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1885~1967)

周作人(1885~1967)

周作人(1885~1967) ,現代散文家。浙江紹興人。原名櫆壽,字星杓,後改名奎綬,自號起孟、啟明(又作豈明)、知堂等。“五四”時期,周作人是新文化運動重要代表人物之一。

周作人(1885~1967)

正文

周作人(1885~1967)現代散文家。浙江紹興人。原名櫆壽,字星杓,後改名奎綬,自號起孟、啟明(又作豈明)、知堂等。重要筆名有獨應、仲密、藥堂、周遐壽等。1901年秋入南京水師學堂,始用周作人名。1906年赴日本留學,與魯迅一起編譯《域外小說集》,後入東京政法大學、立教大學文科學習。1911年夏回國後,先後任浙江省教育司視學和紹興教育會會長、浙江省第五中學英文教員。1917年春任北京大學文科教授兼國史編纂處纂輯員。
“五四”時期,周作人是新文化運動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他參加發起文學研究會,曾任新潮社主任編輯,主持北京大學歌謠研究會,是《新青年》主要撰稿人之一。他起草《文學研究會宣言》,並撰寫了《人的文學》《平民文學》《思想革命》等重要理論文章,明確提出“文學革命上,文字改革是第一步,思想改革是第二步,卻比第一步更為重要”(《談虎集·思想革命》);積極提倡以“人道主義為本,對於人生諸問題,加以紀錄研究”的“人的文學”(《藝術與生活·人的文學》),和“記載世間普通男女的悲歡成敗”的“平民文學”(《藝術與生活·平民文學》),反對“違反人性”的“古代禮法”、傳統“習慣制度”,以及歌頌“才子佳人”,宣揚“迷信”、“黑幕”、“色情狂”、“奴隸”哲學的“非人的文學”(《藝術與生活·人的文學》)。周作人同時以極大的熱情介紹了俄國、日本、希臘文學以及波蘭、匈牙利等被壓迫民族的文學,並用自己的散文新詩創作(代表作《小河》)顯示了文學革命的實績。和同時代不少尋求道路的先行者一樣,他的社會思想和文學觀念相當龐雜:“托爾斯泰的無我愛與尼采的超人,共產主義與善種學,耶佛孔老的教訓與科學的例證,我都一樣的喜歡尊重,卻又不能調和統一起來,造成一條可以行的大路”(《雨天的書·山中雜信》)。但總的說來,資產階級的個性主義和人道主義,在其中占據主導地位。“五四”時期,他正是以此作為主要的思想武器,投入新文化運動和文學革命,並且在理論倡導與創作實踐兩個方面,對中國的文學界和思想界都有著較大影響。

周作人(1885~1967)周作人(1885~1967)
“五四”以後,周作人一方面作為“語絲”派的主要成員之一,寫了大量著重“社會批評”與“文明批評”的散文,繼續批判封建舊道德舊文化,反對北洋軍閥反動統治,支持進步學生運動,並參加了反對甲寅派與現代評論派的鬥爭;另一方面,他的資產階級自由主義思想與封建隱逸思想有了發展,進而提倡“以表現個人情思為主”的文學(《文藝的討論》),1922年1月30日《晨報副刊》,提出“復興千年前的舊文明”的口號(《雨天的書·生活之藝術》)。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失敗後,周作人雖然仍有“對於現狀的不平”(魯迅1934年5月6日致楊霽雲書,1981年版《魯迅全集》12卷),但更對人民革命鬥爭滿懷憂懼,思想逐漸遠離時代的主流,公開鼓吹閉門讀書,以苟全性命於亂世。在理論上也倒退到根本否定“五四”新文學的徹底革命性質,把它看作是明末公安派文學運動的再現,同時提倡閒適小品,把文學作為“供雅人”“摩挲”、“撫慰和麻痹”的“小擺設”(魯迅《南腔北調集·小品文的危機》)。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北京大學南遷,雖經各界人士的多次勸說敦促,周作人仍留在為日本帝國主義侵占的北平,不久出任南京國民政府委員、華北政務委員會常務委員兼教育總督督辦、東亞文化協會會長、華北綜合調查研究所副理事長等偽職。日本投降後,以叛國罪於1945年12月入獄,1949年1月保釋。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除寫作有關魯迅的回憶資料外,主要從事日本、希臘文學作品的翻譯工作。
作為現代文學史上有影響的散文家,周作人最早在理論上從西方引入“美文”的概念,提倡文藝性的敘事抒情散文,對中國現代散文的發展起了積極的作用。在創作實踐上,他從自己的個性出發,從英國隨筆、明末公安派小品、日本俳文中汲取養料,形成了獨特的成熟的藝術風格。他追求知識、哲理、趣味的統一:在娓娓絮語中,針砭時弊,縱談文史,描摹風物,探尋人情物理,顯示著愛智者的“博識”與“理智”,無“賣智與衒學”之嫌(郁達夫《〈中國新文學大系〉散文二集導言》),卻自有親切、通達的風致,從容描繪中浸透著作家的閒適趣味,“蘊藉而詼諧”的“淡淡的喜悅”里(《藥味集·談俳文》)、《立春以前·〈文載道文抄〉序》),攙雜著幾分憂鬱、惆悵,文字表達上則大巧若拙,舉重若輕,構成了平和沖淡的境界,同時注重適度的含蓄,另有一種“澀味”。不同程度上體現了上述風格的《碰傷》、《賣汽水的人》、《烏篷船》、《談酒》、《吃茶》等名篇吸引了眾多的讀者,徹底打破了美文不能用白話的迷信。20年代在周作人影響下,形成了包括俞平伯、廢名等作家在內的、以“沖淡”、“清澀”為主要特色的散文創作流派──一個被文學史家認為是“很有權威的流派”(阿英《現代十六家小品·〈俞平伯小品〉序》)。在稍後的李廣田等人的散文作品中,也隱現他的影響。30、40年代,隨著思想的演變,周作人的散文以自我為中心,追求閒適和性靈,沉湎於“草木蟲魚”,結果只能如他自己早就說過的那樣:“只見蒼蠅,不見宇宙”(《知堂文集·蒼蠅》)了。不但取材越來越遠離時代,風格也“一變而為枯澀蒼老,爐火純青,歸入古雅遒勁的一途”(郁達夫《〈中國新文學大系〉散文二集導言》),在讀者中的影響日趨縮小。
周作人一生著述涉及十分廣泛的領域,在民俗學研究、兒童文學民間文學研究、希臘及日本文化研究、性心理研究等方面都作出了開拓性的貢獻。他的著作主要有:散文集《自己的園地》、《雨天的書》、《澤瀉集》、《談龍集》、《談虎集》、《永日集》、《看雲集》、《夜讀抄》、《苦茶隨筆》、《苦竹雜記》、《風雨談》、《瓜豆集》、《秉燭談》《藥堂語錄》《書房一角》《秉燭後談》《苦口甘口》《立春以前》、《過去的工作》、《知堂乙酉文編》、《知堂文集》,詩集《過去的生命》、《兒童雜事詩》,小說集《孤兒記》,論文集《藝術與生活》、《中國新文學的源流》、《兒童文學小論》,文學史著作《歐洲文學史》,書信集及序跋集《周作人書信》《苦雨齋序跋文》《周曹通信集》《周作人晚年手札一百封》,文學史料集《魯迅的故家》、《魯迅小說里的人物》《魯迅的青年時代》,回憶錄《知堂回想錄》。譯作主要有:《紅星佚史》《域外小說集》(與魯迅合譯)、《炭畫》、《點滴》(後改為《空大鼓》)、《現代小說譯叢》(與魯迅、周建人合譯)、《現代日本小說集》(與魯迅合譯)、《陀螺》、《狂言十番》《瑪加爾的夢》、《黃薔薇》、《兩條血痕》《希臘擬曲》《希臘的神與英雄》《希臘女詩人薩波》、《烏克蘭民間故事》、《俄羅斯民間故事》、《阿里斯托芬喜劇集》(與羅念生合譯)、《日本狂言選》、《伊索寓言》、《歐里庇得斯悲劇集》(與羅念生合譯)、《浮世澡堂》、《古事記》、《石川啄木詩歌集》(與卞立強合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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