸。
就制度本身而言，宋朝的武舉無疑是先進的。然而，它並不是宋朝統治者求取軍事將領最常用的辦法。從整體上講，宋朝最盛行的仍是以世襲或行伍升遷為軍官的制度。與之相比，武舉的份量實在是太輕。在北宋三十科武舉中，有不少科武舉錄取的人數僅10餘人，最少的僅為2人、6人。眾所周知，量是質的前提，沒有量的基礎，難有質的飛躍。如此少的幾榜，如此少的幾個人能在軍隊建設中起多大的作用？相信人們不難得出結論。南宋錄取的武進士雖然多一些，但也大多不過是30至50人，與文進士的錄取人數相比，武舉錄取的人數幾乎可以忽略不計。
宋朝武學本是培養軍事人才最理想的場所，那裡既可以研討兵書戰策，排兵布陣，又可以演練刀槍，諳熟弓馬，理應成為將帥的搖籃。但它不是因為重文輕武的社會背景導致生源不足而停辦（北宋時），就是因為規模太小、入選嚴格而導致不少頗具天資的人難以涉足其中。試想，全國只有這么一所學校，且這座學校三年招一期，每期僅100個名額，要由中高級官員保薦，還動不動就停辦。與太學相比，可以說武學更像是一所實驗學校。武舉是選拔制度，武學是教育制度，兩者本應是一個重選拔，一個重養成，但武學生只有通過武舉才能進身仕途，武學從其誕生之日起，就淪為武舉的附庸，就是為武舉而設，武學的教育成為應試教育，武舉制約著武學的發展。
2武進士的自身弱點。
宋朝武進士中有不少忠義之士，僅入《宋史》之《忠義傳》者就有8人。但是，南宋社會也曾出現過一個很奇怪的現象，就是武進士不願從軍，即使是江伯虎這樣有才華的武狀元也視從軍為恥辱。武舉本是朝廷求取軍事人才的有效手段，如果被朝廷選中、錄取的所謂軍事人才不願意服務于軍隊，效忠於國家的國防建設，那么，武舉的意義和初衷就打了折扣。人們可以構想，一個不願意成為軍人，不願意將自己的平生所學套用於沙場之上的武進士，無論如何是成為不了名將的。當然，武進士自身的這些弱點，同樣也是宋代重文輕武的大背景造成的。
宋朝武舉雖有著歷史的局限性，但它對選拔軍事人才所做的有價值的探索，它對公平競爭、擇優錄取的追求，無不充滿了先進的理念色彩。它雖未能使宋朝人到達理想彼岸，但其進步的思想、先進的理念所閃爍出的智慧之火，卻對後人不無裨益。
清代武舉
清代武舉一依文榜程式，考試大致分四個等級進行。
一：童試，在縣、府進行，考中者為武秀才。二：鄉試，在省城進行，考中者為武舉人。三：會試，在京城進行，考中者為武進士。四：殿試，會試後已取得武進士資格者，再通過殿試（也稱廷試）分出等次，共分三等，稱為“三甲”。一甲是前三名，頭名是武狀元；二名是武榜眼；三名是武探花。前三名世稱為“鼎甲”，獲“賜武堤及第”資格。二甲十多名，獲“賜武進士出身”資格。二甲以下的都屬三甲，獲“賜同武進士出身”資格。殿試的規格很高，一般由皇帝親自主考。考試揭曉後，在太和殿唱名，西長安門外掛榜，並賜給武狀元盔甲。然後由巡捕營護送武狀元歸第，炫耀恩榮。第二天，在兵部舉行盛大的“會試宴”，又賞給武狀元盔甲、腰刀等，賞給眾進士銀兩等。清代科甲等級差別甚大，同樣是武進士，一、二、三甲的等級和榮譽卻大不相同。自然狀元是出盡了風頭的，登第後的三天內，可以披紅掛彩，上街誇官，真所謂春風得意、風光十足了。
殿試以後，通常立即由兵部授予官職。順治三年（1646）丙戌科是清朝武舉第一科，當時規定武狀元授正三品的參將，武榜眼授從三品的游擊，武探花授正四品的都司。二甲授正五品的守備，三甲授從五品的署守備。康熙年間又有變動，改為一半授營職，是直接帶兵的官，另一半授衛職，是皇帝的宮廷侍衛。雍正五年（1727）規定，武狀元授御前一等侍衛，武榜眼、探花授二等侍衛。再從二甲中選頭十名，授三等侍衛。其餘全在兵部註冊授於守備等營職。雍正以後各朝武進士的授官情況還有一些變化，不過所授品階基本上以康熙朝定製為準，沒有太大的變更。
清朝武舉各級考試，通常每三年舉行一次，每科錄取人數也有定額。但常科以外，還時常增設所謂“恩科”，常額以外，也增加一點“恩額”。
這類“恩科”、“恩額”都由皇帝直接掌握。無非籠絡人心，吸收更多的武勇人士為統治者效命。考試辦法差不多與明代一樣，分一、二、三場進行。一、二場試了弓馬技勇，稱為“外場”；三場試策論武經，稱“內場”。一場試馬上箭法，馳馬三趟，發箭九枝，三箭中靶為合格，達不到三箭者不準參加二場。乾隆年間，一場又增加了馬射“地球”，俗稱“拾帽子”，專為考察伏射能力。二場考步射、技勇。步射九發三中為合格。所謂“技勇”，實際上主要測膂力。一共三項。頭項拉硬弓，弓分十二力、十力、八力三號，另備有十二力以上的出號弓。應試者弓號自選，限拉三次，每次以拉滿為準。二項舞大刀，刀分一百二十斤、一百斤、八十斤三號，試刀者應先成左右闖刀過頂、前後胸舞花等動作。刀號自選，一次完成為準。第三項是拿石礩子，即專為考試而備的石塊，長方型，兩邊各有可以用手指頭摳住的地方，但並不深。也分為三號，頭號三百斤，二號二百五十斤，三號二百斤。考場還備有三百斤以上的出號石礩。應試者石號自選，要求將石礩提至胸腹之間，再藉助腹力將石礩底部左右各翻露一次，叫做“獻印”，一次完成為合格。凡應試者，弓、刀、石三項必有兩項為頭號和二號成績，三號成績超過兩項者為不合格，取消三場考試資格。⑤
三場是考文，當時叫“程文”，也稱“內場”，相當於文化課考試。內場考試對大多數武人來說，比外場考試更難應付，所以考試辦法不得不屢有變動。最初是考策、論文章，“策”相當於問答題，“論”是按試題寫一篇議論文。順治時定為策二篇、論二篇，題目選自四書和兵書。康熙年間改為策一篇、論二篇。策題出自《孫子》、《吳子》、《司馬法》三部兵書，論題只從《論語》、《孟子》中出，考試難度有所降低。乾隆時，又改為策一題，論一題，題目都選自《武經七書》。到嘉慶年間，考慮到武人多不能文，所考策、論多不合格，而不少外場成績突出者又往往敗於內場，於是乾脆廢除策、論，改為按要求默寫《武經七書》中一段，通常只一百字左右。這樣一味遷就，使內場考試的水平越來越低，最後差不多只是形式上的存在了。當時社會上歧視武人之風很盛，經此一改，武人更加被文士們看成纖纖武夫，武舉的社會地位大不比清代前期了。著名學者趙翼有一段記述，最能反映武舉內場考試的實情，也反映了當時文人對武人的輕蔑：
“武闈但以弓馬技藝為主，內場文策不論工拙也。余嘗主順天乙酉科武鄉試，其策有極可笑者。如‘一旦’二字多作‘亘’字，‘丕’字又作‘不一’字，蓋緣夾帶小本字畫甚密，不能分晰，故抄謄訛錯耳。又如‘國家’字應抬高一字，則凡論古今地名處，如‘國家四郊多壘’、‘社稷危亡’之類，亦無不抬頭。武生自稱‘生’，則應於行內稍偏，乃又將‘生人’、‘生物’、‘生機殺機’之生字，一概偏在側邊。如此者不一而足。然外場已挑好‘雙好’字號，則不得不取中。幸武闈無磨勘之例，可不深求耳。”⑥
實際上康熙注意到了科舉文武分途不利於造就兼備人材的問題，他曾要求打破考試中的傳統界線，允許文武生員舉人交叉考試，武科舉人可以改考文科進士，文科舉人可以改考武科進士。康熙認為：“如此則各得展其所學，文武兩途，皆得真才矣。”⑦然而，整個清代，文武交叉考試者寥寥無幾。文武各成畛域而壁壘森嚴的現象越來越嚴重，文人不武，武人不文，文武兼長的人材也就越來越少。文武分途的考試制度培養了大批專門人材，卻很難造就出雲文雲武的博通人材，應該說這是科舉制度的弊端之一，也是清朝中後期政壇上出將入相人材日見匱乏的原因之一。
上面所講考試辦法，是會試一級的，鄉試、童試的考試辦法與會試大致相同，只二場弓、刀、石的份量相應降低，馬步射降為九發二中為合格。
清朝對武科鄉試、會試的錄取額有具體規定。康熙二十六年（1687）規定，武鄉試錄取名額約為文鄉試的一半，全國共八百四十名左右。其中河北省（直隸），一百零八名，其他各省六十名以下不等。會試錄取名額康熙初年以前，大致在每次錄取二百名到一百名之間。康熙十八年定額一百名，後來又規定不拘定額，特別是不拘各省分配的定額，只按考試成績，奏報皇帝，由皇帝和主考大臣臨時酌定錄取人數。酌定時也要考慮到各省都有名額，但一甲、二甲只依據成績圈定，排除其他因素的影響。每科參加會試的武舉人，一般在千人左右，有時多到兩千人左右，進士錄取額如果平均以一百二十人計，那么錄取比例差不多是在十人或十幾人中取一名，顯然，考取武進士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落第的武舉人，雍正年間曾規定按路程遠近發給回家路費，多則十兩，少則四、五兩。而大部分武舉人，按規定可到兵部註冊，由兵部依據個人成績分三等授予武職，也可以到本省軍營中效力。總之，只要有一個武舉人資格，就算有了進身之機，同樣也有逐步升遷的機會。
清代武舉制度與大清帝國相始終。鴉片戰爭以後，頻繁的禦侮戰爭中，早就顯露出武舉人材不能適應新的戰爭，除了長矛大刀與堅船利炮之間的差距外，更重要的還是基本素質和軍事思想上的差距。然而朝野上下株守陳規，玩歲愒日，武舉考試竟一直被延續下去。光緒二十一年，榮祿首先提出廢止武舉考試，他說：“自火器盛行，弓矢已失其利，習非所用，與八比試帖之弊略同。積弱之端，未始不由於此。”⑧他主張各省創設武備學堂，以西洋軍事課程培養新式軍人。然而榮祿的倡議並沒有得到大多數朝臣的回響。一拖便是幾年，光緒二十四年照例舉行武舉會試——這是中國歷史上最後一次武會試。不久，要求改革的呼聲又一次響起來，“內外臣工請變更武科舊制，廢弓、矢、刀、石，試槍炮。”然而依舊未能實行改革。⑨直到光緒二十七年（1901），武舉制度才終於被宣布廢止。可惜這已經太晚了，僅僅十年後，大清帝國便宣告滅亡了。
清代的武會試，自順治三年（丙戌）開科，到光楮二十四年（戊戌）截止，一共進行了一百一十二次。也就是說一共產生了一百一十二個武狀元，還有一百一十二名榜眼和探花，總計武科前三名（鼎甲）是三百三十六名。一百一十二年武狀元的姓名都有記載，但目前能確知其籍貫者只九十二人，其餘二十一人還有待於考求。這九十二個武狀元，河北省出的最多，共三十二名。以下山東十三名，浙江八名，江蘇六名，河南、山西各五名，廣東四名，甘肅、福建各三名，江西二名，四川、陝西各一名。此外，漢軍旗六名，滿軍旗三名。
這個統計不完備，也不是很準確的，不過大略可見各省武舉基礎的差別。所謂武舉基礎，可從兩個方面認識，一是尚武風氣，二是文教水平。河北省武狀元最多，武榜眼、探花也比別的省多，這與河北省武風素盛分不開。正因為河北省武風基礎好，所以清朝對河北省特別重視，鄉試名額總比他省給得多。陝、甘二省古多名將，尤其是甘肅，雖然經濟、文化都比較落後，但自來“人材健壯，強勇者多，騎射嫻熟，勝於他省。”康熙年間平定“三藩之亂”中的名將張勇、趙良棟、王進寶、孫思克都出在隴右，所以清朝對陝、甘二省總是另眼相待。武鄉試名額，順治朝規定陝、甘各二十名，後經康、雍、乾三朝追加，兩省都增至五十名，這比許多大省的名額都多。有清一代，甘肅出了三名武狀元，一名榜眼，四名探花，以甘肅的經濟文化和人口而言，這個數字不能算小了。需要指出的是，當時的甘肅包括寧夏，三名武狀元張文煥、馬會伯、李如柏都出在寧夏，五名榜眼、探花中，也有三人出在寧夏。人口不及江南一個大縣的寧夏，居然出了六名武科鼎甲進士，這不能不是一個引人注意的現象。
從科舉到聯考
| 科舉制度始於隋朝，歷唐、宋、元、明、清而不廢。時至今日，則演變成為所謂的聯考制度。這是中國知識分子的一個結，也是中國歷史命運的一個結。“學而優則仕”，歷代讀書人莫不以此為一條光明大道。“千軍萬馬過獨木橋”，“十年寒窗無人問，一舉成名天下知”。中國的教育制度在這數千年中發生過什麼變革？今天就讓我們一起來探尋吧。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