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紀事
1835年 2月20日,赫德出生於英國北愛爾蘭亞爾馬郡之波塔當,1853年畢業於貝爾法斯特之王后學院。
1854年5月(19歲)來華,先在香港接受見習翻譯的培訓,隨即被派往英國駐寧波領事館擔任翻譯。1858年被調到英法聯軍占領下的廣州。
1859年辭去領事館的職務,參加中國海關工作,任廣州粵海關副稅務司。
1861年起代理李泰國(N. Lay,1832-1898)在上海擔任海關總稅務司職務。1863年11月30日正式接替擔任海關總稅務司。1864年赫德加按察使銜,成為清朝的正三品大員。
1865年,總稅務署從上海遷到北京,(1929年遷回上海)。從此,赫德居住在北京40多年。1869年晉升布政使,官階從二品。1889年,升為正一品。
1908年4月13日上午7時,赫德在辦公室留下一張意味深長的便條後休假離職回國,但仍然掛著總稅務司的頭銜,直到三年後去世。由妻弟、副總稅務司裴式楷代理總稅務司一職。
1911年9月20日,赫德病死於英國白金漢郡的馬洛。清朝追授他為太子太保。
主要成績
掌管中國海關五十年的英國人赫德作為一個英國人服務於中國海關,任總稅務司長達50年之久。他恪盡職守,在任內創建了稅收、統計、浚港、檢疫等一整套嚴格的海關管理制度,新建了沿海港口的燈塔、氣象站,為北京政府開闢了一個穩定的、有保障的、並逐漸增長的新的稅收來源,清除了舊式衙門中普遍存在的腐敗現象;赫德主持的海關還創建了中國的現代郵政系統。赫德清楚的認識到自己中國雇員的身份,“從某種意義上講”,是中國人民的“同胞”,是中國政府用來對付外國商人的外籍雇員。因此當1885年6月被英國政府任命為駐華公使時,他辭謝不就。但是,從今天的角度來看,外國人把持海關無疑是侵犯了中國的主權。(特別是中國港口的引水權)
北京政壇的風雲人物
赫德長期居留北京,擅長幕後的“業餘外交”,是總理衙門“可以信賴的顧問”,“不但在稅務和商務問題方面,而且在外交和內政方面”,都有其不可忽視的影響力。甚至封疆大吏的人事任命,有時也要諮詢他的意見。恭親王奕訢說:“赫德雖系外國人,察其性情,尚屬馴順,語言亦多近禮…”。
1862年,中國第一個新式學校--京師同文館成立,經費來自海關稅收,負責人也由總稅務司推薦。
1865年-1868年,他和英國公使威妥瑪向清廷提出許多改制強國的建議,不過這些建議要到30年以後才引起中國改良派的共鳴。他寫道:“如果政策改變了,中國可以成為各國的領袖;如果政策不改變,它將變成各國的奴僕。”
1866年,赫德回國完婚時,勸說清政府第一次派員出國考察。
1879年,赫德協助清帝國購買8艘軍艦。這成為中國北洋海軍的起源。
1887年,為解決走私問題,勸說中葡兩國簽訂里斯本會議草約,由葡萄牙“永據”澳門,換取澳葡當局協助海關徵收鴉片稅。
赫德還曾參與《煙臺條約》、1885年《中法新約》、1890年《中英會議藏印條約》和1901年《辛丑條約》的簽訂。
他還利用關稅的抵押擔保,直接參與中國舉借外債的活動。
抱負
客卿要成為東方俾斯麥與慈禧同年出生的赫德( H a r t ), 做夢也沒有想到2 6 歲的他和通過政變上台的2 6歲的慈禧、2 8 歲的恭親王這幾個年輕人, 竟然成為1 8 6 1 年中國政坊最值得關注的人物。這一年中國第一任海關總稅務司英國人李泰國( Horatio NelsonLa y ) 因“ 健康受損”, 請假回國療養。根據他的推薦, 暫派赫德代理總稅務司職務。1 8 6 3 年他被正式委任此職。後來,他為這個天上掉下的餡餅而給他的好友、中國海關駐倫敦稅務司金登乾(J.D.Campbell)寫信:“李泰國丟掉了一個多么光明燦爛的未來!如果他在1863 年腳踏實地地乾, 他今天就會成為東方的俾斯麥!” 現在, 是他成就這一重任的時候了。1 89 6 年, 訪問德國的李鴻章曾經被俾斯麥讚譽為“東方俾斯麥”。他們雖然都明白和真正的俾斯麥的功績相比,有一定的差距,但是,從清政府最後封赫德為 “太子太保”的舉措來看,這個出生在北愛爾蘭的英國人,的確創造了一個客卿所能創造的最高偉業。
食君之祿, 為君分憂。客卿是為君主謀利益而不計個人身份的政客。自春秋戰國時代始,國有客卿一說。蘇秦、張儀均曾為客卿。齊宣王禮遇孟子,聘其為客卿。元代義大利人馬可?波羅也曾為客卿。傳統世界的確有這樣的規則, 身份的規定性並沒有當代這樣明顯。比如,著名的國際法之父荷蘭人格勞秀斯就曾先後為法國和瑞典做使臣。後世之西洋傳教士的利瑪竇、湯若望、南懷仁等等,均曾為中國朝廷的客卿。真可謂外來的和尚好念經。《清史稿》對赫德作結論曰: “赫德久總稅務,兼司郵政,頗與聞交涉,號曰客卿,皆能不負所事。”
用洋人辦國家大事,是洋務運動中的無奈之舉。中國近代第一個出使西洋的官方使團團長就是美國人蒲安臣。而赫德能夠高居中國總稅務司一職近半個世紀,得益於晚清中國無海關人才,而他本人又有敏銳的視角。赫德的出現,是中國半殖民地社會性質的一個縮影。但是,赫德本人又不同於一般意義上的殖民地官員,他並非英國委派,而是由中國聘請;其言行也並非為謀求英國的殖民利益。所以,赫德在身份歸屬和政治忠誠上面,並不因為他的英國人身份,就應簡單地劃為殖民官員這一類。
鹹豐八年(1858年),清政府與英、美、法三國簽訂了《天津條約》及《中英通商章程善後條約》。其中第十款規定,通商各口,“任憑總理大臣邀請英人幫辦稅務”,“各口劃一辦理”。海關對進出口貨一律按時價“值百抽五”稅率徵收;洋商運銷內地或從內地收購土產出口只納2.5%的子口稅,不再交納厘金。具有“無限的工作能力、遠大的抱負和強烈的權力意識”的赫德,取得控制中國海關之權後,管轄了擁有55000人的帝國重要衙門,每年提供占財政收入三分之一的稅收。
赫德把海關作為自己施展全部才能的舞台, 進行了大刀闊斧的改革。他在《海關衙門章程》中規定:“ 各關所有外國人幫助稅務事宜,均由總稅務司募請調派。其薪水如何增減,其調往各口以及應行撤退,均由總稅務司作主。”從而,“對於全國海關,幾有一國元首之權威”。
在被恭親王親切地稱為“ 咱們的赫德” 的讚譽聲中, 他使中國海關工作效率快速提高,其稅收從1863年的725萬兩,增加到1866年780萬兩,1887年到20541399兩,到1899年達到創紀錄的26661360兩。
既然是客卿, 其基本的立足點是職位對他的限定。忠於職守的赫德在與洋務領袖們的交往中,領教了中國改革派的立場,即委之以重任但不能損害中國的利益。曾國藩曾經明確地表達了對赫德的立場:“凡是對我國和貴國都有利的事,我定會支持;對貴國有利而對我國無害的事,我不會反對;但如果對我國有害的事,無論對貴國多么有利,我都會以死相抗爭。”
這話不是說著玩的。1 863年赫德的上一任李泰國的被免職, 就是因為觸犯了上述基本原則。事情的緣由是: 中國通過赫德向尚在英國休養的李泰國購買兵船,組建海軍艦隊。李泰國把這個機會當成了英國控制中國海軍的機遇,擅自“代表”清政府與英國海軍上校阿斯本簽訂所謂十三款契約, 規定“ 阿斯本允作總統( 司令) 四年, 但除阿斯本之外,中國不得另延外國人作為總統”;“中國所有外國樣式船隻或內地船雇外國管理者, 或中國調用官民所置各輪船”,統歸阿斯本調度管轄; 阿斯本只接受皇帝諭旨,所有諭旨檔案必須由李泰國轉交“ 遵辦”,“若由別人轉諭,則未能遵行”;艦隊所用“員弁、兵丁、水手均由阿斯本選用”;艦隊“應掛外國樣式旗號”,等等。中國方面認為這個契約與最初商定的“總統由中國人擔任,弁兵水手亦用中國人,洋人只少數教習”不符,未予同意。
正在鎮壓太平天國前線的曾國藩堅決反對“ 十三條” , 提出“ 不如早為疏遠,或竟將此船分賞各國,不索原價”。於是恭親王奕等人認為,“與其貽患於將來,不若請裁於此日”。最終遣散了這個所謂的阿斯本艦隊。李泰國因此而被革職。赫德實際成了最大受益者。所以, 當曾國藩向他表態的時候, 相信他是深知其中的利害關係的。1 8 6 8 年蒲安臣因代表中國擅自與美國訂立條約, 恭親王后來明確表示不擬再用洋人辦理中國外交。故此, 赫德擬定了基本原則:“ 不必用花言巧語, 以中國的利益為重是必須遵守的正確原則。”
改革
局外人的《局外旁觀論》嚴格而言, 客卿畢竟是局外人。所謂旁觀者清, 對於日益腐敗的清政府, 除了每天工作1 8 個小時的瘋狂做事外, 赫德自然有很多話要說。在他早幾年還年輕氣盛的時候, 他不揣冒昧地對整箇中國的改革提出了自己的全盤意見, 這就是3 0 歲的赫德在1 8 65 年上給總理衙門的摺子《局外旁觀論》。赫德在《局外旁觀論》里開宗明義地指出,“矮人之於長人肩上所見, 必遠於長人”; 而旁觀者“ 敢抒所見, 或效一得之愚”。
既然是局外旁觀, 則首先得對局勢作出判斷。赫德說,“ 中華情事, 一曰內情, 一曰外情。今日之外情, 系由前日之內情所致; 而日後之內情, 亦由外情所變。” 這是點明了國內問題和國際局勢的關係。
內情如何? 《局外旁觀論》幾乎說得清政府體無完膚。政治上:“盡職者少,營私者多”。財政上:“官之下取於民者多, 而上輸於國者少”。軍事上:軍隊“平時拉弓舉石,只講架式, 股肱怠惰,止得養鳥消遣”。“兵勇之數,動稱千百萬,按名排點,實屬老弱愚蠢,充數一成而已”。知識界:知識分子“書籍非不熟讀, 詩文非不精通,使之出仕,而於人所應曉之事, 問之輒不能答”,“ 一旦身居民上, 安能剔弊厘奸”。
赫德建議實行“民化而興國”。所謂“民化”者,即“外國所有之便,民均可學而得;中國原有之好處,可留而遵”,“國民雨沾其益, 願學者皆能學”。所謂“興國”者,“中外來往日多而敦好,外無多事之擾,內有學得之益”,即可興邦。最終是要在國內整頓“舊例”,在外交上採取“召見、派使、會制。召見無損, 派使自護,會制富民”。在遵守和約的情況下,“ 必致( 列強) 欣悅, 無事不助, 無時不合。蓋萬國往來,向來各國讓各國之事,中國若不讓,各國必不服。若讓而做萬國之友,其地廣大,其民眾多,文義均通,安分務工,止有國政轉移,無難為萬國之首”。
儘管洋務派也認識到上述問題, 但是他們對於赫德的主張並沒有認真考慮。後來赫德還提過多個建議改革的方案,內容涉及財政、稅收和軍費等各個方面。他對洋務派籌備北洋海軍帶來的改革後果充滿希望:“隨著造船而來的,是對煤鐵的需要,然後是開採中國的礦山,然後是鐵路、電報、鑄幣廠,最後是這個國家所需要的各種改良和改組。……(海軍)是一粒種子,它可以發芽、含苞以至開出我剛剛所說的那些花朵。”
赫德發現對於中國的全面事務他並沒有什麼影響力, 便轉而精心試驗他的中國海關改革,通過海關體制的改革,推動中國的改革。
海關的改革或者說近代中國海關體制的建立, 幾乎完全出自赫德之手。僅就海關人事制度改革而言,他就採取了如下措施:在人才的選拔上,他一改任人惟親的中國式傳統,通過考試選拔人才。對於海關職員,他進行了專業分工,以做到各司其職。同時實行考核制度,獎懲有據。為防止腐敗和提高職員工作積極性,他採取了高薪養廉,實行養老儲金的制度。是為中國首創。
赫德的若干革新措施, 具有很久遠的超前性和現代性。比如,他規定公務員不得經商,實行輪換和迴避制度,給予職員申訴權等等。但赫德從不甘心其角色僅限于海關事務。他很關心中國的外交事務,並且促成了當時中國第一批外交使節的派遣。比如第一個遊歷性質的中國使團斌椿使團的出遊, 第一個正式的中國使團蒲安臣使團的出訪,第一個常駐外國使節郭嵩燾的出使。
此外, 赫德管轄下的中國海關首先開辦郵政。赫德促請張之洞上《請辦郵政片》,經光緒批准後,總理衙門正式上《議辦郵政折》。光緒二十二年(1896年),赫德擬訂開辦中國郵政章程,總理衙門即據此奏準。郵政正式成立,赫德任總稅務司兼總郵務司,以天津海關為中心,在北京、營口、煙臺和上海五個海關來試辦海關的郵政。中國第一套郵票“ 大龍票” 就此誕生。1 91 1 年以後, 中國的郵政才從海關中獨立出來。
人物評價
特定的歷史條件, 特定的人物, 給後人留下難以定論的遺產。毫無疑問, 赫德是一個外國人, 而且又處於中外不對等的博弈關係中。到底是該從赫德的個人目標和行動中確立判斷的標準, 還是從中外關係的大勢中推演赫德的行為價值, 的確是一個需要審慎思考的難題。一個比較穩妥的看法是: 赫德控制中國海關, 有損中國主權。他本人是不平等條約關係的實踐者, 這一點毫無疑義。而另一方面, 赫德卻以客卿的身份, 儘量在其可能的範圍內對內主張改革, 對外多次表達對中國立場的支持, 又是值得肯定的。但後一點顯然屬於大是大非之下的次要層面。因為這些意見的表達多半是在無損英國重大利益的情況下做出的。
判斷赫德的言行, 還可以從中國在1 9 世紀後期需要以何種姿態對待內政和外交的角度看待。
中國需要改革, 赫德先後向清政府提出1 0 個改革方案, 並在自己的衙門許可權內進行了近代化的改革。
中國需要抗敵, 赫德也曾鼓舞中國抗敵。中法戰爭期間, 他對於法國的侵略表示強烈憤慨。他寫信給金登乾, 批評法國人的行為是“ 一連串惡毒的、不必要的、不公正的、毒辣的屠殺”! 他希望“ 老天將給他們報應” , 並義正嚴詞地說,“ 如果我是一個中國佬, 我也是要打的” 。因此, 中法戰爭期間, 赫德是一個主戰派, 他曾對總理衙門的大臣們說:“ 如果你們有把握能一致決心戰鬥到底, 我勸你們打, 因為正義是在你們這邊, 而法國勞師遠征是必會疲憊的。”
中國需要保持領土完整和主權獨立, 赫德也曾支持中國的領土完整主張。經過義和團運動和八國聯軍的侵華事件, 赫德感到重新建立合適的中外關係的重要性。他勸說列強在賠款問題上“接受中國所願承擔的賠償”、“維護中國的行政管理完整和維護其領土完整”,並在中英談判中主張等中國整頓和完善了法律體系後“ 英國即允棄其治外法權”。
若拋棄目的論看待赫德, 其人之言行本身即已說明了一個特殊的人在一個特殊時代的地位和價值。
另一方面, 與赫德同時代的英國軍政人物對中國的悍然侵略, 也可以反證赫德的歷史地位。換言之,英國是使用了文武的兩手,對付一個衰落的東方帝國。
一百多年前, 英國悍然發動對中國西藏的侵略。一位英國人就此記述道:“富於浪漫主義色彩的編年史家或許是得到了某種暗示:西藏詛咒了她的闖入者……那些誘騙他們或派他們到拉薩去的人並沒有一帆風順……榮赫鵬為其所摯熱信任的政府做出的巨大貢獻不久也付之東流了。這些或許是這個遭到褻瀆的亞洲世外桃源所施的種種報復?”
1903年,榮赫鵬(Younghusband)上校被任命為“西藏邊境事務行政官”,做好了再一次的侵略準備。儘管英國媒體對此次侵略持有疑義,比如《每日新聞》公開質疑“進入西藏的意義到底是什麼”,指責榮赫鵬“打開西藏大門”是“追求世界性聲譽和光環”。但是,《榮赫鵬日記》展示給我們的卻是這樣一些慘不忍睹的事實:一是英軍詭計多端, 藏軍損失慘重。1 9 03年秋天, 由榮赫鵬率領一支近萬人的英國武裝使團集結在亞東與錫金的邊境。1904年3月31日英軍在戛吾的曲眉仙角地方與藏軍遭遇。藏軍正副指揮萊丁色和郎色林代本走出陣地和英軍談判。榮赫鵬竟要求他們說:既然要談判,雙方必須停火。藏軍竟然老實地將土槍的火繩熄滅。這一決定被證明是災難性的。英軍佯裝談判,卻派麥克唐納從背後包抄,並架設機槍,對藏軍形成三面包圍。
英軍再次提出藏軍先放下武器, 準備談判。稍有常識的人便知道,火繩槍的火繩熄滅後無法很快點火射擊。待藏軍上鉤,英軍即迅速開火,談判變成了大屠殺。榮赫鵬自己回憶道:“……牆後之藏人擠作一團,有似羊群,……另一方我之麥格沁機槍與大炮已向彼等瞄準,相距不過二百碼,……數秒鐘後,我之來復槍與大炮已將彼烏合之眾掃射無餘。拉薩將軍(代本)本人開始即被殺死,數分鐘後全部工作告竣,平原遍處皆藏人屍首。” 2 2 歲的機關槍兵指揮官哈多中尉給其雙親的信中說:“這場屠殺太令人噁心了。儘管將軍命令儘可能擴大戰果,我還是停止了射擊。那場面太悲慘了。”
二是藏軍英勇抗擊侵略者。其中以江孜保衛戰最為壯烈( 電影《紅河谷》即再現了當時的情景) 。江孜是由南方進入拉薩的戰略要地。1904年4月,英軍抵達江孜。當時江孜縣所轄之內,十六至六十歲的男人全部被動員起來拿起武器,發誓趕走英國侵略軍。1 9 0 4 年5 月5 日, 英軍初敗藏軍於江孜。榮赫鵬記道:“我們突然被西藏人的奇怪的戰鬥喊聲所驚醒,是幾百個西藏人的粗暴而尖銳的聲音,‘基、呼、呼、嗚、嗚! 基、呼、呼、嗚、嗚!’ 這樣的喊叫, 就在幾碼的距離, 在我們的矮牆外面。接著就是幾百支短槍的爆裂聲,子彈從四面八方呼呼飛來, 他們的槍炮噴出長條的火舌。”“ 天亮了, 我們看見幾百個西藏人從牆外、樹後和附近的地方向我們放槍。有幾個人頑強地搶著我們的士兵從牆孔穿出去的槍口, 企圖把槍拔走。我們的狙擊隊從衛城的屋頂還擊, 把他們大多數人打死了。”1 5 日, 西藏當地政府對英兵宣戰。2 6 日, 英軍與藏兵再戰於江孜, 藏軍再敗。榮赫鵬記道:“ 不能想像還有什麼可以比得上他們的個人勇敢。例如, 十五個騎黑騾子的戰士和四十名步兵, 冒著我們暴風雨般的火力, 從江孜宗山政府猛衝而出, 想去救援他們認為是遭遇到強烈壓迫的在帕拉的戰友們。結果這隊援軍全部中彈死亡, 無一生還。”7 月5 日, 英軍向江孜宗山發起了總攻。經過連續三天艱苦緊張激烈的戰鬥, 7 月7 日傍晚, 包括宗山和白居寺在內的江孜全城淪陷。此役, 藏軍無一人被俘, 無一人投降。最後的500 多名藏兵全部跳崖。
1904 年8 月3 日, 英軍占領了拉薩。榮赫鵬將大炮對準布達拉宮,4 4 天后, 逼迫西藏地方簽訂《拉薩條約》。儘管當時中央政府令駐藏大臣不要籤押, 但是, 在兩年後的北京談判中, 這個條約被當作附屬檔案附於《中英續訂藏印條約》。此約規定“ 英國國家允不占並藏境, 及不干涉西藏一切政治”,但是開放了若干商埠(包括江孜),並獲得若干賠償。此二約在實際上肯定了中國在西藏地方的主權。英國並沒有得到最主要的侵略利益,相反,仇視是給他們最好的回答。榮赫鵬在日記中寫道:“他們非常仇視我們,西藏人中間的那個名叫強巴丹增的和尚,他始終沒講一句話。”
大喇嘛是否詛咒了榮赫鵬, 我們不得而知。我們所知道的是屠夫榮赫鵬總共屠殺了近5000 藏族民眾。這位偽善的侵略者於1 9 4 2 年去世,終年7 9 歲, 其墓志銘上書:“ 清心的人有福了, 因為他們將見到上帝。”榮赫鵬是帶著一尊佛像去見上帝的。他離開拉薩的早晨,一位活佛意味深長地送了他這尊佛像,現在安放在他的棺材上。他的朋友說 “他對這尊小佛像備加珍愛,超過了其它的世格之物”。榮赫鵬企圖從東西方兩面的神聖保佑中安息他的靈魂,但是,他真的能夠安息嗎?
赫德也好, 榮赫鵬也罷, 另外還有戈登, 這些英國人在英帝國最鼎盛時期,從不同的角度對東方一個古老而幼稚的、對世界事務一竅不通的帝國進行了干涉和侵略。應該說,是歷史把他們推到了前台。但是,他們的命運是一面鏡子,其中可反射出晚清帝國的自我形象。
晚清三十人
晚清是中國歷史上最具悲劇性的時代,但也是中國人睜眼看世界的時代。借用這些晚清外交的風雲人物,引導我們走進晚清,走進這些歷史人物的內心,去感受那場千年歷史的變局,以及帶給我們的歷史反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