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出家
寬霖法師寬霖法師俗名王天順，1905年4月28日生於四川新都的一個貧苦家庭。
王天順幼年家境可謂赤貧，低矮的小茅屋裡竟連一張象樣的木床也沒有，全家只好睡在地鋪上。其父王正乾迫於生計，不得不靠替人殺豬宰羊，賣肉為生。其母李氏，亦是一個貧寒人家的女兒。王天順幼年十分聰穎，記憶超群，因家貧無力供他上學念書，他便天天到鎮上梓潼宮王家私塾窗外，踩在石頭上，使他聽先生王謙久（秀才）講課。久之博得了王秀才的同情，特準他免費就讀了一年。這梓潼宮乃一道教宮觀，建於清初，供奉文昌帝，1953年已拆毀。
王天順11歲時（1916年），家境更加困窘，經常無米下鍋。他唯一的弟弟吃不到奶水，還不到4歲就活活餓死了。為了活命，父母只得把他送到鄉下的一個小廟雙桂寺寄食。次年又轉到新都縣城福建會館作打雜夥計。這福建會館乃寺院和會館二者合一的建築，故它除了具有一般子孫廟必不可少的山門、天王殿、大雄寶殿、法堂、禪堂等設施外，又於寺側建一園林。園內廣植石榴、楊柳、松竹梅蘭，四時花木繁茂，鳥語花香，彩蝶翩躚，風光明媚，景色宜人。會
寬霖法師首常將寺園作為游宴勝地，攜酒備餚，擺花設盞，於春柳夏荷，秋月冬日之時聚會其間，商議公事。
民國六年農曆四月初八（公曆1917年5月28日），12歲的王天順在福建會館禮演悟和尚為師，得法名“寬霖”，法號“廣深”，成為一名小沙彌。
民國十年（1921），成都文殊院香菸縹緲，燈燭輝煌，鐘鼓齊鳴，眾誦佛號。16歲的寬霖就在這莊嚴肅穆的氛圍中登壇受比丘戒，開始了他弘法利生的歲月。同年，他父親王正乾因年老體衰，生活無著，不得不在新都縣白水寺出家為僧，法名通徹。
受戒後，寬霖討單進堂，留在文殊院開始正規地學習參禪打坐，練習唱誦，學做經懺法事，同時在香積廚乾雜活。閒暇之時常去少城佛學社（在今人民公園內）聆聽著名法師、居士講經說法，深沾法乳之恩。
民國十四年（1925）冬，通徹師到文殊院受比丘戒，而擔任傳戒大典引禮師的，正是他的獨生子寬霖。受戒儀式剛結束，50餘歲的通徹師即因病生西。寬霖壓抑著悲傷，將父親遺骸送回故鄉，葬於白水寺後的塔院裡。
苦修學法
文殊院民國十七年（1928），寬霖調到佛經流通處工作。三年後的一九三一年初春，二十六歲的寬霖背負行囊，懷揣戒牒，腳登草鞋，開始了“一缽千家飯，孤身萬里游”的行腳參學的雲水生涯。他先到峨眉山金頂錫瓦殿去祭掃他的師父文殊院第十四代方丈（後任金頂住持）明正性觀的靈塔。而後順長江東下，來到湖北武昌大東門外洪山南麓的寶通禪寺，聽度厄老法師講解《大佛頂首楞嚴經》。6月底講經結束，他隨侍度厄法師回到江蘇南京旱西門外普照精舍，學法三月。9月底，度厄法師介紹他去浙江寧波觀宗寺從諦閒老法師（1857—1932年8月）和寶靜法師（1897—1940）學習天台宗教理。
民國二十一年（1932）春，寬霖進入觀宗寺義務學校預科班學習。次年春，他到蘇州護國寺，參禮被譽為“蓮宗十三祖”的印光老法師（1861—1940年）及其高足德森法師（1883—1963年1月），探究淨土法門。9月，他又回到觀宗寺，擔任西序堂主，負責管理學僧。為了親禮更多的高僧大德，不久，他移住寧波七塔寺，跟鍾鏡法師學習中國古典文學。次年（1935）秋，正在江西九江講學的寶靜法師函請其前往襄助，他欣然前往，和寶靜法師同往九江能仁寺。後登廬山，參禮東林寺。
民國二十四年（1936）初，寬霖返川途中，應重慶華岩寺方丈鍾鏡法師函邀，在華岩寺和附近的三學精舍為僧侶、居士講經說法，前後達一年余。次年（1937）7月7日“蘆溝橋事變”爆發，抗日戰爭開始。不久，寬霖回到了闊別六年之久的文殊院。此後的一段時期，他先後在成都騾馬市街堯光寺（今已不存）、北效昭覺寺、綿竹縣祥符寺、新都縣寶光寺、峨眉山萬年寺毗盧殿和金頂瓦殿講授經論，主持盂蘭盆會。
1931年，寬霖向文殊院告假，出外行腳參訪，朝禮天下名山大剎。他自重慶東下，抵達上海，轉往寧波，在四明山觀宗講寺，入弘法研究社受學，聆聽諦閒老和尚、寶靜法師講天台教觀。後來因成績優良，寶靜法師命他擔任弘法研究社學監，及觀宗講寺堂主，他也依寶靜法師學習古典文學。三年之後，他又赴杭州參訪，向摩塵、心慈、靜修等法師求教法義，並曾到蘇州報國寺為印光老和尚禮座、依德森法師修習淨土法門。後來曾隨侍寶靜法師同去九江，登廬山禮遠公祖師道場，時值黃龍寺方丈圓寂，寺中兩序大眾推請他代理方丈。1936年，重慶華嚴寺方丈宗鏡法師，一再函邀，請寬霖法師返回四川，到華嚴寺講經。寬霖返回四川重慶，先後在華嚴寺、三學精舍講經，次年回到成都，先後在照覺寺、寶光寺、綿竹祥符寺、峨嵋山毘盧殿等道場宣講經論。由此道譽日隆，緇素欽仰。1944年，回到文殊院擔任藏主，潛心研讀大藏經，並講授佛學。後出任堂主併兼代知客。
講經弘法
寬霖法師文化大革命開始後，寬霖法師多次被批鬥、毆打，戴高帽、罰勞動，受到了種種精神上的虐待。這時法師已年逾花甲，他以佛家忍辱的精神，忍受種種肉體上的痛苦，精神上的屈辱，但是他堅決不離開寺院。他困守在文殊院中，率領著一些未離寺的僧眾，堅持護寺工作，儘量使文殊院的建築設施和所珍藏的歷代文物減少損失。
1978年改革開放，落實宗教政策，寺院恢復活動，寬霖老法師被宗教部門委任為文殊院方丈，負起清理和修繕文殊院的重任。經過數年努力，修繕工程告一段落後，文殊院恢復舊觀，繼而開始了寺院弘法活動。老和尚為法忘身，以八十餘歲的高齡，為了佛教的復興，他席不暇暖，奔走各地，講經弘化。1986年，寬霖老法師又受命兼任雲南省雞足山祝聖寺方丈，他不顧年邁途遠，到雞足山晉山視事，以後並常去照應寺務。
1993年春，文殊院舉行傳戒，寬霖老法師任得戒和尚，遍能老法師任羯磨和尚，惟賢老法師任教授和尚。在一個月的戒期中，寬霖老法師由於在文革期間兩腿兩腳受過傷，加上風濕嚴重，行動極不方便。但傳戒是佛門大事，他不敢稍有怠忽。他忍受著肉體上的痛苦，每天仍然堅持由侍者摻扶著升座，為戒子講開示、授戒、舉行佛事等。他諄諄告誡受戒的青年戒子，要精進修學，管好寺廟，發心住持正法。苦口婆心，真摯懇切，使聽者無不感動。從1990年開始，他先後主持了文殊院、寶光寺、祝聖寺等大寺院的首次傳戒法會，戒子遍及四川雲貴各地。
1980年以後，寬霖老法師除了擔任文殊院方丈外，還先後擔任著成都市佛教協會秘書長、副會長、名譽會長；四川省佛教協會副會長、會長；中國佛教協會常務理事，及成都市、四川省政協常委等職務。1999年6月8日，寬霖老法師世緣告盡，在成都文殊院示寂，世壽95歲，戒臘80夏。
主持道場
文殊院在寬霖法師的領導之下，修建了素食餐廳，六也亭和碑廊；按照寬霖法師祈求世界和平的誓願，新建了中國目前最高的鑄鐵“千佛和平塔”，使這座古老的寺院，展現出新的活力。為打造文殊院在海內外知名度，還組織了文殊閣的修建規劃，領導了藍圖的設計並組織施工。完成文殊閣及上客的修建主體工程。使文殊院才具有現在的規模。
寺內新建的“文殊閣”是繼文殊院初創、中興之後的又一大型主體建築，它氣勢雄偉莊嚴，造型精美古樸，功能新穎豐富。它屹立於文殊院中軸線之最後，總面積達四千餘平方米。文殊閣的竣工，結束了文殊院沒有文殊菩薩殿的歷史，實現了廣大僧眾居士們的夙願。為了將文殊閣建成又一珍貴的佛教文化聖地，文殊院反覆研究論證，報請成都市政府民宗委同意，決定將文殊閣自下而上建成"極樂堂"、"空林講堂"、"空林佛教圖書館"和"萬佛殿"四層。
文殊院坐北朝南，建築面積11600 平方米，殿堂房舍190餘間。天王殿、三大士殿、大雄殿、說法堂、藏經樓莊嚴肅穆，古樸宏敞，為典型的清代建築。兩旁配以禪、觀、客、齋、戒和念佛堂、職事房，形成一個封閉的四合院。兩相對峙的三檐式鐘鼓樓，鐘樓里懸有4500多公斤的銅鑄大鐘一口。觀音大士像為青銅鑄造，可稱雕塑精品。護法神韋馱像，為清道光九年（1829年）第七代方丈本圓用青銅翻砂而成，工藝精細，童顏神態，體現了“童子相貌，將軍威儀”的風度。還有一尊列為“空林八觀之一”的緬甸玉佛，是院僧性鱗和尚於民國11年（1922年）歷盡艱辛，步行募化到緬甸請回的。另外，院內還有大小300餘尊佛像，無論是石刻、銅鐵鑄造，還是木雕泥塑，均具有文物藝術價值。
文殊院還珍藏有許多珍貴文物和佛經、文獻上萬冊，如院僧先宗等3 人於每日清晨刺舌取血書寫的“舌血經書”；明神宗的田妃繡的千佛袈裟；清楊遇春長女以自己頭髮繡制的水月觀音。院內所藏唐僧玄奘頂骨尤為珍貴；1942年在南京發現3塊唐僧頂骨，現1塊留存南京，1塊送西安，因成都是唐僧的受戒地，1塊就送成都。文革中，文殊院方丈寬霖法師為保護頂骨終日將其纏在腰間，這才使頂骨度過特殊時期，至今無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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