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察舉制[中國古代選拔官吏的一種制度]](/img/2/778/nBnauM3X0IzMyEjN4UTOzkDN1UTM1QDN5MjM5ADMwAjMwUzL1kzL0UzLt92YucmbvRWdo5Cd0FmLyE2LvoDc0RHa.jpg "察舉制[中國古代選拔官吏的一種制度]")
介紹
夏、商、西周實行「世卿世祿制」。到春秋戰國時，統治階層改革舊有制度，更為了富國強兵，破格任用一些地位低下而才幹出眾的人。戰國時期出現「軍功爵制度」，又興起「養士」之風，招攬有才幹、善言辭的人才，不論出身，為國君、諸侯服務。到秦代則以「闢田」和軍功為選官依據。但這些都不是完備的選官制度。
到了漢代，為了適應國家統治的需要，建立了一整套選拔官吏的制度，名為「察舉制」。察舉是自下而上推選人才的制度，也叫「選舉」。漢高祖劉邦首下求賢詔，要求郡國推薦具有治國才能的賢士大夫，開「察舉制」先河。惠帝、呂后（二人執政時間為公元前194年—前180年）詔舉「孝弟力田」，察舉開始有了科目。
漢代察舉制度，嚴格地說是從文帝（公元前179年—前157年在位）開始，他下詔要求「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並且定下了「對策」（考試）和等第。武帝時「察舉制」達到完備，各種規定相繼推出。其後，各種科目不斷充實，特別是有了統一的選才標準和考試辦法。
考試是漢代察舉制度的重要環節。被舉者經考試後，由政府量才錄用，這樣既保證了選才標準能貫徹實行，選出真正的人才，還能保證競爭的相對公平，令下層人士有進入國家管理層的可能。隨著考試制度不斷發展和完善，到隋唐以後更發展成「科舉制度」，這一制度實行了1300年之久，成為中國重要的選官制度。
察舉科目
總述
漢代察舉的科目，是由少到多不斷增加的；增加科目尤以特科為多，是根據對專門人才的需要而設立。這些科目，劃一由皇帝確定。按照舉期分類，察舉的科目可分為常科（歲科）與特科兩大類。歲科有孝廉、茂才（秀才）、察廉（廉吏）、光祿四行；特科又分為常見特科和一般特科。在上述科目中，以歲科為先，其中又以「孝廉」一科為最重要。特科中則以「賢良方正」為最重要。漢文帝（公元前179年—前157年在位）時要求舉賢良方正，漢武帝（公元前140年—前87年在位）時要求舉孝廉，這都是察舉史上的標誌性事件。如果按照四科標準分類，以「德」為主的有孝廉、孝廉方正、至孝、敦厚等科；以「文法」為主的有明法科；以「才能」為主的有尤異、治劇、勇猛知兵法、明陰陽災異、有道等科。但所有的科目，都以「德行」為先，在學問上則以「儒學」為主。
孝廉
在漢代察舉常科中，「孝廉」是最重要的一科，亦得人最多，出了許多名人。「孝廉」之設，始於漢武帝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武帝下詔，「初令郡國舉孝廉各一人」；顯示「孝廉」起初不是常科，不被重視，後來「孝廉」規定為歲舉常科，才受重視，漸顯重要。
孝、廉有「孝子廉吏」的意思。「孝」是指孝敬父母；「廉」是指清廉勤政。這是古時對官吏的普遍要求。漢代「孝廉」，大部分是通儒學的高官及富豪子弟。舉「孝廉」之後，前程遠大，升遷較快。「孝廉」出身的官吏，更被認為是「正途」、「清流」，很被看重。起初舉「孝廉」是以郡為單位。東漢時，和帝（公元89年—105年）採納丁鴻和劉方的建議，改以人口為單位；郡國人口不滿10萬三歲（年）舉孝廉一人；不滿20萬二歲舉一人，20萬歲舉一人；四十萬舉二人；上至百二十萬六人。外圍郡國則作適當放寬。後來又採納左雄建議，限年齡40歲以上才得舉。但此種「限年法」實行不久，就廢除了。
茂才
察舉歲科之一「秀才」，東漢時為避光武帝劉秀（公元25年—57年在位）諱，改作茂才（茂材）。漢武帝元封五年（公元前106年）下詔：「其令州郡察吏民有茂才異等」，這是此科之始。後來，宣帝（公元前73年—前49年在位）、元帝（公元前48年—前33年在位）時均有詔令，舉「茂才異等」。西漢時，茂才並不是歲舉常科。
東漢光武帝建武十二年（公元36年）詔令：「三公舉茂才各一人」，「監察御史、司隸、州牧，歲舉茂才各一人」，此後才為歲舉，往往與「孝廉」並稱，表明其重要性。不同之處是，「孝廉」為郡舉，「茂才」是州舉，所以數目是後者少、前者多，建武十二年總計歲舉「茂才」才約有20人。
「茂才」多為現任官吏，如西漢的茂才蕭鹹是丞相史。這些現任官吏舉「茂才」後，因本身資歷高，多起用為縣令（千石）。「孝廉」則多為郎官，六百石。還有不少人先舉「孝廉」，再舉「茂才」。「茂才」中有許多升至高位，成為漢代名臣。如東漢的周舉（？—公元149年），官至光祿卿，為「八俊」之一。
察廉
「廉吏」是漢代察舉歲科之一。「察廉」就是察舉廉吏的意思，不是指「孝廉」。被舉為「廉吏」者，多為低級官員，被舉後，按原職升補；而舉為「孝廉」者，一般皆入朝為郎官，這是主要區別。而「廉吏」與「孝廉」二者之間的具體差別，又可概括成以下四點：
（一）「廉吏」為長官報請上級遷補屬吏優異者之科目，而「孝廉」則是郡國向中央「貢士」之科目；
（二）「廉吏」限於「斗食」至「六百石」之吏員，而「孝廉」則開放予所有吏民；
（三）「廉吏」一般根據本秩（職位）直接遷補，而「孝廉」一般要入三署為「郎中」；
（四）「廉吏」之「舉主」範圍廣泛，包括郡守，而「孝廉」之「舉主」僅限於郡守、國相。
「廉吏」一科，大約在漢武帝（公元前140年—前87年在位）之前就有了，之後逐漸明確，成為一種歲舉常科。被舉的「廉吏」，最初都是小官，大概他們忠於職守，特別是為官清廉，才被「舉主」看中，作為察舉的對象。
光祿四行
漢元帝永光元年（公元前43年）春二月：「詔丞相、御史舉質樸、敦厚、遜讓、有行者，光祿歲以此科第郎從官。」據上述元帝詔書的內容，說明「光祿四行」的幾項重點：
（一）從永光元年開始，才有推舉「光祿四行」一科；
（二）質樸、敦厚、遜讓、有行（或作節儉）是四種品行，也是「光祿四行」的選拔標準；
（三）「光祿四行」為歲舉常科；
（四）「光祿四行」的舉主為丞相、御史，被舉者為光祿勛的屬官；
（五）光祿勛每年依此科考核（「第」）他的屬官。
漢武帝（公元前140年—前87年）時，改「郎中令」置「光祿勛」，掌管宮廷宿衛及侍從之事，屬官有光祿大夫、大中大夫、諫大夫、謁者等。具上述四種品行的，通常是一些忠厚質樸的人，他們老老實實任職，沒有什麼突出成績，長時間也沒有得到提升，所以設立此科，每年從他們之中選拔一至兩人，予以升遷。
賢良方正
古代比較賢明的君主，往往希望有一些公正無私、敢於直言的大臣，能指出自己的不足之處，以便更好地治理國家。漢代察舉制度設立「賢良方正」科，就是這個原因。
「賢良方正」是最主要的特科，始置於文帝二年（公元前178年），目的是「納天下言」，即廣泛聽取對國政的意見。帝王們當時普遍認為，發生天地災異，是自己犯了過失，即「人主（皇帝）不德，布政不均」。所以，這一科常常是在災異發生之後舉行。而「賢良方正」又多與「直言極諫」相連，這是皇帝「求言」的一種方式，所以稱作「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漢代的皇帝大多開過此科。「賢良方正」科的「舉主」很廣泛，包括中央和地方的高官，諸王侯、三公、將軍、中二千石、州牧、郡守等。皇帝很重視此科，被舉者皆由他親自主持對策，按等第授官，高者有為「九卿」者。
朝廷徵求的人才也很廣泛，包括儒生、有「道術」者，以及官吏等。有時也從賢良中直接選拔親民的官吏，名目稱為「賢良方正可親民者」，如宣帝（公元前73年—前49年）在位時，曾進行兩次詔舉。
這類目的在於「廣開言路」的選才辦法，在漢代以後曾長時間實行，後演變為唐代科舉的制科之一。到宋代，則以「對策」的方式向全國徵求治國之道。
賢良文學
在漢代，選拔人才既注重品德修養，也注重文化質素。「賢良」的含義就是德行兼備。自從漢武帝實行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以後，「文學」的涵蓋範圍實際指「經學」。這樣看來，察舉中常見特科「賢良文學」一科，所立的選才標準是：品德與文才兼備，又有良好的經學底蘊。
漢昭帝始元五年（公元前82年）正式下詔舉「賢良文學」：「其令三輔、太常舉賢良各二人，郡國文學高第各一人。」宣帝（公元前73年—前49年在位）即位之初，曾發生地震，詔郡國舉文學高第各一人。不見於詔書的，在武帝（公元前140年—前87年在位）時就有「賢良文學」之舉，晁錯屬此科。可見，賢良與文學有時連稱，成為一科，有時分開，各獨立成科。不論怎樣，此科是以文學為主，主要薦舉對象是儒生。
在漢代察舉制中，文學一科很受重視，西漢時每次察舉「文學」的規模可達一、二百人。王莽時有四科之舉：「有德行、通政事、能言語、明文學」，文學是其中之一。兩漢時期「賢良文學」一科，出了許多名人，包括晁錯、董仲舒、公孫弘等，地位顯赫，成就卓異。
直言極諫
中國古代有敢於指出皇帝的不足之處，提出治國建議與方略的大臣，被稱為「諍臣」。於是有了「直言極諫」這個詞，意思是「正直的言論諫諍」。漢代名臣晁錯寫有一篇《舉賢良對策》，是對「直言極諫」的最好解釋。
所以，從漢代察舉制度正式建立之初，漢文帝二年（公元前178年）就下詔：「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此後，舉「直言極諫」一直延續下去。但它不是獨立的一科，而是與「賢良方正」相連，說明對直言極諫者來講，應當具有公正無私的品德。無私才能無畏，才敢於「犯上」，甚至把自己的性命都置之度外，因此古代就有了「文（指文臣）死諫」的說法，是文臣（特別是諫官）忠君的最高境界。
西漢官吏王吉，先舉「孝廉」，再舉「賢良」，任昌邑王中尉。昌邑王荒淫，他因時常勸諫昌邑王而遭到處罰。宣帝（公元前73年—前49年在位）時召為博士、諫大夫，常上疏議論時政得失，但沒有受到皇帝重視，只好託病還鄉。元帝（公元前48年—前33年在位）時召他為諫大夫，擔任掌管議論的官員。
孝弟力田
《漢書》上說：「惠帝四年春正月舉民孝弟力田者」。意思是：漢惠帝四年（公元前191年）的正月，下詔選拔有孝悌（悌同弟）的德行和能努力耕作的人為官。這時察舉制度還沒有正式建立。惠帝（公元前194年—前188年在位）死後，少帝立，由呂后（公元前187年—前180年在位）臨朝稱制，特設「孝弟力田」官一人，秩二千石，地位很高。
文帝（公元前179年—前157年在位）時，「孝弟力田」與「三老」同為郡縣中掌管教化的鄉官。以後「孝弟力田」成為察舉的特科之一。
為什麼要舉「孝弟力田」呢？「孝弟」與「力田」，有時分開作兩科，因為這是兩種德行。「孝悌」是孔子提出的，「孝」是對父母盡孝，「悌」是對兄長尊敬。古時候中國人很尊崇孝道，因為它能使社會秩序和諧安定。至於「力田」，因為古代中國是農業社會，以農為本，農業「為生之本也」，希望大家勤於耕作，達到「家給人足」，國家富裕。在唐代，「孝弟力田」仍然是科舉選士（舉人）的科目之一，可見其仍受重視。
明經
漢代察舉中的「明經」科，是最重要的特科之一。「明經」就是通曉經學。秦朝就有此科，到漢代地位開始突出。所謂「經」，原指先秦經典，自從漢武帝尊崇儒學，「經」就專指儒家經典了。其實，察舉各科都有經學內容，被舉者也要熟習經學；把「明經」特立為一科，說明經學在漢代政治上地位之重要。漢代的讀書人無不自幼苦讀經書，目的都是為了應舉、入仕。
西漢時舉「明經」科不按人口，東漢章帝元和二年（公元85年）開始，以人口多少定舉數。後來加上年齡限制，年50至年70才可入太學。但在東漢初，年紀輕而精通經學，也可應舉「明經」。如張玄「少習《顏氏春秋》，兼通數家法，建武初，舉明經。」
漢代許多名臣，如孔安國、貢禹等都是明經科出身，韋賢、韋玄成父子皆以明經科入仕，先後位居宰相。重經之風一直延續到隋唐時期的科舉考試，唐代的「明經」科試帖經，以通經比例決定等第。可見經學在漢代察舉制中地位之重要。
明法
漢代治國是儒、法並用的。選官時既選拔通曉儒學的儒生，也選拔通曉律令的人才，因此設立「明法」一科，作為特科中的重要科目。
漢武帝時令舉「四科人才」，其中第三科即「明習法令，足以決疑」，這是設「明法」科的開始。在此之前，漢初就開始招天下明法之士，輔佐以法治理國政，可見朝廷對律令的重視。由於通曉律令而以明法入仕、位至高官者，漢代不乏其人。如：鄭賓位至「御史」，陳鹹、陳忠位至「尚書」，吳雄位至「司徒」。郭射「家世掌法律」，世代通曉律令，有七個人當上廷尉，即國家最高司法審判官。唐代科舉考試仍設「明法」科，選拔明習法令的人才，為常科之一。
明陰陽災異
漢代大儒董仲舒倡導「天人感應」說，認為天的喜怒之氣、哀樂之心與人相符；天有陰陽，人也有陰陽。天和人相類相通，天能幹預人事，人的行為亦能感應上天，自然界的災異和祥瑞，表示著天對人們的譴責和嘉獎。
漢朝的君臣們大都認為陰陽災異與國家政治有密切關係。所以，在察舉的特科中設立「明陰陽災異」一科，選拔有關人才。
由於這一科本身的特點，所以大都在發生天地災異的年份才開科。如漢元帝初元三年（公元前46年），因「風雨不時」，令「丞相、御史舉天下明陰陽災異者各三人」。安帝永初二年（公元108年），「京師及郡國四十大水、大風、雨雹」，是因為皇帝「不德」，造成萬民饑饉，少數民族叛亂，特下詔，舉明習陰陽等有識之士。
漢代是中國古代地震頻繁發生的高峰時期，據統計，從公元96年到125年間的30年中，就有23次較大規模的地震，其中有的就發生在京城附近；以致漢朝的皇帝大為緊張，只好乞求於鬼神術數。大科學家張衡發明了可以觀測地震的「地動儀」，可是並未被舉「明陰陽災異」科。可見，科學與迷信在漢代並非一途。
勇猛知兵法
在隋唐的科舉考試中，有文、武兩科，武科的淵源就是漢代察舉科目中的特科：勇猛知兵法。作戰勇猛又熟知兵法，能率軍作戰，這就是此科所選之人才。此科始於漢成帝元延元年（公元前12年），這一年發生日蝕，成帝恐天下有變，下詔令「北邊二十二郡舉勇猛知兵法者各一人」。
其後，漢朝頻開此科，只是名目略有不同。如：
（一）西漢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詔舉「勇武有節明兵法，郡一人」。東漢安帝永初五年（公元111年），「災異蜂起，寇賊縱橫，戎事不息，百姓匱乏，疲於徵發，重以蝗蟲滋生」，說明這一時期天災人禍頻發，社會動盪不已。所以，「詔三公、特進、九卿、校尉，舉列將子孫明曉戰陣任將帥者」。
（二）東漢順帝永和三年（公元138年），詔令大將軍、三公等各舉地方「剛毅武猛有謀，堪任將帥者各二人」。
（三）東漢靈帝中平元年（公元184年），「詔公卿，舉列將子孫及吏民，有明戰陣之略者詣公車」。
從以上可知，主要是在「災變不息，盜賊眾多」的東漢，才急需較多軍事征戰人才。一般而言，漢代察舉制仍以「明經」科為最重要的特科之一。
形成
總述
察舉是漢代選拔官吏的一種主要方法。
察舉制主要是依靠中央的三公九卿、郡守、列侯以及地方上的高級官員, 從平民或低級官吏當中按照一定的標準選拔在道德、品行、才能方面符合當時統治階級需要的人才入朝為官。
「選」的對象為沒有官職的讀書人，「拔」的對象是下級官吏。按規定，他們都必須是品德高尚、學識才幹出眾的人。由下而上推舉官吏的辦法，在秦代已有，但作為完整選士制度的「察舉制」，則是在西漢時期才開始確立。漢高祖劉邦（公元前206年—前195年在位）雖是「馬上得天下」（靠打仗而奪天下）的，卻深明不能以「馬上治天下」（治國不能靠武力）的道理。所以高祖在十一年（公元前196年）下詔求賢，輔佐帝業。
漢文帝（公元前179年—前157年在位）在即位第二年就下詔，說：「天下治亂，在予（自己）一人，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以匡朕之不逮。」這便是察舉制度的開始。文帝十五年（公元前165年）又下詔，舉賢良能直言極諫，「對策者百人，唯（晁）錯為高第」。這裡說明當時不但有了考試（對策），而且還有等第區別，顯示此時察舉制度已趨成熟。
漢武帝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下詔舉士，規定非治儒術者不取，董仲舒取為上第。這正標誌著察舉制度的完備與正式確立。這時候，漢朝的統治者已從初期的與民休息、清靜無為，轉為積極進取，確立以儒家思想為指導原則，並以法治繩之，達到了學術思想、政治體制、知識分子三位一體的結合，使中央集權制有了進一步的發展。
高祖召舉三老
劉邦（公元前256年—前195年）在與項羽的「楚漢戰爭」中取得勝利，建立漢朝，即西漢（公元前206年—公元8年），他當上了皇帝，是為漢高祖（公元前206年—前195年在位）。劉邦和他的謀士鑒於秦朝國祚短速，「二世而亡」，思考如何能長治久安。起初，劉邦瞧不起儒生。儒生陸賈與他談《詩》、《書》，他說：「我馬上得天下，《詩》、《書》有什麼用？」陸賈說：「馬上得之，不能馬上治之」，治國不能靠武力。後來劉邦採納了蕭何、曹參的「清靜無為」、與民休息的治國方略，使亂紛紛的局面得以穩定。
劉邦早在劉邦立國的第二年，曾下令「詔舉三老」，就是要求選拔年齡在50以上，「有修行，能率眾為善」者，協助地方長官推行政令。十一年（公元前196年）又下詔，把選拔人才的事情提到了重要的議事日程。
劉邦了解選拔具有治國才能的「賢士大夫」對國家長治久安的重要性。他命令郡國向中央推薦人才，記錄他們的「行」（品行）、「義」（儀表）、「年」（年齡）。要求郡國按一定標準推薦人才，開啟了漢代察舉制度的先河。
文帝召舉賢良
漢文帝霸陵漢代在惠帝（公元前194年—前188年在位）、呂后（公元前187年—前180年臨朝執政）時期，均曾下令詔舉「孝弟力田」，可免其徭役，或厚加賞賜，讓他們「為民表率」，做鄉官。這是漢高祖（公元前206年—195年）「詔舉三老」的延續。
漢文帝（公元前179年—前157年在位）二年，第一次詔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文帝因為這一年發生兩次日蝕，他深信這是因為上天對他施政的不滿警告，所以文帝希望通過下詔求才，「以匡朕之不逮」。
文帝十五年（公元前165年）再下詔，要求諸侯王、公卿、郡守，「舉賢良能直言極諫者」，並由皇帝親自考試──「對策」。對策的內容有四項：「朕之不德，吏之不平，政之不宜，民之不寧」。這一次晁錯被選為高第，升遷中大夫。
文帝的兩次詔舉，明確訂立了舉薦制度，有了科目，有了考試辦法，也分出了等級，這標誌著察舉制度正式形成。不過，當時科目僅有一種，沒有固定的期限，也沒有人數的規定，所以制度還未臻完備。
下馬石
董仲舒應策
漢武帝時代（公元前140年—前87年），察舉成為比較完備的選官制度。武帝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下詔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舉主為丞相、御史、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諸侯相。丞相衛綰上奏說，被舉之人「或治申（即申不害）、商（即商鞅）、韓非、蘇秦、張儀之學，亂國政，請皆罷」，不是儒學出身的都不取。這說明以儒學為正統，從這時開始確立。這實際上是武帝的意見。
董仲舒是此次被察舉者之一，由漢武帝親自策問。董仲舒認為治理天下，要靠皇帝的德政，不是靠天；並提出「刑者不可任以治世」，治天下不能光靠刑罰，又引孔子說：「不教而誅謂之虐」；因此，治國以宣德政、施教化為主。此外，董仲舒還提出培育人才的方法：「臣願陛下興太學，置明師，以養天下之士」。關於用人，他說用「天下之賢人」，量才授官。最後，董仲舒提出，要推「孔子之術」，對其他各家「皆絕其道」。這就是「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方略。這篇對策，武帝聽了非常信服，就定董仲舒為第，任為江都相。
到武帝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又詔舉賢良，董仲舒提出以各郡人口多寡定舉人之數，以及「四科」之制，被採納。這是董仲舒對察舉制正式確立和實行所作的貢獻，並奠定了察舉制度的基礎。
演變
總述
漢光帝漢代察舉制度有一個重要的特點，就是「舉士」（選拔人才）與「舉官」（提拔官吏）沒有分開。而且，「選舉」與「考課」沒有區分。察舉的對象既有未入仕者（無官職者），也有入仕者（現任官吏）。選舉科目的設定，也是對現任官吏的考課內容。總的來看，考試（考課）是輔助形式，不占主要地位。這說明漢代對選才、任職官吏的考核還未制度化、嚴格化。到了東漢光武帝（公元25年—57年在位）時，開始對選拔與提拔的對象，施行「授試以職」，即進行文字方面的測試，內容有策、經、箋奏（章奏文體）等。初在部分科目，後向所有科目滲透，說明考試這一環節變得愈來愈重要。
章帝建初八年（公元83年）詔辟四科，這所謂「四科」不是具體科目，而是與察舉有關的四項標準。早在漢武帝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董仲舒的一次對策中，就提出「四科」的概念。這兩個時期提出的內容亦大體相同。
順帝陽嘉元年（公元132年），時任尚書令的左雄提出「改察舉之制」，主要內容是：
（一）「限年四十以上」；
（二）「儒者試經學，文吏試章奏」，包括年齡及課試內容的規定。又提出「先詣公府」的辦法，把考試分為兩個層次，先在中央公府初試，再由尚書省複試。這是察舉制度中考試環節的重大改革，是選才用才的一個進步。
東漢的察舉人數
東漢時，由於察舉制的弊端不斷湧現，因而作出了不少重要的改革；其中察舉的有關科目在人數上時有變化。這些變化主要是各郡按人口方面的不同，而有不同的薦舉名額。
章帝元和二年（公元85年），詔各郡舉明經之士，十萬人以上推舉五人，不滿十萬推舉三人。和帝永元十三年（公元101年）下詔，指幽、並、涼州等緣邊地區，人口稀少，「良吏進仕路狹」，為此，令緣邊各郡人口十萬以上每年推舉孝廉一人，不滿十萬每兩年推舉一人，五萬以下每三年推舉一人。
不過，仍有不少科目是以郡為單位，不論人口多少，郡之大小，推舉人數均相同。如：安帝本初元年（公元107年）令郡國舉「敦厚質直」各一人。安帝建光元年（公元121年）令郡國舉「有道之士」各一人。桓帝建和元年（公元147年）令郡國舉「至孝篤行」各一人。
東漢時對「舉主」任職年限，也有不同的規定。如安帝延光元年（公元122年）定「視事（解作任職）一歲以上至十歲」得舉。延光四年（公元125年）又定「視事未滿歲者，一切得舉孝廉吏」。這是一種比較靈活的做法。
年齡限制
蜀郡漢代察舉制度中，對被舉者的年齡，在不同時期、不同科目中，有不同的規定。這裡簡述東漢時的規定。東漢順帝陽嘉元年（公元132年），下詔規定：「孝廉年不滿四十不得舉」，規定舉孝廉必須在40歲以上。但又規定：「其有茂才異行，不拘此例」，就是對有特殊才幹者，可以放寬限制。上述規定，源於尚書令左雄的意見。左雄在關於察舉改制的建議中提出「限四十以上」，但對於「有顏回、子奇之類，不拘年齡」，即學識、才幹特別高的人，年齡不受限制。朝中有人反對左雄的意見，但順帝十分支持左雄的改革，最終頒布了詔令。
其實以上的規定也不盡然。如在征詔博士人才時，年齡限制則為50以上。到質帝（公元145年—146年）時，又令郡國舉明經之士，年齡限制在50以上，70以下。從以上例子可見，東漢時期對被舉者年齡的限制，普遍偏高，這並不一定是好現象，因為此舉無疑是對於青年才俊仕途的壓抑。
孔子整理的春秋集語
培養機制的建立
漢代察舉是選拔人才的制度，在西漢武帝時（公元前140年—前87年在位）確立，但如果從國家的需要出發，想獲得更多、更優秀的人才，必須建立相應的培養機制，而這個機制由西漢武帝開始，至東漢時期發展至高峰。漢武帝時董仲舒就提出了「興太學，置明師，以養天下之士」的建議，說明董仲舒是很有遠見的學者。而且把養士（教育）與選士相結合的做法，從長遠看，對改善行政官員的質素，至為重要。
漢武帝採納董仲舒的建議，在都城長安（今西安）設立了太學──國家最高學府。進入太學的稱為「博士弟子」，條件是年齡18歲以上，儀表端正。甄選方法有二：
（一）由中央有關部門
（太常）典選；
（二）由地方郡縣長官推薦。
博士弟子在太學裡學習的內容，主要是儒家經典，有《詩》、《書》、《易》、《禮》、《春秋》等。每一年考試一次，是選拔性考試，通「一藝」（一種儒家經典）以上，可以任官，考獲較高等級的能任「郎中」。如「一藝」也不通，該名博士弟子會被打發回家，而推選他的人還要受罰。這樣嚴格的制度，不只能培養人才，還直接為國家選拔優秀的官員。
太學剛成立時，招收的學生只有幾十人，以後規模愈來愈大。主要原因是課程（經）門類增多（如《公羊》、《左傳》、《爾雅》等等），一種經就有若干博士。在成帝（公元前32年—前7年在位）時，博士弟子的名額增至3000員，東漢時更多達30000人，為太學規模之極盛時期。
魏晉時期
漢代察舉制中的童子科漢代之後是魏晉南北朝，從公元220年到581年，長達300多年。這個時期的特點是分裂紛爭，政權交錯。這時的選官制度，針對東漢後期大族名士主持鄉閭評議及控制選舉過程的流弊，改行「九品中正制」。但察舉選士的辦法仍在實行，不過退居次要地位。九品中正與察舉本質上代表著兩種選官導向。由於以九品中正為主，所以察舉受到它的制約：由察舉入仕者，也須經過中正品第，而且，入仕者的成分、升遷、地位等也受到相當的限制。這時期的察舉制，仍以舉薦為中心環節，而當中有所變化：
（一）除歲科和常見的特科，如：孝廉、茂才、賢良方正、能言極諫等繼續延設外，其特科的設定更為靈活，範圍擴大，增加了許多特詔科目。
（二）察舉的對象，由原來的儒生、文吏兩途，融合為一，儒生成為主體人選。這改變是從魏明帝太和二年（公元228年）開始的，規定「貢士以經學為先」。
（三）考試範圍擴大、黜落程度加深。東漢時僅對孝廉一科的考試、黜落較嚴，西晉時擴大到秀才科。
（四）門第限制較寬鬆。魏晉南北朝時，下層人士通過察舉入仕者，占了接近一半，在漢代僅占四分之一。至於高官子弟入仕，另有途徑，不再通過察舉了。總之，察舉制的門第因素，在魏晉南北朝時期是呈下降趨勢的。
評價
實行了300多年的兩漢選官制度──察舉制，對後世產生了重要的影響。
從實際情況觀察，察舉制度確實為漢朝選出了許多人才。究竟什麼原因令察舉制度能如此成功呢？總括而言，有以下幾點：
（一）察舉科目多，涵蓋了國家所需的各種人才，選拔的範圍也較廣，為有才幹的士人提供了較多晉身仕途的機會；
（二）相對而言，察舉制度執行嚴格，對舉主和被舉者均有賞罰，特別是舉主，不得不謹慎行事，因而減少了濫竽充數的情況發生；
（三）最重要的是選拔與考試相結合，為被舉者提供了公平競爭的舞台，使真正優秀的人才有脫穎而出的機會。
此外，漢代察舉之得人，還要歸功漢武帝（公元前140年—前87年在位）。在此之前，有漢初的「文景之治」，加上漢武帝的雄才大略，求賢若渴，於是大力推行察舉制度，呈現出「群士慕向，異人並出」的勃勃生機，造就了漢王朝成為當時的文明大國。
但由於漢朝選才之權集中在皇帝以及中央和地方官員之手，人為因素對選才有著決定性的影響，也是這一制度的根本弊端。當時被舉者占四分之三是現任官吏，造成平民儒士中之優秀人才被拒之門外。特別在東漢後期，任人唯親、唯財、唯勢，權門勢家把持察舉的結果，令流弊百出，察舉制度的根本缺陷暴露無遺。
代表人物
左雄-察舉的改革者
察舉制的推行使漢代盛行講學之風西漢時，察舉「孝廉」後，被舉者可謂前途輝煌，所以高官豪族幾乎壟斷了舉薦之權。東漢順帝時（公元125年—144年在位），因察舉制產生種種弊端，左雄提出了改革方案。左雄（？—公元138年），字伯豪，南郡涅陽（今河南鎮平）人。初舉「孝廉」，升遷為冀州刺史，常閉門不與豪族交往，並敢於揭發檢舉。順帝陽嘉元年（公元132年），擔任尚書令的左雄，建言改察舉之制。內容為：
（一）限年40歲以上才得舉「孝廉」，此為「限年法」；
（二）確定考試內容，「儒者試經學，文吏試章奏」；
（三）對有特殊才幹者，不限年齡。
當時尚書僕射胡廣及尚書郭虞等，提出反駁意見，認為「選舉因才，無拘定製」，不需要條條框框。但最後順帝仍採納了左雄的意見，頒令實行。從此，年不滿40不得舉「孝廉」。察舉者要到公府考試；然後試用，以「練其虛實」。有名不副實者，治其罪。至此，考試制度正式確立，這是察舉制度改革的重大突破。
此後，左雄崇經學，修太學，吸收60歲以上的儒士為郎；公卿子弟不以年齡幼小，凡能通經者授童子郎。造成京城裡諸生雲集，太學盛極一時。
董鈞-才德兼備的學者
董鈞，字文伯，資中（今四川資陽）人，為東漢初年的著名學者。精研《慶氏禮》，在大鴻臚王臨手下做事。漢平帝元始五年（公元5年），舉明經科，任「廩犧令」，是六百石的小官。後因病去職。
東漢光武帝建武年間（公元25年—55年），又舉「孝廉」，辟「司徒府」。他勤奮好學，博通古今，喜歡議論時政。
明帝永平初年（約公元58年），任博士。由於博學通禮，參議制訂五郊祭祀、宗廟禮樂及威儀章服，他的意見，多被明帝採用，所以人們都稱他為「通儒」。
董鈞幾經擢升，任五官中郎將，常教授門徒百餘人，傳授學問。這位德才兼備的學者，非常長壽，活到70多歲才離世。
東方朔
東方朔漢武帝即位之初，征天下舉賢良文學才力之士，東方朔與上千名士人一起，上書自薦。最後，絕大多數人都不合朝廷要求，「罷令回家」。東方朔卻脫穎而出，得以提拔，成為舉賢良文學才力之士。這一年東方朔才22歲。東方朔（公元前154年—前93年），西漢大臣、文學家。他是漢代的一位「奇人」，善辭賦，能言善辯。他從小失去父母，由兄嫂養大。自幼學寫字、文化及擊劍。16歲學《詩》、《書》二經，能背誦22萬言（字）。19歲學孫、吳兵法，又背誦了22萬言。他描述自己「長九尺三寸，目若懸珠，齒若編貝」，相貌堂堂。勇、捷、廉、信等美德兼備，因此，「可以為天子大臣」。像東方朔這樣上書推薦自己的士人，在當時來說實在少見。
東方朔曾擔任常侍郎、大中大夫等職，常諷諫漢武帝的得失。大概因為他的言語常帶有諷刺成分，令武帝不悅，所以始終沒有得到重用。他的名作《答客難》，就是抒發自己有才智而得不到重用、無由施展的苦悶。
董仲舒
董仲舒是儒學大師，自漢武帝採納了他以儒學為正統的建議後，一直維持了近二千年之久，被歷代皇帝奉為圭臬。董仲舒還創立維護傳統道德秩序的「三綱五常」體系。
武帝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詔舉賢良，董仲舒應對策，建議：
（一）諸侯、郡守、二千石，每年薦吏民之賢者各二人；
（二）所薦之人「賢」（優秀）有賞，「不肖者」（不合格）則罰；
（三）量才授官。
董仲舒董仲舒的建議被武帝採納，遂下令郡國舉「孝廉」各一人。從此，察舉作為較完備的選官制度，正式確立。儒學的地位、察舉的標準，得到完全的推行。董仲舒（公元前176年—前104年）年少時學習《春秋》，景帝（公元前156年—前141年在位）時為博士，潛心於儒學研究。漢武帝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董仲舒建議在察舉中，「推明孔氏（孔子儒學），抑黜百家，主學校之官」。從此，察舉確立以儒學為正宗的體制。但由於竇太后（漢武帝的祖母）的干涉，並未實行。
董仲舒官至江都王相和膠西王相，後因病辭去官職，從事修學著書。朝廷每遇大事，仍常派使者徵詢他的意見，可見董仲舒在當時的地位是何等崇高。
晁錯
漢文帝十五年（公元前166年）下詔舉「賢良能直言極諫」，並由文帝親自主持對策。在百餘名應對者中，晁錯便是其中一人。
晁錯（公元前200年—前154年）是西漢的名臣，潁川（今河南禹縣）人。年青時師從學者張恢，學申、商之術，由於熟悉文獻典故，被任命為太常掌故（六百石）。文帝（公元前179年—前157年在位）時奉命跟原秦朝博士伏生學習《尚書》。後來任太子（即後來的景帝）家令，深受寵信，升遷為博士。
其後，晁錯由平陽侯曹窋等人聯名舉為賢良，由文帝親自對策。文帝對他策問的內容（題目）是「吏之不平，政之不宣，民之不寧」。晁錯以秦亡為鑑，提出一系列施政綱領。他說：「所為天下興利除害，變法易故，以安海內者，大功數十，皆上世之所難及，陛下行之，道純德厚，元元之民幸矣。」在對策的百餘人中，由於晁錯成績突出，升遷為中大夫。
晁錯晁錯對策事件，說明：（一）作為選用官吏的察舉制度，從文帝開始；
（二）被舉者要經過考試選拔；
（三）文帝時的察舉限於「賢良」一科，尚無人數及期限的限制。
晁錯任官以後，曾任御史大夫，推行重農抑商政策，更定法令，主張充實邊塞，積極防禦匈奴對漢室邊境的攻掠，又建議削奪諸侯王國封地，以鞏固中央集權。但後來在吳楚七國之亂中，晁錯因建議削藩，被他的政敵以「清君側」為名腰斬於長安東市，父母、妻子、同族皆被殺。
利弊
察舉制之利
其一，在察舉制下，個人的社會背景、家庭出身不再是選士任官的唯一依據。地方士人只要有真才實學，有一定的社會威望，或有值得稱頌的道德品質，就有可能成為察舉對象，從而登上仕途。許多出身卑微的人才像主父偃、東方朔、司馬相如在漢武帝時得到重用，而這在世卿世祿制下是根本不可能的。在世卿世祿制下，官職由貴族壟斷並世襲，一般人根本沒有條件成為官吏。而世襲的貴族往往奢侈腐化，無所用心，於國於民都為害不淺。軍功制起初，只要有軍功，不管他出身如何都能授以爵位，而若沒有軍功，哪怕他出身再高貴也不能獲得爵位，所謂“有功者榮顯，無功者雖富貴無所芬華”是也。但到兩漢時，有了高爵低爵之分，一般人不可能獲得高爵，換言之，家庭出身此時使得爵位越來越無實際意義，百姓對是否擁有爵位也毫不掛心了。
其二，察舉制有利於招徠各類人才。察舉科目很多，有孝廉、秀才、明經、明法、賢良方正、直言極諫、孝悌力田等不下十幾種，而且又讓熟悉地方情況的州郡長官親任察舉官，這就能把各類人才作為察舉對象，選士任官，這無疑有利於封建國家的統治。而軍功制不利於按才能來選拔官吏。在軍功制下，授爵僅以其軍功為依據，如此便剝奪了許多非身強體壯的士人之權利。韓非子有言：“今治官者智慧型也，今斬首者勇力之所加也。以勇力之所加而治智慧型之官，是以斬首之功為醫匠也。”說得很有道理。秦朝又實行“計首授爵”制，多次發生殺良冒功之事（這在《虎地秦墓竹簡》中有載）。在軍功制的蠱惑刺激下，將士瘋狂屠殺，幾乎每次戰爭都要死許多人，給社會造成極大破壞。世卿世祿制不利人才選拔之弊則更明顯了。在世卿世祿制下，官職由貴族壟斷並世襲，出身的小貴族即使是昏庸之輩，甚至是白痴，也可繼承父兄的職位。如此弊病大矣哉！
其三，察舉制有利於中央集權，這與軍功制相比更加明顯。在察舉制下，察舉權雖下放到地方，但官吏任免權最終由中央掌握，中央仍可自由委派官吏。而在軍功制下，極易出現地方諸侯“功高蓋主”的現象，對皇權造成威脅。西漢初，分封的異姓王幾乎全是軍功制的受益者，結果造成地方王國勢力強大，中央無法駕馭。地方王國問題遂成為西漢中央集權的最大威脅，這很能說明軍功制是不利於中央集權的。
其四，察舉制在其實行之初一般能保證被察舉者的“質量”。被察舉者有一年任期，只有勝任者才能轉為正式官員。若不勝任，就要被撤換，而且推薦者也會因此受罰，這使得察舉人不敢隨便亂推薦士人。還用策問形式直接考察士人，其益處自不待言。東漢順帝採納左雄建議，用賢才必須經過嚴格考試，一考儒家經典，二考文書、表奏。“諸生通章問，文吏考筆，得考選。”公府初試後，還要在端門（御史台）複試，如此嚴格把關選拔賢才，“南郭先生”們是很難矇混過關的。
綜上所述，察舉制相對於世卿世制、軍功制是一大進步，兩漢統治能長達400年之久，與察舉制的有效推行有很大關係。
察舉制之弊
正如凡事有利有弊一樣，察舉制雖有上述多種優點，但也有其嚴重弊端。
其一，在察舉制下，雖然察舉科目很多，但天下之大，賢人之眾，不可能把所有賢人都推薦給朝廷，仍有許多不為人知的賢才被埋沒在鄉村野氓中，終身未得任用，造成了人才的流失和浪費。兩漢由察舉而成為官吏的士人只占總官吏人數的極少部分，而且有許多小人利用察舉機會，或賄賂或靠關係千方百計使自己成為被察舉對象。還有，被察舉者因察舉人而走上仕途，必對察舉者感恩戴德，並為之效命，這樣極易產生宗派行為，形成地方集團。
其二，對士人道德品質的考察是察舉制的前提，但這不易作好，因為很難對人的道德品質作出中肯的評價。人的道德品質須通過對他言行的長期考察才能得出較客觀的評價，而且這種言行還可能是假的，抑或他以後發生蛻變。這樣的例子舉不勝舉。如《後漢書·許荊傳》中那個挖空心思、沽名釣譽的許武；王莽篡漢前，謙恭至孝，有很大的聲譽和威望，後來卻成為篡漢的歷史罪人，正所謂“向使王莽身先死，一生真偽誰復知？”。
其三，察舉制廣泛推行，地方鄉閭因之有了評議之風，“清議”名士好品評臧否人物，不重實際，空發議論。這種惡劣風氣還遺留給了後世，在魏晉時尤為明顯。“清議”名士中有許多是“刻情修客，依倚道藝，以就聲價”者，清議成了這些偽君子攫取名利、撈取政治好處的資本。
其四，察舉制在其後期，弊端日益嚴重。到東漢中後期，地方選舉權被少數公卿大臣、名門望族所控制，他們選士任官往往推薦名望家庭的子弟而不管其學問品質如何，如此使得察舉範圍越來越狹窄，被察舉者也大都名不符實，“舉秀才不知書，察孝廉父別居，寒素白濁如泥，高第良將怯如雞。”社會上出現了“四世五公”、累世公卿”、“累世經學”的官僚門閥集團。此時的察舉制已蛻變為變相的世襲制，成為那些公卿大族維護自己勢力，維持特權的工具了。而“一部中國政治制度史證明，不論是何種官僚制度，一旦變成世襲制，它便很快就要腐朽下去。”（朱紹侯語）魏晉時產生極端腐朽的士族便是兩漢察舉制嚴重弊端所致的。
綜上所述，相比於世卿世制、軍功制，兩漢的察舉制有著明顯的優點，這也是我國的封建社會能在兩漢時期獲得初步發展的重要原因之一。但察舉制也存在著嚴重弊端，在其後期表現得尤為明顯。歷史是一面鏡子，“以史為鑑，可以知得失”。當前我國正處於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關鍵時期，國家急需各類人才，因此很有必要借鑑我國古代選舉制度之得失，努力做到唯才是舉、因才制宜、人盡其才，以推動我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
兩漢淺析
摘要：兩漢時期，選拔或委任官吏以“尚賢”為基礎，形成了一套較完備的察舉選官制度。察舉是一種自下而上選拔官員的辦法。主要是根據人的“德行”，通過舉薦和策問．在經過一定的考試後。授以相應官職。通過察舉制度，兩漢選出了很多賢良之才，對鞏固兩漢統治、促進社會發展發揮了極為重要的作用。本文對兩漢察舉制進行了分析。
關鍵字：兩漢時期察舉制創立內容影響
戰國時，許多諸侯打破“世卿制”，召集和選拔賢能者擔任官職。秦自商鞅變法以後建立了軍功爵制．按軍功選
拔官吏．直到統一六國。西漢建立後，在繼承前朝“尚賢”思想的基礎上．為適應封建專制政體的需要，對官員選拔方法叉進行了變革。於是，察舉制度應運而生。
一、察舉制的創立
察舉制是以遠古“尚賢”思想為基礎，在對先秦諸子百家“尚賢”理論進行繼承發展並進一步深化的基礎上的。在中國古代，尚賢思想歷史悠久，原始社會的“禪讓制”就是體現著“選賢與能”精神的一種遠古選舉制度，殷周時期仍有保留。春秋戰國時期也強調尚賢、貴賢、選賢，而秦朝尚賢思想曾受到衝擊。西漢建立後．統治者看到了秦朝法治絕對化的種種弊端．為了更好地鞏固封建政權，尚賢思想再度受到重視。這就為察舉制的創立奠定了思想基礎。兩漢時期，舉賢思想很好地付諸實踐，形成了系統化的察舉選官制度。高祖劉邦於十一年公元前196年1發布求賢詔書，開了察舉制之先河，之後至文帝時，察舉制度大體形成。文帝於二年（公元前178年）下詔：“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於十五年（公元前165年）又下詔：“諸侯王、公卿、郡守舉賢良能直言極諫者。”①武帝接受了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建議，正式建立了以儒術取士的較完備的選官制度，並於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首次頒布了“令郡圍舉孝廉”的詔書．規定各郡國每年必須依照規定的數目向朝廷推薦。但在詔書頒布之初，各郡國對薦舉人才並不十分積極。因此，武帝於元朔元年（公元前128年）又下詔書．要求各地諸侯、郡守必須向朝廷及時舉薦賢良，否則將“議罪”。對不舉薦者議罪為：“不舉孝．不奉詔，當以不敬論；不察廉，不勝任也，當免。”罾在武帝的大力倡導下．察舉制逐步確立和發展，成為漢代選拔官員的一種主要方式。
二、察舉制的內容
察舉是一種自下而上推選人才為官的制度。先由皇帝下詔，令三公九卿、地方郡守等高級官吏按照一定的標準，把各地品德高尚、才幹出眾、學識淵博的平民或下級官吏推薦給朝廷，由朝廷直接任官，或經過某種形式的考核、面試（直至皇帝親自策問）擇優錄用。.被察舉的對象主要是官府官吏和各級學校的學生。漢代察舉科目很多．包括
孝廉、茂才、賢良方正、文學、明經、尤異等，以及臨時規定的其他科目。但是在這眾多的科目中。以前四種為主流。
1.察孝廉。察孝廉源自高祖於二年（公無前205年）宣布：
“舉民年五十以上，有修行，能帥眾為善，置以為三老，鄉一人。”‘眥後，呂后與惠帝也曾多次詔舉“孝悌力田”。到武帝時。歲舉孝廉逐漸成為一項明確的制度正式確立下來。孝廉即孝子廉吏的簡稱。孝與廉均是傳統社會所提倡的兩種重要的德行。漢代統治者對察舉孝廉非常重視，使其成為漢代察舉中的常科。武帝時．根據歲舉孝廉的辦法，各郡國每年應當向朝廷薦舉規定數目的人才。這一數目的確定是根據郡國平均而定的，但曾因各地人口多寡不一而出現了矛盾。於是，到東漢和帝永元便改為以人口為標準．二十萬歲舉孝廉一人。後又對邊郡少數民族雜居地區制定了優寬政策。.
2.舉茂才。茂才是察舉的另一重要科目。西漢時，茂才名秀才，東漢因避光武帝劉秀之諱，改為茂才。西漢“茂
才”僅屬特科。或單獨舉行，或與“賢良”、“直言極諫”並舉，“光武中興”後，才成為常設科目，和“孝廉”並舉為歲舉。然而孝廉為郡舉，茂才為州舉，且數量較孝廉為少，故茂才的規格高於孝廉。
3.舉賢良和舉文學。賢良方正始於文帝，武帝即位曾“詔丞相、御史..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④。此後的
兩漢皇帝都頒發過舉賢良方正的詔令。賢良方正多與“能直言敢諫者”相聯繫，但與州郡歲舉孝廉不同，武帝之後此科成為特舉，多實行於遇到災異之後。文學即經學。最初常同賢良、方正、有道等科目連在一起，單獨舉文學起自昭帝。昭帝始元五年（公元前82年六月）“其令三輔、太常舉賢良各二人．郡國文學高第各一人”⑤。賢良文學與經學聯繫密切，屬於詔舉之列。在兩漢時期經常進行．也是選官的重要途徑。
三、察舉制的影晌
兩漢選官將選賢思想很好地加以貫徹。察舉制的實施對兩漢社會的發展有較為重要的影響。
1.察舉與考試相結合，使國家得到較多的具有真才實學的優秀人才。察舉的科目較多，范同也很廣，通過察舉出來的人才。還需要通過一定的考試才能夠被量才適用。如武帝時代是新的選官制度確立的時期，也是選官制度峰持最好的時期。當時統治者求賢若渴，能夠不拘一格地選拔人才。所以這一時期湧現出一大批德才兼備的優秀人才。這蝗優秀人才不再是出身貴族或地主之家，而是大多出自社會下層。他們能夠很好地了解百姓心聲，體會民間艱苦，因此也就能很好地向朝廷直言極諫。可以說，察舉制度的實施．對漢代成為中國封建社會前期的興盛王朝具有極為重要的作用。
2.漢代實行以孝治天下，極力提倡孝道觀念。這在官員選拔中也有所體現。察舉中以察孝廉為主，在眾多科目中占據主流，也是官吏入仕的正當途徑。因為漢代統治者認為，孝與廉是相併行的兩種傳統道德品行。孝是廉的根本，只有在家中孝敬父母，與父子兄弟互相關愛，入朝為官後才能以百姓為重。孝是成為廉吏的基本前提。兩漢時期，朝廷對舉薦孝弟力田是非常鶯視的。《漢書》載，惠帝四年（公元前191年），“舉民孝弟力田者復其身”。⑥即政府讓地方官薦舉子孫孝敬父祖、弟弟順從兄長而又致力於農事的民人—孝弟力田者，免除其勞役。少帝（呂后）元年（公元前187年），特置孝弟力田二千石者一人，這種官爵秩很高。為的是讓他“勸歷天下。令各敦行務本”。⑦西漢政府極力宣揚孝的精神。並通過察舉的形式使社會中行孝之人得到實惠。通過行孝可以提高自己的社會地位。這就使得民間孝的觀念得到了很好的普及，使民間父子兄弟互相關愛，保障了社會的穩定。
綜上所述，察舉制是在漢代集權制國家中產生的，它為漢王朝選拔了一大批德才兼備的人才。有效充實和加
強了中央和地方的封建統治機構，對當時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的發展起了一定的推動作用。
從科舉到高考
| 科舉制度始於隋朝，歷唐、宋、元、明、清而不廢。時至今日，則演變成為所謂的高考制度。這是中國知識分子的一個結，也是中國歷史命運的一個結。“學而優則仕”，歷代讀書人莫不以此為一條光明大道。“千軍萬馬過獨木橋”，“十年寒窗無人問，一舉成名天下知”。中國的教育制度在這數千年中發生過什麼變革？今天就讓我們一起來探尋吧。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