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文學
正文
古日耳曼文學和僧侶文學 德國文學的歷史可追溯到古日耳曼時期。根據羅馬歷史學家塔西佗所著《日耳曼志》(98)和13世紀冰島的歌集“埃達”和冰島、挪威的“薩迦”的記載,古日耳曼人曾創造了自己的文學,主要是讚美神和英雄的敘事歌曲以及戰歌，它們反映了日耳曼民族在民族大遷移時期動盪的生活和戰爭。但這些文學系口頭相傳， 大部已經消失。 只有《梅爾塞堡咒語》和《希爾德布蘭特之歌》被後人用古高地德語記載下來，流傳至今，成為德國文學中最早的文獻。德語正式有文字是在 8世紀中葉。那時基督教傳入日耳曼人居住的地區，教會僧侶壟斷了全部文化。他們為了傳教,開始用口頭德語翻譯宗教文獻,這就產生了德語最早的文字。僧侶們也用這種文字寫作文學作品，如770至790年間寫成的《魏索布隆創世歌》和 9世紀初寫成的 《世界的末日》。830年左右還有用薩克森語寫的《救世主》。這些作品在形式上採用了古日耳曼人慣用的頭韻，內容主要是宣傳基督教思想，但保留了明顯的“異教”精神。因此，這個時期是“異教文學”向宗教僧侶文學的過渡時期。
到了 9世紀下半葉，奧特弗里德用腳韻寫成了《基督》 (870)，從此腳韻詩取代了頭韻詩。尤為重要的是，在這部作品中再也看不到任何“異教”精神。到了10世紀初，奧托一世即位，基督教完全成了封建統治的工具。這時僧侶們不再用德語寫作，全部改用拉丁文，古日耳曼人的“異教文學”傳統從此完全中斷。
騎士文學 德國文學經過 100多年的間斷之後，到11世紀中葉又開始了新的發展。隨著法國克呂尼宗教改革運動的傳入，產生了以否定生活、詛咒人世、崇尚苦行和追求死後升天為內容的宗教文學。另一方面，由於封建階級內部結構的變化，騎士階級逐漸興起。到了12世紀，騎士階級在社會生活中占據了重要地位，並代表世俗封建主的利益與宗教對抗。他們反對宗教的苦行主義，要求享受現世生活的歡樂。根據這種觀點，騎士們創立了與宗教文學相對抗的騎士文學。除此之外，還有口頭流傳的民間文學，這主要是處於社會下層的藝人所傳誦的古代英雄故事。
宮廷史詩是騎士文學的主要形式，它隨著歷史的發展逐漸演變成近代的長篇小說。這種文學形式在德國文學中首先發端於亨利希·封·費爾德克。而真正發生影響的是哈特曼·封·奧埃的《埃雷克》和《伊萬因》。他的《可憐的亨利希》和沃爾夫拉姆·封·埃申巴赫的《帕爾齊法爾》與戈特夫里德·封·斯特拉斯堡的《特里斯丹和綺瑟》，標誌著這種文學的全盛期。這些作品大多取材於外國古代傳說，例如不列顛的亞瑟王和聖杯的傳說，故事情節也大體雷同。一個理想的騎士，往往是經過冒險和取得愛情之後獲得榮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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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文學騎士愛情詩是騎士文學的另一種重要形式，它專門表現騎士對“女郡主”的“愛情”，但不是通常意義上的愛情，而是通過對“女郡主”的“高貴”品質的歌頌以博得她的歡心， 並沒有什麼真實的感情。 瓦爾特·封·德爾·福格威德最初也寫這種詩，後來他拋棄了那些千篇一律的陳詞爛調，歌頌生活的歡樂和真正的愛情。此外，他還寫了許多政治詩和教育詩。他是騎士文學中最傑出的詩人。
13世紀下半葉騎士階級日趨沒落，騎士文學隨之衰微。城市的發展，市民的產生，反映市民生活的市民文學也隨之而生。不過，它初期深受騎士文學的影響，在14世紀和15世紀初沒有產生重要的作品。
文藝復興和早期市民文學 15世紀下半葉，人文主義在德國開始傳播，到16世紀初形成高潮。約翰·羅伊希林和烏爾里希·封·胡滕是德國文藝復興運動的主要代表，用拉丁文寫的《蒙昧者書簡》(1515～1517)是它的重要文獻。
人文主義思想傳播的直接結果是宗教改革和農民戰爭。馬丁·路德和托馬斯·閔採爾作為這兩個運動的代表人物，也為德國的文化發展作出了貢獻。馬丁·路德一掃上層知識分子用拉丁文寫作的積習，用通俗的德語向他的敵人宣戰。他用德語翻譯《聖經》，為現代德語奠定了基礎。閔採爾撰寫的革命檄文是德國文學中最早的革命宣傳文學。
德國的文藝復興運動，雖未象它的西方鄰國那樣產生偉大的文學巨人，但反映市民階級利益的市民文學還是在緩慢地發展。首先市民們創造了適合於表現他們自己要求的文學形式，工匠歌曲就是其中之一。宗教改革前夕，他們更以傳單、歌曲、笑話和戒齋節戲等形式來批判他們的敵人，維護自己的利益。澤巴斯蒂安·布蘭特的《愚人船》(1494)是當時比較著名的作品。
早期市民文學主要是諷刺文學。農民戰爭失敗以後，市民階級不敢再公開諷刺當權者，小貴族、小僧侶和農民就成了他們諷刺的主要對象。薩克斯是位多產作家，他寫過工匠歌曲、詩歌、笑話和戲劇，他最主要的貢獻是完善和發展了戒齋節戲。菲舍爾特的作品戰鬥性最強，他曾諷刺過教皇和羅馬教廷。
民間故事書在16世紀市民文學中占有重要地位，它的前身是民間笑話。笑話故事鬆散，而民間故事書則已經是圍繞一個人或一件事來安排故事情節，初步具有了小說的結構。《梯爾·歐倫施皮格爾》、《約翰·浮士德博士的一生》和《希爾德市民故事集》是最著名的故事書。尤其是《約翰·浮士德博士的一生》，不僅在當時深為人們所喜愛，後來也一直在民間流傳，而且它還是後世許多作家取材的一個源泉。
17世紀文學 三十年戰爭的浩劫，使德國經濟凋敝，國家分裂，領主專制進一步鞏固。這種形勢大大阻礙了市民文學的發展。大多數市民出身的作家，不是繼承和發展16世紀市民文學的傳統，而是依附宮廷，為王公服務。他們一味摹仿外國，玩弄形式遊戲，形成了所謂的“巴羅克”風格。這種宮廷文學統治了整個17世紀的文壇，而且延續到了18世紀上半葉。
17世紀的德國文學也有不少成就。馬丁·奧皮茨致力於建立新的詩歌形式，他的《德國詩論》（1624）是德國文學中第一部有影響的文藝理論著作。他還積極支持詩人和學者為純潔德語而建立的“語言學會”的活動。弗萊明、洛高和格呂菲烏斯的詩歌標誌著市民文學的新發展，而格呂菲烏斯的十四行詩和頌歌是這一發展的頂峰。
小說家格里美豪森、莫舍羅施和貝爾的作品，跟當時流行的宮廷小說不同,受西班牙流浪漢小說的啟發,大多取材於笑話和民間故事書。格里美豪森的《痴兒歷險記》（1668）是17世紀德國文學中最有價值的作品。它發展了12和13世紀宮廷史詩以一個人為中心的寫作手法，開日後所謂“發展小說”的先河。在戲劇創作方面，重要的作家有格呂菲烏斯和韋澤。
啟蒙運動 自從17世紀下半葉以來，德國逐漸從三十年戰爭的浩劫中復甦過來，市民階級逐漸意識到自己的力量。隨著這一形勢的變化，市民文學也在艱難地發展，到了18世紀中葉終於取代了封建宮廷文學的統治地位。從此德國文學開始了一個嶄新的歷史階段，市民文學進入了它的繁盛期，而啟蒙運動就是這一大發展的第一個階段。
德國的啟蒙運動是在先進的英國和法國的影響下興起的，它同其他國家的啟蒙運動具有共同的性質和目的。不過，由於德國政治經濟落後，運動只限於意識形態領域，沒有直接地公開地在政治和國家領域批判封建勢力。德國的啟蒙主義者更多地致力於確立符合理性的道德觀念，並企圖通過啟蒙教育使所有的人（包括封建貴族）都能按照新的道德準則行事。
德國的啟蒙運動在哲學上的先驅是萊布尼茨和他的繼承者沃爾夫。沃爾夫的學生戈特舍德首先掀起了這場文學運動。戈特舍德主要反對宮廷文學的“巴羅克”風格，反對戲劇中的混亂狀態。他主張以法國古典主義戲劇及其理論為典範來創立民族戲劇。這種戲劇必須嚴格遵守“三一律”以及其他規則，每部作品都必須以一種道德原則為依據，以期對人進行道德教育，從而達到改善社會的目的。
戈特舍德的主張在當時具有進步意義，到了40年代，首先是瑞士人博德默和布賴丁格向他提出挑戰。掀起了一場啟蒙運動內部的大爭論。爭論的焦點是以法國的高乃依和拉辛為榜樣，還是以英國的彌爾頓為榜樣。從這一爭論可以看出啟蒙運動迅速前進的步伐，但同時也說明當時的德國文學尚缺乏民族內容。
反對戈特舍德的還有他的學生即“不萊梅雜誌同人”。他們於1744年在不萊梅創辦了月刊《理智和機智的娛樂新論》，這標誌著啟蒙運動的新發展。為月刊撰稿的重要作家有拉伯納、蓋勒特和約翰·埃利阿斯·施萊格爾等，他們在寓言和戲劇創作方面作出了貢獻。不過，早期啟蒙運動最主要的成就不在戲劇，而在詩歌。金特是18世紀的重要詩人，他的詩歌標誌著17世紀文學向18世紀文學的過渡，為詩歌發展開闢了新的道路。克洛卜施托克是這個時期最傑出的詩人，他的詩歌感情真摯，富於激情，形象生動，韻調優美，對“狂飈突進”詩人有很大影響。
維蘭德是啟蒙運動的著名小說家，他的代表作《阿迦通的故事》(1766～1767)是德國最初的教育小說，並且第一次提出了“和諧的人”的理想。不過，他一生也不得不依仗宮廷謀生，他的這種遭遇可以說是18世紀德國作家的共同命運。萊辛畢生為作家獨立的生活地位而鬥爭，結果仍然失敗。萊辛令人欽佩之外在於他從不把自己的作品作為博取主人歡心的貢品。萊辛一生寫了大量著作，劇本《明娜·封·巴爾赫姆》(1767)、《愛米麗雅·伽洛蒂》(1772)和《智者納旦》(1779)以及理論著作《拉奧孔，或論畫與詩的界限》(1766)和《漢堡劇評》(1767～1769)等，都是舉世聞名的作品。萊辛是德國資產階級民族文學的奠基人，同時對現實主義的文學（特別是戲劇）理論和美學思想的發展也作出了重大的貢獻。在法國，啟蒙運動的革命思想直接轉變為革命行動，而德國啟蒙運動的進步思想則繼續在遠離現實政治鬥爭的純精神領域中發展。
狂飈突進 18世紀70年代,一批青年作家發動了“文學革命”,這就是文學史上所說的“狂飈突進”運動。這個運動是啟蒙運動的繼續和發展，是資產階級進步文學向上發展的一個重要階段。最初是哈曼對早期啟蒙主義者片面強調理性提出了異議，強調感情的力量。哈曼的思想影響了赫爾德，而赫爾德又淨化和提高了哈曼的思想，並發展成為自己的思想體系。歌德接受了赫爾德的思想，經過自己的加工和提高體現在他的文學作品和理論著作中，從而影響了幾乎所有的狂飈突進作家。如果說歌德是狂飈突進運動的旗手，那么赫爾德是這個運動實際的精神領袖。
歌德與赫爾德於1770年在斯特拉斯堡相見，標誌著狂飈突進運動的開始。1773年歌德發表的《鐵手騎士葛茲·封·貝利欣根》是狂飈突進的第一部代表作。1774年出版的《少年維特之煩惱》使歌德不僅蜚聲國內，而且引起歐洲的廣泛注意，成為德國文學中第一部產生世界影響的作品。
在歌德的影響下，他的朋友克林格、華格納、倫茨等在戲劇創作方面嶄露頭角，萊辛稱他們為“歌德派”。生活在暴君卡爾·歐根公爵統治下的舒巴特、席勒等人也在德國的南方向封建制度宣戰。1770年，博伊在格廷根創辦《格廷根文藝年鑑》雜誌，吸引了一批青年作家，成為“狂飈突進”運動的一支重要力量，人們稱他們為“格廷根林苑派”，其中重要作家有福斯、赫爾蒂、畢爾格、格京、米勒等。
與啟蒙主義作家不同，對狂飈突進作家來說，重要的已經不是一般地提倡美德，而是要求人能得到自由發展,充分發揮人的才能。他們不再抽象地反對不道德,而是反對一切束縛和妨礙人的全面發展的社會環境和道德觀念。這些思想在歌德這個時期的著作中得到充分的體現。倫茨、華格納、畢爾格、舒巴特和福斯等人提出了一系列尖銳的現實社會問題，對封建勢力的殘暴、封建道德的虛偽和市民遭受不公正待遇提出了控訴。席勒的《強盜》(1781)公開向社會宣戰，他的《陰謀與愛情》(1783)把市民階級和封建貴族的直接對抗當作戲劇衝突。
在美學思想方面，狂飈突進作家不再認為道德教育是藝術的目的，他們要求藝術作品反映生活真實，特別是作家本身的真實感情。他們認為，藝術作品應象民間文學那樣自然、樸實，反映普通人民的要求。他們大力推崇莎士比亞，十分注重民間文學。民歌成為許多詩人學習的榜樣，在這時期產生了一批德國文學中最優美的詩篇。
由於18世紀的德國並不具備進行政治革命的客觀社會條件，更不存在實際的革命運動，因而狂飈突進始終是一場文學運動，它的範圍僅限於先進的青年知識分子。進入18世紀80年代,這場熱鬧一時的運動就漸漸衰退,德國文學隨之進入了新的發展階段。
古典文學 與1789年法國大革命同時，德國文學開始向古典文學時期過渡。古典文學把啟蒙運動和70年代的文學革命提高到新的階段。海涅說，這是德國詩人和思想家在思想上進行的一場法國大革命。
法國大革命初期，德國幾乎所有作家，甚至包括後來浪漫派的首領施萊格爾兄弟，都為之歡欣鼓舞。但是，等到雅各賓黨人執政，用革命暴力維護人民民眾的利益，即革命由不流血的階段進入流血階段的時候，德國作家的政治態度就出現了明顯的分野。福爾斯特、索伊默等少數作家完全支持雅各賓黨人的革命專政，並希望在德國也進行一場法國式的革命；相反，以施萊格爾兄弟為代表的浪漫派作家則完全否定法國大革命，走上了懷古復舊的道路。
與上述兩個極端不同，歌德、席勒以及其他一些作家則走上另一條道路。一方面，他們不贊成雅各賓黨人使用革命暴力，但是他們完全擁護法國革命的目的；另一方面，法國革命的勝利，資本主義制度的建立，並沒有實現自從文藝復興以來人們一直追求的人道主義理想。相反，資本主義的發展，使自由、平等、博愛等美好理想成為空洞的口號，並帶來了一系列意想不到的矛盾和問題，這種事態使他們大失所望。但是他們並不懷疑法國大革命是人類歷史上的一個偉大轉折。在這種情況下，他們決心繼續探索實現人道主義理想的途徑，他們向自己提出這樣的問題：在什麼條件下，感情與理智、理想與現實、個人與集體、人與自然、主觀與客觀才能達到和諧統一。他們在古希臘的藝術中看到了解決這個問題的曙光，因為在他們的想像中古希臘的城邦民主制是一種理想的社會制度，在那裡人可以和諧地發展。他們嚮往希臘古代社會，並不是懷古思舊，而是面向未來。當時德國文學和德國哲學最偉大的成就之一，就是認為人類社會是由低級向高級發展的，而且這種發展是依著否定之否定的過程進行的。近代文明否定了古希臘的自然狀態，而未來的理想社會就是在否定由於勞動分工而造成人的肢解的近代文明社會之後，在更高的階段上恢復古希臘人的那種自然狀態。憑藉這種歷史觀和“英雄幻想”，歌德和席勒在他們的文學作品和理論著作中提出了一系列有關現實社會和人類前景的深刻見解。這些思想超過了資產階級自由派的水平，達到了資產階級思想可能達到的高度。他們所創造的古典文學不僅是德國文學中光輝燦爛的一頁，而且與黑格爾在哲學上的偉大成就一起構成了德國資產階級文化的頂峰，同時也是人類文化寶庫中的珍品。
文學史上所說的“古典文學時期”，嚴格地說，時間只有10年，即1794年歌德與席勒合作到1805年席勒逝世。參加的人也只有歌德和席勒兩人。這個時期另外兩位作家荷爾德林和讓·保爾雖然都對德國文學作出了貢獻，但他們與歌德、席勒並無多少直接關係。因此，所謂“古典文學”既不是一個規模宏大的文學運動，也稱不上是一個文學流派。但是，就在這10年當中，歌德和席勒完成了奠定德國文學在世界文學中占重要地位的光輝作品。如席勒的劇本《華倫斯坦》(1800)、《奧爾良的姑娘》(1801)、《威廉·退爾》（1804）和美學著作《論素樸的與感傷的詩》(1796)，歌德的小說《威廉·邁斯特的學習時代》(1795～1796)，長篇敘事詩《赫爾曼與竇綠苔》(1797)和詩劇《浮士德》(第一部，1808)。此外，他們還寫了大量的詩歌，特別是敘事謠曲。席勒逝世以後，歌德在生命的最後20餘年又寫了包括《浮士德》（第二部）在內的一批光輝巨著。
德國文學1802年以後，早期浪漫派逐漸解體。拿破崙對德國的軍事占領，使大部分知識分子熱心於政治。象弗里德里希·施萊格爾、亞當·米勒等早期浪漫派作家在政治上公開走向反動；一批青年浪漫派作家出於對民族前途的關注，想起了人民和民族傳統，他們在海得爾堡形成了新的中心，文學史上稱為“晚期浪漫派”，或“海得爾堡浪漫派”。他們採集民歌，發掘久已被人忽視的文化遺產。布倫坦諾和阿爾尼姆收集加工整理出民歌《男童的神奇號角》(1806～1808)，格勒斯編輯了《德國民間故事書》(1807)。在這方面貢獻最大的當推格林兄弟，他們不僅發現了許多德國文學中的重要文獻（如《希爾德布蘭特之歌》），而且整理加工了聞名世界的童話集《兒童與家庭童話集》(1812～1815)。在創作方面，成就最大的是艾興多爾夫。
1813年拿破崙在俄國敗北，隨之在德國掀起了反對拿破崙占領的解放戰爭。許多作家從不同的政治立場出發參加了反抗外來侵略的鬥爭，形成了所謂的“解放戰爭文學”。這種文學與浪漫派文學有一定的淵源，因為不少浪漫派作家（如艾興多爾夫、阿爾尼姆等）就是這一文學的重要代表，而且它的思想傾向與浪漫派也有一定的聯繫。在“解放戰爭文學”的作品中，愛國主義和沙文主義，反對外來侵略和反對社會進步常常是混雜在一起的。真正的愛國詩人是阿恩特、克爾納、申肯多爾夫等，他們在不同程度上具有民主主義思想。
浪漫派的另一個分支是“施瓦本詩派”，烏蘭德和豪夫是這一流派的重要代表。不過，烏蘭德與其他人不同，他是一個民主主義者。
霍夫曼、克萊斯特、沙米索一般也算作浪漫派作家，但他們與上述各個派別都無直接聯繫。霍夫曼是一位重要的小說家，他的代表作有《小查克斯》(1819)、《跳蚤師傅》(1822)、《堂兄弟的屋隅之窗》(1822)等。他的作品既有對現實的批判,又有對神話世界的嚮往,他把現實與離奇荒誕巧妙地結合在一起。他還發展了一種別具一格的輕快的諷刺，對19世紀德語文學產生了很大影響。克萊斯特的喜劇《破瓮記》(1808)、中篇小說《米夏埃爾·科爾哈斯》(1810)以及軼事作品都是德國文學中的佳作，但他的思想充滿了矛盾，說明德國文學已處於轉折的前夕。以萊辛、歌德為代表的廣義上的啟蒙運動作為一個歷史發展階段行將結束，即將到來的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時代。在這種形勢下，要想真正把握社會矛盾,就得站在革命民主主義的立場。從這個角度看,沙米索是浪漫派向1830年以後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文學過渡的一個代表，而海涅則是完成了這一個過渡並達到新高度的偉大作家。
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文學 1832年歌德逝世，海涅認為這是“藝術時期”的結束。海涅這一觀點既說明了將近一百年德國文學大發展的特徵，又正確劃分了歷史發展的階段。德國文學在1830年左右步入了新的發展階段，這個轉折的直接原因是法國的七月革命。在七月革命影響下，德國的資產階級革命開始進行實際的準備，資產階級反對派空前積極，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尤為活躍。他們把文學創作直接用於政治鼓動。伯爾納是當時最為激進、聲望最高的一位作家。
除了伯爾納，30年代初還出現一個名為“青年德意志”的鬆散的進步作家團體。它的文學綱領是由溫巴爾格宣布，他認為文學藝術依存於社會政治生活，因而必須對後者產生積極影響。“青年德意志”作家努力創造一種具有鼓動力的社會批判文學。可是，由於他們對社會的理解是抽象的，對藝術的理解是片面的，因而他們只能把自己所宣傳的主張同他們所描寫的人和事生硬地湊合在一起。文學史上稱這種文學為“傾向文學”。
古茨科、勞伯、蒙特等是“青年德意志”的重要作家。不過，不論是他們，還是伯爾納，在創作方面都無多大成就。30年代有貢獻的作家是在“青年德意志”之外的伊默爾曼、德羅斯特－許爾斯霍夫和默里克。
到了40年代，革命進入高潮，德國成了歐洲革命的中心，湧現出大批革命詩人，其中著名的有弗賴利格拉特、黑爾韋格和韋爾特。而在1848年革命失敗以後，他們大多消極妥協，只有韋爾特這樣的無產階級詩人堅持了革命立場。
這個時期始終如一地堅持革命立場，真正代表了時代精神的作家是革命民主主義者畢希納和海涅。畢希納逝世時年僅23歲，但他對社會問題認識的深度和創作方面的成就，在同時代作家中只有海涅可以同他相比擬。海涅的思想已超出了資產階級民主派的水平，他既反對浪漫派維護舊制度的反動觀點，也反對以伯爾納為代表的小資產階級偏激狹隘的庸俗觀點。在創作方面，他吸收了浪漫派文學的成就，並把這些成就同萊辛、歌德的偉大傳統結合起來。這樣，海涅就代表了繼歌德之後資產階級進步文學的又一個新階段。
19世紀下半葉的文學 1848年革命失敗，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受到嚴重的挫折。這個時期的文學中反民主和反理性的傾向明顯增強，迴避重大現實問題、熱衷於描寫身邊瑣事和田園風光等非政治傾向盛極一時。到了60年代以後，社會批判的文學才逐漸發展起來，但總的來說並沒有達到海涅的高度。
德國文學的這種變化，首先見於叔本華影響的變化。叔本華的主要著作是在1848年以前出版的，那時並無多少人問津。而1848年革命失敗後，叔本華一下子成了一位時髦哲學家，他的反理性的神秘主義思想成為居統治地位的思想潮流。在叔本華思想的影響下，象華格納這樣一位本來是反封建的民主主義作家和音樂家，在1848年以後也否定生活，反對進步。黑貝爾在1848年以前就不是一個革命者，而1848年以後他的作品中悲觀主義和非理性主義傾向更為明顯，甚至發展為維護封建階級的國家政權。到了70年代德國統一以後，德國文學中這種反民主傾向更發展成為公開為普魯士辯護的衛道文學和宣揚日耳曼精神的沙文主義文學。蓋貝爾的詩頌揚普魯士統一德國的“業績”，達恩的《羅馬大戰》(1876)則宣揚日耳曼人是優等種族的反動理論。
這個時期的德國文學還有一個奇特的現象，就是當時公認的所謂“偉大”作家，在藝術上並無多大成就。蓋貝爾被譽為“偉大”詩人，但他的詩純屬摹仿古典詩歌的拙劣之作；海澤的中篇小說擁有大量的讀者，寫的都是一些投合小市民趣昧的故事；弗賴塔格的長篇小說據說是“傑作”，寫的不外是老實人如何發財致富之類的故事。在這些所謂“名作”的帶動下，形形色色庸俗無聊的作品就大量出現。
上面這些傾向，在堅持人道主義理想的民主主義作家的作品中也有反映。他們迴避時代的重大問題，幻想在狹小的範圍內維護自己的理想；他們沒有面向整個民族，而是著眼於故鄉的風土人情；他們不是描寫急風暴雨式的社會衝突，而是欣賞幽靜和諧的田園生活；他們不是象海涅那樣用劍和火去同醜惡的現實鬥爭，而是以輕鬆的幽默來表現自己在這醜惡的現實之中所保持的高尚的情操和道德。他們也觸及社會問題，但是在70年代以前他們對社會的批判十分無力。拉貝的作品表現了他對德國社會中的陰暗、落後、腐敗和殘暴的憤慨，但是就在他的著名的三部曲里也看不到有任何鬥爭。施托姆的詩歌和小說中有許多優美的篇章，也提出了一些社會問題，但給人的印象是寂寞孤獨和無能為力。
到了70年代和80年代，社會批判文學才有了較大的發展。馮塔納的出現就是這一發展的具體表現。這位作家在短期內完成了許多部長篇小說，他的小說有較為廣闊的社會背景，人物形象生動典型，但作品的思想深度和藝術力量還不能與瑞士作家凱勒相比。瑞士富有民主傳統，而凱勒又與這一民主傳統保持密切聯繫，因而凱勒在以瑞士為背景的作品中就避免了德國作家（包括馮塔納）的局限。他的中篇小說是德語文學中的名篇，他的長篇小說《綠衣亨利》完全有理由列入世界名著。
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的文學 19世紀80年代，德國工人運動空前高漲，馬克思主義廣泛傳播，社會民主黨威信劇增，德國成了國際工人運動的中心。革命形勢的高漲使老一代資產階級民主主義作家進一步看清了各種社會矛盾，從而增強了作品中社會批判的因素。馮塔納的大部分作品就是在這種背景下寫成的。但是革命高潮對文學更為直接的影響是自然主義文學運動的興起。象在德國歷史上常見到的那樣，革命高潮來到時小資產階級青年知識分子顯得最為革命。他們提出要同一切傳統（不管是進步的，還是反動的）決裂。自然主義文學運動的參加者大多是青年學生，他們堅決反對資本主義制度，自認為站在工人一邊，擁護社會主義。他們要改造世界，革新文學，創造全新的“現代文學”。1884年出版的詩集《現代詩人的性格》是自然主義的第一部重要作品。1885年康拉德在慕尼黑創辦的雜誌《社會──關於文學、藝術和公眾生活的現實主義周刊》和1887年貝爾格和哈爾特兄弟在柏林創辦的《突破》雜誌是自然主義文學運動的兩個中心。自然主義的理論代表是霍爾茨。豪普特曼的《日出之前》（1889）是自然主義的代表作，而他的《織工》(1892)和《獺皮》(1893)則已離開自然主義的原則，成為重要的現實主義作品。到90年代中期，自然主義的文學運動就漸漸銷聲匿跡。當年顯得十分革命的作家隨著革命高潮的過去都離開了革命立場，有的甚至走向反動。在藝術上，他們不僅拋棄了“革新”整個文學的宏願，而且加入了世紀末形形色色的文學流派。
19世紀末，德國進入了帝國主義時期，文學上出現了名目繁多的各種主義，如印象主義，新浪漫主義，新古典主義,象徵主義,唯美主義，等等。它們的代表作家有戴默爾、李利恩克龍、恩斯特、格奧爾格、胡赫、閔希豪森、里爾克等。 這些新的文學流派(有的文學史家統稱為“頹廢派”)與尼采的哲學和美學思想有密切的關係。資本主義的高度發展使它固有的矛盾充分暴露，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在這樣紛紜複雜的社會現實面前感到困惑不解，因而尼采對資本主義社會的所謂“批判”就成了他們的精神指南。另外，資本主義的發展還造成了藝術與生活、藝術家與民眾的隔絕，那些不願把作品當作商品來推銷的藝術家就躲入“象牙之塔”，覺得自己是不能被人了解的“人類的精華”，而尼采的“超人”哲學就為這種思想情緒提供了理論根據。20世紀初期的作家程度不同地都受到尼采思想的影響。
格奧爾格是這種“為藝術而藝術”文學潮流的重要作家。他反對自然主義,也反對現實主義;他提倡“新藝術”，即“純藝術”。他通過所創辦的《藝術之頁》雜誌吸引了大批作家、文學批評家和文學史家，人們統稱他們為“格奧爾格派”。奧地利詩人霍夫曼斯塔爾曾一度是“格奧爾格派”的一位著名作家。
里爾克是享有世界聲譽的作家，他與“格奧爾格派”有一定聯繫，但又有所區別。他在現實中感到孤獨痛苦，希望現實能有所改變，因而他並沒有象格奧爾格那樣完全逃向遠離現實的純藝術的虛幻世界中去。
與“為藝術而藝術”的文學潮流並行發展的是現實主義文學，主要代表是亨利希·曼、托馬斯·曼和海塞。另外，凱勒曼、弗蘭克等也屬於此列。亨利希·曼對醜惡的現實進行了辛辣的諷刺，他的《臣僕》(1914)對威廉帝國統治者們的感情和思想作了淋漓盡致的描寫。托馬斯·曼的《布登勃洛克一家》(1901)描寫了宗法市民階級在資本主義大發展形勢下沒落的命運，但他對此並不是惋惜哀嘆，而是努力探求復興人道主義和爭取人類進步的可能。海塞的主人公雖然在生活中受挫後大多逃向與世無爭的田園生活，但他們並沒有放棄原來的理想。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到1945年的文學 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勝利，隨後德國爆發了十一月革命；戰後時局動盪，德國共產黨在鬥爭中壯大發展。1933年希特勒取得政權，接著是法西斯統治和第二次世界大戰。這一系列重大的事件把一部分資產階級作家推出了“象牙之塔”，在現實的階級鬥爭中逐步分化。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前夕，就出現了名為“表現主義”的文學運動。一批青年作家（海姆、特拉克爾、韋爾弗、貝希爾、沃爾夫、托勒爾、貝恩等）預感到即將來臨的災禍，想通過精神和意志的力量避免災禍，並進而“改造”整個世界。在戰後民眾革命的風暴中，表現主義作家出現了明顯的分化。貝希爾、沃爾夫等逐漸發展成為無產階級作家，以戈特弗里德·貝恩為代表的右翼後來成為無政府主義者。另外象托勒爾、哈岑克萊弗，甚至凱澤都程度不同地傾向革命。 其他的資產階級作家， 如亨利希·曼、托馬斯·曼、阿諾爾德·茨韋格、法拉達、福伊希特萬格、弗蘭克、米薩姆、楚克邁耶、凱斯特納、德布林、雷馬克、凱勒曼等，也有的擁護革命或同情革命，有的至少不反對革命。但是,由於世界觀的原因,他們對社會的理解是抽象的。他們常常把個人與集體、人道與暴力、理想與現實形上學地對立起來，他們對革命的同情或者支持，往往是抽象的或只是暫時的。
在這些作家中，政治上最進步的是亨利希·曼，在藝術上成就最大的是托馬斯·曼。托馬斯·曼的作品內容深刻，形式講究，他可說是資產階級進步文學從萊辛到海涅再經過近百年的曲折發展之後又一個偉大的代表人物。
這個時期德國文學更為重要的成就，是無產階級文學的壯大發展。早在19世紀40年代，無產階級文學已經萌發,並產生了韋爾特這樣的詩人。到了19世紀後期,無產階級文學進一步發展，出現了奧多爾夫、瓦爾特·哈岑克萊弗、明娜·考茨基以及施韋策等一批作家，但他們在藝術上的成就還不足以與資產階級作家相抗衡，他們的活動和影響還極為有限，因而沒有形成一種獨立的文學運動。20世紀20年代以後，情形就大不相同。第一，它擁有數目眾多的作家。1928年成立的“德國無產階級革命作家聯盟”到1932年擁有 500名會員，全國有23個地方組織。第二,它的作家隊伍中擁有一批優秀作家,如貝希爾、西格斯、魏納特、基施、沃爾夫、雷恩、布雷德爾、馬爾希維查、沙勒、格倫貝格以及布萊希特等。他們的作品不僅在現實的階級鬥爭中起了重要作用，而且在藝術上也是成功的。象沃爾夫的戲劇，魏納特的政治諷刺詩，布雷德爾的小說和基施的報告文學，都是有相當水平的作品；而貝希爾的詩歌和西格斯的小說可以當之無愧地歸於世界名著之列，布萊希特的劇作和他獨創的“敘事劇”理論使他成為公認的20世紀最有影響的戲劇家之一。
1933年希特勒取得政權，大部分無產階級作家和進步的資產階級作家被迫流亡國外。面對共同的敵人，這兩部分作家結成聯盟，形成了規模宏大的反法西斯文學，又稱“流亡文學”。反法西斯文學不僅是以格林和容格爾為代表的沙文主義法西斯文學的對立物，而且代表了德意志民族的希望。不論是亨利希·曼和托馬斯·曼，還是布萊希特、 西格斯和貝希爾， 正是在反法西斯鬥爭中創作出他們的優秀作品。如亨利希·曼的歷史小說《亨利四世》(1935～1938)，托馬斯·曼的四部曲《約瑟和他的兄弟們》(1933～1943)、《洛蒂在魏瑪》(1939)和《浮士德博士》(1947)，布萊希特的劇本《大膽媽媽和她的孩子們》（1939）和《伽利略傳》(1947)，西格斯的小說《第七個十字架》(1942)以及貝希爾最優秀的詩歌都是在這個時期寫成的。因此，如果說法西斯統治時期是德國歷史上黑暗野蠻的時代，那么這個時期的德國“流亡文學”則是光輝燦爛，碩果纍纍。
19世紀末20世紀初，德國文學進入了一個新的歷史發展時期。儘管由於法西斯統治和經歷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重大的曲折，它作為一個歷史時期並沒有結束。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的德國文學流派紛繁，風格各異，但就其本質來說仍是世紀轉折以來的各種文藝傾向的繼續和發展。
參考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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