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禪額爾德尼·曲吉尼瑪

班禪額爾德尼·曲吉尼瑪,藏傳佛教格魯派(黃教)第九世班禪額爾德尼,本名倉珠嘉措,法名全稱羅桑圖丹曲吉尼瑪格勒南結貝桑布,簡稱曲吉尼瑪,中國前藏達布地方噶夏村人。

生平簡介

班禪額爾德尼·曲吉尼瑪(1883—1937),藏傳佛教格魯派(黃教)第九世班禪額爾德尼,本名倉珠嘉措,法名全稱羅桑圖丹曲吉尼瑪格勒南結貝桑布,簡稱曲吉尼瑪,中國前藏達布地方噶夏村人。劉家駒的

班禪額爾德尼·曲吉尼瑪班禪額爾德尼·曲吉尼瑪
《班禪大師全集》說,“寄父名當珍,母名當瓊措姆”,“班禪生而母啞”。 八世班禪丹白旺修去世以後,扎什倫布寺派出代表多人,尋找轉世靈童,結果在西藏地方找到了三個“靈童”。遵照清朝政府批准擇定光緒十四年(公元1888年正月15日,在布達拉宮皇帝牌位前面,舉行金瓶掣籤儀式,從金瓶中用象牙筷子抽出一名,是達布地區的倉珠嘉措的名字,於是就認定為第九世班禪額爾德尼。當天在布達拉宮的日光殿上,九世班禪拜十三世達賴土登嘉措為師,剃髮取法名吉總羅桑曲吉尼瑪格勒南結貝桑布,簡稱曲吉尼瑪
光緒十八年(公元1892年)正月初三日,九世班禪在扎布倫布寺坐床。攝政第穆呼圖克圖給九世班禪授了沙彌戒。為了祝賀九世班禪坐床,清朝政府特賜白銀一萬兩,由四川總督劉秉璋由“司庫提領”,“派員迅速解往”。九世班禪坐床以後,特派堪布羅布藏榮墊前往北京,向慈禧太后和清德宗“謝恩”。

清朝末期

1902年(大清光緒二十八年),由十三世達賴在大昭寺釋迦牟尼像前,給九世班禪授了比丘戒。同年五月初十日,九世班禪由拉薩返回扎什倫布寺。九世班禪從出生到受比丘戒這一時期,正是英帝國主義者向西藏地區進行軍事侵略時期,也是西藏僧俗人民進行英勇的抗英戰爭時期。第一次抗英戰爭發生於清光緒十四年(公元1888年),當時英國人全部占領了哲孟雄(錫金),已於西藏接壤,西藏方面為了阻止英人入侵,在與哲孟雄接壤的隆吐地方,構築防線,不準英人逾越。為了表示西藏僧俗人民的抗英決心,光緒十三年(1887年),西藏三大寺、扎什倫布寺、西藏地方政府的七品以上全體官員,向駐藏大臣文碩上了一道公稟,聲明“縱有男盡女絕之憂,惟當復仇抵禦,永遠力阻,別無所思。”當時的駐藏大臣文碩忠於職守,站在西藏人民一邊,全力支持他們的抗英正義鬥爭。但是,由於當時清朝政府執行對外屈服政策,加上英國的新式武器與藏軍的弓箭刀矛和火槍的相差懸殊,隆吐防線被英軍攻占。這是西藏歷史上第一次抗英戰爭。
在第一次抗英戰爭中達賴方面和班禪方面的態度是完全一致的。達賴方面是由三大寺出面,班禪方面是由扎什倫布寺帶頭出面。開赴前線的藏軍中,也有班禪管轄地區的民兵。

班禪額爾德尼·曲吉尼瑪班禪額爾德尼·曲吉尼瑪
1904年(清光緒三十年)元月4日,英軍攻占春丕,6日攻占帕里。4月11日英軍進抵江孜,在此雙方又發生激烈的戰鬥,江孜堡壘被毀,藏軍損失很大,英軍也死傷不少。這就是西藏歷史上著名的江孜保衛戰。8月初英軍攻占拉薩。十三世達賴在英軍抵拉薩的前夕,為了避免被英軍俘獲,被迫出走,經過青海,到了外蒙古。對此,駐藏大臣向清朝政府的奏摺中“彈劾”十三世達賴“平日跋扈妄為,臨事潛逃無蹤,請褫革達賴喇嘛的名號”。清朝政府回電:“著即將達賴喇嘛名號暫行革去,並著班禪額爾德尼暫攝”。
然而,九世班禪是有政治遠見、顧全大局的。他考慮到十三世達賴離藏期間,由他代理達賴的職權,只會增加他們之間的隔閡,對西藏內部的團結是很不利的。因此,九世班禪接到駐藏大臣的通知後,以“後藏為緊急之區,地方公事須人料理,且後藏距江孜僅二日程,英人出沒常,尤宜嚴密防範,若分身前往前藏,恐有顧此失彼之虞。”沒有接受要他前去代理達賴職務的要求。
英帝國主義者乘十三世達賴逃亡之機會,命在江孜留駐的鄂康諾大佐於光緒三十一年(公元1905)9月24日,率英軍50餘人,突然到達日喀則,藉口他不日即將回國,特來向九世班禪告辭。九世班禪還是很有禮貌地接待了鄂康諾。在接見中,鄂康諾突然提出讓九世班禪赴印度。“班禪當即回稱:我往印度不難,但須稟陳欽憲,奏知大皇帝殊批照準,方可起程,否則難以從命。該英員即稱,該國有信,不去不行,請細思之等語”。並且以英軍要占日喀則和憶什倫布寺為由進行威脅。在此情況下,九世班禪於光緒三十一年(公元1905年)10月12日離日喀則去印度。九世班禪到印度後見英皇太子時,鄂康諾要班禪跪拜,“班禪未從,當稱我只在大皇帝前跪拜,其餘不行。仍行執手常禮。”當時清朝政府外務部“已電達駐印欽使及印督等,班禪來印赴會則可,若逼令干預藏事,即令班禪親自畫押,蓋用印信,均作為廢紙”。這樣,英人的陰謀未遂,不得不厚禮送歸九世班禪。
九世班禪一行1905年12月返回江孜,在江孜休息兩天后返回扎什倫布寺。這次班禪被迫赴印,未做絲毫有損中國主權的事情。
1909年(清宣統元年)4月15日,十三世達賴又自塔爾寺啟程,八月初八日到達西藏北方的重鎮那曲(黑河)。1937年九世班禪從扎什倫布寺遠道前來那曲,歡迎達賴回藏。與此同時,川軍入藏,對此達賴不滿,遂與駐藏大臣發生尖銳矛盾。按理講,駐藏大臣要求清朝政府派官兵入藏,清朝政府也予以批准,是正當的,因為西藏是大清帝國領土,迭遭英帝的侵略,為了保衛邊疆,鞏固國防,中央政府有權也應該派遣軍隊進駐西藏。但是,在1910年“川軍前隊抵拉薩,聯豫(駐藏大臣)派衛隊迎之。衛隊歸途開槍,擊斃巡警一名,大昭寺之濟仲大喇嘛於琉璃橋畔飲彈而亡,衛隊又向布達拉宮開槍亂擊,僧眾亦有帶傷者,一時全城震動,人心不安,達賴恐遭危險,即挈其左右逃往印度。”(見朱繡著《西藏六十年大事記》)因十三世達賴出逃印度,駐藏大臣聯豫緊追不捨,於是達賴由亞東,逃到了印度大吉嶺,受到英國官員的“熱誠接待”。對此清朝政府又根據駐藏大臣的建議,宣布“革除”達賴名號,並要另找靈童代替,引起很大震動。但清政府不願收回成命,只令駐藏大臣聯豫派人前去印度,設法勸說十三世達賴回來。
直到1912年(民國元年)袁世凱發表恢復十三世達賴名號的命令。同時,也加封了九世班禪,加封令是1913年(民國二年)頒發的,全文是:“大總統令,據班禪額爾德尼稱,久仰中邦,實沾德喜。凡在我屬漢邊官軍民等,借餉籌食,無微不至等語。該額爾德尼實贊共和,效忠民國,維持藏事,備著勤勞。本大總統實深嘉慰。應即加封致忠闡化名號,以彰民國優待忠勤,尊崇黃教之意。此令”。

民初時期

九世班禪接到加封命令後,向袁世凱寫信表示感謝:“癸丑年,番三月二十五日,陸委員興祺專人至招,

1935年5月,曲吉尼瑪訪滬1935年5月,曲吉尼瑪訪滬
蒙大總統加封致忠闡化名號,謹在扎什倫布寺內,恭設香案,敬叩祗領跪謝。致忠闡化班禪額爾德尼謹呈”。
1912年,十三世達賴從大吉嶺回藏以後,達賴與班禪之間的關係,逐漸惡化。其原因是:1915年,達賴在日喀則設立了基宗(相當於內地的行政專員公署),任命僧官羅桑敦主、俗官木霞二人為基宗(後藏總官)。基宗的職權很大,他們除管轄達賴在後藏的所有宗溪之外,也管轄班禪所屬四個宗和所有溪卡,這就侵犯了班禪的固有地位和職權。在設立了基宗之後,即向班禪轄區的百姓徵收與攤派軍糧稅款和烏拉。這樣就使班禪與達賴這間的關係日趨惡化。1916年班禪寫信給達賴,指出基宗干涉寺政不當,並要求會晤,解決問題,達賴覆信拒絕。
到了1919年春,達賴同意班禪去拉薩會晤,但無結果。這樣,一直到了1923年,達賴命令扎什倫布寺的幾個負責官員前往拉薩,這幾個官員到拉薩後,未經審問,即被投入監獄。當班禪得知這一訊息後,感到是大禍臨頭的先光,如不逃走,勢將危及自己的生命安全。於是立即決定,向內地出走。但他怕日喀則基發覺,作了必要安排。
1923年11月15日夜,九世班禪領侍從15人,向北出走,無人知曉。三日之後,即11月18日晚,九世班禪的蘇本堪布羅桑堅贊等100餘人乘月色逃出,追趕班禪,疾行五日夜,才會合一起,直向藏北羌塘前進。由那裡越唐古拉山脈,即入青海境內。
1924年農曆5月4日到達蘭州,甘肅督軍陸洪濤率領官員、軍隊數千人在蘭州郊外迎接。班禪經過的街道皆用黃布鋪路,扎了彩色牌坊,“備極莊嚴”。北洋政府大總統曹錕特派李乃芬為“迎護專員”,率衛隊百人由北京前來蘭州歡迎。從此,九世班禪在國內各地流浪了整整十四年之久。

抗戰爆發

1937年,當九世班禪回藏受阻以後,仍將行轅設在青海玉樹大寺的甲拉頗章時,當時日軍已侵占了北

班禪額爾德尼·曲吉尼瑪班禪額爾德尼·曲吉尼瑪
京、天津、上海等大城市,抗戰形勢日趨嚴重,班禪即從玉樹捐獻三萬元,購公債二萬元,並動員行轅全體同仁踴躍捐款,匯集前方,慰勞抗戰將士及救濟傷兵與難民。並在玉樹寺誦經祈禱抗戰早日勝利。同年11月4日,九世班視野飲食難進,每食即吐,左肋劇育,不能安臥,而且日趨嚴重。到12月1日,在玉樹大寺甲拉頗章宮內圓寂,享年五十四歲。1941年2月4日,九世班禪靈柩運到後藏,在扎什倫布寺建寶塔供養。
九世班禪的一生,是坎坷的一生,也是鬥爭的一生。九世班禪不僅佛學造詣極深,而且政治上也很成熟。早期他與十三世達賴共同領導了抗英鬥爭,晚年又積極從事抗日鬥爭,可說是一位勇敢的反對帝國主義的戰士。至於他對祖國統一,民族團結的維護,更是始終一貫,堅持到死,在西藏宗教上層人物中是難能可貴的。因此,我們可以毫不誇張地說,九世班禪尼曲吉尼瑪,是西藏近代史上一位傑出的反帝國領袖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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