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國兩晉文學理論批評
正文
三國、兩晉時期，是中國文學理論批評史上的一個重要轉折時期。這一時期，由於老莊思想的廣泛流行和外來思想的影響，使儒家思想“獨尊”的地位發生了動搖；文學也掙脫了經學的桎梏，獲得可喜的成就。這些都為文學理論批評的發展提供了條件。這一時期，出現了一批對後世有影響的理論批評著作，如曹丕的《典論·論文》、《與吳質書》，曹植的《與楊德祖書》，陸機的《文賦》，摯虞的《文章流別論》,葛洪的《抱朴子》外篇等。尤其是《典論·論文》與《文賦》，對後世更發生了重大而長遠的影響，在這些著作中，提出了一系列理論批評方面的新問題。
① 關於文學的社會地位和作用的問題。儒家從其創始人孔子起，就是重德行而輕文章的。兩漢時期，由於儒家的著作被奉為經典,輕視文學的情況相當普遍,甚至把文學斥為“雕蟲篆刻”，有似“俳優博弈”。曹丕的《典論·論文》則一反這種傾向,把“文章”(主要是指詩賦、散文等文學作品)提到“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的高度加以提倡，鼓勵作家“不託飛馳之勢”努力從事創作活動；葛洪的《抱朴子》外篇則以大膽的反傳統精神，反對長期以來儒家重德行而輕文章的傳統觀念，提出了“文章之與德行,猶十尺之與一丈,謂之餘事，未之前聞。……本不必皆珍，末不必悉薄”（《抱朴子》卷三十二《尚博》）。這類觀點對於文學進一步擺脫經學的影響，促進當時及以後的文學的自覺發展，都具有積極的意義。
② 關於創作問題的研究比以前大大前進了一步。這最突出地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1.曹丕在《典論·論文》中提出的“文以氣為主”、“氣之清濁有體”的觀點，以及他運用這一觀點對當時作家的創作實際所作的批評，實際上是第一次提出了作家的氣質、稟性對於作品風格的影響這一重要理論問題。葛洪則據此提出“才有清濁”（《抱朴子》卷四十《辭義》），這不僅直接影響了劉勰《文心雕龍》的風格論，而且成為中國古代文論中關於風格的一個著名命題。2.關於創作過程的細緻深入的探討。這主要表現在中國文學理論批評史上第一篇完整而又系統的文學理論著作陸機的《文賦》中。《文賦》不僅開創性地對於藝術想像及其在創作過程中的作用作了精闢而形象的論述，而且，論述了怎樣使作家的藝術形象、構思得到最好的表現的問題。此外，他還第一次論述了“感興”，即“靈感”在創作中的作用。《文心雕龍》的創作論，在很多方面都受了他的影響和啟發。
③ 關於各種文體的特點、差異的研究已日益深入和細緻，不像以前的文論只是停留於探討文章的根本共同點。這以曹丕的《典論·論文》為代表。曹丕不僅第一次提出了“夫文本同而末異”的觀點，而且運用這一觀點對“奏議”、“書論”、“銘誄”、“詩賦”等不同文體的特點和差異，作了嘗試性的區分。陸機的《文賦》也對詩、賦、碑、誄等的特點作過區分。摯虞的《文章流別論》，不僅對當時各種文體的特點作了更加精細的區分，而且還常常考察每種文體的歷史源流。這些研究不僅直接影響了劉勰《文心雕龍》文體論的寫作，而且，對後世的文體研究也發生了長遠的影響。
④ 文學批評中的問題開始受到人們的重視。曹丕《典論·論文》提出了“夫人善於自見,而文非一體,鮮能備善”的觀點，反對“文人相輕”；要求文學批評應該“審己以度人”，進行“公正”的評價。曹植認識到文學批評對於創作的重要性，針對當時“詆訶文章”的風氣，說：“世人著述,不能無病,仆常好人譏彈其文”（《與楊德祖書》）等等，對批評問題也提出了自己的見解。這些對於文學批評的發展，也是具有積極意義的。
⑤ 進化的文學史觀開始出現。如葛洪認為文學是隨著社會的發展而不斷發展的，不能停步不前。他繼承了桓譚、王充等反對貴古賤今的觀點，並作了進一步的發揮，指出兩漢以來被奉為經典的儒家典籍（如《書》、《詩》等）的文辭,不及後代。這種富有膽識的見解,不僅對傳統的宗經、徵聖的觀點是一個衝擊，而且對當時文學的發展，也有一定的推動作用。
此外，像曹植對於民間文學的重視(《與楊德祖書》)，在當時也是難能可貴的。陸機《文賦》中所提出的“詩緣情而綺靡”，不僅反映了情感對於創作的重要性已日益受到人們的重視，而且自此以後，“緣情”一詞就成了古代文學中詩體的代名詞，足見其影響之長遠。
總之,在三國、兩晉時期,隨著文學創作的自覺，出現了文學理論批評的自覺，而這一時期文學理論批評的發展，又反過來促進了文學創作的繁榮，並直接影響了南北朝時期文學理論批評的進一步發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