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件概述
會昌滅佛在滅佛同時，大秦景教穆護、祆教僧皆□令還俗，寺亦撤毀。但當時地方藩鎮割據，唐中央命令因而不能完全貫徹，如河北三鎮就沒有執行；有的地方執行命令不力。這是一次寺院地主和世俗地主矛盾的總爆發，佛教遭到的打擊是嚴重的，佛教徒稱之為“會昌法難”。第二年武宗死，宣宗即位，又下令復興佛教。
歷史背景
公元841年，唐武宗會昌元年，六月慶陽節，剛做上皇帝不久的唐武宗李炎設齋請僧人、道士講法，只賜給道士紫衣，並下令僧人不得穿著。一個明確的信號已經發出了：新皇上並不喜歡佛法，很快，在武宗為帝的短短六年時間裡，一個接一個的對僧人們發難的敕令由皇帝簽署、發布。
災難一個接一個的降臨到佛教徒的頭上：會昌二年（公元842）唐武宗開始沒收寺院財產；會昌三年，唐武宗下“殺沙門令”；僅因為謠傳有藩鎮的奸細假扮僧人藏在京師，京兆府在長安城中打殺而死的裹頭僧就有三百餘人。會昌四年，敕令盡拆大型寺院、佛堂，勒令僧尼還俗；會昌五年，唐武宗又對滅佛的成果進行了鞏固，勒令全國東西二都可以留寺兩所，每寺留僧30人，天下各節度使治所留寺一所，留僧從5人-30人不等。其它寺廟全部拆毀，僧尼全部還俗。此次滅佛的成果是，為唐王室收繳了良田數千萬頃，強迫還俗的僧尼26萬人，拆寺4600所，可謂“戰績輝煌”，但對僧尼們來說無異於一場少有的浩劫。
印度佛教傳入中國，大約在西漢末年。它在中國的傳播發展，大致可分為三個時期：魏晉以前為輸入時期，東晉南北朝為傳播時期，隋唐為興盛時期。東晉南北朝時期，佛教在門閥世族統治階級的提倡下，獲得了廣泛的傳播。皇帝、貴族和世族官僚大都信仰佛教，印度僧人佛圖澄、鳩摩羅什先後被後趙石勒、石虎和前秦苻堅尊為國師。南朝梁武帝更是一個迷信很深的教徒，他尊佛教為國教，並曾三次捨身出家為僧。所以，這個時期佛教寺院大量興建，僧尼空前增多。北魏時，佛寺多達3萬餘所，出家僧尼達200餘萬人。南朝梁武帝時，僅建康一地，就有佛寺500餘所，僧尼10萬人。而且這些佛教寺院都擁有獨立經濟，占有大量的土地和勞動力，形成了特殊的僧侶地主階層。
佛院經濟的發展必定會在經濟方面與封建國家發生衝突。北周武帝當政時，北周有僧侶100萬，寺院萬餘所，嚴重影響了政府兵源、財源。為了消滅北齊，他決定向寺院爭奪兵源和土地。建德三年（574年），下詔禁斷佛、道二教，把僧侶地主的寺宇、土地、銅像資產全部沒收，以充軍國之用，近百萬的僧尼和寺院所屬的僧祇戶、佛圖戶編入民籍。此後四年，北周滅北齊，北周毀佛的範圍達到關內及長江上游，黃河南北的寺院也被毀滅。江南自侯景之亂後，佛教勢力也受到影響，陳朝的佛教已不及梁朝之盛。佛教勢力的再次膨脹與隋文帝楊堅的提倡有極大關係。
隋文帝楊堅於開皇元年（581年），發布詔令，可以自由出家，並按人口比例出家和建造佛像。隋煬帝時，命僧人法果在洛陽縮寫佛經經目。所以在隋朝時，佛教已再度興盛起來，唐朝時更為發達了。
唐朝統治者雖也有幾次抑制佛教的活動；但總的說來還是提倡的。唐高祖比較信佛，但唐初時，傅奕多次上書，列數佛教的惡果，請求廢除佛教。唐高祖曾下詔淘汰僧尼，並波及道士。由於唐高祖退位，太宗攝政，大赦天下，所以並沒有實行。唐太宗時曾於貞觀初年，下令凡有私度僧尼者處以極刑。
唐太宗晚年有憂生之慮，所以留心佛法，再者，因愛玄奘之才，所以曾親自寫了《大唐三藏聖教序》，宣揚佛法。並下令度僧尼18000餘人。以後的高宗、中宗、睿宗都很信佛。武則天之時，則更是大力提倡佛教，到處建造佛像，又建明堂，修天樞。佛教勢力更加膨脹。佛教寺院可與宮室相比美，極盡奢華。以後諸帝也多信佛，肅宗、代宗在宮內設道場，養了數百個和尚在裡面早晚念佛，憲宗時還舉行迎佛骨的活動。代宗時下詔，官吏不得“箠曳僧尼”，僧尼犯法也不能繩之以法。當時關中的良田多為寺院所有。
佛教在統治者提倡下，迅速發展起來，但同時也與封建國家存在著矛盾。大量的勞動人手出家為僧或者投靠寺院為寺戶、佃戶，寺院控制了許多土地和勞動力，寺院經濟發展起來，而封建政府的納稅戶卻大為減少。傅奕反對佛教的理由之一就是，僧尼是游食之民，不向國家交納租稅，浪費了封建國家許多錢財，減少了稅收。韓愈在反佛的文章中也從國家財用的角度，指出了佛教的弊端。代宗時，彭偃就建議：僧道不滿50歲的，每年交納四匹絹，女尼及女道士不滿50歲的，交納二匹，並和普通百姓一樣應役。他認為如果這樣，那么出家為僧也就沒有什麼害處了。因為存在爭奪土地和勞動人手方面的矛盾，在這一矛盾達到一定程度時，封建國家就會向佛教勢力宣戰。另一方面，唐武宗滅佛也是佛教與道教鬥爭中的一個回合。道教是中國土生土長的宗教，追尊老子李聃為教祖。北朝以來的皇帝多信道教。唐朝建立後，因為皇帝姓李，道教尊奉的老子也姓李，統治者為了藉助神權，提高皇家的地位，自認是老子的後代，所以推崇道教。高宗時，追尊老子為太上玄元皇帝。玄宗還親自為《道德經》作注，叫人學習。尊老子的《道德經》為《道德真經》，莊子的著作為《南華真經》，庚桑子的著作為《洞靈真經》，列子的著作為《沖虛真經》，在科舉中增設老、莊、文、列四子科。並規定道士女冠由宗正寺管理，宗正寺是管理皇室宗族事務的機構，說明唐朝把道士和女冠當作本家看待。武則天崇佛，一是因為佛教曾為她當女皇製造理論根據，同時也是要用佛教來壓道教。
事件原因
在各種對於會昌滅佛原因的分析中，矛頭紛紛指向了皇帝身邊的幾個道士。佛道衝突被視為永昌滅佛的主要原因之一。道教在唐朝的地方達到了無比尊崇的地步，原因是李唐王朝把老子李耳視為自己的祖先，而老子又是道教
三清之一。道教與皇權的結合是自然不過的事情，有唐一代，道風盛行，從皇室成員、王公大臣乃至平民百姓都和道教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宗教意義上的道教始於張道陵首創“五斗米”道，這是天師道的前身，以龍虎山為基地，天師道逐漸奠定了道教正宗的地位。因其尊崇老子為道教始祖，因此，天師道最受到皇室的青睞，歷代天師都享盡尊榮。同樣受到重視的還有道教的另一個派別茅山道教又稱道教上清派，有唐一代茅山人才輩出，王遠知、潘師正、白雲道士司馬承楨、李含光、吳鈞等都和受到皇家的封賞。唐朝大部分時期是佛道並重的，兩派宗教勢力為了贏得官方的支持，明爭暗鬥由來已久。到唐朝中期，雙方勢力爭執不下。道教雖然在皇帝面前多次占了上風，讓佛教勢力吃了幾個小虧，但是在民間信徒和擁有的資產來看，佛教明顯是處於優勢地位。唐武宗篤信道教，早在藩王時代就和道士趙歸真交好。趙歸真（？～846）為唐代道士。曾在敬宗朝（825～826）充兩街道門都教授博士，出入宮掖，人呼趙鍊師。向敬宗“說以神仙之術，宜訪求異人以師其道。”武宗好道術修攝之事，對趙歸真更為寵信。據《舊唐書·武宗本紀》載：開成五年（840）九月，武宗初即位，便召道士趙歸真等八十一人入禁中，修金籙道場，武宗到三殿，“於九天壇親受法籙”。
事件過程
印度佛教傳入中國，大約在西漢末年。它的傳播發展，大致可分為三個時期：魏晉以前為輸入時期；東晉南北朝為傳播時期，隋唐為興盛時期。佛教從西漢末年傳入中土以後，經過五、六百年時間的傳經播道，剃度僧尼的慘澹經營，發展到唐代，其義理居然成為當世三大意識形態之一，以“儒道佛”或“儒佛道”的次第並稱於世。這種格局的形成與從南北朝至隋的某些統治者，篤信佛教義理，提倡佛事活動，大量剃度僧尼，興建寺廟“蘭若”大有關係。
經過兩晉南北朝數百年時間，佛教勢力大肆擴張，到初唐時期，不事生產的僧尼竟有10多萬人，他們吃、穿、住、用全由社會供給，成為社會一大負擔。經過唐太宗、武則天直至唐代宗數代皇帝，支持佛教的發展，使得佛教的勢力進一步發展。唐朝寺院擁有免稅特權，出家為僧或投靠寺院做佃戶的農民越來越多，國家的賦稅收入越來越少。早在景雲二年（公元711年）就有人指出：“十分天下之財，而佛有七、八，”肅、代二宗時代更為嚴重。寺院除經濟實力以外，還有政治特權，建立了自己的法律系統。設有“法僧”，還有“僧兵”，也就是說，一個寺廟，等於一個小佛教國家。天下有數不清的寺廟，也等於有數不清的佛教王國。唐朝中央和地方政府與寺院在政治、經濟方面的矛盾越來越尖銳，唐武宗滅佛就是在這種歷史背景下進行的。武宗本人崇信道教，他尚未即位之時就迷信道術，修煉長生之法。即位之後，利用自己的地位和特權，服藥煉丹，崇道之風，甚囂塵上。武宗於開成五年（公元840年）2月即位，九月即召道士趙歸真等81人入宮在三殿設立金策道場，武宗本人“於九天壇親受法篆”，成為一名正式的道教信徒。此後他又將衡山道士劉玄靜召入皇宮，封為銀青光祿大夫、充崇文館學士，賜號“廣成先生”。又召羅浮（廣東增城、博羅等地）道士鄧元起入宮煉丹，傳授長生之術。
朝野上下，鬧得沸沸揚揚，有識之士對武宗的昏庸之舉提出了許多逆耳忠言，並在延英殿進行了一次公開辯論。武宗對他的崇道活動辯解說：“我在宮中無所事事，不涉聲色之娛，過於寂寞，只想同道士趙歸真閒聊解悶而已。”宰相李德裕以敬宗皇帝受趙歸真之惑的前車之鑑警告武宗：“我不敢指責前代皇帝的成敗得失，只因趙歸真在敬宗朝就出入宮禁，蠱惑聖聰，所以我不願陛下重蹈覆轍。”武宗又為道士趙歸真辯護說：“至於敬宗時代，我即認識此人，那時只知他叫趙鍊師，在宮中未做壞事。我和他閒聊，只是蕩滌胸中的煩悶，軍國大事，不會讓他干預。就是有100個趙歸真在宮中，我也不會受他的蠱惑。”
佛道之爭，由來已久。會昌五年（公元845年）四月，武宗下達詔令清查天下寺院與僧尼人數。五月，又詔令長安、洛陽左右二街各留寺廟2所，每寺各留僧人30名。天下諸郡各留1寺，寺分3個等級，上寺留20僧，中寺留10僧，下寺留5僧。八月，詔今天下諸寺限期拆毀。毀天下寺廟4600多所及以“蘭若”為名私設僧舍400所。拆寺的木料用來修繕政府公寓房舍，金銀佛像上交國庫，鑄鐵佛像熔鑄後製造農具、銅像及鍾、磬等物熔化後制為錢幣。沒收寺廟良田數千萬頃、男女奴婢15萬人，僧尼強迫返俗者有26萬餘人，解放專供寺院當役夫的百姓50萬以上。這次廢佛行動使唐朝政府得到大量財力、物力、土地方面的好處，增加了稅戶，節約了國庫開支，利國利民，堪稱壯舉。武宗廢佛利國之功是無可非議的。唐武宗在《廢佛教書》中這樣評介：“勞人力於出木之功，奪人力於金寶之飾；遺君親於師資之際，違配偶於戒律之間。壞法害人，無愈此道！”
另外，政治上儒家重臣，比如武宗的主要政治助手李德裕，鼓吹道統的韓愈、杜牧等以鞏固皇權道統的為號召，堅決攘佛，再加上中唐以來，國力大為衰落，往那種對外來文化兼容並蓄、完全開放的勇氣和信心喪失殆盡，這也是社會走向衰落期，社會思潮必然的一種反映，不論滅佛興道，還是重佛抑道，其中都包含著濃重的宗教偏執與迷狂的成分，而積極的文化心理因素是大為淡化了。
滅佛運動如同暴風驟雨，災難一個接一個的降臨到佛教徒的頭上：會昌二年（公元842）唐武宗開始沒收寺院財產；會昌三年，唐武宗下“殺沙門令”；僅因為謠傳有藩鎮的奸細假扮僧人藏在京師，京兆府在長安城中打殺而死的裹頭僧就有三百餘人。會昌四年，敕令盡拆大型寺院、佛堂，勒令僧尼還俗；會昌五年，唐武宗又對滅佛的成果進行了鞏固，勒令全國東西二都可以留寺兩所，每寺留僧30人，天下各節度使治所留寺一所，留僧從5人-30人不等。其它寺廟全部拆毀，僧尼全部還俗。此次滅佛的成果是，為唐王室收繳了良田數千萬頃，強迫還俗的僧尼26萬人，拆寺4600所，可謂“戰績輝煌”，但對僧尼們來說無異於一場少有的浩劫。
從佛教自身發展規律來說，前兩次滅佛運動的實際效果其實並不大，魏太武帝和北周武帝在毀佛後沒幾年都死了，嗣位的新皇帝並沒有繼承他們的毀佛政策，相反，一即位就宣布改弦易轍，重興佛教，因此，佛教迅速反彈，很快恢復了禁毀前的狀況，而南北朝時期正是佛教傳入中國的上升期，佛教強大的生命力能夠抵消王權滅佛的巨大破壞。然而，武宗這次滅佛不同，經過隋唐時代的盛極一時發展出來的中華佛教八宗在經過幾百年的傳播之後，自身已經沒有多少能夠推動佛教發展的活力因子，在晚唐西風殘照的悲涼氛圍中，在突起的會昌狂飆里，無可奈何地也走向了西山日薄之處。雖然其後的唐宣宗停止滅佛，並在一定程度上加以恢復，但那是著眼於過激地滅佛給社會帶來了不安定因素，遠談不上興佛，中華佛教從此開始走向下坡路。
由於唐代尊崇道教，有很多為皇帝所寵信的道士。這些道士，繼續前代以來佛、道二教的鬥爭，對佛教大肆攻擊。唐武宗滅佛的根本原因在於打擊佛教寺院的經濟勢力，但也和道士趙歸真對佛教的攻擊有很大的關係。
武宗前面的敬宗、文宗仍照舊例做佛事，但敬宗已酷信道教，趙歸真可以出入皇宮。文宗時已有毀佛之議，曾下令禁止度僧和建設寺廟。武宗未即位時，已好道術。即位後即召道士入禁中。趙歸真利用了這一點。對武宗說：佛教不是中國之教，應當徹底清除。
唐文宗曾對宰相說，古時三人共食一農人，今加兵佛，一農人乃為五人所食，其中吾民尤困於佛。唐武宗說：使吾民窮困的是佛。於是下詔廢除佛教。先拆去山野招提和蘭若（私立的僧居）4萬所，還俗僧人近10萬人。會昌五年（845年），規定西京留4寺，每寺留僧10人，東京留2寺，其餘節度觀察使所治州34處可以留1寺，留僧照西京例。其他刺史所在州不得留寺。並派御史4人巡行天下，督促實行。共廢寺（朝廷賜名號的僧居）4600餘所，僧尼還俗260500人，釋放奴婢15萬人，被寺院奴役的良人50餘萬。沒收良田數千萬頃。凡被釋放的奴婢，每人分給田百畝，編入國家戶籍。並將寺院銅像用來鑄錢，鐵像鑄成農具，金銀像收歸國庫。民間佛像限一月送交官府，如違犯則給以處罰。會昌末年，全國兩稅戶比憲宗“元和中興”時增加了兩倍多，比穆宗時期增加了1C3，是安史之亂以後國家最盛時期。可見，這次滅佛運動是成功的。但是，武宗死後，宣宗即位。宣宗崇信佛教，下令恢復武宗時被廢的佛寺，並殺死道士趙歸真等。在此之後，佛教勢力又興盛起來。
事件後果
對佛教的態度也是唐後期牛李黨爭的一個內容。李德裕反對佛教，他在浙西做官時曾拆毀寺觀1400餘所；在西川任節度使期間，也曾毀寺觀蘭若干處，把寺院土地分給農民。會昌年間的滅佛運動就是李德裕和唐武宗協同進行的。宣宗大中元年（847年），李德裕被貶為潮州司馬，後又貶崔州（海南瓊山縣東）司馬。教派鬥爭終於納入了政治鬥爭的軌道。評價
唐武宗的政治頭腦並沒有被宗教思想所迷惑，他不可能為扶助道教去打擊佛教。至於儒家與佛教的矛盾，雖然中唐韓愈提出激烈的反佛崇儒主張後，不斷有身體力行實踐這種主張的儒士如姚崇、李夷簡、石昂父子等，但從有
唐一代詩文可以看出有更多的儒家知識分子對佛教理論有諸多學習和吸收，並且儒家勢力在“會昌滅佛”的發動中確實也沒有起到什麼大的作用。有唐一代釋、道、儒三教都很繁榮，相互競爭也很激烈，並且出現儒道合力排斥佛教的現象，但到中晚唐時期三教的相互融合吸收已取代競爭排斥成為主流。“會昌滅佛”不是宗教鬥爭的結果，而應該是世俗政府對勢力過於膨脹以至於影響到社會經濟的宗教組織的一次打擊行動。這與法國1572年“巴托羅繆之夜”天主教政府對胡格諾教徒的屠殺以及當時的塔利班政府站在伊斯蘭教一邊毀滅巴米揚大佛的行動是有些區別的。由對“會昌滅佛”原因的分析可以看出中國傳統的中央政府雖然也對宗教加以利用，但也努力維持自身的非宗教色彩，並保持對宗教勢力的有效控制。這是中國曆朝歷代中央政府相沿襲的一個傳統。這種傳統使中國政治具有區別於其他國家的非常明顯的世俗特徵。這種特徵在以往使中國社會免於陷入宗教狂熱，也影響到後來的歷史發展中宗教在中國社會生活中的地位。
相關人物
唐武宗（814～8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