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宣懷[清末官員]](/img/e/918/nBnauM3X0MTO2MTOxIzNxQTMzQTM5UjM2ETMzQTNwAzMwIzLyczLzYzLt92YucmbvRWdo5Cd0FmLzE2LvoDc0RHa.jpg "盛宣懷[清末官員]")
人物生平
盛宣懷照片清宣宗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11月4日），盛宣懷，出身官僚地主家庭，出生於清末江蘇省常州府武進縣龍溪（即今常州市鐘樓區五星鄉盛家灣村，西新橋之西，蘆墅橋之東，原與關河、市河相通，現河已不存）。
清鹹豐十年(1860年)二月，太平軍將至常州，盛宣懷隨父母逃往江陰長涇鎮，再逃至鹽城。時盛康正權湖北糧道，派人接到湖北。
清同治元年(1862年)，盛宣懷與董氏結婚。盛康任湖北鹽法道，四川與淮北互爭引地，長期相持不下，盛宣懷建議川、淮並行，難題得以解決。盛康益勉以有用之學。當時先後擔任湖北巡撫的胡林翼、嚴樹森都是經世派著名人物，軍務、吏治嚴明整飭，冠行於各行省，盛宣懷耳濡目染，事事研求，也慨然以匡時濟世自期，“生平事功基於此矣”。
清同治五年（1866年），盛宣懷與二弟一起回武進縣應童子試，雙雙入泮，補縣學生。
清同治六年（1867年），祖父盛隆去世，盛康扶柩回籍。盛宣懷鄉試落第，意頗怏怏。盛康家居守制，一意為惇宗睦族之事，設義莊，增祭田，建義學，修宗譜，盛宣懷也都參與規劃。
清同治九年（1870年），入李鴻章幕，協助李鴻章辦洋務。受到李的賞識，第二年就已升到知府的官級。
清光緒二年（1876年），盛宣懷在湖北廣濟盤塘設立"開採湖北煤鐵總局"，雇英國礦師郭師敦查勘湖北煤鐵礦藏。
清光緒三年（1877年），七月郭師敦等勘得大冶鐵礦。十一月盛宣懷赴黃石港會同大冶知縣林佐等對鐵山土地產權，進行詳勘。又自民間購得部分鐵山土地產權，準備在黃石港東吳王廟旁（今沈家營）設煉鐵廠，後因經費難籌，李鴻章未批准。
清德宗光緒五年（1879年），署天津河間兵備道。
清德宗光緒十年（1884年），赴粵辦理沙面事件，署天津海關道。
清德宗光緒十一年（1885年），任招商局督辦。
清德宗光緒十二年（1886年），任山東登萊青兵備道道台兼東海關監督。
清德宗光緒十三年（1887年），在煙臺獨資經營客貨海運，航運範圍不僅擴大到山東整個沿海，而且還開闢了煙臺至旅順的航線。
清德宗光緒十五年（1889年8月），張之洞決定將原準備在廣東興建的煉鐵廠遷至湖北。適逢盛宣懷以事謁張，言及煉鋼之事，張提到尚無鐵礦，盛當即表示願將原在大冶購得之鐵山礦交給張開辦。年底，盛又和張面談開辦鐵礦事宜，並提出四條有益建議，為張出謀劃策。張之洞遂興建漢陽鋼鐵廠，開辦大冶鐵礦。大冶鐵礦於是成為中國歷史上第一座用機器開採的大型礦山。
清德宗光緒十七年（1891年春），在煙臺設立膠東第一廣仁堂慈善機構。
交大校慶江澤民與盛氏後人盛毓度(左一)
交大校慶江澤民與盛氏後人盛毓度(左一)
清德宗光緒十八年（1892年），任直隸津海關道兼直隸津海關監督。
清德宗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奏設北洋大學堂（天津大學前身）於天津。馬關條約簽訂後盛宣懷一再請求自己的免職，一再不準。
清德宗光緒二十二年（1896年），任鐵路公司督辦，接辦漢陽鐵廠、大冶鐵礦，奏設南洋公學（交通大學前身）於上海。
清德宗光緒二十八（1902年），任正二品工部左侍郎。
清德宗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因漢陽鐵廠受制於日本，仍不能獲利，需擴大生產規模。盛宣懷遂將漢陽鐵廠、大冶鐵礦、萍鄉煤礦合併，成立"漢冶萍煤鐵廠礦有限公司"，改"官督商辦"為完全商辦公司，被薦舉為公司總經理。在冶、萍兩礦設總辦，與漢陽鐵廠鼎峙而三，廣招商股，以解決擴大生產的資金。
清宣統三年（1911年），任郵傳部大臣。
民國元年（1912年）初，盛在日本看到民國政府需款作軍費。便以中日"合辦"漢冶萍公司的辦法取得日本借款，與民國政府搭上關係，想以此來挽救自己的不利處境。於是與日本壟斷財力秘密策劃，民國政府分別在神戶和南京同三井和正金財團簽訂兩個性質相同的漢冶萍中日"合辦"草約。2月12日，盛宣懷從日本正金銀行提取300萬日元借款，把這筆錢的一部分轉三井洋行，三井洋行轉給南京政府約250萬日元。訊息傳出，舉國譁然。盛宣懷在人民的強大壓力下，被迫同意廢約，並辭去漢冶萍公司總經理職務。
民國2年（1913年5月），盛又出任漢冶萍公司董事長，重新掌握漢冶萍公司大權。盛根據宣統元年第一屆公司股東大會的決議，著手興建大冶鐵廠，擴大
公司生產規模。為解決基建資金，於同年12月2日，與日本制鐵所、橫濱正金銀行簽訂5個契約。以漢冶萍公司全部財產作抵押，借款1500萬日元，其中900萬日元用於興建大冶鐵廠，600萬日元償還日本舊債，訂明用頭等礦產1500萬噸，生鐵800萬噸供給日本，作為償還之用，40年為期。並聘請日本人擔任最高工程顧問和最高會計顧問。這些契約使日本制鐵所將漢冶萍公司的經營管理權完全控制在手中，使漢冶萍公司逐步走向沒落。
民國5年（1916年4月27日），盛宣懷在上海病逝。
在《愚齋存稿》一百卷及《盛宣懷未刊信稿》等存世。舊時，大冶鐵礦建有盛公祠，摩崖刻有盛公紀念碑。
主要成就
盛宣懷發起的中國通商銀行發展航運
1872年他建議李鴻章用建造商船來提供建造兵艦的費用，被李採納，李委任盛辦理中國第一家輪船航運企業輪船招商局，這是盛辦理輪船航運的開始。同年擬定中國第一個集商資商辦的《輪船招商章程》。
1873年，輪船招商局正式營業，盛宣懷擔任會辦，從此他開始正式成為清末洋務運動的核心人物之一。
1875年李又委盛辦理湖北煤鐵礦務，從此盛又開始辦理礦業。
1909年盛宣懷鑒於“商業振興，必借航業，航業發達，端賴人才”，在南洋公學增設航政科，辦航海一班，後於1912年獨立成為吳淞商船學院，是為今大連海事大學、上海海事大學前身。
情系電報
1879年盛建議李建立電報事業，李採納之，又命盛督辦。
1880年創建中國第一個電報局——天津電報局。
1881年盛宣懷被任命為津滬電報陸線的總辦，從此進入電訊業。
1882年為了阻止外國人在中國沿海建立電報網，李委任盛建立上海至廣東、寧波、福州、廈門等地的電報線。
1883年盛宣懷督理天津海關，他挪用海關錢糧來資濟電報事業，混淆各個部門的經費，因此受到處分，但因多方說情未被降職。
督辦紡織
1892年起，他又開始在上海督辦紡織業。
1894年開辦華盛紡織總廠；又以官督商辦及官商合辦名義，控制大純、裕春、裕晉諸多紗廠。
督辦鐵路
1896年起盛宣懷開始督辦鐵路。
因漢陽鐵廠生產不景氣，虧損嚴重，張之洞奏派盛宣懷接辦漢陽鐵廠（包括大冶鐵礦、江夏馬鞍山煤礦）。盛接辦漢陽鐵廠後，招募商股，將帥官辦企業改為"官督商辦"，並改漢陽鐵廠為總廠，委輪船招商局會辦鄭觀應為總辦，將大冶鐵礦隸屬總廠，接著便著手改造、擴充漢陽鐵廠。針對漢陽鐵廠缺乏燃料、產品質量低劣等問題，首先派委員帶同外國礦師沿長江上下暨江、皖、楚西各境，搜求鑽試，尋覓佳煤，結果覓得萍鄉煤礦。遂向德國禮和洋行借德銀400萬馬克作為資本，開辦萍鄉煤礦，解決燃料問題。隨即奏派郎中李維格出國考察鋼鐵，求取煉鋼新法，以提高產品質量。李在考察歐美鋼鐵工業的同時，找到漢廠產品質量低劣的原因。盛於是購置新機爐，全面改造鐵廠。經過改造、擴充的漢陽鐵廠，成為東亞"第一雄廠"。外人驚呼中國醒矣。但盛在改造、擴充漢陽鐵廠時，為解決資金問題，在日本制鐵所的誘惑下，以大冶鐵礦得道灣礦山及礦局的全部財產作抵押，向日本興業銀行借款300多萬日元，使大冶鐵礦主權喪失。
興辦大學
甲午戰爭後，盛宣懷認為國家欲圖自強，籌設學堂、培育人才是關鍵。他在給朝廷的奏摺中說：“自強首在儲才，儲才必先興學”、“西國人材之盛皆出於學堂”。
1895年10月2日，盛宣懷通過直隸總督王文韶，稟奏光緒皇帝設立新式學堂。光緒帝御筆欽準，成立天津北洋西學學堂。後更名為北洋大學，此為中國近代史上的第一所官辦大學，也是天津大學的前身。這一天也成為中國第一所大學建校紀念日。
北洋大學堂創建後，盛宣懷秉承“事事研求”的人生宗旨，不斷豐富和完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辦學方針，形成了“西學體用”的思想理念。首先，他採用專家辦學模式，奏明皇帝“須遴選深通西學體用之員總理”，聘請美國教育家丁家立具體掌管設在天津的大學堂，並聘請了一批外籍教員。其次，針對當時清王朝在處理內政外交上急需熟悉法律的人才，以及急需開發礦業資源、發展機械加工工業的實際，開設了法律、土木工程、採礦冶金、機械工程等學科，並隨著事業的變化，及時改變專業設定，添設新的專業。盛宣懷認為“師範、國小尤為學堂一事務中之先務”。所以他又開始了培植師資和生源的工作，1897年他建立了我國教育史上第一所新式師範學院，以及第一所外院(即國小)，連同相當於大學附中的北洋大學堂二等學堂，形成了較為完善的三級學制，為中國新式系統學制的建立奠定了基礎。第四，盛宣懷注意因材施教，因人而異，培養專門人才。學生入頭等學堂先學習第一年基礎功課，學完後，由總辦、總教習察看每一個學生的資質，酌定今後的學習內容；即便是出國留學，也要根據每人的資質，選其專門學科去深造。第五，確立了“嚴謹治學，嚴格教學要求”的校風。
1896年盛宣懷在上海創辦南洋公學，是為上海交通大學、西安交通大學、台灣交通大學的前身。
1897年在南洋公學首開師範班，是為中國第一所正規高等師範學堂。
1909年在南洋公學首開航政科，後發展為獨立的吳淞商船學院，是為大連海事大學、上海海事大學前身。
盛宣懷還創設了南洋公學附設譯書院、電報學堂等。為適應清政府經濟特科的選拔，他精心開辦了“特班”，專門培養政府官吏，如為發展鐵路事業，開辦了“鐵路班”。
盛宣懷與大學教育的淵源並不只體現在他親自創辦的這些學堂上，1916年4月27日他去世之後，其十餘萬卷的藏書被民國政府一分為三，分別給了聖約翰大學、交大和山西銘賢學校。解放後，這些藏書的分配又被作了重新調整，安徽大學、華東師大、山西農大成為新的受益者。甚至連盛宣懷與朋友來往的六百封信札，也被香港中文大學所收藏。
興辦銀行
1897年，5月27日，他還在上海外灘開辦了中國通商銀行，這是中國的第一家銀行。此後，與比利時、英國、美國簽訂鐵路借款契約草約。他對康有為的改革是支持的，但認為康遇事太急。
投資煤礦
1898年，盛開辦萍鄉煤礦，1902年創辦中國勘礦總公司，1908年將它與漢陽鐵廠、大冶鐵礦合併成立中國第一家鋼鐵煤聯合企業——漢冶萍煤鐵廠礦公司。
檔案管理
1910年辦成私人的上海圖書館盛宣懷終其一生都十分注重文檔留存，各種文稿、信札、賬冊甚至宴客選單，吉光片羽，無不悉心收藏。盛宣懷在世共26106天，現僅上海圖書館收藏的“盛檔”就有一億餘字，178633件，籠統一算，每天保存6．8件檔案。如果加上流散在海外的“盛檔”，數字就更為驚人了。
1975年，上海當時的市委寫作班子組織了復旦大學、上海社會科學院、上海圖書館三家單位的研究人員，開始對上海圖書館館藏的800多大包的盛宣懷檔案進行整理。這是1949年後第一次整理“盛檔”。1997年，上海圖書館又再次組織整理“盛檔”，這次整理共歷時9年。800多大包的盛宣懷檔案的具體數目是178633件。
盛宣懷當年的親近幕僚葉景葵曾說過：“宣統之季，余在造幣廠監督任內，公適籌畫幣制條款，召余商榷，函電屬草，每於病榻親自為之，精細為群僚之冠。”文中“余”系葉景葵自稱，“公”即指盛宣懷。從盛宣懷對擬“函電屬草”這樣的事，即使臥於病榻，也必“親自為之”，足可見盛宣懷對文案（實際上也是對檔案）的重視。
慈善濟民
盛宣懷作為慈善家，他在天津創立廣仁堂，在上海開創萬國紅十字會等慈善機構，是近代中國最著名的賑濟家之一。
清同治十年（1871年），畿輔大水，盛宣懷的父親盛康捐助衣物糧食，由盛宣懷購買並運到天津散發，這是盛宣懷第一次從事福利事業。河北水災時，盛宣懷與父親盛康一起參與賑災工作，曾到江蘇、上海一帶募捐錢物，收效頗大，因此他才有把握向李鴻章要求增加一萬兩賑款，“回南勸捐，如數歸繳”。
清光緒三年至四年(1877－1878年)，山西、陝西、河南、河北一帶遭受極其嚴重的旱災，史載餓殍達一千萬人以上，被稱為“丁丑奇荒”。李鴻章時為直隸總督，正處重災之區，賑災工作十分繁重。他在天津設立了直隸籌賑局處理賑務，盛宣懷以候補道的身份參加該局工作，於1878年5月，被派往獻縣主持賑災。他會同地方官員下鄉做了一次調查，給李鴻章寫了兩份報告，詳細匯報了獻縣受災後的情形。由於連年災荒，當地農民除了土地之外已一無所有，久旱無雨，土地堅硬，種糧已被吃盡，農田大半荒蕪，無人耕種，災民或者流落外省，或者坐以待斃，形勢非常嚴峻。災民人數太多，“獻縣至少鬚髮二萬戶，方能稍援垂斃”。盛宣懷所帶政府賑災款只有區區六千串，以每戶一千文散放，只能救濟六千戶。盛宣懷請求借庫平銀一萬兩，以滿足救濟“極貧之戶”之需。由於這是計畫外的要款，可能撥不下來，盛宣懷提出：“此銀如籌賑局無款核銷，擬請代為轉借，俟職道回南勸捐，如數歸繳，決不敢短少”。
光緒五年，為了解決河北特大旱災後遺留下來的為數眾多的孤兒寡婦的撫養問題，盛宣懷秉承李鴻章的旨意，在天津設立一座名為“廣仁堂”的慈善機構，其創辦者和董事多為“南省助賑紳士”，如王承基、吳大澄、經元善、鄭觀應、李金鏞等。其中王承基是上海人，吳大澄江蘇吳江，經元善浙江上虞，李金鏞江蘇常州，鄭觀應是廣東人，但也長期在滬經商。這些人大多是上海一些著名善會、善堂的堂董或司事。王承基光緒八年(1882年)被推舉為上海同仁輔元堂的司總，經元善先後在同仁輔元堂、果育堂任職，鄭觀應曾任上海保嬰局董事，後又在果育堂任董事，他們有著長期從事民間慈善事業的經歷和經驗。盛宣懷晚年回憶廣仁堂時曾說：“北省向無善堂”，廣仁堂可稱南方紳商在北方創設善堂的開山之舉。
1904年日俄戰爭期間，為了救助陷於戰區的民眾，上海的一些慈善事業活動家仿效西方紅十字會的章程和辦法，聯合中立的英、美、法、德等國在滬的外交人士、企業家，在上海創設了一個名為“上海萬國紅十字會”。這個組織雖然也帶有政府背景，當時的兩位商約大臣呂海寰、盛宣懷是肩負政府使命的幕後主持人，但出面活動的華人董事沈敦和、施則敬、任錫汾則都是長期在上海從事慈善事業的南方商人。這為1910年2月中國紅十字會的正式成立起到先導的作用。
1906年春、夏，安徽、江蘇發生特大水災，受災人口達730萬人。由於地方官吏對賑災救濟工作的漠視和拖延，造成大批災民流離失所，清江、沭陽一帶災民每天餓死者數百人，情況非常緊急。鑒於盛宣懷在歷年賑災活動中的影響和號召力，災區紳民紛紛寫信給盛宣懷，甚至直接派代表到上海拜見盛宣懷，呼籲他出面主持賑濟工作。由於朝廷初次撥給的政府賑災款只有十萬兩銀子，遠遠不夠使用，新任兩江總督端方也竭力邀請呂海寰、盛宣懷主持義賑募捐工作。盛宣懷當時在上海和呂海寰一起與德國、義大利等國進行商約談判，雖然公務繁忙，還是難以袖手，便承擔起義賑重任。由於掌控了上海廣仁堂這樣一個民間慈善機構，盛宣懷運作起來頗為順手。上海廣仁堂成為徐、淮、海水災的義賑主持機構，刊印災啟、登發廣告、寄發募冊、派員巡視調查、收取捐銀、填開收照、編制賬冊、散放賑款賑衣、編印徵信錄，一概義賑事務，全由廣仁堂經手辦理，起到了組織機構和指揮中心的作用。
盛宣懷晚年談及廣仁堂時曾說：“上海廣仁堂系鄙人一手所建設，平常辦理各種善舉，遇有災荒，同人提倡義賑，歷有年所。堂內捐置房地、礦業股份，以為恆產，如能經理得宜，未始不可達救人目的。”這裡特意提出“上海廣仁堂”，似有與1879年最初在天津創辦的廣仁堂作一區別的意思。天津廣仁堂初辦時帶有官方色彩，經費有一部分來自官方，在上海設立的廣仁堂則沒有了官方經費的來源，主要由盛宣懷主持的輪船招商局、電報局、漢冶萍公司、又新公司等企業贊助，已演變成完全民間性質的慈善組織。
這次水災的義賑工作前後超過半年。由於江蘇一些地方官員官僚作風嚴重、賑災不力，盛宣懷致電兩江總督端方表示不滿：“官賑現由鄉董地保造冊送州，勻攤辦法，義賑系經司事親歷各災區查看開辦，俟官賑放後，義賑以補不足。……向來官賑不過憑董保造冊呈送，印委分極次貧勻攤，每口極多數百錢，散放極遲，剋扣極多。且百姓皆稱吃皇糧可不吃者亦都要吃，董保徇情而不中飽者，已算極好。宣官直東，總司賑務，親督查戶，洞察其弊，曾嚴懲印委，稟院以官作義，系將官賑並歸義賑，責成義紳，隨查隨放，奏銷則列明官賑若干，義賑若干。李文忠、張勤果不派委員，即派員亦止會同義紳而已。非必委員無妥人，實因章法不同。且委員所帶之人，斷不能耐苦終日奔波，故以候補官充義紳，亦能變好”。提出“官、義合賑”的建議，得到端方的支持。盛宣懷隨後親自起草制定了《江南北官義兩賑合辦章程十八條》，規範來自政府途徑和民間途徑款物的管理和發放辦法，實際上官賑的管理權也已經歸於上海廣仁堂。端方在冬賑結束後上奏朝廷，褒揚盛宣懷等人的功績：“自議定官賑義賑合辦，紳任查產放錢，官任監視彈壓，遴派員紳，分投開辦，隨查隨放，不少耽延，辦理尚稱順手。……至各屬查賑，安靜不擾，實惠普沾，則義紳之力為多。而此次義紳之遍布各屬，力任勞怨，實由駐滬商約大臣呂海寰、盛宣懷主持公義，極力提倡所致。本年九月以後，該人臣等首倡義賑，於捐款弩末之時毅然認籌錢百萬串，所派義紳類多樸實廉乾之才。”這年冬賑結束後統計：“官賑發過銀七十萬兩，合錢一百餘萬串，官辦平糶米價充賑錢二十萬串，義賑錢六十餘萬串，提用淮海各屬積穀錢十餘萬串，約共錢二百萬串有奇。”通過上海廣仁堂募捐所得的義賑款占了全部賑災費用的30%。
晚年時，盛宣懷對江南地區的紳商長期以來樂於參與災賑活動屢有褒言：“江南義賑，聞於天下，垂四十年，凡遇各省荒歉偏災，一經官紳布告，靡不竭力集資，四出拯濟。”這是基於他數十年來主持義賑活動事實的基本結論。中國近代歷年的賑濟救災活動中，上海地區的民間募捐活動確實是舉足輕重的。
政治主張
東南互保
盛宣懷騎馬照1905年盛宣懷在上海創設了中國紅十字會。同年他將他手下的鐵路大權讓給唐紹儀，這是以唐為首的、在北洋政府初期權力巨大的交通系的開始。
《東南互保條約》的簽定，讓大清帝國徹底地無力回天，是埋下民初軍閥割據局面的導火索。
政治策略
1907年，盛宣懷奉召進京，次年任命為郵傳部右侍郎。1910年袁世凱被免職後，盛宣懷受到重用，升為郵傳部尚書。1911年為皇族內閣郵傳部大臣，他建議將各省自己建立的鐵路、郵政轉為中央領導。這個措施遭到了許多地方的反對，四川、廣東、湖南和湖北發生了保路運動。盛宣懷命令各地加以鎮壓。《清史稿》最後給出的結論是：“宣懷侵權違法，罔上欺君，塗附政策，釀成禍亂，實為誤國首惡。”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義爆發後，盛宣懷請袁世凱出山，同時他遭到了各方的譴責，許多人責怪他的收路政策導致了動亂，盛宣懷被革職移居大連，永不再用。盛逃亡日本神戶。
1912年秋，中華民國建立後，盛宣懷受孫中山邀回到上海，在上海租界中繼續主持輪船招商局和漢冶萍公司。盛宣懷支持袁世凱，二次革命時他希望袁能勝利。1915年日本曾試圖拉攏盛，但遭到盛的拒絕。1916年4月27日，盛宣懷病逝於上海。他的葬禮極其盛大，盛宣懷大出殯轟動上海，耗資30萬兩白銀，送葬隊伍從斜橋弄（吳江路）一直排到外灘，為此租界當局專門安排了交通管制。
李下逢源
在李鴻章的手下工作是盛宣懷一生中最重要的轉折點，是識才和惜才的李氏把盛宣懷推上了歷史舞台。促成這一轉折的機緣，根本是李鴻章與盛宣懷的父親盛康的交誼，當然，也得力於推薦者曾是協助李鴻章辦團練對抗太平軍的舊部。
盛宣懷和李鴻章之間一開始就包含了種種複雜的聯繫，這種聯繫既是情感上的，也是權力上的。作為千萬個希圖在大清的官宦序列中謀求一席之地的讀書人之一，盛宣懷深深知道，這種情感和權力相交織的關聯是帝國官僚體系的老傳統。他並非出身科舉“正途”，使他加倍珍惜追隨李鴻章的機會。終其一生，他都對李氏保持著緊密的權力和情感聯繫。
史學家陳寅恪的父親，學者和詩人陳三立為盛宣懷所作墓志銘中說，盛宣懷“最受知李文忠公（李鴻章）”，原因是，“時文忠為直隸總督，務輸海國新法，圖富強，尤重外交、兵備。公則議輔以路、礦、電線、航海諸大端為立國之要，與文忠意合”，認為是挽救帝國危亡的洋務事業將二人的命運聯繫在一起。
1870年，盛宣懷開始在陝西協助時任湖廣總督的李鴻章“防剿”回民起義，實際擔任李鴻章的秘書；他十分勤勉，據說“盛夏炎暑，日馳騁數十百里”而不畏勞苦，當然，其才能也開始嶄露頭角，據說草擬文稿有“萬言立就”的功夫。不久，天津教案發生，列強陳兵海上威脅清廷，李鴻章及其所部淮軍從西北調往直隸拱衛海疆。盛宣懷亦步亦趨，隨李氏赴天津。熟知軍務的他很快被李鴻章任命為會辦陝甘後路糧台，又在淮軍後路營務處工作，往來天津上海等地採辦軍需。
在李鴻章控制的龐大事業中，盛宣懷參與最多的是籌辦洋務企業和外交事務。1874年，盛宣懷在李鴻章指示下參與買回吳淞鐵路的談判。英國人修建一條自上海到吳淞的全長14．5公里的窄軌輕便鐵路，這是中國第一條商用鐵路，但英人不告而修引起清政府的不滿，進而與英國展開外交干涉，最後由盛宣懷等人出面辦理，以28．5萬兩白銀將這條鐵路贖回拆毀。
這種行徑在現在看來十分古怪，盛宣懷也覺得十分可惜。這一外交交涉的結果無疑顯示清政府當局的顢頇，其過程卻頗能顯示盛宣懷的才幹。李鴻章由此給他“心地忠實，才識宏通，於中外交涉機宜能見其大”的評價。從此，但凡李鴻章辦理外交，盛宣懷多隨侍在側。1884年中法兩國爆發戰爭，李鴻章上奏要求派盛宣懷署理天津海關道。天津海關是李鴻章辦洋務的主要參謀力量集中之地。在為盛宣懷的任命製造輿論時，李鴻章頗多“精明穩練”、“智慮周詳”、“洞悉癥結”和“剛柔得中”等讚美之詞，且認為盛氏並非只通洋務，對吏治也有才幹和經驗，是皇朝首都門戶所在的天津海關道的不二人選。
盛宣懷在帝國官僚體系中的上升勢頭不可謂不快。1879年署天津河間兵備道，1884年署天津海關道，1886年任山東登萊青兵備道兼煙臺東海關監督，1892年調任天津海關道兼海關監督。1896年後更是扶搖直上，歷任太常寺少卿、大理寺少卿、辦理商務稅事大臣、工部左侍郎、郵傳部右侍郎、郵傳部尚書等職。外事與洋務既是盛宣懷的晉身之階，又是李鴻章在19世紀末權傾朝野的基石。1870年代，盛宣懷在湖北主辦煤鐵礦，李鴻章寄望甚殷，一方面要求他徐緩圖進，不要貪功躁動。另一方面，當盛氏發生動搖時，李鴻章立刻給盛宣懷寫信，點破事情的利害：湖北煤鐵礦的成敗利鈍關係到洋務大局；在舉世矚目的情形下，如果興辦不力，勢必為對洋務心懷不滿的官僚所笑話，並使洋務派大吏們在政治上陷於被動；李氏警告盛氏，湖北礦務是他北上為官的“立足之地”，不可不竭盡心力。
李鴻章既了解盛氏的才能，更希望他能在鞏固洋務派勢力的過程中有所作為。1884年盛宣懷主掌輪船招商總局，李鴻章曾去信說，希望他將這個洋務標本“做成鐵板模樣”，使“來者確不可移”。
在信中，李鴻章說道，“至於寂寞身後之名，不知誰何之譽，一笑置之可耳”——這關於身後毀譽的猜測，是文人出身和自負道統的帝國官僚筆底常常可以看見的文句。但多年以後看來，顯然並非僅是李鴻章自我犧牲和自我陶醉的悲情意識的發酵，亦是互為知交的盟友之間的秘密談話。
盛宣懷畢生感念李鴻章的發現和提攜之功，他在給李氏的信中剖白自己說，“竭我生之精力，必當助我中堂辦成鐵礦、銀行、郵政、織布數事”；然而，對未來歷史的評價，盛氏似乎比李氏要樂觀，他謙恭地說，未來的歷史如果能將他的名字附列在李鴻章的後面，得以傳世，自己就足慰平生了——也許是怕留名史冊的願望過於操切，他筆頭一掉，自嘲說，“中堂得無笑我言大而夸乎？職道每念督撫姓名得傳後世者幾人哉？遑論其下。”
家庭生活
盛宣懷照片盛家雖也可謂是書香門第，但祖父兩人都比較注重社會實際問題的研究，對孩子的“學歷”教育抓得不是很緊，盛宣懷有時隨父親居住官邸，開闊眼界，增長見識；有時回到老家盛氏府第，攻讀經書，接受傳統教育，其間，他也並非心無旁騖，而是經常參與設義莊、增祭田、建義學、修宗譜等具體事務的規劃。成長於這樣一種環境的盛宣懷，八股文章了了，應試能力平平，所以他在1866年考中秀才後，鄉試三次不中。然而，盛宣懷落榜不落志，慨然以匡時濟世自期，從此絕意科舉，積極致力於“有用之學”，對天下之事，均“事事研求”。
盛宣懷的兒女們各自與豪門聯姻，互相依附，富上加貴，成為清末民初一支頗為龐大的家族體系，可謂近代上海灘最大的豪門顯貴。盛宣懷先後共有七房妻妾，生有八子八女，成為清末民初一支頗為龐大的家族體系。他的後代，絕大多數人都吃老太爺留下的家業，成為一事無成的紈絝子弟。卻也不乏熱衷於實業，經歷豐富的成功人士，延續著這個百年家族的未完傳奇。
遺產風波
1916年4月27日，盛宣懷撒手人寰，家業由其遺孀莊德華夫人接管。莊夫人出生於常州大戶人家，並善於理財治家，精明過人。當時她的賬房叫“太記賬房”，所管理經營的盛家產業，從上海、蘇州、常州，直到南京、九江、武漢，極為雄厚。
1927年秋天，莊夫人突然患病去世。台柱子一倒，盛家子孫頓時慌做一團。而最敏感的問題，莫過於老太爺的遺產分配。
盛宣懷到底留下了多少遺產，一直是眾說紛紜。他在去世之前，曾有遺囑，將其遺產的一半拿出來建立“愚齋義莊”，救濟盛氏家族貧苦人家，並從事社會慈善事業。盛宣懷指定的遺囑執行監督人，是他的恩師李鴻章的長子李經方。經過兩年半的清理，最終統計出盛氏財產至1920年1月止，總額為銀元1349萬餘兩，除去償款等，實際應分財產為1160餘萬兩。其中五成分給五房盛氏子孫，每房各得遺產116萬兩。另五成捐入“愚齋義莊”。
1927年11月，老四盛恩頤無視父親遺囑，突然向法院提出，要將早已歸入“愚齋義莊”用於慈善基金的遺產，由盛氏五房分掉。這一下，在家族內部引起了軒然大波。盛宣懷的女兒甚至為此告上了法庭。江蘇省政府趁此機會，趕緊插上一手。1928年10月，省政府委員會主席鈕永建下令，限時將義莊的資金股票一律凍結，派員來接收。白撿了一個大皮夾子。這個結果是盛恩頤始料不及的，但對此也無可奈何。
盛氏家族
盛宣懷的兒子們，大多無一技之長。其中，老大老二老三都是鴉片鬼，老四更是花錢如流水，曾有過一夜間輸掉一整條弄堂的“豪舉”。唯獨老七盛萍臣，倒是做過件大事。上海足球史上隊齡最長的球隊——東華足球隊，在上世紀30年代曾有過頗為輝煌的戰績，史稱“上海足球史上的黃金時代”，使上海一躍成為遠東的足球重鎮。而這支令華人揚眉吐氣的球隊的老闆，正是盛宣懷的七公子盛萍臣。作為球隊的發起人，盛萍臣不僅具體操辦了球隊的建立，還負責主持隊中的一切事務，更把盛家老公館中靠西側的一幢小洋樓騰出來，供球隊作隊部。
同為上世紀初葉的豪門望族，宋氏家族（宋子文、宋靄齡、宋美齡、宋慶齡）與盛氏家的淵源極為深厚。兩家的關係，以宋子文與盛家七小姐愛頤的恩怨苦戀流傳最廣。宋子文從美國留學回來，擔任了盛氏漢冶萍公司的英文秘書，常常出入盛府，由此結識了“驚為天人”的七小姐。宋子文不僅主動擔任了七小姐的英語教師，還經常向她講述大洋彼岸的景色和風土人情，充分顯示他的博學，很快便贏得了七小姐的傾心。但七小姐的母親莊夫人硬是不允許這門婚事。1923年2月，宋子文由其二姐宋慶齡引薦，被孫中山起用，電報催其火速南下廣州，但他放不下七小姐，就力勸七小姐跟他同赴廣州。七小姐內心深處對婚姻自由充滿了嚮往，而宋子文要她離家出走，卻又是她無法接受的。飽受情感煎熬的盛七小姐最終掏出一把金葉，給宋子文作路費。1930年，宋子文再次返滬時，已帶來了夫人張樂怡。盛七小姐為此大病了一場，從此二人很少來往。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七小姐留在上海參加了里弄工作，宋子文則跑到美國當了寓公。1971年，宋子文在美國舊金山去世。七小姐則活到1983年，享年83歲。
傑出子女
盛宣懷四女兒盛樨蕙的大兒子邵洵美，是上世紀三四十年代很有名氣的詩人、翻譯家、出版家和社會活動家，還曾被譽為“民國美男子”。在二三十年代的文壇上，邵洵美有“孟嘗君”之美譽。為文藝，為朋友，他最肯花錢，甚至賣房賣地。當時能把實業與文學結合起來的最好辦法，就是開書店，辦雜誌，出新書，這正是邵洵美極樂意全身心投入的事業。回國的第二年，他就在靜安寺路斜橋老公館的對面，開設了一家“金屋書店”，出版《金屋月刊》。之後又專心致力於“新月書店”的經營。這時“新月”的成員有胡適、林語堂、羅隆基、沈從文、潘光旦、葉公超、梁實秋、梁宗岱、曹聚仁、卞之琳等文化名人，更出版了享有盛名的《論語》、《詩刊》、《新月》等雜誌，在30年代的文壇，可謂風頭獨健。1934年，他在平涼路21號開辦了時代印刷廠，從德國引進了當時最為先進的影寫技術設備（即照相版設備），這是中國人自己經營的第一家採用影寫技術的印刷廠。
盛毓度是盛家老四恩頤的二兒子，20來歲時留學日本。盛毓度不僅是個成功的實業家，還是中日邦交史上有貢獻的政治家。他經常出席各種社團的演講會，為中國與日本恢復邦交大聲疾呼，故而享有“國士”之譽，成為日本最受歡迎的政論家之一。1975年，周恩來總理邀請盛毓度全家回國參觀、探親。
1993年盛毓度在東京逝世，遵其葉落歸根的遺願，歸葬上海歸園墓園。
曾孫女盛勤，復旦大學教授，曾孫女婿著名學者錢文忠。
後世紀念
成立天津大學宣懷學院
盛宣懷銅像天津大學每年從預算中撥出300萬元設立“宣懷基金”，支持大學生創新創業實踐；中科招商集團在該校設立“中科天大創新創業投資基金”，計畫每年投入3億元，連續10年支持天大師生創新創業；天津大學北京校友會出資1億元設立“1895創業基金”；天津市和平區等7個區政府和其他7家企業也在該校設立了14筆創新創業基金，共出資2億多元支持大學生創業。
這些創新創業基金分為不同類型，為創新創業的各個階段提供支持，有的是種子基金、有的是預孵化基金、有的是天使基金、有的是公益基金、有的以債券或股權的方式對創新創業提供支持，不僅僅是支持天津大學的師生創新創業，也面向社會開放，助更多有夢想的人一臂之力。
“盛宣懷檔案”申報市級文獻遺產
由於檔案內容豐富，且具有極高的歷史價值，“盛檔”也被稱為“中國私人第一檔”。上海圖書館歷史文獻中心主任黃顯功說，經過數十年的精心整理，上海圖書館整理出的“盛檔”共有100卷，在本次市級檔案文獻遺產申報活動中，將以一個整體進行申報，其中有部分檔案內容屬於首次公開。
《龍溪盛氏宗譜》是交通大學創始人盛宣懷家族——常州龍溪盛氏宗譜，共三十二卷，十六冊，1943年（民國32年）敦睦堂木活字本，由盛氏第十五世孫盛文頤總修，十五世孫盛渤頤、十六世孫盛毓琳、盛燾等協修。存世稀少，僅有上海圖書館、常州市圖書館有藏。該譜除實錄盛氏家族世系資料外，收錄盛宣懷及其祖父輩所撰序言、行述、碑記等文獻甚多，具有較高的史料價值。
朱健指出，一所大學生生不息的是它的精神與文化，每到校慶日，我們更加應該將交大精神與文化有效地傳承、弘揚開去。交大師生不僅緬懷盛宣懷作為近代民族實業家作出的突出貢獻，也更加銘記他對交大的肇始奠基之功。《龍溪盛氏宗譜》不僅是研究盛宣懷生平事跡、家族淵源的第一手資料，也是探尋其熱衷興學育才、創開南洋公學根源的重要文獻，必將在校史研究、檔案文博與文化宣傳等方面發揮一定的作用。
中文著作
盛宣懷從政之餘，蒐集圖書文物，藏書極富。大多數是購自江標“靈鶼閣”、巴陵方功惠“碧琳琅館”等家舊藏，光緒三十四年（1908）又在日本購醫書、經濟等類圖書千餘種，萬餘卷。先後藏書10餘萬卷，有歷代狀元手跡，凡200餘家。宣統二年（1910）建“愚齋圖書館”於上海住所內，聘請名家如繆荃孫、羅榘臣為他編輯《愚齋圖書館藏書目錄》，著錄藏書6666種，169900餘卷；善本300餘種，7300餘卷。
另有《盛氏圖書館善本書目》4卷，藏書於1933年被蔣、宋、孔、陳四大家族所掠，全部藏書先後撥給三所學校。1949年後，在上海交通大學圖書館的盛氏藏書調至安徽大學圖書館；在聖約翰大學的部分，調至華東師範大學圖書館，其中有600餘種方誌，有7種為國內孤本，明代刊本600餘種，300餘種醫書，日本刊本500餘種，其300餘種醫書在1958年調撥給上海中醫學院；在山西太谷縣銘賢學校的藏書歸於今山西農業大學。解放初，從盛氏祠堂中發現有舊藏書8100餘冊，其中善本45種和刊刻的圖書18種2700餘冊，另有檔案、信函、檔案等，現均藏於上海圖書館。刊刻圖書有《常州先哲遺書》、《衛生叢書》等，由繆荃孫等主持刊校，版本精雅。
歷史爭議
盛宣懷家族胡雪岩與盛宣懷分屬不同的利益集團。胡的後台是左宗棠，盛的後台是李鴻章，而左與李有極深的矛盾。這就是胡、盛爭鬥的緣由。
盛宣懷採用直擊要害的手段，使胡雪岩的財富大廈在短時間內訇然倒塌。
盛宣懷先來了個“掐七寸”。胡雪岩每年都要囤積大量生絲，以此壟斷生絲市場，控制生絲價格。越
依靠某種東西時，就越受制於它。盛宣懷恰恰從生絲入手，發動進攻。他通過密探掌握胡雪岩買賣生絲的情況，大量收購，再向胡雪岩客戶群大量出售。同時，收買各地商人和洋行買辦，讓他們不買胡雪岩的生絲，致使胡雪岩生絲庫存日多，資金日緊，苦不堪言。
緊跟著，盛宣懷開始“釜底抽薪”，打現金流的主意。胡雪岩膽大，屬於敢於負債經營的那種人。他向滙豐銀行借了650萬兩銀子，定了7年期限，每半年還一次，本息約50萬兩。次年，他又向滙豐借了400萬兩銀子，合計有1000萬兩了。這兩筆貸款，都以各省協餉作擔保。
這時，胡雪岩歷年為左宗棠行軍打仗所籌借的80萬兩借款已到期，這筆款雖是幫朝廷借的，但簽契約的是胡雪岩，外國銀行只管向胡雪岩要錢。這筆借款每年由協餉來補償給胡雪岩，照理說每年的協餉一到，上海道台就會把錢送給胡雪岩，以備他還款之用。盛宣懷在此動了手腳，他找到上海道台邵友濂：“李中堂想讓你遲一點劃撥這筆錢，時間是二十天。”邵友濂自然照辦。
對盛宣懷來說，20天已經足夠，他已事先串通外國銀行向胡雪岩催款。這時，左宗棠遠在北京軍機處，來不及幫忙。由於事出突然，胡雪岩只好將他在阜康銀行的錢調出80萬兩銀子，先補上這個窟窿。他想，協餉反正要給的，只不過晚到20天。然而，盛宣懷正要藉機給胡雪岩致命一擊。他通過內線，對胡雪岩調款活動了如指掌，估計胡雪岩調動的銀子陸續出了阜康銀行，趁阜康銀行正空虛之際，托人到銀行提款擠兌。
提款的都是大戶，少則數千兩，多則上萬兩。但盛宣懷知道，單靠這些人擠兌，還搞不垮胡雪岩。他讓人放出風聲，說胡雪岩囤積生絲大賠血本，只好挪用阜康銀行的存款；如今，胡雪岩尚欠外國銀行貸款80萬，阜康銀行倒閉在即。儘管人們相信胡雪岩財大氣粗，但他積壓生絲和欠外國銀行貸款卻是不爭的事實。很快，人們由不信轉為相信，紛紛提款。
擠兌先在上海開始。盛宣懷在上海坐鎮，自然把聲勢搞得很大。上海擠兌初起，胡雪岩正在回杭州的船上。此時，德馨任浙江藩司。德馨與胡雪岩一向交好，聽說上海阜康即將倒閉，便料定杭州阜康也會發生擠兌。他忙叫兩名心腹到庫中提出2萬兩銀子，送到阜康。杭州的局勢尚能支持，上海那邊卻早已失控。胡雪岩到了杭州，還沒來得及休息，星夜趕回上海，讓總管高達去催上海道台邵友濂發下協餉。邵友濂卻叫下人稱自己不在家。
胡雪岩這時候想起左宗棠，叫高達趕快去發電報。殊不知，盛宣懷暗中叫人將電報扣下。第二天，胡雪岩見左宗棠那邊沒有回音，這才真急了，親自去上海道台府上催討。這一回，邵友濂去視察製造局，溜之大吉了。
胡雪岩只好把他的地契和房產押出去，同時廉價賣掉積存的蠶絲，希望能夠挺過擠兌風潮。不想風潮愈演愈烈，各地阜康銀行門前人山人海，銀行門檻被踩破，門框被擠歪。胡雪岩這才明白，是盛宣懷在暗算他。
不久，一代紅頂巨商胡雪岩在悲憤中死去。
面對胡雪岩這樣的強敵，盛宣懷如果採用“慢戰”，胡雪岩可以應付裕如，絕不會破產。他採取速戰法，抓住胡雪岩的要害，突然出手，胡雪岩的現金流一時中斷，偌大的基業突然崩潰。根據《劉聲木異辭錄卷二》和山東師範大學學報《對胡雪岩商業敗落的重新審視》，所謂盛宣懷擊敗胡雪岩之說純是小說家言，胡的生絲折本是因為激怒洋商加上世界經濟形勢導致銷不出這種情況下倒閉本來就已經注定。
社會評價
盛宣懷相關書籍志在匡時，堅韌任事，才識敏瞻，堪資大用。（李鴻章評價）
可聯南北，可聯中外，可聯官商。（張之洞評價）
熱心公益，而經濟界又極有信用。（孫中山評價）
賣國賊、官僚資本家、土豪劣紳。（魯迅評價——出自其《從盛宣懷說到有理的壓迫》）
處非常之世，走非常之路，做非常之事的非常之人。（華東師範大學教授、《盛宣懷傳》的作者夏東元對盛評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