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生平
早年經歷
1839年(道光十九年)12月7日,曾紀澤生於荷葉黃金堂,為清朝中興名臣曾國藩的次子。曾紀澤自幼受嚴格教育,通經史,工詩文,並精算術 ;後因受洋務運動影響,復力學英語,研究西方科學文化。故識者常以“學貫中西”譽之。
1870年(同治九年),由二品蔭生補戶部員外郎。
1872年(同治十一年),曾國藩去世。曾紀澤守制期間,開始以《聖經》、《英話正音》等為教材學習英語。
1877年(光緒三年),曾紀澤為父守喪期滿,以承襲一等毅勇侯爵位入京。 他得到慈禧太后接見,並指出:“辦洋務難處在外國人不講理,中國人不明事勢。” 又說:“中國臣民當恨洋人,不消說了,但須徐圖自強,乃能有濟,斷非毀一教堂,殺一洋人,便算報仇雪恥。”
使臣生涯
1878年(光緒四年),派充出使英國、法國大臣,在英辦理訂造船炮事宜,補太常寺少卿,轉大理寺少卿。 在出使任內,深入了解各國歷史、國情,研究國際公法,考察西歐諸國工、商業及社會情況。又將使館由租賃改為自建,親自負責圖書、器物購置,使得使館的規模既不失大國風度,亦不流於奢靡。駐外嚴於操遠,節約公費,摒棄貪劣,倡導廉潔之風,為外國人所敬重。
1879年(光緒五年),巴西通過其駐英公使與曾紀澤聯繫,謀求與中國建交、通商,並招募華工墾荒。曾紀澤建議清廷予以同意,唯對招募華工一事,因美洲各國虐待“苦力”,請予以拒絕。
1880年(光緒六年)曾紀澤兼任出使俄國大臣,並作為欽差大臣,與沙俄談判修改崇厚擅訂的《里瓦幾亞條約》。 曾紀澤抵達俄國後,與俄外交大臣格爾斯(Nikolai Karlowitsch de Giers)及俄駐華公使布策(Eugene de Butzow)等艱苦談判。
1881年2月24日(光緒七年正月二十六日),《中俄改訂條約》(即《中俄伊犁條約》)簽訂,成功挽回了伊犁以南特克斯河流域等處領土。 6月14日,曾紀澤遷宗人府府丞,8月5日清廷又授都察院左副都御史之職。 8月19日,完成《中俄改訂條約》的換約。
1882年1月27日(光緒七年十二月初八),領旨續任駐英法俄三國公使三年。 5月3日,抗議法軍侵占河內,5月6日進一步要求法軍退出河內。5月31日法國外交部做出法越之事無須中國過問的回覆,曾紀澤又於6月14日予以駁斥,稱其“乃無根之言”。12月4日,會晤英國外相,謀求調停中法越南衝突。
1883年(光緒九年),受命開始與英國商談鴉片厘稅並征事宜。中法戰爭爆發後,曾紀澤不斷抗議法政府挑釁。主張“堅持不讓”,“一戰不勝,則謀再戰;再戰不勝,則謀屢戰”。與法人爭辨,始終不撓。又疏籌“備御六策”。 雖在病中,猶堅守崗位,進行鬥爭。
1884年(光緒十年)4月,由於李鴻章的建議,曾紀澤被免除駐法大臣之 職 ,5月交接,仍為駐英、俄大臣。11月20日補授兵部右侍郎。
1885年(光緒十一年),鎮南關大捷後,曾紀澤著眼於中法國力的客觀差距,改變主戰的觀點,電請清廷議和以儘快體面地結束中法戰爭。 6月,清廷令曾紀澤卸任出使英俄國大臣之職,回京供職,而以劉瑞芬代之。 交接前,曾紀澤繼續履職,在英國訂造“致遠”、“靖遠”艦, 並於7月18日與英國首相兼外交大臣沙爾斯伯利侯爵(Robert Arthur Talbot Gascoyne-Cecil)簽訂《中英煙臺條約續增專條》,議定洋藥稅厘並征條約,規定凡鴉片運抵中國口岸,每百斤須完納進口稅30兩及厘金(最多80兩),此後於中國內地行銷不再徵收任何捐稅 ;此舉為清政府每年增加煙稅白銀數百萬兩。
自強求富
1886年(光緒十二年),奉命先後正式交卸出使英國大臣、出使俄國大臣之職 ,並於同年底回國,途中曾謁見德皇威廉一世等人。同年12月11日抵京,於總理海軍事務衙門(海署)幫辦海軍事務,協助李鴻章創辦北洋水師,鏇為兵部侍郎入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譯署)。在譯署,他堅決反對葡萄牙割占拱北地區,獲成。同時,仍在海署幫辦海軍事務,曾會同李鴻章等制訂《北洋海軍章程》,並為海軍經費問題嘔心瀝血。
1887年(光緒十三年)1月,曾紀澤以英文撰寫的《中國先睡後醒論》在英國倫敦《亞洲季刊》上發表。 2月15日,調戶部右侍郎,兼管錢法堂事務。 6月12日,至同文館考試六部保送出國遊歷的人員。
1888年(光緒十四年)7月28日,任戶部管理三庫大臣。 10月10日,兼署刑部右侍郎。 11月30日,上奏請求繼續興建天津至通州的鐵路線,遭遇阻力。
1889年(光緒十五年)1月30日,再次以海署名義上奏,駁斥停建津通線鐵路的論調,指出鐵路對於國防、河運、商貨、礦產、行旅等的益處;後經張之洞主張,改為興建蘆漢鐵路。他還推動北洋派員參加當年3月在華盛頓舉行的“保護行海船隻萬國會”的成立大會。3月30日,受命管理同文館事務,任內改善教學秩序。8月31日,兼署吏部左侍郎。
英年早逝
1890年(光緒十六年)4月12日,曾紀澤在北京台基廠寓邸中病逝。4月14日,朝廷追贈其為太子少保,照侍郎之例賜恤,鏇即賜謚“惠敏”。
主要成就
收回伊犁
左宗棠進軍新疆消滅阿古柏政權後,伊犁仍被沙俄占據。1878年(光緒 四年),清廷派崇厚為特命全權大臣,赴俄國交涉伊犁問題。7月崇厚在俄國官員的威脅和欺騙之下,擅自簽訂了出賣國家利益的《里瓦幾亞條約》,中國割讓伊犁以南和以西的大片土地,向俄國賠款五百萬盧布,俄國商人到新疆和蒙古等地經商全部免稅,允許俄國經新疆到天津、漢口和西安陸路通商;而換回來的,只是一座三面被俄國包圍的空城伊犁。 經權衡,清廷將崇厚撤職並交給刑部嚴加懲處,改派駐英、法公使的曾紀澤赴俄與沙皇政府重新談判。
1880年(光緒六年)曾紀澤兼任出使俄國大臣,與沙俄談判修改崇約。 他高度重視伊犁的重要性,並在對俄談判前對“分界、通商、償款”三個方面作了權衡,認為:西洋定約之例有二,一種是要“長守不渝”的,即分界;一種是可以“隨時修改”的,即通商。所以對分界“宜以百折不回之力爭之”;通商方面,“則宜從權應允”。
1880年7月,曾紀澤到達沙俄首都聖彼得堡,受到沙俄政府冷遇,甚至被質問談判資格(崇厚為頭等出使大臣、擁有全權,而曾紀澤為二等出使大臣,當時也沒有全權)。曾紀澤駁斥說:根據西洋公法,無論頭等二等,縱使都稱全權,但也都不能違背國家之意專擅行事,訂約必須國家批准;崇厚專擅行事,違背中國國法,也不合國際公例,所以不能承認。談判得以開始後,曾紀澤爭取主動,提出事先擬好的改訂新約要點。俄方對相關要求十分不滿,多次以終止聖彼得堡談判甚至發動戰爭相威脅。曾紀澤針對沙俄戰爭訛詐,表示:“中國不願有打仗之事,倘不幸而有此事,中國百姓未必不願與鄂(俄)一戰。中國人堅忍耐勞,縱使一戰未必取勝,然中國地方最大,雖十數年亦能支持,想貴國不能無損!”
曾紀澤與格爾斯、布策等俄方代表,“往返詰難數十萬言”。 經過半年多的努力,終於在1881年2月24日(光緒七年正月二十六日),達成《中俄改訂條約》。與崇厚所籤條約比較,雖然伊犁西境霍爾果斯河以西地區仍為沙俄強行割去,並且對俄賠款增至九百萬盧布,但取得如下成果:烏宗島山及伊犁南境特克斯河一帶均予收回,面積達2萬餘平方公里;取消俄人可到天津、漢口、西安等地進行經濟活動諸條款;廢除俄人在松花江行船、貿易,侵犯中國內河主權等規定。 成功改約使曾紀澤廣受讚譽,但他自己卻在書信《復陳俊臣中丞》中表示:“上年改訂俄約,收地未全,內疚方深。都門士大夫以為稍補苴前約之綻漏,不復苛責。來書亦引為弟功,過垂獎借,讀之益增愧耳。”
英法外交
除對俄外交外,曾紀澤在對英法外交方面也取得一定成績。《煙臺條約》簽訂後,李鴻章和左宗棠均曾與英國駐華公使威妥瑪商談增加鴉片厘稅,未果,談判事宜交曾紀澤。 曾紀澤運用對鴉片貿易的國際輿論譴責以及1880年美國與中國訂約絕不以鴉片為貿易品等情事,使中英兩國於1885年 達成《煙臺條約續增專條》,規定:洋藥(即鴉片)進口關稅仍為一擔30兩,但厘金增為80兩,兩者共合110兩。 此舉為清政府每年增加煙稅白銀數百萬兩。
此外,曾紀澤還參與了英國強占緬甸、法國侵犯越南等問題的對外交涉,以及向英國訂造“致遠”、“靖遠”等艦事務 。他關心外交諸事,如駐外領事部署,何地當設,何地宜緩,何地不應設,都隨時向譯署提出建議;又如,他改進駐外公使與國內聯繫電報通訊的辦法。出使英法後,他還長期關注朝鮮問題,曾經直接或間接地參與有關朝鮮釋放法國傳教士問題、巨文島事件以及朝俄密約等問題的交涉。
從英法卸任歸國後,曾紀澤又在譯署參與中英西藏談判,堅持用通商換取英國對中國在西藏的主權的承認,達到目的;在中法訂立邊界、通商、連線電線章程的問題上,他也努力爭持。
體認西方
在歐洲期間,曾紀澤善於觀察和總結,多角度體認西方:他與萬國公法會友屠愛師一起研究國際公法;從勒色朴斯那裡了解擬議中的巴拿馬運河工程;到“倫敦大書院輿地會”聆聽學術報告;同牛津漢學教授理雅各討論東西方文化的相互作用,等等。他特別注意西方國家“政事語言文字風俗之不同”,甚至從英國的用地規劃和城市建設中,聯繫到西方社會的政治理念,得出了這樣的感慨:“西人地基價值極昂,故好樓居……可謂愛惜地面矣,然其建造苑囿林園,則規模務為廣遠,局勢務求空曠……無幾微愛惜地面之心,無絲毫苟簡遷就之意。”他指出:“與民同樂,則民不怨。”
人物評價
外交總評
曾紀澤一生成就以外交為主,尤因《中俄改訂條約》而廣受稱讚。對此約,英國駐俄國公使德佛欏評論道:“中國已迫使俄國做出了它從未做過的事——把業已吞下去的領土又吐出來了。” 法國駐俄公使商西、法國籍軍官日意格也就此表達讚嘆。 左宗棠也評價道:“劼剛此行,於時局大有裨益,中外傾心,差強人意也。” 曾紀澤努力學習國際政治與外交知識,尤其是能夠運用國際法,同時又有深厚文化底蘊,能言善辯,個人品質上又果斷勇敢,具備外交家的素質和風度:這些是其長處,也成為他成功的因素。
由於欠缺系統的外交教育,曾紀澤的外交思想也有其局限性,深邃性不足,帶有傳統儒學的慣性, 對外交的作用過於誇大;在一些具體的外交活動上,曾紀澤也有言辭不當等的失誤。 再有,曾紀澤按中英既有共識簽訂《煙臺條約續增專條》,雖然為清廷增加了收入,卻也設定了清廷對鴉片徵稅的上限,並使中國進一步喪失了關稅主權。 至於被認為成功之作的《中俄改訂條約》,對中國也仍然是不平等條約,其部分的成功則是與當時相對有利的政治、軍事形勢分不開的。 趙爾巽主編的《清史稿》就伊犁談判評論道:“崇厚擅定俄約,誤國甚矣。紀澤繼之,抗議改正。 其時國勢猶足自申焉。” 蔡東藩在《清史演義》中也說:“或謂吳之爭嗣,何裨大局?俄許改約,全恃曾襲侯口舌之力,於左無與?……外交以兵力為後盾,微左公之預籌戰備,隱攝強俄,雖如曾襲侯之善於應對,能折衝樽俎乎?”
瑕不掩瑜,曾紀澤兼具學習西方的開放思想和抵禦外侮的愛國思想,在近代中國成功利用外交手段收回國家權益,推動了中國外交近代化的發展,也抨擊了抨擊了西方強權外交、提高了中國聲譽,在中國近代外交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名人評價
左宗棠(清代名臣):竊見出使英俄大臣、都察院左副都御使、承襲一等毅勇侯曾紀澤,博通經史,體用兼賅,於泰西各國情形,了如指掌。奉旨出使,於交涉事件隨時執中,寬而有制。內則成乃父未伸之志,孝不違親;外仍慎與國外交之義,志殷補袞。當其隨任時久,與文武豪俊相結納,鑑別詳審,均有以得其心。若畀以疆圻重任,必能肅海防而戢群族囂凌之氣。現在兩江督篆需才甚殷,張之洞雖名重一時,若論兼通方略,似尚未能及曾紀澤也。(光緒十年閏五月十八日《遵旨保舉人才折》)
格爾斯(伊犁談判俄方代表之一):我堅信對於這些中國老爺們不能抱任何幻想。他們十分傲慢,並且熟悉世界知識。我們的示威沒有使他們害怕。
李鴻章(晚清名臣):①該侍郎受任於危難之際,力為其難,竟能廢已定之成約,折無厭之要求,易危為平,卒歸於好。不惟界務商務保全實多,而弭兵息民,大局所關,尤非淺鮮。②力持正論,法人畏避其鋒,至不敢復與議事,一時海內傳誦,翕然以為正論之歸。③······至今歲入款二百萬兩,且使洋藥厘重價昂,吸食漸少,暗消隱患。④力疾趨公,猶復長慮卻顧,情溢於言,其忠愛之誠,臨危不改,實為國之藎臣。(於曾紀澤去世後,分別評論其中俄伊犁談判、中法越南談判、中英鴉片厘稅談判以及籌商朝鮮事宜等事)
俞樾(清代學者):①文正公薨、惠敏公嗣,又繼之以雄才偉略,為國家宣布德意,奮揚威稜,談笑樽俎之間,折衝萬里之外,將天之鐘美於曾氏乎,乃天之篤祜我聖清也。②公合中學西學而成一家之學,宜其所樹立者大也。(《曾惠敏墓志銘》)
薛福成(晚清思想家、外交官):光緒初年以來出洋星使,究以曾惠敏公為第一。
嚴復(晚清、民國思想家):①門第意氣太重,天分亦不高。②喜為輕藐鄙夷之事。③天分極低,又復偷懦憚事,於使事模稜而已,無裨益。(《郭嵩燾日記》)
丁韙良(同文館總教習):①他相貌平平,身體柔弱,然性格剛毅,智力超常。②曾英語口語流暢,但不合語法,閱讀、寫作總有困難。但他知道的那一點英語使他在社交活動中大占優勢(而社交是外交活動的一半),並使他成為中國派駐外國首都最有才幹的使者。③曾侯爺作為政治家,無論在海外代表他的國家,還是在國內參政議事,都表現出中國人最好的素質——謹慎、忍耐與堅強。④在英國,他成功地增進了業已良好的關係。在法國,他在艱難的形勢下維護了國家尊嚴。在俄國,他受益於遣人的錯誤,大勝而歸。他不高興被人提醒他差點兒攤上了崇厚的命運。九年之後,他回到北京,成為現代中國派遣的最成功的外交官。一個好的跡象是,政府任命他在總理衙門任職,表現出願意得益於他的經歷;但是我們已經看到,他推動改革的努力是多么的徒勞。
譚嗣同(戊戌六君子之一):歷觀近代名公,其初皆未必了了。更事既多,識力乃卓。如曾文正、惠敏父子,丁雨生中丞,洞徹洋務,皆由親身閱歷而得。(《報貝元徽》)
梁啓超(晚清、民國思想家):身臨危難,無一失體。
錢基博(近現代文史學者):數十年來,稱使才者,並推薛曾。
蕭一山(近現代歷史學家):①曾紀澤是我國當時最了解國際形勢的外交家。②對使俄換約“不矜不伐,操心慮患”的態度,真不愧為曾文正公之子。(《清史大綱》)
軼事典故
譜寫國歌
在外出使期間,曾紀澤出席了不少正式外交場合,發現西方國家愛在公共禮儀場合演奏國歌。然而泱泱中華,幾千年來那么多詩詞曲賦,卻找不到一首歌作為大清的代表。
思來想去,曾紀澤開始著手譜制一首曲子,想把它作為“國調”。曾紀澤和其夫人劉氏皆通音律,在夫人的幫助下,這首“國調”很快就完成了。曾紀澤把這首曲子叫做《華祝歌》,歌詞部分原文是: “一統舊江山,亞細亞文明古國四千年!最可嘆:猶太、印度與波蘭,亡國恨,談之心寒!” 據考證,該歌曾作為國歌在1884年倫敦世界衛生博覽會上演奏。
在《華祝歌》之前,曾紀澤還曾請德裔英國作曲家本聶狄克(Sir Julius Benedict,1804-1885)協助完成《普天樂》一曲,並於1882年將相關信息發表在英國雜誌上。據薛福成記載,1887年英國外交部曾詢取“中國國樂樂譜”,劉瑞芬交予曾紀澤所作的《普天樂》的樂譜,或即此曲。《普天樂》也被研究者廖輔叔認為是中國最早的國歌。
中國睡獅
1887年1月,倫敦《亞洲季刊》上發表了曾紀澤用英文寫就的、闡述對中國內政外交和列強對華政策觀點的文章《China, the Sleep and the Awakening》(《中國先睡後醒論》 ),是中國近代早期少見的一篇外交專論 ,其中指出外來的侵略適足以“喚醒中國於安樂好夢之中”,中國的“全備穩固可翹足以待”,對民族振興滿懷信心。但曾紀澤並沒有將中國描寫為“睡獅”。 到了1898年,在澳門發行的《知新報》里一篇題為《日人大澤龍論中國情勢》的日文文章里,曾紀澤的說法被描述成了“曾紀澤嘗比支那於眠獅”。1899年,梁啓超在《動物談》一文中又將曾紀澤提到的先睡後醒轉成了“睡獅”一詞,“中國睡獅說”逐漸流傳。實則無論曾紀澤還是後來傳言甚廣的拿破崙都沒有這種說法。
親屬成員
父親:曾國藩
叔叔:曾國荃;曾國潢;曾國華
表叔:彭毓橘
弟弟:曾紀鴻
妻子:賀氏(原配),賀長齡之女,因難產早逝;劉氏(繼室),劉蓉之女。
兒子:曾廣銓(1870年生),兵部員外郎,曾紀澤養子,曾紀鴻三子,官至外務部左丞;曾廣銘(1871年生),出生六個月後夭折;曾廣鑾(1873年生),督察院左副督御史,襲封侯爵;曾廣鍚(1879年生),八歲殤逝。
女兒:曾廣璇(1860年生),適李瀚章之子李經馥;曾廣珣,適吳永(1865-1936);三女早亡(1869年夭折)。
孫子:曾約農,教育家,為東海大學在台復校後首任校長。
孫女:曾寶蓀
個人作品
曾紀澤撰有《佩府韻求古篇》、《說文重文本部考》、《群經臆說》等, 光緒十九年(1893年),江南製造總局彙編刊印其奏疏6卷、文集5卷、詩集4卷、出使日記2卷,後輯為《曾惠敏公遺集》行世;點校後更名《曾紀澤集》,由嶽麓書社出版。此外,嶽麓書社還曾於1999年出版《曾紀澤日記》上、中、下3卷。
墓葬紀念
曾紀澤墓於2010年在湖南省長沙市望城區雷鋒鎮牌樓壩村桃子灣被發現,當時墓葬已遭破壞。墓坐東朝西,呈半環形布局,占地面積約3000平方米,原由墓冢、墓圍、墓碑、拜台、石闕、神道、石像生組群、墓廬、龜背石石碑等構成,規模宏大。其中墓冢為糯米混瓷澆築,其餘建築均為花崗石材質。 該墓葬對研究曾紀澤生平及其家族變遷,研究晚清湖湘歷史,以及晚清時期的喪葬制度具有重要的歷史研究價值。
史書記載
《清史稿·卷四百四十六·列傳二百三十三》
《清史列傳》第八冊第五十八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