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指唐代中葉及北宋時期以提倡古文、反對駢文為特點的文體改革運動。因同時涉及文學的思想內容，所以兼有思想運動和社會運動的性質。“古文”這一概念由韓愈最先提出。他把六朝以來講求聲律及辭藻、排偶的駢文視為俗下文字，認為自己的散文繼承了先秦兩漢文章的傳統，所以稱“古文”。韓愈提倡古文，目的在於恢復古代的儒學道統，將改革文風與復興儒學變為相輔相成的運動。在提倡古文時，進一步強調要文以明道。除唐代的韓愈、柳宗元外，宋代的歐陽修、王安石、曾鞏、蘇洵、蘇軾、蘇轍等人也是其中的代表性人物。
古文運動的介紹
古文運動 唐宋時期的文學革新運動，其內容主要是復興儒學，其形式就是反對駢文，提倡古文。
所謂“古文”，是對駢文而言的。先秦和漢朝的散文，特點是質樸自由，以散行單句為主，不受格式拘束，有利於反映現實生活、表達思想。自南北朝以來，文壇上盛行駢文，是始於漢朝，盛行於南北朝的文體。流於對偶、聲律、典故、詞藻等形式，華而不實，不適於用。西魏蘇綽曾仿《尚書》作《大誥》，提倡商朝、周朝古文以改革文體，未有成效。隋文帝時下詔禁止“文表華艷”，李諤上書請革文華，都沒有扭轉頹風。唐朝初期文壇，駢文仍占主要地位。唐太宗為文也尚浮華。史學家劉知幾曾在《史通》中提出“言必近真”、“不尚雕彩”的主張；王勃提議改革文弊，但他們自己的作品，仍用駢體；陳子昂也揭櫫復古的旗幟。唐玄宗天寶年間至中唐前期，蕭穎士、李華、元結、獨孤及、梁肅、柳冕，先後提出宗經明道的主張，並用散體作文，成為古文運動的先驅。韓愈、柳宗元則進一步提出了一套完整的古文理論，並寫出了相當數量的優秀古文作品，當時有一批學生和追隨者熱烈回響，終於在文壇上形成了頗有聲勢的古文運動，把散文的發展推向了一個新的階段。
唐代古文運動的代表
韓愈 韓愈和柳宗元是唐代古文運動的代表。他們倡導古文是為了推行古道，為了復興儒學。韓愈說，“學古道
韓愈而欲兼通其辭；通其辭者，本志乎古道者也”（《題歐陽生哀辭後》）。所以，他們的古文理論都把明道放在首位，不過韓特彆強調儒家的仁義和道統，柳則主張“以輔時及物為道”（《答吳武陵論非國語書》）。此外，兩家的古文理論體系還包括：①主張“養氣”，即提高作者的道德修養，強調“根之茂者其實遂，膏之沃者其光曄，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韓愈《答李翊書》），作者的道德修養決定文章的表現形式，所以“氣盛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者皆宜”（韓愈《答李翊書》）。②關於學習標準，主張“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觀”（同前），不僅重視經史，也重視屈原、司馬相如、揚雄等人的藝術成就，吸取他們的精英，豐富自己的寫作（韓愈《進學解》、柳宗元《答韋中立論師道書》）。③自創新意新詞，不避“怪怪奇奇”（韓愈《送窮文》），反對模仿因襲，要求“惟陳言之務去”（韓愈《答李翊書》），認為“唯古於詞必己出，降而不能乃剽賊”（韓愈《南陽樊紹述墓志銘》）。所以對古聖賢人的著作，要“師其意，不師其辭”（韓愈《答劉正夫書》）。④在重視藝術形式的同時，特別反對有文采而內容荒謬的作品，認為“是猶用文錦覆陷□也。不明而出之，則顛者眾矣”（柳宗元《答吳武陵論非國語書》）。⑤要求寫作必須有認真的態度，不敢出以輕心、怠心、昏氣、矜氣（柳宗元《答韋中立論師道書》）。⑥反對盲目地厚古非今，認為“古人亦人耳，夫何遠哉”（柳宗元《與楊京兆憑書》）。對“榮古虐今者，比肩疊跡”（柳宗元《與友人論為文書》）的狀況表示憤慨，指出當代好作家不少，
柳宗元柳宗元“若皆為之不已，則文章之大盛，古未有也”（柳宗元《與楊京兆憑書》）。顯而易見，韓、柳所倡導的古文運動，在文學上是利用復古的旗幟從事文學革新，推動文學前進。
韓、柳提倡古文，在當時是經過一番鬥爭的。韓愈曾說：“仆為文久，每自測意中以為好，則人必以為惡矣。小稱意,人亦小怪之；大稱意,則人必大怪之也。”（《與馮宿論文書》）然而，面對時人的非難和嘲笑，韓愈毫不動搖。他“奮不顧流俗，犯笑侮，收召後學”（柳宗元《答韋中立論師道書》），不斷壯大了古文運動的隊伍。韓愈的學生有李翱、皇甫湜、李漢等人，他們又轉相傳授，推動了古文運動的開展。韓、柳諸人注意汲取口語中的新鮮辭彙，提煉為一種接近口語的新的書面語言，寫下了許多優秀作品，擴大了書面語言的表達功能，開創了中國文學史上新的散文傳統。唐末皮日休、陸龜蒙、羅隱等人寫的一些諷刺現實的小品文，也都用古文體，可說是承襲了古文運動的餘風。
古文運動的發展
中唐古文運動，雖然在當時文壇上取得了勝利，但駢文並未就此匿跡，晚唐以後，它還在繼續流行。五代到宋初，浮靡華麗的文風再度泛濫，前蜀的牛希濟在他的《文章論》中曾提出：當時文章“忘於教化之道，以妖艷為勝”。北宋初年，王禹偁、柳開又開始提倡古文，都提出文道合一的主張，但二人孤軍作戰，沒有形成有力的運動。宋真宗朝和宋仁宗初年，以楊億、劉筠為代表的“西崑派”，追求聲律駢麗的形式主義思潮，席捲了當時文壇。到石介諸人出來，才給延續百年之久的淫靡文風以有力打擊。石介著《怪說》，猛烈抨擊“楊億之窮妍極態，綴風月，弄花草，淫巧侈麗，浮華纂組”，並在《上范思遠書》中呼籲“二三同志，極力排斥之，不使害於道”，矢志“學為文，必本仁義”，寧死不作淫靡文章。但石介的創作，成就並不大。宋朝的古文復興，要到歐陽修倡導之後，才形成一場運動。
歐陽修憑藉其政治地位，大力提倡古文，帶動了一支寫作隊伍。他的同輩蘇洵，學生蘇軾、蘇轍、王安石、曾鞏，蘇軾門下又有黃庭堅、陳師道、張耒、秦觀、晁補之等人，都是古文能手，各樹旗幟，擴大影響，從而使宋代古文運動達到波瀾壯闊的地步。宋代古文運動的主要特點，第一是主張明道。歐陽修說：“道勝者，文不難而自至。”（《答吳充秀才書》）蘇軾說“吾所為文必與道俱”（《朱子語類》引）。這一點繼承了唐代古文運動的傳統。第二是不高談學習先秦兩漢而直接取法韓愈。王禹偁說“近世為古文之主者，韓史部而已”（《答張扶書》）。他們學韓的共同點，是學韓文“文從字順”，平易近人的作風，而不學他追求奇古奧僻的偏向。因此，宋代古文，進一步奠定了韓、柳開創的新的書面語言的基礎，更有利於表達思想，也更便於為人們接受，發揚了他們開創的新的散文傳統的精神。明人朱右把歐、曾、王、三蘇六家與韓、柳合稱為“八先生”，茅坤編選了《唐宋八大家文鈔》，唐、宋古文，取得了分庭抗禮的地位。明朝的宋濂、唐順之、王慎中、歸有光等人以及清朝的桐城派、陽湖派古文之所以取得一定成就，追根溯源，無一不是受到唐宋古文運動的啟發或影響。唐宋古文運動，可說是中國散文發展史上一座重要的里程碑。
古文運動 北宋繼唐代古文運動而起的文學革新運動，主要反對以“西崑體”為代表的浮靡文風。但這場文學運動，同時對詩、文進行革新，與政治鬥爭關係更密切，歷時更久，波及更廣，參加者更多，其影響也更為深遠。
北宋初年，國家統一，經濟得到恢復和發展，社會較為安定,一部分上層士大夫便醉心太平，粉飾太平,歌功頌德，吟風弄月，以致晚唐五代以來的浮艷文風更有發展。但宋代立國，先天不足，北有遼國,疆域未完,無復漢、唐帝國氣象。同時，大官僚、大地主、大商人兼併日劇,各種社會矛盾日益暴露，政治鬥爭日趨尖銳,一些開明的中下層士大夫文人感慨國恥，滿懷國憂，要求改革政治，提倡寫作反映現實的詩文，推崇韓愈、白居易，便形成了對立的文風。所以北宋詩文革新運動，一開始便是適應政治鬥爭需要而起的。其發展過程大體有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從宋太祖立國至真宗朝，約為10世紀70年代至11世紀初,是初發階段,先驅者有柳開、王禹偁、穆修、石介以及姚鉉、孫復等。柳開首舉“尊韓”的旗幟，提出重道致用、尚朴崇散、宣揚教化等主張，反對當時華靡文風。王禹偁也主張宗經復古，倡導寫作“傳道明心”的古文，強調韓愈文論“文從字順”的一面。他推崇李白、杜甫、白居易反映現實的詩歌，反對晚唐以來淫放頹靡詩風，並在創作上實踐了自己的主張，他的詩文具有現實內容，語言平易近人，風格清新悅目，顯示了詩文革新運動的最初成績。但是，他們對文學改革的倡導，在當時影響不大，而以楊億、劉筠和錢惟演為首的西崑派華靡文風卻開始泛濫。於是繼起的穆修提倡為道而學文，極力反對駢文的章句聲偶。他不顧流俗的詆毀，刻印韓柳集數百部在京師出售，以提倡韓柳文自任。稍後的石介，在《怪說》中指名抨擊楊億“綴風月，弄花草”，“蠹傷聖人之道”。但他們在詩文理論方面未能提出新穎切實的見解，又重道輕文，忽視文章的語言形式。除王禹偁外，這些人的散文大都有辭澀言苦之病，創作成就都不高。
第二階段在宋仁宗朝，從11世紀20年代至50年代左右,是運動形成高潮的階段,主要代表作家先後有范仲淹、李覯、尹洙、石延年、蘇舜欽、梅堯臣、宋祁、歐陽修和蘇氏父子、王安石、曾鞏等人。先是范仲淹在仁宗天聖三年（1025）提出的改革時弊政綱中，主張改革文風。天聖七年(1029)、明道二年(1033)，朝廷兩次下詔申戒浮華，提倡散文。由於朝廷表態，主張改革文風之士接踵湧現。他們頻繁往來,相互唱和,一齊向文壇積弊發起了空前有力的衝擊，顯示出浩大聲勢。李覯要求文以經世，發揮“治物之器”的作用，反對擬古和“雕鎪以為麗”（《上李舍人書》、《上宋舍人書》、《原文》）。尹洙摒棄駢文，致力寫作簡而有法、辭約理精的古文。蘇舜欽高度評價了古代設官採風的重大作用，認為寫作詩文的根本目的是“警時鼓眾”、“補世救失”,反對以藻麗為勝，提倡“道德勝而後振”(《上孫沖諫議書》)。梅堯臣論詩強調《詩經》、《離騷》傳統,重視比興,力貶浮艷堆砌惡習，要求詩敘人情、狀物態,意新語工,景與意會，達到“平淡”高境。蘇梅二人的詩風有豪放和淡遠之別，但都注重反映現實的社會生活，有力地打擊了西崑體無病呻吟的浮艷詩風。他們在詩文革新運動中作出了重大貢獻。
稍後於蘇、梅的歐陽修，則是這一階段乃至整個詩文革新運動的領袖。他在運動中的傑出作用是：①有意把詩文革新同范仲淹領導的政治改革結合起來，使古文、詩歌和文學理論批評為現實政治鬥爭服務，從而把運動更加引向了自覺和深入。②闡明理論，指引革新。他提出了“道勝者,文不難而自至”；又認為道可充實文,而不能代替文，主張作文須簡而有法，流暢自然，反對模擬與古奧。他論詩重視美刺勸戒,觸事感物,提出“詩窮而後工”的著名論點，強調詩人的生活遭遇對於創作的重要作用。他推崇杜甫，讚賞李白。他首創“詩話”這一評論詩文的新體式，其《六一詩話》發表了不少精闢的文論、詩論見解。他的詩文理論，指導了作家的創作實踐,指引著革新運動。③改革科場積弊,罷黜四六時文。歐陽修在嘉祐二年(1057)權知禮部貢舉，嚴格規定應試文章必須採用平實樸素的散文，堅決貶斥險怪奇澀和空洞浮華的文風。④大興創作之風，努力提舉後進。歐陽修積極寫出了許多優秀散文作品，內容充實，形式新穎，平易自然,流暢宛轉,曲暢旁通地敘事、說理、抒情，從而開闢了一條散文創作的通衢大道。他的詩歌在藝術上吸收了韓愈詩散文化的特點，卻避免了韓詩的險怪和生僻。他的創作在詩文革新運動中起了典範作用。歐陽修愛惜人材，把一大批新老作家團結在周圍。特別是他推重王安石、曾鞏和蘇氏父子，作為詩文革新的中堅力量，鼓勵他們積極創作，保證了運動繼續蓬勃發展。歐陽修採取的上述措施，作用很大，影響深廣，使革新運動達到高潮，取得勝利。
第三階段從宋英宗朝至哲宗朝，約11世紀50年代至11世紀末，是運動的完成階段，主要代表作家是王安石、曾鞏、蘇軾、蘇轍以及黃庭堅、秦觀等人。王安石把詩文革新作為推行“新法”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提出文章的內容應有關“禮教治政”,“務為有補於世”,“以適用為本”（《上人書》等）。他一再痛斥“章句聲病，苟尚文辭”（《取材》）的傾向，在詩歌方面獨尊杜甫。曾鞏、蘇轍、王令等人，也各自以其文學理論和創作實踐，在運動的深入發展中發揮了骨幹作用。而領導這次運動取得全勝的是蘇軾。蘇軾是繼歐陽修之後文壇領袖。他提出詩文應“有為而作”,“言必中當世之過”(《鳧繹先生詩集敘》),號召作家要“緣詩人之義，託事以諷，庶幾有補於國”(蘇轍《東坡先生墓志銘》)。但他很重視文學藝術的特徵，一再指出：文學本身有如精金美玉，自有定價（見《答劉沔都曹書》等）。他又提出了“隨物賦形”、“辭達”、“胸有成竹”、“傳神寫意”、“詩中有畫”等著名論點，指導當時的創作。他的詩文詞賦，都體現北宋文學的最高成就。蘇軾也重視人才。被稱為“蘇門四學士”的黃庭堅、秦觀、張耒、晁補之，以及陳師道等人，都成了北宋後期傑出的作家，對北宋文學繁榮都作出了貢獻。
北宋詩文革新運動，繼唐代古文運動之後，又一次把古代文學、特別是散文以及文論的發展推進了一大步。此後,以“唐宋八大家”為代表的古文傳統,一直為元明清散文家奉為正宗，而明清散文更多取法於歐陽修、曾鞏、蘇軾等。詩歌方面，歐陽修、王安石、蘇軾也給予南宋金元詩以及明代唐宋派、公安派、竟陵派，清代宋詩派以深刻的影響。但是，由於北宋詩文革新運動帶有“正統”觀念,也有要求文學為現實政治服務的意味,助長了詩的散文化和“以議論為詩”的概念化傾向，為南宋理學家的散文所師法。這就表現出這一革新運動在思想上的歷史局限。
古文運動的成就
唐代古文運動在我國古代散文發展史上的主要貢獻，就是扭轉了長期統治文壇的形式主義潮流，繼承了早期散文的
韓愈優良傳統並有所創新和發展，從而開創了散文寫作的新局面，撥正了古代散文的發展方向。宋代及宋以後的散文，其主流就是在唐代古文運動所奠定的基礎上繼續發展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