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述
《宋詩選注》由人民文學出版社一九五八年初版。其後多次重印或重排，作者均有所校訂。
《宋詩選注》 宋詩歷史特點
宋詩是在唐詩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但又自具特色。文學史上提到宋詩﹐有時作為宋代詩歌
宋詩 的簡稱﹐有時則指某種與唐詩相對的詩歌風格。其成就雖不如唐﹐但對後世的影響仍然很大。宋代詩歌依時間先後可以分為六個不同的發展時期。
沿襲期從北宋開國到宋真宗趙恆朝七八十年的時間裡﹐宋詩基本上沿襲唐風。主要流派有以王禹偁(954～1001)為代表的白居易體(簡稱白體)﹐魏野(960～1019)﹑林逋(968～1028)為代表的晚唐體和楊億(974～1020)﹑劉筠(970～1030)﹑錢惟演(977～1034)為代表的西崑體。從個人成就講﹐以王禹偁為最大。他是宋代提倡向李白﹑杜甫﹑白居易學習的第一個詩人﹐寫下不少關心民間疾苦的詩篇。就流派言﹐以雕章麗句﹑多用典故的西崑體影響為最大。11世紀初二三十年的詩壇﹐基本上為它所把持。
復古期宋仁宗趙禎時﹐歐陽修﹑梅堯臣(1002～1060)﹑蘇舜欽(1009～1048)等青年文學家﹐在反對駢文﹐提倡古文的同時﹐連帶反對楊億﹑劉筠片面追求偶切﹑不重內容的近體唱和詩風﹐上承宋初王禹偁關心現實的精神﹐主張大量創作以反映國計民生為傳統的古體詩﹐以配合當時的政治改革運動。這一時期﹐梅堯臣同情民間疾苦的名篇《田家語》﹑《汝墳貧女》﹐蘇舜欽反映宋廷積貧積弱社會問題的《城南感懷呈永叔》﹑《慶州敗》﹐歐陽修揭露官府腐敗的《食糟民》﹐蔡襄(1012～1067)﹑石介(1005～1045)等人直接干預政局的《四賢一不屑》和《慶曆聖德頌》等古體之作陸續問世﹐名重一時﹐朝野詩風為之一變。宋詩議論化﹑散文化的獨特面目﹐也在此時初步形成。
革新期11世紀後半期﹐王安石﹑蘇軾相繼主盟詩壇﹐宋詩創作形成第一個高峰期。王﹑蘇兩人政治見解和詩歌主張多所不同﹐但銳意創新﹐力圖建立個人風格的不倦追求則一。代表作如王安石的《明妃曲》﹑《烏江亭》詩﹐就傳統題材翻出新意﹐充分發揮了宋詩長於議論的特點﹐讀後耐人回味﹐被公認超出唐人的同類作品。蘇軾則在“以詩為詞”的同時﹐將歐陽修﹑梅堯臣等人開了頭的“以文為詩”推進到“別開生面﹐成一代之大觀”的地步。蘇詩的超邁豪縱﹐觸處生春﹐富於創新精神﹐其名作《百步洪》詩中一氣呵成的七個聯喻:“有如兔走鷹隼落﹐駿馬下注千丈坡﹐斷弦離柱箭脫手﹐飛電過隙珠翻荷”﹐是最好的自然寫照。王﹑蘇兩人刻意求新而創作的一些小詩﹐如王詩《泊船瓜洲》 ﹐蘇詩《題西林壁》 ﹐或以新鮮的意象示人以奇想﹐或以豐富的哲理髮人以深思﹐歷久而傳誦不衰﹐也為宋詩增添了不少光彩。
這一時期的重要詩人還有黃庭堅(1045～1105)﹑陳師道(1053～1101)等﹐並出蘇軾門下﹐但詩風與蘇氏不同。
凝定期黃庭堅作詩﹐有所謂“點鐵成金”﹑“脫胎換骨”的方法﹐目的是“以故為新”﹐尚不失宋詩革新期的首創精神。後來起而效法者﹐以此為定式﹐形成在南北宋之際影響十分巨大的江西詩派﹐宋詩重新走上了模仿前人﹐只在文字技巧﹑聲韻格律方面顛來倒去的形式主義道路。直到南渡之際﹐陳與義(1090～1138)等人由早期江西詩人對杜詩聲律的偏愛轉向學習杜甫懮國懮民的精神和蒼涼沉鬱的風格﹐在詩歌中反映出民族災難降臨之初知識分子的愛國感情﹐宋詩停滯不前的現象才有所改變。
中興期南宋前期﹐抗敵﹑北伐成為詩人表現的重大主題﹐愛國詩的大量湧現﹐使宋詩在這方面成為超越前代並給後世以莫大影響的典範﹐是這一時期的主要貢獻。以陸游為代表的中興詩人﹐紛紛從江西詩派的束縛下解脫出來﹐建立起自己的風格。陸游的“從軍樂”﹑楊萬里(1127～1206)的“誠齋體”﹑范成大(1126～1193)的田園詩﹐均能獨自網開一面﹐在文學史上占有一席之地。除愛國﹑抗戰之外﹐農村下層民眾的生活﹐也是他們的共同題材。詩歌語言也開始趨於通俗﹑自然和口語化。楊萬里的“活脫”﹐陸游的平易﹐范成大的明白如話﹐包括以朱熹為代表的理學家詩歌的平直質樸﹐均使這一時期的詩歌表現出與前幾個時期以及唐詩的不同面貌。
飄零期南宋後期﹐再也沒有出現比較重要的詩人。先後活躍在詩壇上的“永嘉四靈”和“江湖詩派”﹐為詩宗賈島﹑姚合﹐重新走宋初的沿襲晚唐詩風的老路﹐雖也寫出一些清新可讀的作品﹐但總的來說﹐宋詩也如當時的政局﹐已是風雨飄搖﹐每況愈下。直至宋末文天祥等愛國志士以血淚凝成的正氣歌留名汗青﹐宋詩才最後迸出了一道引人注目的亮光。
關於宋詩的特點﹐一般認為最主要的是議論化﹑散文化。“以文為詩”﹐唐代個別詩人如韓愈等已開其端﹐但奉為圭臬﹐因之蔚為一代詩風者則自歐陽修﹑梅堯臣等人始﹐至王安石﹑蘇軾﹑黃庭堅而達到極致。由“以文為詩”到“以議論為詩”﹐宋詩之所以在強大的唐詩影響之下獨樹一幟﹐形成自己的這一風格特徵﹐有著深刻的時代根源。北宋時期﹐政治改革和隨之出現的朋黨之爭﹐從慶曆新政到王安石變法﹐一直是知識分子關心的主要問題。終南宋之世﹐主戰和主和﹐又將朝野士人分成旗幟鮮明的兩大派。絕大多數詩人具有官僚和知識分子雙重身份﹐“開口攬時事﹐論議爭煌煌”﹐是這批人的共同特徵。其次﹐宋代儒學一改唐人死守前代註疏的舊習﹐疑經惑古﹐以己意解經﹐蔚為風氣﹐本已官僚化的士人﹐又加上了一重學者化的身份。所謂某人好議論﹐主要就是由這兩個特殊的時代背景所促成。
與宋詩議論化相關的還有另一個特點﹕理趣。所謂理趣﹐指寄寓在詩歌形像中的人生哲理。宋詩理趣形成的文化根源主要不是理學﹐而是佛門的禪機。宋詩中最富有理趣的幾首代表作品﹐多出於理學形成之前而哲學思想自成體系的王安石﹑蘇軾及其追隨者黃庭堅﹑陳師道之手。如蘇軾的《次韻法芝舉舊詩一首》:“春來何處不歸鴻﹐非復羸牛踏舊蹤﹐但願老師真似月﹐誰家瓮里不相逢。”即源於《高僧傳》所載醋頭和尚斗機鋒的偈頌。
此外﹐兩宋詩壇還有兩個前所未有的特點﹐一是詩歌派別的出現和形成風氣﹐一是“詩話”作為一種詩歌批評方式的產生和流行。宋詩多流派﹐當與佛教宗派思想的刺激以及政治上黨爭紛繁的原因有關。如北宋末呂本中(1084～1145)作《江西詩社宗派圖》﹐列黃庭堅以下二十五人﹐後又有所謂江西詩派一祖三宗之說﹐一如禪宗之“法嗣”傳衣。列名之人均以名節自勵﹐氣味相投。至於文學觀方面的不同﹐因而造成詩家的門戶之見﹐壁壘森嚴﹐則與“詩話”的黨同伐異有著互為因果的內在聯繫。
關於宋詩的評價﹐自南宋嚴羽《滄浪詩活》起就存在著嚴重的分歧﹐直至在文學史上形成了“尊唐”與“崇宋”兩大派系。大抵唐詩主情致﹐宋詩重理性﹐從藝術的角度看﹐宋詩不少作品缺乏形像性﹑音樂美﹐感染力不強﹐是它的缺點。從文化史的立場上講﹐宋詩在唐代詩歌格律完備﹑意象純熟﹑臻於頂峰的情況下另闢蹊徑﹐為近世詩歌的發展提供了富有時代意義的榜樣﹐是它的成功之處。
寫作特點
《宋詩選注》是中國古典文學讀本叢書之一。卷首之序為錢鍾書先生多年潛心研究宋詩之後
錢鍾書作品集 寫成的一篇重要詩學論文。文中不僅對宋詩的歷史地位及其成敗得失，見解獨到，對中國古典詩歌的基本理論多所建樹，而且對詩文選政頗有創見。錢先生素喜以小說家自居，故往往以小說家筆法勾勒形象、點染軼事；語雖簡約，人物卻活脫跳出。其論評皆警醒顯豁，深入淺出，具體落實，常常別出心裁。
《宋詩選注》雖然不是文學創作，但卻有著濃厚的文學性，不僅以它精闢的理論、豐富的知識吸引人，而且以它生動的語言吸引人。特別是錢先生善用比喻，因而形象生動，說理透闢，使人如讀文藝散文，不但不覺枯燥，而且感到妙趣橫溢，愛不釋手。
《宋詩選注》選詩八十家，其中的王令，素為一般的選本所冷落，而因錢先生對他“宋代里氣概最闊大的詩人”的特別表彰，始引起人們的重視。閱讀《札記》，還知道他對晚宋的樂雷發也格外垂青。第一卷22頁云：“此次所讀晚宋小家中， 《雪磯叢稿》才力最大，足以自立。《佩韋齋稿》次之，此稿（指毛《吾竹小稿》）又次之。”宋末小詩人眾多，一般囫圇視之，很少細緻分疏，錢先生抉發出樂雷發、俞德鄰、毛前三名的次序，值得注意。
具體論及樂氏時，他說：“樂雷發聲遠《雪磯叢稿》筆力健放，不拘於晚唐體。七言歌行尤排，七絕次之，律詩俚滑”，並點評《九嶷紫霞洞歌》 、 《常寧道中懷許介之》 、 《烏烏歌》 等十首作品。
《宋詩選注》里評樂氏有一句“近體詩還大多落在江湖派的圈套里”的話，曾引起一些
《透視錢鍾書》 學者如蕭艾先生的質疑（見蕭氏注釋的《雪磯叢稿》），蕭先生的觀點其實與四庫館臣一脈相承，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164評樂氏云：“其詩舊列《江湖集》中，而風骨頗遒，調亦瀏亮，實無猥雜粗俚之弊，視江湖一派迥殊。”還舉例評賞，都是近體。《札記》中雖然沒有“還大多落在江湖派的圈套里”的話，但說“律詩俚滑”，意差近似。錢先生垂意的是其七言歌行，“筆力雄放”，已擺脫“晚唐體”也就是“江湖派”的路數。樂氏之於江湖派，有依有違，應從不同詩體來論析。重視文體區別與特點，是錢先生一以貫之的評賞原則。
檢《宋詩選注》，選樂雷發詩共四首，其《烏烏歌》、《常寧道中懷許介之》、《秋日行村路》三首均見《札記》提及，其評語可與《選注》對讀，多有異同。僅《逃戶》一首，不見《札記》所選十首之列，這類反映民生疾苦的“人民性”題材，當是因時代“大背景”而“照顧”選入的，為“我以為不必選的詩倒選進去了”作一例證。
錢先生的《札記》既是記錄個人日常讀書心得，初不擬立即示於外人；但從全書已親自
手跡 編序，共802則，且隨筆附註互相參見，實又粗具著作形態。這一特殊情況使其在錢先生的著作系統中具有特殊作用：它作為錢先生讀書時的第一印象的記錄，反映他接觸文本時最初的注意點或興奮點，可以藉此了解他的選擇方向與旨趣，這對研究他的具體藝術趣味、愛好和標準是不可多得的材料，比如這首《逃戶》肯定未能進入他的最初視野，是不免違心而為之選錄的；《札記》又作為原生態學術作品，又具有與其公開發表著作的比較對照的價值，從《札記》到《宋詩選注》、《管錐編》乃至《談藝錄》的增訂部分，其異同詳略，改易修潤，往往有深意存焉，值得探索。
評論
錢鍾書先生對宋詩的甄選標準是：押韻的檔案不選、學問的展覽和典故的把戲
晚年的錢鍾書 不選、仿照前人的假古董不選、當時閃光而今已走電的不選……亦即凡有宋詩通病的一律不選，當然他所選的大都是足以代表宋詩水準的佳作了。“晨書冥寫細評論，詩律傷嚴敢市恩。”這是錢先生在1957年選宋詩過程中所寫的兩句詩，可見他的擇選之嚴。可是即便這樣一個選本也難以逃脫當時“政治標準第一”的陰影，只是影響不大而已。在那個唯“左”是從的年代，有錢鍾書這樣的一個“藝術標準也第一”的選本，已算是奇蹟了。所以此選本一問世，即遭到迎頭痛擊。當時一些批判文章的作者倒也不乏名家，多為飽學之士，文章也寫得很有當年的水平。如果今後再版《宋詩選注》，很希望把這些批判文章附錄於後；如嫌多嫌長，可以選萃，可以撮要，以便今日的讀者對照欣賞。
錢鍾書先生不是呆板學究，他是睿智才子。《宋詩選注》中的序言、各個詩人的簡評以及每首選詩的注釋寫得極為精妙。錢先生高屋建瓴，指點前賢，議論風生，語妙天下。讀《宋詩選注》最強烈感受是錢先生的序、評、注比宋詩本身要好看。選詩原應是以詩為主，評註為副；讀《宋詩選注》則覺得是評註為主，詩為副。就像在婚禮上，伴娘卻比新娘漂亮，給賓客平添了不少驚喜！比如在談到“僻冷的作品”不選時，錢鍾書先生寫道：
“假如僻冷的東西已經僵冷，一絲兒活氣也不透，那末頂好讓它安安靜靜的長眠永息。一來因為文學研究者只會套用人工呼吸法，並沒有還魂續命丹；二來因為文學研究者似乎不必去製造木乃伊，費心用力的把許多作家維持在‘死且不朽’的狀態里。”
這裡全是用小說、用散文的筆法在寫論文，文字靈動，比喻傳神。如果錢先生在90年代寫上述這段文字，很可能會改用現代科學用語作譬，試為改作：
“假如僻冷的東西已經僵冷，一絲兒活氣也不透，那末頂好讓它安樂死。一來因為文學研究者只會套用人工呼吸法，並沒有克隆技術；二來因為文學研究者似乎不必去製造水晶棺，費心用力的把許多作家維持在‘永朽不垂’的狀態里。……”
一般的斷代詩選，在前言中論述這一時代詩歌創作的發展過程、成就、特點，以及
《宋詩選注》 產生這些成就、特點的社會原因，也就夠了。而錢先生的《宋詩選注》在完成這些任務的同時，又通過對具體作品的綜合分析，總結出一般文藝創作的特點和規律，具有較高的理論性，兼了文藝理論著作的某些職能，這正是錢先生站得高的地方。
例如錢先生在《序》中說：“作品在作者所處的歷史環境裡產生，在他生活的現實里生根立腳，但是它反映這些情況和表示這個背景的方式可以有各色各樣。”接著，根據所選材料向我們介紹了三種常見的表現方式。
第一種方式是直寫史實，以梅堯臣的《田家語》和《汝墳貧女》為例。這兩首詩著力描述了當時抽點弓箭手的慘狀：“前月詔書來，生齒復版錄；三丁籍一壯，惡使操弓讕。州符今又嚴，老吏持鞭撲；搜尋稚與艾，唯存跛無目。田閭敢怨嗟，父子各悲哭。”“果然寒雨中，僵死壤河上。”錢先生在注釋中引了司馬光的《論義勇六札子》，證明梅堯臣的描述完全符合歷史事實。司馬光的《第一札子》說：“康定慶曆之際，趙元昊叛亂……國家乏少正兵，遂籍陝西之民，三丁之內選一丁以為鄉弓手……閭里之間，惶憂愁怨……骨肉流離，田園盪盡。”對一般的選注本來說，到此滿可以打住了。但錢先生卻不滿足，又借這個例子進一步來說明檔案和文學的區別，指出：“我們可以參考許多歷史資料來證明這一類詩歌的真實性，不過那些記載儘管跟這種詩歌在內容上相符，到底只是檔案，不是文學，只是詩歌的局部說明，不能做為詩歌的唯一衡量。也許史料里把一件事敘述得比較詳細，但是詩歌經過一番提煉和剪裁，就把它表現得更集中、更具體、更鮮明，產生了又強烈又深遠的效果。反過來說，要是詩歌缺乏這種藝術特性，只是枯燥粗糙的平鋪直敘，那末，雖然它在內容上有史實的根據，或者竟可以補歷史記錄的缺漏，它也只是押韻的檔案。”所以作者認為“詩史的看法是個一偏之見”，因為“詩是有血有肉的活東西，史誠然是它的骨幹，然而假如單憑內容是否在史書上信而有徵這一點來判斷詩歌的價值，那就仿佛要從愛克司光透視里來鑑定圖畫家和雕刻家所選擇的人體美了。”
第二種反映方式是曲傳心理，以范成大的《州橋》為例。這首詩是公元1170年范成大出使金國經過北宋舊京汴梁時寫的。詩說：“州橋南北是天街，父老年年等駕回；忍淚失聲詢使者，‘幾時真有六軍來？’”注中引了樓鑰和韓元吉的記載，證明斷沒有“遺老”敢在金國“南京”的大街上攔住宋朝使臣問為什麼宋兵不打回老家來的；然而范成大的詩里又確確實實地傳達了他們藏在心裡的真正願望，寥寥二十八個字里濾掉了渣滓，去掉了枝葉，乾淨直捷的表白了他們的愛國心來激發家裡人的愛國行動，我們讀來覺得完全入情入理。錢先生仍然沒有到此為止，而是在《序》中進一步指出：這個例子“使我們愈加明白文學創作的真實不等於歷史考訂的事實，因此不能機械地把考據來測驗文學作品的真實，恰象不能天真地靠文學作品來供給歷史的事實。歷史考據只扣住表面的跡象，這正是它的克己的美德，要不然它就喪失了謹嚴，算不得考據，或者變成不安本分、遇事生風的考據，所謂穿鑿附會；而文學創作可以深挖事物的隱藏的本質，曲傳人物的未吐露的心理，否則它就沒有盡它的藝術的責任，拋棄了它的創造的職權。考訂只斷定已然，而藝術可以想像當然和測度所以然。”作者在另一條註裡說： 《左傳》宣公二年記載自殺以前的獨白，古來好些讀者都覺得離奇難以相信，至少嫌作史的人交待得不清楚，因為既然是獨白，“又誰聞而誰述之耶？”但是對於《長恨歌》故事裡“夜半無人私語”那樁情節，似乎還沒有人死心眼地問“又誰聞而誰述之耶？”或者殺風景地指斥“臨邛道士”編造謊話。所以作者認為，“在這個意義上，我們不妨說詩歌、小說、戲劇比史書來得高明。”
第三種方式是借古抒懷，錢先生用五首跟“桃花源”的傳說有關係的詩加以說明，一首是肖立之的《送人之常德》，詩里說：“忽逢桃花照溪源，請君停篙莫回船”；“山林黃塵三百尺，不用歸來說訊息”。這首詩寫在宋亡之後，作者感慨在元人統治下的地方已經沒有乾淨土了，希望真有個陶潛所描寫的世外桃源，而且勸告被送的友人進了桃源洞就住下來，不用向我們報信，免得象《桃花源記》里的漁夫，出了洞以後再也找不到那片樂土了。註裡引了方回的《桃源行》以作比較，這首詩寫在宋朝將亡未亡的時候，詩的序文說：“避秦之士非秦人也，乃楚人痛其君國之亡，不忍以其身為仇人役，力未足以誅秦，故去而隱於山中爾。”詩里也說：“楚人安肯為秦臣，縱未亡秦亦避秦。”表明詩作者要是不能抵抗蒙古人的侵略，就希望找個桃花源去隱居，免受異族統治的心理，反映了那個時代一般知識分子的心理狀態。第三首是汪藻的《桃源行》，裡面說：“那知平地有青雲，只屬尋常避世人……何事區區漢天子，種桃辛苦求長年！”這首詩是在“教主道君皇帝”宋徽宗崇道教求神仙的時候作的，詩中明顯地含有諷喻之意，跟肖立之詩里寄托在桃花源上的哀怨不同。第四首是鄒浩的《悼陳生》。第五首是陸游的《書陶靖節桃源詩後》：“寄奴談笑取秦燕，愚智皆知晉鼎遷；獨為桃源人作傳，固應不仕義熙年！”陸游處在南宋的偏安局面里，耳聞眼見許多人甘心臣事敵國或者攀附權奸，就自然而然把桃花源和氣節拍合起來。通過這些例子，錢先生向我們證明：“一首詠懷古蹟的詩雖然跟直接感慨時事的詩兩樣，但是詩里的思想感情還會印上了作者身世的標記，恰象一首詠物詩也可以詩中有人，因而幫助讀者知人論世。”
錢先生這些精闢的論述不僅向我們介紹了宋詩的一般情況，告訴我們怎樣認識和評價古典文學作品，而且對今天的文藝創作也有借鑑和指導意義。
作者介紹
錢鍾書（1910-1998），字默存，號槐聚。中國現代著名的學者和作家。1932年在清華大學結識後來的夫人楊絳，次年畢業，赴上海光華大學執教。1935年與楊絳完婚，然後同赴英國留學。兩年後以《十七十八世紀英國文學中的中國》一文獲副博士學位，後隨妻子楊絳赴法國巴黎大學從事研究。1938年，他被清華大學破例聘為教授，次年轉赴國立藍田師範學院任英文系主任，並開始了《談藝錄》的寫作。1941年，珍珠港事件爆發，困於上海，在震旦女子文理學校任教，其間完成了 《談藝錄》 、 《寫在人生邊上》的寫作 。抗戰結束後，任上海暨南大學外文系教授兼南京中央圖書館英文館刊《書林季刊》編輯。在其後的三年中，作品集《人·獸·鬼》、小說《圍城》、詩論《談藝錄》相繼出版，在學術界引起巨大反響。1949年回到清華任教；1953年調到中國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其間完成《宋詩選注》，並參加了《唐詩選》、《中國文學史》（唐宋部分）的編寫工作。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發，受衝擊，當年11月與妻子一道被派往河南“五七幹校”。1972年3月回京，8月 《管錐編》定稿。1979年，《管錐編》、《舊文四篇》出版。1982年起擔任中國社科院副院長、院特邀顧問；1984年《談藝錄》補訂本出版；次年《七綴集》出版。1998年12月19日，錢鍾書在北京逝世，終年88歲。紀念錢鍾書
| 這樣的大學者，代表了一個時代。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