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國兩晉賦
正文
三國兩晉時期，詩歌的地位已經超越了辭賦，成為文學創作最重要的體裁。然而賦在本時期仍頗興盛，許多優秀詩人同時也是重要的賦作者，並產生了不少佳篇。與兩漢比較，本時期賦經歷了一個重要的發展演變，其基本表現是：兩漢盛行的那種以鋪寫京都宮殿苑囿田獵等為主的體物大賦，逐漸為抒情小賦所取代，並在形式上出現了駢化的趨勢。建安時期，在詩歌繁榮的同時，辭賦創作也很普遍，今存建安賦有150多篇,超過今存兩漢辭賦總數。其中曹植一人就占了50多篇。建安辭賦中絕大部分是篇幅較短的小賦，它們在內容上具有三個特點：一是題材有所擴大。“三曹”、“七子”等跳出了兩漢傳統題材的窠臼，儘量寫普通人物，寫日常情事,寫一般生活用品,寫動植物等等。題材的日常化、普通化、小型化，進一步沖淡了賦的與生俱來的貴族性質。二是反映社會現實的功能有所加強。建安作家們把賦從“極聲貌以窮文”（《文心雕龍·詮賦》）的傳統中進一步拉向現實，特別是向現實政治靠攏。王粲的《浮淮賦》、阮瑀的《紀征賦》、徐幹的《西征賦》、陳琳的《武軍賦》、曹丕的《臨渦賦》等，全屬此類作品。三是抒情性更趨強化。無論寫人寫物，都以抒情為基本要素。這方面的代表作是王粲的《登樓賦》和曹植的《洛神賦》，前者在抒情與寫景的融會上，後者在刻畫人物體態及心理上，都取得了很高的成就。
魏末正始年間辭賦作者主要有何晏、阮籍、嵇康等。何晏《景福殿賦》題材上雖蹈襲兩漢大賦的宮殿之作，但在表現手法上能夠擺脫“品物畢圖”（《文心雕龍·詮賦》）的陳規，寫得比較精練生動。阮籍的賦繼承並發展了建安抒情小賦的傳統,鋪寫的成分大為減少,而以表現隱逸情緒或刺時為主旨，如《獼猴賦》即為刺“俗人”而作,《鳩賦》則又以“鳩子”被“狂犬”所害,隱喻司馬氏集團殺少帝、擅廢立事。嵇康賦的鋪寫成分稍重，但也以“感盪心志而發泄幽情”為最終目的，他的《琴賦》與漢代傅毅、馬融、蔡邕的同名之作寫法上有接近之處，而抒情氣氛要濃厚得多。
西晉太康作家幾乎都寫辭賦，傳世作品數量甚至超過建安。太康辭賦形式上也以小賦為主，如傅玄今存賦50多篇，篇幅都短小，但在抒情性上卻不及建安、正始作品。造成這種狀況的原因有二。一是有些賦作者好模仿，作品缺少個性。例如，傅玄一半左右賦題都襲自前人，如《風賦》、《大言賦》、《琴賦》、《彈棋賦》等等。再則,寫法也過於守舊,略無新意，如傅玄的《蟬賦》,只是寫蟬的本身特徵,不及曹植的同名之作能夠寄託作者的身世之感。二是大部分賦作者把注意力集中於文句的修飾雕琢，這就使作品雖有采潤而少情趣。潘岳的《西征賦》、《秋興賦》，陸機的《豪士賦》、《文賦》，成公綏的《嘯賦》，木華的《海賦》等，是西晉賦中比較優秀的作品，它們或表現征途中的思緒，或描摹人物的某種情態，或剖析作文之所由，或敘說立德建功之委曲，都取得了一定成就，不過它們的共同的缺點就在於過度地鋪采摛文，給人以藻飾太盛、華而不實之感，削弱了藝術感染力。這同太康詩歌的缺點大體上是相一致的。太康時期產生了一篇著名的大賦，即左思的《三都賦》，作者傾十年精力而成，一時聲價極高而引起洛陽紙貴。不過此賦只是詳盡真實地描繪了三國時期蜀都、吳都、魏都的景況,並表達了嚮往統一的願望,而在藝術上較之前人無多大突破，只是更能體現“品物畢圖”的原則。
東晉時期的辭賦，總的來說不像西晉太康時期那樣雕琢繁縟，比較明快，倒如袁宏《東征賦》是赤壁懷古之作，賦中夾議夾敘，富於氣勢，而且語句省淨，無冗贅刻畫，給人以清新之感。又如郭璞《江賦》雖然華麗綺巧，但具有雄肆奔放的氣魄；孫綽《游天台山賦》使用奇僻字句不多，脫出了字書式的滯拙寫法，具有氣韻暢快的風格。東晉末陶淵明的《閒情賦》、《感士不遇賦》等，更顯示了自然平淡的獨特風貌，為歷來賦作所稀見。從正始時期開始，玄學就逐漸影響辭賦，嵇康的《琴賦》中就有不少玄理，經過西晉到東晉，辭賦中的抽象玄理進一步增多,甚至出現“溺乎玄風”的現象,影響了賦的抒情功能的發揮。
三國兩晉時期辭賦與漢賦相比較，其在形式上的顯著發展是駢偶句逐漸增多,不僅講究上下句對偶整煉,而且出現了單句對、隔句對、長句對等多種對偶形式。西晉陸機、潘岳，東晉郭璞、木華等人的賦，大多通篇追求俳偶整飭，蔚然成風。雖然駢賦要求的四六對和聲律尚未出現，但兩晉辭賦朝著駢化發展的趨勢，則已甚為明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