劇情
源起會議之國的小型講座,一群偉人聚在一起,開了一個偉大的討論會,偉大的主題是:“什麼是詩意”。開場一個象徵鏡頭,攝影機先是追蹤著火車,開進小城,再走進大街小巷,然後停靠酒店,走進侷促的會議室。接著,一批有頭有臉的作家殺入鏡頭,阿城、王朔、馬原、方方、余華、棉棉……從阿城的“詩意”考古開始,講到“有錢就有詩意”。各抒己見的過程中,大家談得性起,漸將詩意按壓在自我之下。鏡頭有時溜出來,看另一種風景。一旁的會議策劃人,在酒店裡偶遇舊愛,更能體會點點詩意。演員王彤和王志文,就演著或許由作家虛構的故事,他們的存在,比作家更真實。呂樂一個革命式的舉動:拆走紀錄片與劇情片的框框,將兩者放在同一議題與空間自由對話。
簡介
《詩意的年代》似乎源起於會議之國的小型講座會,或者是萬會之國一個小會引發了編導者的靈感。它來得相當無聊,最無聊的一群人聚在一起開一個最無聊的討論會,討論的主題是"什麼是詩意",詩意的年代何在。
電影觀眾們和電影批評家的看慣了扮裝的演員出入畫面,無論美醜老幼胖瘦,他們是電影國度中的合法公民,器官司健康,行為中肯,面目香噴噴。
《詩意的年代》開場不久,卻殺出了一群有名有姓、身分確實、出處可查可考的作家。他們"酸"味相投,聚集一堂,從鍾城的"詩意"考古開始,到某個人的"有錢就有詩意"。各抒己見的過程中,作家們紛紛暴露了形態不一的恐怕和洋洋自得。臂如王朔,他恐慌於"下一代"或"下兩代"作家的成長,因為他自以為他在文壇有地位,而且是有大地位,它有可能會被新生者替代。沒有人真正在關心"詩意",他們談論它,越談論它離它越遠,談論得愈多他們愈不相信它。也許,王彤和王志文兩個演員所演出的故事,是他們的集體虛構。小說,小說中的往日燃情昔日篝火,閃閃爍爍之間透露出來的少許詩意,如同小說一樣在虛有與實有之間。而且,由於討論所造成的歧義,直接衍射到王彤和王志文身上。
有多少是情焰,有多少是苟且,有多少是表演,有多少是不自覺的"再生狀態",有多少出於慣性,把舊戲新演的生活戲局模式,對"結局"的追求、完整性、技術上的迴環、重溫的動力,作家們已根本無從操控,而只能污染。會議使詩意變得污濁可疑。試圖為時間戴上恥辱或光榮標記的人們,小丑般可笑。於《詩意的年代》之間,義正辭嚴或冷嘲熱諷的與會者,卻沒有丑角的自知。他們認為,作家是高尚的人,可以俯瞰小說的人。血肉卻在小說之中,寫作小說的人顯得乾癟、酸澀而乏味。
當然,這遠不是呂樂要在《詩意的年代》中表述的全部"真相"。他的"真相"是並不想念被定義、被建構、被書寫與定義者、建構者、書寫者之間的關係。從影像上看,被記錄的人與話語反而更像戲劇。一群說夢痴人或自說自話者的拙劣演出。一群業餘演員。注意,不是非職業演員。在某種意義上,他們是職業化的業餘演員。他們的過場,相當"反故事","反藝術片"
因為由他們構不成一部精彩的故事片。只有在王彤或王志文兩位專業水準的演員出場之後,《詩意的年代》才成立起來。恰好是有了作品才出現作者。恰好是有了時間就有了詩意,無論"詩意"一詞會有多少條辭解。如果將其兩分,構成"兩分監獄",以為詩意是時間的神、作家是作品的神,那就看看一位神表在另一位神的嘴上,是有多么單調、多么世欲嘴臉吧。
在《詩意的年代》中,呂樂更加強調攝影機的調度,而幾乎放棄了場面調度。這裡的長鏡頭已遠離巴贊的長鏡頭理論,創生出更加單純的鏡頭語義。看上去的拼貼格局,把紀錄片與藝術片的界限粉碎而又貼上。細微的區別是,會議現場只有畫面沒有場面,會議之外才有場面,才有活生生的遭遇與"調度"。
僵硬的、僵死的、是會議和會議上的人,活躍的世界不在這種封閉空間中。且不說呂樂是否在彈擊中國的會議體制和被會議召之即來的"要人",只看他用攝影機面對現場的姿態,就可以明了他的"考古學"方式。
幕後
《詩意的年代》1998年,呂樂構思了一個故事,找來劉儀偉一塊兒編劇本。“我們都愛文學,那時候眼看很多文學雜誌都不好賣了,文學書的銷量遠不如那些亂七八糟的書。”劉儀偉說,“趕上世紀末,我們打算做一個向文學致敬的電影。”
劉儀偉當了製片人,從一個空調公司找來150萬元預算,又與北京紫禁城影業合作,掛他們的廠標。電影裡的故事發生在一個筆會當中,兩人就真找來自己喜歡的一群中青年作家開這個會。除了上邊提到的這些,還請了王安憶、池莉和余華,前兩位各自有原因來不了,余華是不太願意扎堆。一年前呂樂就約阿城:明年的這個時候你得從美國回來,我們拍一個電影。阿城到了現場才知道一直誤會著,他還以為叫《失憶的年代》呢。
先到的作家們晃了一個星期,玩青城山、逛成都、各自找熟人,晚上再約好了吃飯、海聊。呂樂的意思是,先把筆會的氣氛給挑出來。開拍前,給每人發張紙,上邊就三個問題,頭兩個分別是:這個時代還有沒有詩意;對眼下媒體包括電影、電視的看法。
針對這兩個問題,作家們在會議室里聊了三天,兩台攝影機同時拍著,跟紀錄片一樣。阿城從中國怎么打孔子的時候有了詩聊起,聊到基督教文明進入中國,到詩怎么就在現代沒落了。陳村上來就說,你們討論這個問題,就是“文人一種酸性的表現”。方方認為詩意的東西從來不在當下,只在過去。丁天、馬原聊到了有錢沒錢的問題……
阿城還記得呂樂一邊拍一邊皺眉頭,有時候插話:真的是這樣么?“好像我們說的都不太符合他的預設。他是想說沒詩意了,我們說的都是有。”
《詩意的年代》的整整前半段,都是作家們信馬由韁大談特談什麼是詩意。會場不時有個漂亮姑娘入畫出畫,或拎暖壺續水,或換走桌上煙缸。林白說那時候自己一直不知道她就是電影的女主角,還以為就是當地文聯的工作人員。
筆會的間歇,王彤扮演的陳曉在賓館偶遇大學時同在中文系的戀人、王志文扮演的趙子軒。他們已經各自為人父母,在人間煙火里碌碌多年,舊情躊躇著不敢復萌,卻總有點不知所措的美好。電影前半段筆會開完,作家走了。陳曉多留了一天,跟趙子軒在小城裡閒遊敘舊。臨別的一晚,他們在房間裡很不捨,又笨拙地抵擋著不知究竟是對過往還是對彼此的,不切實際的懷戀。
他們的故事戛然而止,呂樂那張紙上的第三個問題登場。每個作家對著攝影機答這個問:那晚,後來,他們怎么著了?有猜他們上床了的,有猜什麼也沒發生,因為“盡剩下後悔了”的。林白早不記得自己當時怎么說,倒記得棉棉的回答是“讓他們去看卡通片吧”。陳村也不記得他說的了。他對8年前拍這個電影的深刻印象,是飛抵成都的時候王朔在機場遭遇媒體的圍堵,蜂擁的記者一直從成都追到郫縣——幾天前他剛在《中國青年報》上發表了那篇著名的《我看金庸》
2000年,影片大致剪定,在紫禁城影業放了一回,是出品公司自己的審看。呂樂說除了紫禁城的人,“就是幾家電視台的台長”。看完片子,一個電影發行策劃人急了:“這什麼玩意?就這個放到電影院裡嗎?”
導演和影評人崔子恩曾經在一篇評論里寫:“電影觀眾和電影批評家看慣了扮裝的演員出入畫面,無論美醜老幼胖瘦,他們是電影國度中的合法公民,器官健康,行為中肯,面目香噴噴。《詩意的年代》開場不久,卻殺出了一群有名有姓、身份確實、出處可查可考的作家。”
問題是呂樂在放映的時候還得解釋,這是誰那是誰,“你即使說名字他也不認識,他讀小說不夠。”總經理最後發話:還是新導演么,要不我們就再想想。
看片會就這么散了。半年過去,紫禁城也沒有把這片子送電影局審,呂樂問起,對方說,再等等吧。“我就知道‘再等等’就是給斃了。電影局根本沒看過,他們自己就斃了。”
呂樂考慮過審查的問題。他的電影在談“詩意”,找的卻都是小說家,沒一個詩人。“這要是找詩人談,早早地就斃了,連劇本都過不了。”他後來這么說,“詩人是一個太外圍的人了。我還跟他們解釋,方方是湖北作協的主席,趙玫是天津《海河文學》的總編,除了王朔、阿城、棉棉,其他多多少少還都有職務,但他們哪管你什麼職務不職務。”
2000年1月王朔出了隨筆集《無知者無畏》,書中最後一篇就是《電影〈詩意的年代〉中的幾本聲音》。王朔特別在作者按里說明:“聲音中有刪節,主要是‘他媽的’太多。”這年底次年初,呂樂自己又把片子改了一遍,“把髒字都給去掉了,就試著說再送電影局一次,後來也是根本沒有訊息。那就算了吧。”
1998年呂樂的故事片導演處女作《趙先生》在瑞士洛迦諾電影節獲得金豹獎,但因為沒有通過審查,成了違規影片。《趙先生》的情節也是圍繞婚外情,但這次《詩意的年代》的擱置,並不是因為這個問題。“人家還給予肯定了,說你後邊的戲都挺好的,就是得補拍啊!我說這補拍什麼啊?”呂樂說,“我覺得他看這些人坐在攝影機前面,他彆扭,他不習慣。要聽領導傳達檔案,這么一個電視節目可以,一個常人能坐那兒很放鬆地談,那不行。”
拍《詩意的年代》的時候呂樂就想過DVD的事兒了,一群作家侃掉半部電影,肯定不是大眾的路子。“當時想的是學校里文學青年每人賣張DVD,賣便宜點,也能賺不少錢了。你想成都就不少人。後來王朔還去了趟成都一個大學講課,文學青年人也挺多。幼稚的時候都是算賬算得特清楚。”呂樂笑道,“沒辦法,其實就是這樣,那是一段生活,就完了。”
1990年後禁片不完全目錄
1990年之後到現在大陸人在大陸拍攝而被大陸禁止的長故事片。這些禁片僅限於長故事片,是因為它是我們在影院中唯一看到的類型,也是因為這一部分有比較多的、成文的法規和政策。紀錄片、短片等作品,由於法規的缺乏,經常談不上被批准,也就不好談被禁止。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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