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自《 二十史朔閏表》出版後，才把回曆輿中公曆固定下來，為治 中西交通史者奠定了研究基礎。現據一九六二年修訂本重印。 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1926年印行，中華書局1962年修訂增補。
此書是作者《中西回史日曆》的簡本，以中歷的甲子紀年和朔閏為主，自漢高祖元年（公元前206年）至公元二千年。自漢平帝元始元年起，加入西曆，唐高祖武德五年起，加入回曆。本書是用方法極為簡便，它為中國年代學開闢了一條新的道路，給文史研究和教學工作者以極大的幫助。
需要說明的是，“此書對於西漢太初改歷以前的朔閏是依據“殷歷”推定的，但實際上西漢太初前使用的是“顓頊曆”，這已為許多出土文物所證實……因而我們在查檢西漢初期的日期時需要參考《文物》一九七四年第三期中所附的朔閏表，以求得正確的結論。”（摘自《文史哲工具書簡介》一書，天津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作者
陳垣（1880.11.12—1971.6.21）字援庵，又字圓庵，筆名謙益、錢罌等，廣東 新會人。中國 歷史學家﹑ 宗教史學家、 教育家。
陳垣生於1880年(清 光緒六年)。1910年畢業於光華醫學院。自幼好學﹐無師承﹐靠自學闖出一條廣深的治學途徑。在宗教史﹑ 元史﹑ 考據學﹑ 校勘學等方面﹐著作等身﹐成績卓著﹐受到國內外學者的推重。他畢生致力於教育事業， 陳垣從教70多年，任過46年 大學校長，對廣大青年學者熱心傳授﹐影響深遠﹐造就了眾多的人才。他曾任國立 北京大學，北平師範大學， 輔仁大學的教授﹑導師。1926～1952年﹐任輔仁大學校長；1952～1971年，任 北京師範大學校長。1949年以前﹐他還擔任過京師 圖書館館長﹑ 故宮博物院圖書館館長。
1949年後，還任 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第二所所長。歷任第一﹑二﹑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委員，主要著述有《 元西域人華化考》、《 校勘學釋例》、《 史諱舉例》、《南宋河北新道教考》、《明季滇黔佛教考》、《清初僧諍記》、《中國佛教史籍概論》及《 通鑑胡注表微》等，另有《陳垣學術論文集》行世。
作者生平
陳垣，出身藥商家庭。少年時，他受“ 學而優則仕”的 儒家思想影響，曾參加 科舉考試，未中。後以經世致用為宗旨治學。1905年﹐在 孫中山先生領導的民主革命影響下﹐他和幾位青年志士在 廣州創辦了《時事畫報》，以文學﹑圖畫作武器進行反帝反清鬥爭。繼之 辛亥革命﹐他和康仲犖創辦《震旦日報》，積極宣傳反清。1912年被選為眾議院議員。後因政局混亂，潛心於治學和任教。
他曾在一段時期內信仰 宗教，故從1917年開始，他發奮著述中國 基督教史，於是有《元也里可溫考》之作。他認為﹐中國 基督教初為唐代的景教﹐以次為元代的也里可溫教﹑明代的天主教﹑清以後的耶穌教。所謂“ 也里可溫”﹐是元代 基督教的總稱。元亡，也里可溫就絕跡於中國。但作為 宗教史來說，它又是世界宗教史的一個組成部分。他這一著作不但引起中國文學界的注意，也受到國際學者和 宗教史研究專家的重視。此後﹐他又先後寫成專著《火祆教入中國考》 (1922)﹑《摩尼教入中國考》(1923) 、《回回教入中國史略》(1927)。
在研究 宗教史的同時，他還注意研究 元史，從事 《元典章》的校補工作，並採用了兩百種以上的有關資料，寫成《 元西域人華化考》一文，在國內外史學界獲得高度評價。在研究《 元典章》的過程中，他曾用元刻本對校沈刻本，再以其他諸本互校，查出沈刻本中偽誤﹑衍脫﹑顛倒者共一萬二千多條，於是分門別類，加以分析，指出致誤的原因，1931年寫成《元典章校補釋例》一書，又名《 校勘學釋例》。
他在校勘學﹑ 考古學的成果還有《 舊五代史輯本發覆》(1937)﹑《 二十史朔閏表》和《中西回史日曆》等書。他閱讀了大量宋人﹑清人有關避諱的述作﹐並廣泛收集引用了一百種以上的古籍材料﹐寫成《 史諱舉例》一書﹐“意欲為避諱史作一總結﹐而便考史者多一門路﹑一鑰匙也”。
“七七”事變爆發後﹐北平被日軍侵占。他身處危境﹐堅決與敵鬥爭。在大學講壇上﹐他講抗清不仕的 顧炎武《日知錄》﹐講表彰抗清民族英雄的 全祖望《鮚埼亭集》﹐以此自勵﹐亦以此勉勵學生愛國。同時﹐他還利用史學研究作為武器﹐連續發表史學論著﹐抨擊敵偽漢奸﹐顯示不屈不撓的民族氣節。在 八年抗戰期間﹐他連續寫成《南宋河北新興道教考》﹑《明季滇黔佛教考》﹑《清初僧諍記》﹑《中國佛教典籍概論》等 宗教史論文及《 通鑑胡注表微》﹐都含有諷今喻世﹑抒志表微的用意。
1948年3月，當選中央研究院院士。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時﹐他已經六十九歲。在掌握了豐富的 歷史知識並曾深入研究﹑著作等身的基礎上﹐他很快接受了新事物。之後的十年間﹐先後寫了二十多篇短文。但在 文化大革命時期﹐他被軟禁﹐到1971年6月﹐飲恨以歿。
1951年11月，全國政協一屆三次會議後， 毛澤東在 懷仁堂舉行國宴時，與 陳垣同席。毛澤東向別人介紹說：“這是 陳垣，讀書很多，是我們國家的國寶。”
陳垣先生先後結婚兩次，有子女十一人，其中長子陳樂素先生（1902-1990），也是 頗有成就的 歷史學家。
例言
始吾欲為中西二千年日曆，曾先將中史二千年朔閏考定。迨中西回史日曆告成，凡二十卷，卷帙較繁，一時不能付印。而朋輩索觀及借鈔者眾，故特將中史朔閏表先付影印，而西曆、回曆亦附見焉。秦以前曆法無考， 汪曰楨為《歷代長術輯要》，起周共和，然魯隱以後與《春秋》不合，非史實也。 顧棟高仿杜氏《長曆》為《春秋朔閏表》，與《春秋》合矣，然與推算不符，亦不足徵信。惟《通鑑目錄》載宋劉義叟《 長曆》，斷自漢高元年，今從之。
漢末改歷前用殷歷，或雲仍秦制用 顓頊曆，故劉氏、汪氏兩存之。今考紀志多與殷合，故從殷歷。
劉氏《長曆》止於五代，續之者有 耶律儼《遼宋閏朔考》，載於《遼史·曆象志》。南宋、金、元有 錢侗《四史朔閏考》，明以來有汪氏《長術》，清有《萬年書》，今表即根據諸書，參以各史紀志，正其訛誤，終於清宣統三年，為舊曆作一總結。
清《萬年書》每朝例預推二百年，然預推之朔日，後來每有改定。今悉以當年頒行之《時憲書》為主，不以《萬年書》預推之月朔為主。幸故宮 圖書館歷年《時憲書》尚存，可供參校。
漢未改歷前，仍秦制建亥，以十月為歲首，然不改十月為正月，不改正月為四月也。莽用醜正，則改 寅正之十二月為正月，改正月為二月。魏景初之用醜正亦然。今表於月份之排列，既取整齊，而對於不用 寅正之年，則悉以粗線志之，以 明月之地位不移，而月之名稱有已改易者。
易號改元應從下令之日為始，未必追改以前之月日。今表於年中改元者，悉仍其舊號，而系新號於二年，並於表下著其改元之月日。蓋睹二年即知有元年，若削去末年而冠以新元，則何以知漢之始元有七年、晉之鹹寧有六年？甚非史實。且凡未改元前，條教號令及民間契約必仍用前元，史家豈能一一代為追改？
至於兩朝遞嬗之際，亦用此例。凡前朝未盡覆亡，必著其年號於上，而將新朝年號著於下，如陳之禎明、宋之祥興、明之永曆是也。汪氏《長術》於明萬曆四十四年即冠以清元，甚所不取，今特矯之。
又正統閏位之說，今日實無辯論之價值。惟當列國分立之際，本表限於篇幅，不能將諸國年號並列，故只得取史家通例，任擇一國列之，而將同時與國之年號分列於下，固無正閏之見存也。
三國、南北朝朔閏異同，亦以一國為主，其殊異少者記於本年之下，其殊異較多者另為一表，附於 卷末。
泰西之用陽曆，始於羅馬帝儒略，以羅馬七○九年一月一日實行，即耶穌紀元前四十五年，漢元帝初元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也。
儒略曆原定每間三年一閏，即逢我子、辰、申歲。平年三百六十五日，閏年三百六十六日。儒略曆每月日數，原定一、三、五、七、九、十一等月各三十一日，四、六、八、十、十二等月各三十日，二月平年二十九日，閏年三十日。
然儒略曆實行以後，誤為每三年一閏，積三十六年應閏九日者，已閏十二日。奧古斯督帝覺其誤，乃下令連十二年不置閏，並改定每月日數一、三、五、七、八、十、十二等月各三十一日，四、六、九、十、十一等月各三十日，二月平年二十八日，閏年二十九日，是為奧古斯督修正之儒略曆，亦稱舊曆。
至一五八二年，教王格勒 哥里又覺曆法不合，乃議改歷。以是年十月五日為十五日，中間消去十日，並定逢百之年不閏，逢四百年仍閏，是為格勒哥里歷，又稱新曆。
儒略改歷以前，曆法紛亂不可記。儒略改歷以後，因誤置閏者三十餘年，不置閏者又十餘年，每月日數又與今歷不同，故此編斷自耶穌元年始，一五八二年以前用舊曆，一五八二年以後用新曆。新曆雖較舊曆精密，然一五八二年以前，舊曆卻為史實也。
泰西各國採用新曆，先後不同。大抵天主教各國採用最先，至一千七百年耶穌教各國始用之，一七五二年英國始用之，一九一八年俄國始用之。今我國所用者即格勒哥里歷，日本則一八七三年已採用之也。
以耶穌降生之歲紀元，本起於五二七年羅馬教士之推定。今表於羅馬未亡以前，並記羅馬紀年。又耶穌之生，實在今紀元之前數年，第各國沿用已久，不便更正，故仍之耳。
回曆以摩訶末由墨克遷至默地那之明日為元，即西曆六二二年七月十六日也。洪武甲子為回曆七八六年，《明史·歷志》由洪武甲子上推七八六年，誤以中歷計算，遂謂回曆起於隋開皇己未。不知以回曆計算，實起於唐武德五年壬午六月三日也。
回曆系純太陰曆，不置閏月，又無三十一日，故四時寒暑無定，積三十二三年，即比中西曆多一年，積七百八十六年，遂比中西曆多二十三年，至今一千三百四十四年，遂比中西曆多四十年也。
回曆月法，以見新月為月首，不以實朔為月首。故其月首日期，恆在中歷初二三日之後。回曆月法有一定，單月大盡，各三十日；雙月小盡，各二十九日。惟隔二三年置一閏日於十二月之末，故平年三百五十四日，閏年三百五十五日。
回曆以三十年為一周，每周平年十九，閏年十一，其閏年居每周之第二、五、七、十、十三、十六、十八、廿一、廿四、廿六、廿九等年。
本表即按右法推算，畫定回曆三十年一周，而記其歲首當我國之某月某日。閏年旁置點。西曆、回曆均有七日來復之制，今卷末附 日曜表七。每表四年，何年起套用何表，悉以數字記於 眉端。遇有失閏或改歷等年，則需超越他表。如西曆元年起套用 日曜表一；惟因 第四年羅馬失閏，則從是年三月起，須改用 日曜表五；又如西曆一五八一年起，套用日曜表一；惟因一五八二年十月十五日改歷，則從是日起，須改用日曜表六是也。
西曆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二十五日、舊曆十月十日、回曆五月九日 新會陳垣識
考史之必備工具書
1925年底， 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出版了一本查年代曆法的書，全書儘是乾支和數字的表格。出版後，轟動了當時學術界，尤其引起研究文史的學者們極大重視。出版不久，搶購一空，半年後，即再版。這本書，就是當時正在北大研究所任教的 陳垣撰著的《 二十史朔閏表》。當時所以受到如此重視和歡迎，就因為它是一本讀史不能離開的極好工具書，內容確切嚴密，使用方便。這書出版前，我國還從來沒有一部貫串二千年，中歷、西曆、回曆可以互換的精確年表。清朝 李兆洛曾編過一本《 紀元編》，是一部較好的講紀元的工具書， 陳老對這書也很稱讚，他自己就備有多本，因經常翻閱，多少本《紀元編》被他用得碎爛。清代學者自有此書後，讀史比前已方便很多。但這書只有帝號和乾支紀年排比，沒有西曆，更不會有回曆，遠遠不能適應後來考史的需要。但過去除此書外，再沒有其他查年代曆法的書可以參閱。 陳老因自己在考史時深感歷表的重要。他在研究外來古教時，為了對比西曆、回曆，常需翻閱很多資料，而中外資料，往往記載參差，對不上口，使人無所適從。各種曆法的年月日不能確切推算，造成很大困難，研究工作不易進行。且每遇這類問題就推算一次，非常麻煩，也浪費時間。因此他感到必須有一部包括中、西、回三歷的精確歷表，才能利於讀史和研究。於是在他撰著幾部外來古教及其他有關著作的同時，開始注意積累年表、日曆的資料，等這幾部書完稿後，馬上進行這部包括中、西、回三歷年月日年表的整理。
他為什麼要對照中、西、回三種曆法呢？就是因為這三種曆法各不相同：
中西曆紀年，一年相差十多天至五十多天，西曆歲首，一般都在中歷歲末，如不按年月日計算，而以中歷某年作為西曆某年，則在歲首歲尾之間，會有一年的差誤。阿拉伯史書所用的赫吉拉歷（Hejira），即所謂回曆，與中西曆都不相同。回曆每月的天數固定，單月大盡，各三十天；雙月小盡，各二十九天。每隔二、三年有一次閏年，逢閏年十二月末加一天，成為三十天。所以回曆平年354天，閏年355天。因回曆不設閏月，故每年歲首不定，與季節無關。
回曆和中歷對算，每經三十二、三年就差一年，即回曆每過三十二、三年就比中歷多一年，每一百年多三年多，一千年多三十幾年。如不了解這三種曆法的差異，則在 歷史記載的運用上，必然會出現很多錯誤。更因為在《明史·歷志》里談到回曆時，說回曆“起西域阿喇必年（ 原注：隋開皇己未），下至洪武甲子，七百八十六年”。洪武甲子是洪武十七年（1384年），由這一年按回曆上推七百八十六年，是回曆紀開始，本來不錯。上推七百八十六年應為唐高祖武德五年壬午（公元622年），但《明史》在下面注“隋開皇己未”，這就大錯了。隋開皇己未是 隋文帝開皇十九年（公元599年），這是因為《明史》作者錯誤地按中歷上推了七百八十六年，則把回曆紀元的開始提早了二十三年。從此，很多人就按著這個錯誤的推算來計算回曆紀元，因此在 歷史文獻典籍上，凡涉及中回曆比較時，很少有不錯的。
為了今後考史的人工作方便， 陳老決心寫一本二千年的歷表，表中包括中、西、回三歷。他說：“這是一人勞而 百人逸，一時勞而多時逸的事情，再困難也要把它做出來。”他首先編制了《回曆歲首表》，這個表用回曆歲首以求得中歷、西曆的年月日；其次又編制《中歷西曆歲首表》，這個表可以用中歷或西曆歲首分別求得其他兩歷的年月日，這就解決了三歷中“年”的比對問題。
西曆和回曆每月的大小都是固定的，閏年都增加一天，西曆在二月，回曆在十二月，也是固定的。但中歷的閏月不定，每月大小盡不定，即朔日不定，如不了解中歷的朔閏，則只能求得三歷的歲首日期，無法求得三歷歲首以外的年月日。這也就是此書編著最困難之點，也是這書要解決的主要問題之一。
他經過較長時間的醞釀，在前兩表的基礎上又制定《中回曆月表》、《中西曆月表》，印寄各地師友，徵求意見。不久，寫成《擬編〈中西回三歷歲首表〉意見書》一文，刊載在1924年《晨報》六周年紀念增刊上，文中說明自己幾年的構想，以更廣泛地聽取社會各方面的意見。資料準備得差不多了，但又遇到編排上的困難。他想把二千年錯綜複雜、變化多樣的三種曆法，用一種固定的格式統率起來，用儘可能少的篇幅、最簡單的圖表，使之具備多種用途，並能準確地反映出各種不同的變化情況。既不能因中歷有閏與不閏而搞得每年形式各異，又不願因中歷閏月不在固定月份而變換表格；既不能因歷朝多以正月為歲首，就對以其他月為歲首的朝代無所反映，又不願因為歲首有變化而使格式不一。如果每換一種情況就變換一種格式，則全書不能劃一，又不便於查檢。一年一表，一表一頁，固然便當，但只能用於近代史，如用於二千年的 歷史，則篇幅太多。其他如幾個政權同時並列時怎樣編排？兩個朝代首尾交替時怎樣排列？一年改變幾個年號時怎樣表現？回曆與中西曆有較大的差異又怎樣排比？這種種複雜情況，都是他在編寫時頗費斟酌的難題。
設計表格時，他終日苦思冥想，食寢不安。換了很多的樣式，畫了繁複的草圖，研究了無數的辦法，參考了不少的中外資料，請教過的師友同行更不計其數。最後終於想出了現在用的這樣一種表格。 這種表格，兩千年只用一種版式，複雜變化的情況都能一一表達，前後一致，整齊劃一，容易查找，甚為便利。
本書內容：起於漢高祖元年（公元前206年）。自漢平帝元始元年起加入西曆，以中歷朔閏可求西曆年月日；自 唐高祖武德五年起加入回曆，以回曆歲首可求中西曆年月日。西曆476年（劉宋 後廢帝元徽四年）前，並註明羅馬曆。表以中歷為基礎，每頁十年，分十行，每行一年（以頂上一個乾支紀年作為一行）。
表格欄外：
書眉每行的乾支，是這年的甲子紀年（即乾支紀年）；書眉上阿拉伯數碼是說明自這年起的四年使用第幾個 日曜表。 日曜表共七個，附於全書最後。 書眉上注“2”字，則指有“2”字起的四年用 日曜表2。如圖90頁， 書眉的“1”，即指西曆685一688年用 日曜表1。
日曜表每表四年， 書眉上有數字的這一年，即用四年中的第一年，以後下推。日曜表
上排列的字碼為西曆月日，字旁黑點為星期日。
自公元元年至公元2000年間，大都是每四年用一個 日曜表，而所用的日曜表都是
按1至7順序排列，只有五處因改變曆法，排列和順序都有變動，即公元4年（漢平
帝元始四年）羅馬失閏，公元1582年（明神宗萬曆十年）格勒 哥里十三（Gre
goriusXIII）改歷，以及改歷後逢百年不閏之年，即1700、1800
、1900年這五處，不按此規律。
表格欄內：
最上一格是朝代、帝號及年號紀年。每頁右下角是回曆和西曆紀年，其數字都是本頁
十年的第一年，知第一年則可知這頁其他九年的回曆和西曆。
最右一行的十二個格，是中歷正月至十二月。第十三格是閏月，自公元622年（唐
武德五年）後增加一格，即第十四格，是回曆。
表格內紀年的十行，其乾支是這月朔日（初一日）的乾支；乾支左側是中歷朔日相當
於西曆的月日， 中文數字表示西曆月數，阿拉伯數字表示西曆日數。
如圖90頁，第七行，西曆為687年（唐武后垂拱三年），正月欄即說明這年正月
初一日乾支紀日為丙申，這天是西曆687年1月19日。知初一日是丙申，則可知
初二日為丁酉，初三日為戊戌……，可推出全月每天的乾支；知初一日是西曆1月1
9日，則可知初二日為1月20日，初三日為1月21日……，可推出全月每天西曆
的日期。每個月就有這樣簡單幾個字，則二千年中歷每天的乾支和相當於西曆的年月
日都可查出來。
中歷每月大小盡不定，只要看相鄰兩月的天干即可知每月大小，天干相同則上月為大
，不同則上月為小。如圖90頁，永隆二年正月辛未朔，二月辛丑朔，則正月大；二
月辛丑，三月庚午，則二月小。以下類推，三月大，四月小，五月小，六月大……。
閏月欄：仍以圖中第七行為例。這行閏月欄即說明唐武后垂拱三年是閏正月，閏正月
初一日是丙寅，是西曆687年2月18日。
凡這年有閏幾月，即應把閏月看做是排列在幾月之下，如閏正月，則應看做是在正月
之下，按正月、閏正月、二月……排列看。
回曆欄：所 列數字是回曆歲首相當中歷的月日， 中文數字是中歷月，阿拉伯數字是中
曆日，旁有黑點者，是回曆閏年。圖中90頁第一行即說明永隆二年中歷八月初三日
是回曆歲首，回曆這年是閏年。因回曆每月天數固定，從表上又已知中歷朔日，則可
推知回曆全年的月日和中歷、西曆月日的對比。
凡新帝即位或兩朝遞嬗時，一般都改換年號，稱改元。有時一年有二號、三號。本書
每頁固定十年，年中改元不另起行，只在這年下面註明，表上不列元年。因凡有二年
知必有元年。如圖90頁，永隆二年下注“九月乙丑改元”，即這年九月乙丑日改元
為開耀元年。九月丙申初一，可推知乙丑為三十日。
圖91頁，武后天授三年，“四月朔改元如意，九月庚子改元長壽”，即一年改元二
次。四月初一改為如意，九月初九又改為長壽，一年有天授、如意、長壽三個年號。
兩千年來，中歷基本上是以正月為歲首的，但中間有幾次改歷，分別以十月、十一月
、十二月為歲首。改歷後，有時月份標號改動，即將新歲首月改名為正月，也有不改
的。凡改歷時，表上即以粗墨線為標誌，粗墨線下之月，為改歷後的歲首月，改歷辦
法在下面註明。
武后永昌元年改歷，至久視元年十月又改回。如圖90、91頁，在西曆689—6
99年中歷十月、十一月之間墨線加粗，則可知武后改歷以十一月為歲首。
今舉二例說明：
用此書查史書上的日期，如：
《舊唐書》卷五《高宗紀》下：“永隆二年閏七月丙寅，雍州大風害稼，米價騰踴。
八月丁卯朔，河南、河北大水。
從表上可知：
中歷永隆二年閏七月三十日雍州大風，八月初一日河南、河北大水。
西曆是681年9月17日和9月18日。
回曆是61年12月27日和28日。
查 日曜表，可知這兩天是星期二和星期三。
又，用此書可校史書上日期的錯誤，如：
《北史》七《齊本紀》中：“天保元年夏五月乙丑，降魏朝封爵各有差。”“乙丑”
，《北史》的各種版本都作“乙酉”，唯《北齊書》卷四《文宣紀》作 “乙丑”。
兩個乾支紀日，誰是誰非？查此書得知這年五月已酉朔，則此月不能有“乙酉”，故
知“乙酉”誤。乙丑是五月十七日，與前後文的日期順序亦合。點校本已據《 北齊書
》改正。
只要掌握了這書的基本規律，檢用非常方便。寫這書的同時， 陳老還撰寫了《中西回
史日曆》，兩書“繁簡不同”，可以“互相為用”。
1972年山東臨沂銀雀山二號墓出土“漢元光元年曆譜”，據此譜知漢太初前用《
顓頊曆》， 陳老此書是按《殷歷》推算。惜他已於此譜出土前一年逝世，未及見。
這書原寫至1940年，我曾問他為什麼不多寫若干年，他說：“我已寫到民國二十
九年。民國是不會很長的，下面不好寫。”果然在他所寫斷限的九年後，全國解放，
比他原書多寫一頁都是不合適的，他的識見，令人敬佩。
1956年3月，古籍出版社影印出版時，尚未及增訂，1962年7月中華書局再
版時，重加修訂，改正錯誤四十餘處，並增加了六十年，至2000年。
這部書是我國曆表的創舉，六十多年來，學人稱便。內容有其自己的特點，為目前其
他歷表所不能代替，所以說這是一部讀史不可一日離的極好工具書。
一九八一年十二月寫於北京師大
評價
是書之評論（誰知盤中餐，粒粒皆辛苦）今天我們都把這本書看作 陳垣先生最為澤被學林的著作之一，而多數人都遺忘了另外一個名字—— 汪曰楨。汪氏的《歷代長術輯要》是這本朔閏表最主要的參考書。 陳垣雖然在 例言中號稱“根據諸書，參以各史紀志，證其偽誤”。而實際上，根據 黃一農的比對，陳氏的“唐代朔閏表”與劉義叟的長曆多有出入，而與汪書幾乎無一不合；而在遼代朔閏的問題上，我們只要讀一讀點校本《遼史校勘記》就知道， 陳垣絲毫沒有採用遼史保存的閏考和朔考，而再一次完全地沿襲了汪氏的成果。
汪曰楨，字 仲雍，一字剛木，號 謝城，又號薪甫。生於嘉慶十八年，浙江烏程人。二十三歲那年發願用二十年時間（最後實際上用了三十年有餘）將二十四史的月日問題給予一個全面的解決，他的基本思路是“遍考當時 行用之本術，如法推步，得其朔閏”，對於曆法失傳的情況，就在同時代曆法中選擇與其相近者作為替代，另外又博採諸史所載朔閏，與其推步結果一一相校，注出異同。可以說，他所要完成的，不僅是一部兩千年的長曆，而且還要加上一部 二十四史朔閏考和一部 中國曆法史。實際上，中國近代最早的一些曆法史著作如 朱文鑫《曆法通志》正是以汪氏《古今推步諸術考》為藍本，甚至原封不動地承襲了其中個別的疏誤之處。
汪曰楨的母親趙氏，是他幼年的啟蒙者，也是這項浩大工程最直接的見證人。“持籌握管，挑燈揮汗，不勝其勞，吾母所親見也。”鹹豐五年，汪曰楨已年過而立，趙氏自感時日無多，急切盼望愛子大功告成，又眼看推算才進行到唐代，書稿已逾百卷，“萬萬不能速成”。於是按照母子先前的約定，趙氏為還未完成的巨著預先寫下了序言。憾恨之情，溢於紙外。
汪氏之書，初擬名為“二十四史月日考”，後改為《歷代長術》。因其卷帙浩繁，又刪繁就簡，別成《歷代長術輯要》。雖雲“專載朔閏”，實際上《輯要》有相當篇幅在對曆法行用改易情況、推算之法及各年 史文或石刻文獻不合者作說明；甚至分節二至可考者，亦加以驗證；並附以《古今推步諸術考》。汪曰楨的姿態是完整地呈現其計算的依據和結果，並儘可能地提供相關信息以資來者判斷和修正。而到了 陳垣朔閏表，全然不言推求之法；而其整齊、清晰的列表更呈現出一種“完成時”的面貌。後學遂只知奉為圭臬，絕少有討論其所從來及正誤與否者。不要說後學，早在1926年 陳表印行之初， 胡適就已經認為這是“給 杜預、劉義叟、 錢侗、汪曰楨諸人的‘長術’研究作一個總結果”，仿佛這方面的研究再也不需要繼續了一樣。
為了一部書，汪曰楨傾注了半生的心血。在五十多歲的時候，他傷感地說：“歲月不居，學殖荒落。此書雖頗廢日力，不過覆瓿之資耳。”而在也許還很年輕的時候，他曾經這樣描述自己的事業：
“譬諸飲食，先以烹飪，先以 種藝。及其既飽，則種藝、烹飪皆為 荃蹏。而要不能不先從事於此。若徒知種藝烹飪而不知飽食，則終身為 田父，為膳夫，惟孜孜於 隴畝之畔，爨灶之間，而絕無 厭飫之一日，是又非吾所願也。吾之為此，固種藝、烹飪之事，正所以為飽食之資，使人人得以專求飽食之逸，而不必先事乎種藝、烹飪之勞焉。是則吾識其小而人識其大，吾任其難而人將任其易。雖不足稱史學，而於學史之人似不無小補矣。”
讓我們這些“ 飽食終日，無所用心”之人，在稱讚 陳垣先生“為年代學開闢道路”之餘，也向寂寞於 歷史深處的汪曰楨致以敬意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