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平介紹
1926年3月17日，倫茨·S生於東普士馬祖里地區的呂克。他曾加入希特勒的青年團，戰爭結束前夕被征入伍，在納粹軍隊崩潰時逃往丹麥。戰後在漢堡攻讀英國文學、德國文學和哲學。1950年任《世界報》副刊編輯。1951年起成為職業作家。
倫茨在政治上主張改革，贊同社會民主黨綱領，在藝術上主張藝術為道德服務，反對作家置身於社會現實之外，初期創作受海明威等人的影響。1951年第一部小說為《空中群鷹》。成名作《德語課》發表於1968年，是戰後西德流行較廣的小說之一。
小說取材於畫家埃米爾·漢森在納粹統治時期被禁止作畫的真實事件，引起輿論界的重視。倫茨的重要小說還有《與影子決鬥》(1953)，《激流中的人》(1957)，《麵包與競賽》(1958)。1963年發表的《滿城風雨》，提出了戰爭的罪責問題，表示了作者對過去戰爭的反思。他還著有話劇和廣播劇。
1926年3月17日,倫茨出生於東普魯士馬祖里地區的呂克城,父親是海關官員。他在法西斯統治下度過童年時代。一九四三年中學畢業後被征入伍,當了一名海軍士兵。在納粹軍隊潰敗時逃往丹麥。戰爭結束前夕,他在丹麥的森林裡度過一段時期。戰後,他到漢堡大學攻讀英國文學、德國文學和哲學。一九五○年任《世界報》副刊編輯。一九五一年起成為職業作家,定居在漢堡。這個德國北部的港口城市成為他許多小說的創作背景。
1951年,他的《空中之鷹》問世。這部長篇小說敘述第一次世界大戰後一個逃犯在芬蘭邊境被邊防軍
倫茨打死的故事。小說發表後,引起文學界的重視,次年榮獲萊辛獎。他在文壇嶄露頭角後,創作欲一發而不可收,接連推出一批有影響的佳作,其中有描寫一個德國上校重訪非洲戰場、受到良心譴責的小說《與影子的決鬥》 (1953),還有描寫一個老潛水員因擔心年老失業而塗改證件上的年齡、終被辭退的中篇小說《激流中的人》(1957)。一九六八年,他推出了長篇小說《德語課》。這部作品取材於畫家埃米爾·漢森在納粹統治時期被禁止作畫的真實事件。作者不以第一人稱出現在小說情節的主線之中,而是讓一個少年犯被罰寫作文敘述小說的主要情節,他的父親是一個警察,他在作文中敘述了他父親盲目執行納粹的命令,對一個在戰爭中救過他性命的畫家進行迫害的罪惡行徑。小說以傳統的敘述手法,剖析和批判了長期被作為“德意志品質”來宣揚的“忠於職守”的思想,引起讀者強烈的共鳴,激發人們對被納粹踐踏的公民義務進行反思。《德語課》使倫茨一舉成名,同時也使倫茨成為戰後德國最重要的作家之一。70年代,倫茨的小說創作進入了一個嶄新的時期,這一時期的作品更加貼近現實,針砭時弊,從不同的側面描寫不合理的社會現象,主題思想進一步得到升華。長篇小說《楷模》(1973)是他這一創作時期的代表作,敘述了三個教育工作者著手編寫教科書的第三章《傳記與榜樣》,四處尋找可以編入書中的“楷模”,最終一無所獲的故事。小說通過資本主義社會中找不到楷模的事實,揭露了現實生活中的弊端,反映了人民的不滿情緒。另一部值得稱道的小說是《家鄉博物館》 (1978),寫一個地毯工人看到過去的納粹州長被選為家鄉博物館的館長,怒不可遏,親手把博物館付之一炬,表示他對歷史的本質和意義的懷疑。
倫茨倫茨是一個多產的作家,除了創作長、中篇小說外,他還寫了大量的短篇小說,以及劇本和廣播劇等,他的短篇小說題材各異,意蘊深遠。如短篇小說集《蘇萊肯村曾經如此多情》(1955),是他給妻子描繪童年情景的二十個故事,取材於家鄉呂克的童話和軼聞,大多荒誕怪異,充滿諷刺意味。按照許多讀者的看法,這些 “鄉土小說”是倫茨最優秀的短篇小說。倫茨在後記中說:“我的故鄉可以說是在歷史的背面,它沒有產生過著名的物理學家,也沒有產生旱冰運動冠軍或者總統。相反,在那裡能找到的是人類社會不顯眼的金子:伐木工、農民、漁民、領實物津貼的工人、小手工業工人和扎掃帚的人。他們與世無爭,不急不躁,相安無事地過他們的日子……這個集子所收的故事和小品就仿佛是對馬祖里人心靈的探索……”倫茨就是這樣把他的家鄉作為小說中的現場,並以此為立足點,以文學手段展現社會的各個細節。在德國五十年代的“鄉土小說”中,倫茨的短篇小說占有重要的地位。倫茨其他短篇小說集還有《雷曼的故事》(1964)、《漢堡人物》 (1968)、《被嘲笑的獵人》、《敗興的人》(1965)、《愛因斯坦在漢堡橫渡易北河》(1975)等。
倫茨在創作上深受福克納、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海明威等人的影響,可以說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他創作的啟蒙老師,他的處女作《空中之鷹》就明顯地帶有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的藝術色調。他的《被嘲笑的獵人》使人聯想到海明威的《老人與海》的寫作方法。當然,倫茨在創作上也有其顯著的藝術特色,他在作品中大多採用現實主義的創作手法,避免使用異乎尋常的新奇的文體手段。他的作品的主題往往通過歷史的影射、歷史的聯想和歷史的回憶顯現出來,在一定的程度上觸及到資本主義社會的實質問題。
倫茨的《麵包與運動》(1959)和《燈塔船》(1960)是兩部膾炙人口的佳作。這兩部小說以深刻的思想性和迷人的藝術魅力贏得了讀者的喜愛,至今在德國仍長銷不衰。
名作賞析
賞析德國作家西格弗里德.倫茨的《德語課》
一、作者簡介以及《德語課》內容簡介
《德語課》Siegfried.Lenz（西格弗里德.倫茨），聯邦德國小說家、劇作家。生於東普魯士呂克的稅務管家庭。17歲被征入伍當水兵，在丹麥駐留期間逃進森林，擺脫追脯，戰爭結束時年僅19歲。戰後在漢堡大學攻讀哲學、英國語言文學和文學史。1950年任《世界報》副刊編輯，1951年起專事文學創作。為四七社成員，曾獲豪普斯特曼獎，所作小說多揭露法西斯主義的罪行，批判社會黑暗。處女作長篇小說《空中群鷹》（1951）、《激流中的人們》（1957）、《滿城風雨》（1963）、《德語課》（1968）等都對不合理的社會現實以及戰爭責任等問題表達了其所思所想。在創作中，他深受陀思妥耶夫斯基、托馬斯.曼、福克納和海明威等文學大師的影響，反對“為藝術而藝術“，也不贊成藝術為政治服務，而是主張藝術為道德服務，認為作家應該直面現實，做揭露社會弊端和表達人民疾苦的代言人，對歷史的教訓進行深刻地反思。
長篇小說《德語課》取材於德國著名畫家埃米爾.漢森在納粹統治時期被禁止作畫這一事實事件。由德籍作家Siegfried.Lenz（西格弗里德.倫茨）創作於1968年。故事發生在1945年。西吉因“盜竊”藝術品被關進了少年教養院，被罰寫一篇名為“盡職的快樂”的作文。這讓他想起了諸多往事，其父耶普森任警察，1943年奉命監視畫家南森，禁止他繼續作畫。耶普森忠實地執行命令，西吉卻背著父親保護藝術品，把父親撕碎的南森的畫恢復成原狀，藏在一個廢舊的磨房的“密室”里。不久，警方藉故抓走南森時，畫家偷偷地把一幅畫塞給了西吉。戰爭即將結束時，耶普森在院子裡燒毀各種檔案材料，英軍趕來，抓走了耶普森，西吉從火堆旁搶出一捲紙，就是父親從南森那裡沒收的畫稿。三個月後，耶普森仍回小鎮任原職，時代早已不同，但他仍執行原來的命令，即把南森的畫稿燒掉。一天，西吉的“密室”突然起火。自此以後，西吉更覺得這些藝術品處於危險之中，需要他去救護，最後發展到病態的地步，以致於在南森的畫展上“盜竊”藝術品。西吉認為自己是在代替父親接受懲罰，因為人們不想審判自己，就把孩子關到教養院。西吉的作文寫了厚厚的幾大本，教養院表示滿意，準備釋放他。他卻面臨著對未來的困惑，彷徨不知所從。
二、賞析《德語課》
倫茨其實，賞析一部普通的文學作品是不難的，因為其中大多是可循的文藝創作規律的痕跡，但是像《德語課》這類題材典型且思想深刻的作品，賞析起來就不是這么容易了。這就像中學裡老師分析魯迅的文章一樣，常常要求學生結合其時代背景去閱讀，方才有所收穫。
翻開《德語課》，錢定平先生的序言已經是精彩之極了，通過他的序，讀者已能夠掌握故事的來龍去脈了。然而精彩的只是錢先生的議論，故事本身卻令讀者預感到難以解讀。不過，真正開始閱讀以後才發現，這故事並非想像中難以消化，而是帶給讀者諸多的啟發和思考，下面就來具體地鑑賞與分析一下這部《德語課》。
首先，該作品給讀者的第一印象便是戰爭時期下緊張的父子關係。
倫茨無疑，作品中西吉與耶普森（西吉之父）的父子關係談不上是良性的，到最後甚至是走向決裂的。但是，真的走向決裂了嗎？《德語課》的回答是否定的。他們根本就不可能走向決裂。其一，是因為他們之間的血緣關係，即使像西吉的哥哥最後離開家鄉也無法擺脫父親在親職教育中權威的影響，雖然他們不認同自己的父親，但他們骨子裡還留存著茹格布爾警察的影子；其二，是因為在這種血緣關係下，為了避免被父親同化，從而選擇了完全相反的道路，這從西吉在二戰時期的表現中我們便可了解到這一點。其實，父子的性格是相像的，在文中，西吉的父親是一個自卑、古板且做作的角色，從他對自己妻子表現出的那種想親近，而又羞於表達的樣子便可見一斑。他的這些性格對他的自我表達和對別人的理解都造成了一定的阻礙。他恰恰和貝多芬相反，貝多芬也是不擅於用語言表達自己，也無法理解別人，因此其性格顯得暴躁，和這種“暴躁”相反的茹格布爾的警察卻格外的（用西吉的話說是）“安靜“。但是，為什麼西吉沒有選擇對父親的認同呢？顯然，他長期地受到了畫家的影響。文中的畫家並不像人們印象中藝術家的形象那樣，對於人情世故一無所知，而是極其懂得讓周圍的氣氛變得和諧起來。在這種積極的影響下，西吉眼中的色彩也不得不變得和畫家畫作里的色彩一樣豐富起來，充滿了對於生活的洞察力。於是，禁畫令這條導火線最終引爆了西吉與父親、警察與畫家之間的互相滲透的“戰爭“。對於警察與畫家之間的“戰爭”讀者是一目了然的；但是，兒子由於對父親的不認同而為畫家提供的幫助表現出父子之間一種奇特的“擰”著的關係。父親以為派兒子去“監視”畫家就是“父子兵”了，兒子卻在背地裡幫著畫家。至此，讀者完全有理由相信，警察發現了兒子對畫家提供的種種幫助，但為什麼直到西吉被捕之前始終沒有點破這一層呢？是因為他根本沒把兒子做的事情放在眼裡，還是兒子向畫家提供的那些幫助更觸怒了警察，反而使其加深了對於畫家迫害的願望呢？顯然，這其中兩者兼而有之。警察在戰爭時期是家裡的頂樑柱，無論是體魄、頭腦還是人生閱歷，西吉不可能是自己父親的“對手“，或者說能夠阻止父親，又或者能有效地幫助畫家。這些都是不可能的。在作家的筆下，茹格布爾的警察就像當年二戰前期的希特勒大軍一樣堅不可摧。但是實際上，作家並不是要通過“一堂德語課”來告訴讀者關於二戰的歷史，而是試圖通過二戰的發生，去捕捉並揭露那些被逼現出的人性本質，在這裡，被作家放大的是人性中的陰暗面，即嫉妒與占有欲。
也許，對於《德語課》最多的評價是關於歷史意義的，但是展現已成為過去的歷史，正是為今天和明天的發展提供了一種借鑑，這也正是許多同類作品的現實意義所在。作家在這裡給故事提供了一個大環境，即二戰。在這種特殊的環境下，人們表現出的人格為我們更深入地了解自己提供了事實依據，這正像我國在反法西斯戰爭中、抗擊“非典”的行動中、抗洪救災的行動中以及抗震救災的行動中發展的那些火線入黨的黨員們一樣，只有在大災大難或者涉及面廣影響程度深的歷史事件中才能看到人的本質，或者說人們選擇表現出來的那些品性。因此，那些優點和缺點就不是孤立的了，而是某種人格的兩個方面，就像黑白、是非等反義詞組的存在一樣。有了這樣一種視角，我們再繼續來“上”《德語課》。
於是我們就不難發現，警察在故事中是受到尊敬的，人們正是因為他的職業以及其“恪盡職守”的工作作風而尊敬他。這個時候，他和畫家是好朋友，直到他多次向畫家提醒那條禁令之前，他都沒有表現出或做出後面那些令他在戰後無法面對自我的性格特徵。開始時，他有過激烈的思想鬥爭，一方面畫家是自己的朋友，他不想使雙方因為禁令而感到難堪；另一方面，他的職業要求他必須向畫家宣布這條禁令，如果無視禁令不僅會使自己惹上麻煩，同時他也會像西吉那樣無法原諒自己沒有盡到一名警察的責任。但是遺憾的是，禁令不管以什麼方式宣布都會給雙方帶來尷尬甚至矛盾。在警察的一再勸說下，畫家始終不肯放棄作畫，這時，警察開始陷入個人情緒之中，執行禁令已經變得刻不容緩，如果再不真正地執行禁令他將失去在當地的威嚴的地位。禁令代表著威嚴，只要執行了禁令那么他，茹格布爾的警察就有了自己的威嚴。然而不僅如此，他更是對畫家日益增長的“人氣”產生了嫉妒。憑什麼別人都得屈服的禁令，你一個畫家就可以“逍遙法外”？還能得到別人的同情甚至是敬意？在這種心理下導致的結果就是，警察對於畫家不斷的迫害，直至畫家被壓送進了監獄。
但是事情沒有結束，1945年德國終於停火了，可是茹格布爾的“戰爭”始終沒有停火，而是愈演愈烈，直至警察把畫家的工作棚給燒了。這正是作家要在此提出的關鍵性的問題，即對於戰爭的反思。
文中，通過西吉的作文《盡職的快樂》表現了作家對於戰爭，特別是對於二戰的反思提供了的兩類人物。
倫茨與夫人第一類，就是警察耶普森。文中，所有的人包括畫家，都認為戰爭已經過去了，以前的事不用再提了，雖然他沒有直接向警察這樣表示，但是大家覺得終於可以鬆一口氣了。然而，畫家的工作棚還是被點燃了，而且是在自己的兒子面前肆無忌憚地做的。看到這裡，毫無疑問，警察走進了極端。但是為什麼就極端了呢？因為他無法面對一個現實，那就是他先前的“恪盡職守”在英軍開到的時候，已經失去了其本身所有積極的意義，已經不再是為人們所稱道的優良的品質，而變成了“犯罪的外衣“。可是他又無法當做什麼也沒有發生，他發現自己再也不想去面對畫家了，因為直到“誓死抵抗”時，他已經全然失去了“威嚴“，沒有人再與他站在同一條戰線上了，他變得孤獨，或者說因為自己的頑固脫離了群體而被孤立出來。這時，自卑的心理使他變得更加狹隘，而且畫家在戰後又獲得了更高的社會地位，這所有的一切促使他做出了一個選擇，那就是只有繼續執行禁令才能活得輕鬆一點，哪怕失去了所有的人。這就是西吉“說的“：大人們不願審判自己，而把煩惱（指西吉自己）裝上快艇送往少年教養院。
就像前文中提到過的，西吉雖然做著與父親的願望相反的事，然而這都是他從警察那裡繼承的性格使然。
於是，作家替時代歸結的第二類人群，西吉，即警察們的年輕後代們便躍然紙上。
文中的西吉內向、沉默、不多話，但是倒並不怕生。由於受到畫家的影響，從而對身邊的事物總是充滿好奇，還加以觀察與思考，然後得出一些令自己感到滿意的結論，而《盡職的快樂》這篇作文就是最有力的證明。
在這裡，作家通過西吉反映了當時年輕人的不知所措。其中有兩層關係，第一層，“西吉”們不知道要如何來看待“警察”這樣的家長，正如西吉自己一樣，懼怕著父親洞察一切的“透視眼”和那份犯罪時“安靜”的神態。這些是他無法抵抗的，除了逃跑，他不知道還能有什麼辦法能夠躲避父親的“視線“；另一層，即懷著這份恐懼他覺得任何地方都不足以安全地保護自己。
其實，這些情緒與思緒的體驗是表層的，更深層的原因是什麼呢？是自卑，是那種本來引以為豪的優秀的民族品質遭到了外人與國人自己的普遍質疑而產生的深刻的自卑感。於是我們看到作家從《德語課》出發的不僅僅是尋求盡職的新的定義，更是提出了“我們還要不要盡職？”這樣的問題。因為曾經的“盡職”引起了如此浩大的人類災難。
面對這樣的問題，“西吉”們把原因歸結為不願自我審判的警察們。但究竟還是否需要“盡職”呢？顯然，答案是肯定的。因為如果德國人沒有在非反動權力的領導下恪盡職守的話，那么就不會有今天日益強大的德國；就不會有今天令人欽佩的德意志民族，而且我們可以猜測到，德國民眾一定從類似《德語課》這樣的文藝作品中反思了每個人自己的二戰史，把文藝作品當成一面鏡子，照出自己曾經的、直到“照”之前還不願承認的“醜陋“，這是需要勇氣與決心的，從德國總理面對死難者的下跪，我們便可以得到答案，那些“茹格布爾的警察們”終於從內心深處承認了自己曾經犯下的罪孽。
那么，今天看《德語課》的意義何在呢？或者說作家通過作品做出的那些對於二戰的反思和對於人性的剖析對於今天的我們還有什麼作用呢？
顯然，作用是很大的。如果這樣的作品再早一些傳入我國，或者得到普遍的閱讀與理解，那么我國的十年浩劫——文化大革命，或許是可以避免的。《德語課》的意義就在於，它是一面鏡子，是一面服務於構建和諧社會中道德體系的鏡子，有了這面鏡子，人們不管在何種社會環境下都能照見自己靈魂的本質、真正的面貌，從而加以改正或者起碼也得加以壓制，別讓自己靈魂中的陰暗面給周圍的人帶去傷害。
其實，這也正是所有優秀的文藝作品的共性所在，不管作品的主題是什麼，愛情、犯罪、寫實等等，雖然寫的主題不一樣，但是行文一定是源自於生活而高於生活的，在主題的周圍圍繞著千千萬萬實際生活中的場景、人物性格、社會結構和文化習慣。而這些側面恰恰就是鏡子，讓每個人照一照自己，究竟自己是一個怎樣的人，或者在相似的場合中自己是否會做出與某些角色同樣的事情，如果是好事情，那當然太好了，但是如果那是些利己不利人或者既不利己又不利人的事，那多少會對相應的讀者產生一定程度的觸動，畢竟能夠閱讀這些作品的人在靈魂深處還是具備自省的能力的，顯然，《德語課》就是要達到，實際也達到了這樣一種社會教育的目的，因此，它才可以在今天這樣一個和平年代依然能夠遇到許多能與其產生共鳴的讀者。同時，這部作品也向世人提供了頗多的啟迪和警示，因為只有在更徹底地對戰爭和在戰爭中逼現出的人性本質進行反思後，我們這個世界才有可能真正地實現永久的和平。
作家近況
德國文學巨匠倫茨老來推出首部愛情小說
資料來源於 德國之聲中文網
2008年5月8日，82歲高齡的德國著名作家西格弗里德.倫茨（又譯齊格飛.藍茨）中篇小說《默哀一分鐘》在德國上市。而這是這位作家首次呈現給讀者一部愛情小說。
倫茨(Siegfried Lenz)是德國戰後文學巨匠之一，其作品題材如1968年出版的成名作《德語課》、1978年出版的《故鄉博物館》等均與歷史負罪、與因戰爭被逐家園的心靈創傷有關，愛情題材一直是他避而遠之的。但上市的篇幅不長、發行量不低的倫茨新作《默哀一分鐘》(Schweigeminute)講的卻是一曲愛情故事，發生在一位年方18歲的中學生和其30來歲的英語女教師之間的愛情故事。時間背景還是德國馬克時代，大約是上個世紀70年代，地點在德國最北部的石荷州。
這個愛情故事傷感動人，原因並不僅僅在於它尚未真正開始即以不幸告終的結局，而更多地是因為那回憶中的點滴細節。在學校為遇難的女主人公施特拉舉辦的追悼會上，男主人公克里斯蒂安回想著他們的愛情是怎樣發展的：回想他們倆兒是怎樣互相被對方深深吸引而慢慢走近的--先是在海濱歡慶活動上羞澀相談、後來潛在水下緊緊相抱、再後來在海邊松林中做愛；回想當天氣突然變壞、他們被困在鳥島草棚時，他怎樣用雨水為她燒菊花茶；回想他心中怎樣升起和施特拉共度一生的願望和決心……最後，是施特拉怎樣因狂風暴雨、小船失事而喪失年輕的生命。
這樣一個故事情節很容易被寫成一個情意綿綿的俗氣小說，或滿足讀者偷窺欲的文字。但倫茨的作品全然不同。倫茨，這位針砭時弊、筆鋒犀利的文學大師，又在這部新作中融入多個主題。一個是有關存在的根本哲理，即感情是不可控制的，陷入愛河的戀人--在這部小說中甚至是陷入被禁的師生之戀的戀人--對可能到來的一切無能為力。另一個不斷出現的主題是生氣勃勃的青春時期與舉步維艱的老年時期之間的反差。
倫茨以時而輕鬆幽默、時而充滿戲劇性的筆觸描寫了故事中出現的老人：一位年長的觀鳥員，因風濕病劃不動船而不得不找人來拖船，拖行時被通風病折磨得再也伸不直的手指緊緊地握著菸斗；施特拉的父親，施特拉為他端上麵包食物，看著他"吃飯的模樣。吃得好快，老年的飢餓或甚至可以說是老年的貪婪顯而易見"。另一番描述也很具象徵意義："幾位老人坐在拆回來待上新漆的航海路標上，少言寡語，審視著海濱歡慶活動的準備工作，大概回憶起往日的那些歡慶活動。沒一個人回應我的問候。"倫茨讓年輕的克里斯蒂安以第一人稱這樣說道。而另一方面，倫茨又滔滔不絕地描述年輕人在水中興高采烈、如同海豚般在水下翻滾、尋找硬幣的矯健身影。
誰如果試圖在倫茨已出版的合計20卷的作品全集中尋找有關性的描述，誰將會空手而歸。但在這部新小說的部分段落中，倫茨卻以溫柔情愛的文字描繪了18歲少年的感情世界："一種騷動不安、在我的想像中開始越來越強烈的渴求，促使我撫摸她。我一邊愛撫她的大腿，一邊尋找她的目光。我們的臉挨得這么近，我都能感覺到她的呼吸。"
克里斯蒂安和施特拉之間的愛情好像是不食人間煙火的。倫茨並沒有探究男女關係的喜怒哀樂、也沒有長篇大論的對話。這部小說完全是從克里斯蒂安以及他對施特拉所懷感情的視角寫就的，描述的是他的成長過程。至於女教師施特拉為什麼愛上學生克里斯蒂安，小說描述則相對而言比較從簡。倫茨也沒有把兩人的愛情作為社會醜聞來構思，而是將其作為比喻，比喻含苞待放的生命，及其可能面臨的威脅。
小說形式為倫茨提供了盡意發揮其語言大師才能的機會。他對天氣、對大海、對波浪的深具象徵意義的描繪，他對人物的細緻刻畫，均令人愛不釋手。為了儘可能準確地描述主人公的一情一感，戰後曾為英軍做過助理翻譯的倫茨在小說中不斷使用英文詞句，施特拉寄給克里斯蒂安的最後一封信只有一句英文："Love, Christian, is a warm bearing wave."（愛，克里斯蒂安，是一個溫暖的、可以托起你的波浪。）看上去，病患多年、兩年前喪妻的倫茨似乎想通過這部小說至少在記憶中再現青春時光。這份憂傷，倫茨的許多忠實讀者是很願意與他分擔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