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期刊名稱：中國史研究
中國史研究主管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
主辦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
主編：彭衛
地址：北京市建內大街5號
郵政編碼：100732
國際標準刊號：ISSN1002-7963
國內統一刊號：CN11-1039/K
郵發代號：2-532
刊期：季刊
創刊日期：1979-02-01年創刊
開數：16開
概況
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主辦的學術性刊物，季刊。1979年2月由林甘泉主持創刊。該刊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為指導﹐深入研究中國歷史上的各種問題﹐堅持歷史學的黨性與科學性的統一﹐提倡實事求是﹑理論聯繫實際的學風﹐鼓勵和支持創造性的理論探索及不同學派﹑不同學術觀點的自由討論﹐以促進歷史學的繁榮和發展。該刊內容包括﹕史學理論的探討﹐重要史實的考辨﹐歷史人物的評價﹐史學論著評介等。創刊以來﹐以其嚴謹的風格在國內外史學界產生一定的影響。專業學術性刊物。發表中國古代史方面的研究論文、讀書札記和書評等。以刊登名家名作為主，適當選登新人新作。 主要編輯人員有:李祖德﹑彭衛﹑杜婉言﹑許敏﹑席康元。創刊紀事
李祖德
中國史研究》創刊於1979年。1979年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30周年，也是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決定把全黨工作重心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第一年。這一偉大的歷史性轉變向我國各條戰線提出了新要求和新任務。
在“文化革命”十年浩劫中，歷史科學遭到了嚴重的破壞。“四人幫”大搞“影射史學”，從批判《海瑞罷官》中的歷史人物海瑞開其端，一直到批孔子、批周公、批宋江等歷史人物收其尾，“影射史學”貫穿在“文化革命”的始終。歷史學成為“四人幫”篡黨奪權的工具。
被“四人幫”攪亂了的歷史科學，如何撥亂反正，還歷史的真實面目，尤其是歷史科學如何適應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提出的工作重心的轉移，進一頻繁榮和發展馬克思主義歷史學，這是擺在我們廣大史學工作者面前的一個重要任務。
《中國史研究》正是在這樣一個歷史大背景下創刊的。它無疑給廣大史學工作者為完成這一偉大的歷史性轉變提供了一個輿論陣地。我有幸參與了《中國史研究》的創刊工作，在《中國史研究》編輯部一直工作了十七年（1978年－1994年）。值此在歷史研究所成立50周年之際，特將我在《中國史研究》工作中的一些情況與體會寫下來，供同志們參考。
一、《中國史研究》編輯部的建立
《中國史研究》1979年創刊，但籌備工作卻在1978年。當時主持這一工作的是林甘泉同志。我和宋家鈺同志協助林甘泉同志工作。同時又抽調所內的王宇信、王春瑜等同志幫助組稿與審稿。不久，先後從各地各單位調來席康元、肖立岩、郭正忠、田樹生、杜婉言、張政、何家鴻、吳翊濟、曲鳴麗等同志，組成《中國史研究》編輯部。具體分工為田樹生負責審閱先秦段稿件，肖立岩負責審閱秦漢段稿件，張政負責審閱魏晉南北朝隋唐段稿件，席康元、郭正忠負責審閱宋遼金元段稿件，杜婉言負責審閱明清段稿件。編輯部下設辦公室，由何家鴻全面負責，吳翊濟、曲鳴麗協助，主要負責刊物印刷、稿件分發與退稿，以及處理日常事務。從編輯隊伍來看，基本上是“一個蘿蔔一個坑”。與其他歷史刊物相比，《中國史研究》沒有專職校對，沒有出版發行科等相應機構，而是每人集編輯、校對、印刷、出版發行於一身，一包到底，全面負責。
來稿實行三審制。負責各段的編輯同志，先從來稿中篩選出不用與可用稿件，提出初審意見，然後匯總到我這裡來複審，最後將複審中可用的稿件，供林甘泉同志定稿。1982年，林甘泉同志因擔任歷史研究所所長，工作繁忙，編輯部工作由我全面負責，處理一切編務工作。
稿件定下來以後，交各段編輯同志加工處理。主要是統一版面、查核史料、文字修飾、壓縮段落、改正標點符號、重編引文注號。總之，要將稿件“齊”、“清”、“定”。然後將加工過的稿件交何家鴻統計字數，算出頁數，將稿件留存備用。
每期責任編輯由我與各段編輯同志輪流主持。首先將留存備用稿件排列組合，即把類似的題目歸併成一組，每期分為若干組。因刊物每期必須是168頁，不能多，也不能少。為了湊滿這個頁數，就必須將文章進行調節，多了要進行刪頁，少了要加補空白。每期稿件編定後，交何家鴻送印刷廠排版。每期清樣校對三次。各段的文章，由各段負責編輯校對。三次校對以後，最後由我與何家鴻到印刷廠核紅付印。刊物印完後，搬運到中國社會科學院出版社或郵局去發行。
以上這些編務工作，一環扣住一環，環環相通，才能形成一個整體。如果其中任何一個環節出了問題，整個運作就會失靈。現在看來，這些流程操作十分簡單，但在當時《中國史研究》創刊之際，人員少，頭緒多，再加上編輯部的同志大部分沒有編輯經驗，要摸索出這一套切合《中國史研究》實際的流程，並在實踐中運用，實非易事。
《中國史研究》創辦時，條件非常艱苦。當時樓里的辦公室都被各組室擠滿，編輯部只得在二座辦公樓（當時的二號樓與三號樓）中間的空地上搭建了一排木板活動房中辦公。木板活動房十分簡陋，地板由泥土砸平後用土磚鋪成，高低不平，土氣霉味熏人，窗戶和房門空隙很大，四處透風。夏天天氣炎熱，大家汗流夾背，有時遇到大風大雨，雨水從屋頂或門窗飄漏進來；到了冬天，由於木板房不能防寒，大家都穿著棉衣，每天要生爐子取暖。每次添煤掏灰，滿桌子都是灰塵。尤其是每天下班回家，大家都沒有封煤爐的經驗，第二天早晨上班見爐子火滅，只得找劈柴用報紙點火再生，滿屋子都是煙，嗆得大家流淚不斷，咳嗽不止，由於辦公室地方較小，辦公桌排得很擠。辦公桌大多是簡單的三屜桌，都是從其他組室用剩後搬來的。有幾隻舊書架，圖書資料也不多。
當時物質條件差還不是主要問題，更成問題的是大家都沒有編輯經驗。編輯部剛成立，人員參差不齊，如席康元、肖立岩、郭正忠、田樹生、杜婉言，都是從學校老師隊伍里調來的，沒有編過刊物。這樣的一個編輯隊伍，要編輯出版《中國史研究》學術性很強的專業刊物，談何容易。有的剛來編輯部對怎么審稿、怎么判斷稿件質量優劣、怎樣寫好審稿意見，存在很大困難。稿件如果可用，則如何加工修改，清樣出來後如何校對，引文版式與標點符號如何統一，等等，都沒有經驗。後來從北京出版社調來張政同志，雖然有一定編輯經驗，但不久病逝，有許多困難只得每人在摸索中逐漸克服。
《中國史研究》是一個專業性很強的學術刊物，其中古字（如甲骨文）、難字、繁體字很多，有的能簡化，有的不能簡化，這給印刷廠工人揀字排版帶來很大的困難，同時也給校對工作帶來了很多的麻煩。記得《中國史研究》1979年創刊第一期是在北京房山縣印刷廠印製的，離城區較遠，原以為經過校對後核紅比較簡單，但到了印刷廠把清樣一看，發現問題很多，例如有的引文版式不統一，有的文字版面排得時松時緊；有的古字、難字因印刷工人無法識別只得等我們去了臨時刻制；有的版面改動較多，不得不重新排版或倒版。當時是鉛字印刷，每倒一次版就要不斷地搬動沉重的鉛字版面，勞動量很大。就這樣，結果時間拖得很久還不能結束。這天天氣還特別寒冷，到了傍晚飄起了雪花，到晚上回歸途中，大雪紛飛，天寒地凍，大家又冷又餓，歸心似箭，汽車司機老賈把車開得飛快，不斷超車，就這樣緊趕慢趕，等回到家中已近晚上八、九點鐘了。“風雪夜歸人”，至今仍為大家難忘的記憶。
《中國史研究》創刊號出來後，所內楊訥同志粗翻了一下，發現有一篇文章錯別字、標點符號等問題很多，隨手改後，有的版面被勾劃得滿篇皆是，甚至要改正的字已“無立足之地”，可見錯誤之多。《中國史研究》1979年第二期，改到河北保定新生印刷廠印製，情況有了好轉。新生印刷廠是個公安司法機關主管的印刷廠，其中有個刑滿釋放的老同志，據說古文底子深厚，還懂英文、德文等好幾國外語，由他負責《中國史研究》的印刷工作。每期去河北保定聯繫，雖然路遠了一點，但印刷質量有了很大的提高，以後期刊印刷廠換了多次，如北京醫藥院印刷廠、北京太陽宮印刷廠、北京翠微路印刷廠，但《中國史研究》印刷有了固定的版式與樣板，印刷質量就有了一定的保證。
總之，《中國史研究》創刊之初，各方面的條件很差，既沒有較好的物質條件，又缺少編輯經驗，但編輯部的同志通過不斷實踐和總結經驗教訓，克服了創業中的各種困難，使刊物越辦越好，在史學界得到了好評。
二、辦刊的指導思想
《中國史研究》是歷史研究所主辦的一個專業性很強的學術刊物。它刊登什麼文章，提倡什麼樣的文章，實際上起著一個導向作用，尤其在當時被“四人幫”搞亂了的歷史科學如何撥亂的反正，《中國史研究》創刊以怎么樣的面貌出現，大家都試目以待。
1、堅持《中國史研究》是一個學術性刊物。
在“文化大革命”中，幾乎所有的刊物都搞“大批判”，文章跟著“風頭”轉，滿篇都是套話、空話，學風嚴重不正。《中國史研究》既然是一個學術性很強的歷史刊物，就要與“文化大革命”時期的刊物有所不同，一般不發表政策性、表態性、通俗性的文章，不作時事宣傳，不刊登或轉載政治性的“社論”。《中國史研究》發表的文章，具有較強的學術性，要占有大量的史料，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反對空發議論與推論性的文章，提倡實事求是與嚴謹樸實的學風。刊物一出來，影響很大。特別是在“四人幫”剛倒台後，對歷史學的撥亂反正起了較大的積極作用。堅持《中國史研究》的“學術性”，從現在來看根本沒有什麼問題，沒有什麼了不起的地方，但在當時十年“文革”之後不久，人人還心有餘悸的情況下，要做到這一點，很不容易。
《中國史研究》創刊以來，由於堅持刊物的學術性，刊登的文章就具有一定的學術水平，尤其是歷年來發表了大量政治制度、經濟史和重大歷史事件方面的文章，這些文章比較樸實，有較豐富的內容，受到史學界的好評。《中國史研究》一度被評為“全國核心刊物綜合優秀獎”。
2、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理論為指導。
《中國史研究》既然是一個學術性的刊物，但與解放前的學術刊物又有所不同，這裡有一個馬克思主義理論指導的問題。歷史研究只有在馬克思主義理論指導下才成為真正的歷史科學。在“文化大革命”中，馬克思主義理論被嚴重歪曲。“四人幫”拉大旗作虎皮，供此唬人。《中國史研究》要堅持馬克思主義理論指導，就要反對把馬克思主義理論庸俗化，反對把馬克思主義語句作為“標籤”，到處亂貼。要糾正當時風行的一種錯覺，一篇文章如果不引經舉典，不引用大量“語錄”，就不是以馬克思主義理論為指導。其實，滿篇引用馬克思主義語句，不一定就是貫徹了馬克思主義理論為指導；相反，有的文章整篇沒有引用馬克思主義的一句話，但不定就不是以馬克思主義理論為指導。馬克思主義是一種全面系統的科學理論。以馬克思主義理論為指導，是要把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來分析歷史研究中的問題。《中國史研究》要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理論為指導，就必須從“四人幫”對馬克思主義錯誤的和教條式的理論中解放出來。
《中國史研究》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理論為指導，並不是一句空話，要認真貫徹這一指導思想很不容易，例如史達林歸納的五種社會生產方式（原始社會、奴隸制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社會）是不是可以討論？馬克思提出的“亞細亞生產方式”究竟指的是什麼社會形態？如何正確理解歷史的統一性與多樣性？如何正確對待非馬克思主義的學術成果？文章的政治問題與學術問題如何正確區分？等等。長期以來，對這些理論問題沒有得到認真的解決。《中國史研究》要努力貫徹以馬克思主義理論為指導，就必須衝破當時的種種禁區，營造求真務實的學術氛圍，提倡不同學術觀點的爭鳴，允許說理充分的批評與反批評。
《中國史研究》努力貫徹以馬克思主義理論為指導的方針，這就保證了刊物沿著正確的方向前進。“四人幫”倒台以後，社會上出現各種思潮，其中有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產生了懷疑，並大量引進西方的資產階級理論來解釋中國歷史上發生的各種現象和問題，例如魏特夫的“東方專制主義”理論，有所謂西方的“藍色海洋文明”與中國的“黃土大陸文明”的理論，還有中國歷史發展中“萬劫不復”的循環論，等等。對於這些“奇談怪論”，《中國史研究》一律不予刊登，並組織文章展開討論。當《河殤》受到社會上一些人吹捧，《中國史研究》在史學界最早組織座談會進行討論，並刊登一組文章，指出《河殤》中的許多論點與中國歷史實際不符。長期以來，《中國史研究》努力貫徹以馬克思主義理論為指導的方針，因而在重大的政治理論問題上，沒有出現原則性的錯誤，堅持了辦刊的正確方向。
3、努力貫徹“百家爭鳴”的方針
《中國史研究》提倡不同學術流派的爭鳴和切磋，要做到這一點，就不能以編輯部或編輯部個人，以及領導人的學術觀點為標準，來決定稿件的利用與否。眾所周知，歷史研究所的原所長郭沫若同志是戰國封建論的創導者，所內的許多專家學者也大多是戰國封建論的擁護者，但作為歷史研究所主辦的《中國史研究》，則不能只刊登戰國封建論的文章，不刊登西周封建論或魏晉封建論的各種不同主張的文章。《中國史研究》要面向全國史學界，就要提倡“百家爭鳴”，尤其要保護不同意見發表的權利。長期以來，有許多文章只搞“大批判”，不準被批鬥者申訴或反批評，“百家爭鳴”只是一句空話。
這是極不正常的。《中國史研究》提倡各種學術觀點、各種流派之間平等討論，反對抓辮子、扣帽子、打棍子的粗暴做法。在來稿中，凡發現有扣帽子的各種語句，一般都予以刪除，有些譏諷挖苦的文字一般也作了改動，以利於心平氣和地展開討論。當然，《中國史研究》提倡“百家爭鳴”，並不是為雙方無休止的爭論提供討論。在我們編輯過程中經常遇到這樣一種情況，即刊物發表了一篇批評性的文章，被批評者可以寫文章提出答辯或反批評，但缺乏有力的論據，或者是老觀點“冷飯重炒”，編輯部一般就不予發表，這並不是壓制批評或反批評，而是更有利於“爭鳴”的深入開展，讓不同的新觀點有充分發揮的餘地。總之，有了“百家爭鳴”這一條，使《中國史研究》保持了生氣，就有了活力。
4、依靠廣大的史學工作者辦刊
每一刊物都有自己主要的作者隊伍與服務對象。1979年的史學隊伍狀況比較複雜，大致可分為老、中、青三種狀況：解放前的一批老年史學工作者，他們史學根底深厚，積累了豐富的歷史資料，但由於各種原因，大部分老年史學工作者沒有系統學過馬克思主義理論，對馬克思主義不甚了解；“文革”後成長起來的青年史學工作者，大多出自工農兵學員，也有不少“文革”以後不久成長起來的史學工作者，他們思想活躍，富有創新精神，但沒有受過馬克思主義的系統訓練，對歷史資料也掌握得不多。《中國史研究》既然是一個以馬克思主義理論為指導的學術刊物，如果依靠這兩部分隊伍為主要對象，這是遠遠不夠的，要完成黨中央提出的新任務、新要求，要完成“工作重心”的轉移，這一任務就必然落在解放後至“文革”前培養的中年史學工作者身上。他們在“文革”前受過學校的正規訓練，比較系統地學習過馬克思主義理論，畢業後在較長的工作崗位上積累了一定的歷史資料。從老、中、青隊伍的數量來看，也是“中間大、二頭小”，中年史學工作者是馬克思主義歷史科學建設與發展的主力軍。《中國史研究》依靠廣大的中年史學工作者來辦刊，這是當時時代的需要，也是我們辦刊指導思想的必然結果。
事實證明，《中國史研究》從創刊以來，刊登了大量的中年史學的工作者的文章，這些文章大多史論結合，論從史出，填補了歷史研究中的不少空白，得到了社會上的一致好評。有的單位規定，凡在《中國史研究》發表一篇文章，在評職稱時可以頂地方性歷史刊物三篇文章或十萬字資料；有的單位甚至還規定，憑《中國史研究》發表文章所得的稿酬單，可以在單位再領一份相同的稿酬，以資獎勵。在《中國史研究》發表文章，成為評定職稱的一個重要依據。凡在《中國史研究》當時發表過文章的這批中年史學工作者中，有很大一部分後來成為這一單位的業務骨幹，有的評為研究員、教授，甚至是博士生導師。
與此同時，《中國史研究》也發表了一些老專家與青年史學工作者的文章。在我的記憶中，青年史學工作者發表的文章有龔維英的《夏啟“荒淫無度”說質疑》，這是一篇補白，作者是安徽六安縣肉類加工廠的職工，但就是這樣一篇小小的補白，引起了當地社會上的注意，不久他來信說已調到當地廣播電視台工作，後來又聽說調到一家雜誌社當了編輯。就這樣一篇被白的文章，成了他人生的一個轉折點。另外還有一個叫畢道村的同志，寫了一篇《中國封建社會長期延續原因芻議》的文章，作者是湖北黃石耐火材料廠的職工。文章發表後，引起了人們的注意。以後他連續在其他刊物發表了不少文章，好象以後也調動了工作。還有一個是湖南株州火車站車輛段工作的劉根深，寄來了一篇《“劉氏族譜”對劉邦事跡的記述》的文章，經過修改也發表了出來。這些同志工作在工廠等其他單位，都是非專業歷史研究人員，但他們對學術性很強的《中國史研究》如此關心，不但訂閱期刊，還專門寫文章投稿，實在是很不容易。當然，像這樣的來稿還有很多，只是沒有發表而已。隨著《中國史研究》影響的日益擴大，刊物訂數也逐漸上升，一度達到9800多份，對一個專業性很強的學術刊物來講，這個數字應該說是相當高的。
5、要有《中國史研究》的獨特風格
每一個刊物，都具有一定的獨特風格。從當時全國的史學刊物來看，有的比較重視巨觀性與理論性探討的文章，有的比較傾向於具體的考證性方面的文章。《中國史研究》則強調史論結合，論從史出，從史料中得出觀點，寓觀點於史料之中，觀點與史料融為一體，《中國史研究》刊登的許多文章，比較注重歷史上各個時期不同的階級、不同階層的演變，比較重視政治制度、經濟制度方面的研究。這些文章，大多樸實無華，沒有大量的資料積累，沒有一定的理論高度，是寫不出來的，這類的文章刊登多了，也就逐漸形成《中國史研究》的風格。
《中國史研究》要求文章樸實無華，對刊物的形成也同樣如此。當時有許多刊物對文章的組合分成若干“專欄”，每一“專欄”都冠以各種名稱。由於文章性質的不同，每期沒有固定的
“專欄”，“專欄”的名稱也經常變換不定。《中國史研究》從創刊一開始就不設“專欄”，以後也僅僅搞了些“補白”或“書評”，看上去似乎比較“死板”，不夠“活潑”，但刊物每期“老面孔”也是一種風格。刊物也像一個人一樣，如果經常變換，昨天是“大姑娘”，今天變成了“小伙子”，不久又變成了“老太太”，給人的印象不深。《中國史研究》刊物的形式不變，長此以往就會加深對刊物的印象，人們只要一提起《中國史研究》，就馬上會在腦海里出現《中國史研究》是怎么樣的一個刊物，至於是“大姑娘”、“小伙子”還是“老太太”，自有公眾定論。
三、不斷提高編輯工作水平
《中國史研究》編輯部剛一成立，由於人員都從外單位調來，大多沒有編輯工作的經驗，遇到的困難很大。
首先遇到的是一個校對問題。
一個刊物如果錯別字連篇，有的甚至語句也看不懂，有的還可能語意相反，這樣的刊物很難在社會上立腳。《中國史研究》創刊號一出來，就有很多錯別字，在前面已有提及。尤其是一些相近的字，如自己的“己”，已經的“已”，表示乾支的“巳”，校對時稍有疏忽，就很容易出錯。為了消滅錯別字，記得編輯部當時規定：凡在一校中被對校者發現一個錯別字，罰款一角；二校中被校者發現一個錯別字，罰款二角；三校與有嚴重錯誤的（如目錄、文中大小標題等），罰款三角。大家齊心協力，“橫挑鼻子豎挑眼”，每挑出一個錯別字，就對被罰者哈哈大笑，高叫“拿錢來！”，有的三次校對下來，竟有好幾元收益，拿出來請客，買了一些糖果一起吃，氣氛非常融洽而活潑。通過這種“遊戲式”的認真校對，對版式、文句、引文、標點、標題、眉題、頁碼等等慢慢統一了認識，每人做到心中有“數”，最後形成了一種制度，並訂到“《中國史研究》編輯部的工作條例”中去。後來有人對各種歷史刊物的錯別字作了檢查，認為《中國史研究》難字最多，錯別字最少，標點符號比較規範。一個沒有專職校對的刊物，能做到這樣，的確很不容易。
第二是如何提高審稿質量
消滅錯別字，統一版式，這是刊物在形式上的改進，但更重要的是如何提高審稿質量，把真正有水平的文章篩選出來，這是一個刊物最重要的頭等大事。判斷一篇稿件的好壞，除了主題是否具有一定學術價值之外，就要了解這篇文章的學術研究動態，是“老生常談”還是“頗有新意”或“填補了某些空白”。編輯部新來的同志大多不搞歷史，因此每審閱一篇文章，就得翻閱大量歷史資料與有關這方面的文章，以此來判斷這篇文章的優劣。當時編輯部曾要求每個編輯在“審稿意見”里寫出查閱過哪些文章，以此來作為稿件可用與否的理由。通過審稿，掌握了這篇文章的研究動態，日積月累，掌握的學術研究動態就越來越多，慢慢地就成為這一方面的專家，編輯水平也就能不斷提高。
第三是怎樣從“外行”審稿到“專家”審稿
要提高編輯水平，不但要掌握有關的學術研究動態，而且要通過審稿，善於發現問題，在有可能的情況下發表自己的見解，撰寫成文章。鼓勵大家寫文章，這就有一個正確對待編輯工作與科學研究的關係問題。當時有些同志見別人發表了文章，認為這是“不務正業”，但我們認為，撰寫文章提高編輯水平的一個重要途徑，與編輯業務並不矛盾。在做好編輯本職工作的前提下，應該鼓勵編輯同志去研究或撰寫文章。有許多同志剛來編輯部，對有些史書或史料不很熟悉，但在審稿中根據來稿的見解去翻閱史書，查對史料，有時會發現來稿中的問題，或者發現過去發表文章中的問題，於是就撰寫文章，發表自己的見解。剛開始時，這種文章還受到一些非議，認為沒有受過正規訓練，只是根據別人文章後面的註解翻一些史書撰寫而成。但這些文章不論發表與否，這樣做對提高編輯水平十分有益。通過撰寫文章，掌握一些關鍵性的史料，史料掌握越多，審稿質量就能提高，以後再遇到這一方面的專題，就能駕輕就熟地寫出高水平的審稿意見。事實證明，社會上有許多學者，大多與編輯刊物有關，有的是編輯出身。《中國史研究》也不例外，通過編輯，出人才，出成果，後來都評為編審或副編審。其中比較突出的是郭正忠同志，通過編輯刊物打下了一定的基礎，以後又轉到研究室，撰寫了許多論文與專著，成為中國古代鹽業史方面的專家與博士生導師。又如編輯部的杜婉言同志，也撰寫了不少論著，在明清史研究方面也有一定的成就。其他如曲鳴麗同志，剛來編輯部時，是一個20歲不到的 “小姑娘”，搞些來稿登記與收發等後勤工作，但在編輯部濃重的學術氛圍下，耳濡目染，慢慢地通過自學，最後在所內有關同志的指導下，撰寫了文章，評上了副編審。《中國史研究》編輯部剛成立時，有許多同志在審稿方面可以說是“外行”，但是通過審稿與撰寫文章，慢慢成為這一方面的“專家”，編輯水平也就有了很大的提高。
第四是如何提高編輯同志的社會活動與組織能力
一個稱職的編輯，除了審稿和撰寫文章，還要有一定的社會活動能力與組織工作能力，要思路敏捷，善於抓住一些重要的社會熱點，組織並召開一些學術研討會。《中國史研究》從一開始就比較注意這一問題。據我的記憶，從1981年到1989年，《中國史研究》編輯部與其他兄弟單位聯合召開過許多學術研討會。主要有：
1981年在天津召開“亞細亞生產方式”學術研討會。
1982年在廣州召開“中國封建社會經濟結構”學術研討會。
1984年在武漢召開“歷史與現實”、“歷史統一性與多樣性”學術討論會。
1985年在上海召開“歷史研究與現代自然科學方法論”學術討論會。
1985年在大連召開“中國古代城市經濟”學術研討會。
1986年在安徽歙縣召開“歷史研究方法論”學術討論會。
1987年在成都召開“歷史認識論”學術討論會。
1989年在山東濟南召開“比較史學”學術研討會。
在短短的八、九年中，共召開了八次學術研討會。每召開一次學術研討會，都有大量的組織工作要做，如擬訂題目、提出參加會議的代表名單、與代表們聯繫組織稿源、審閱會議的論文、會議召開時的各種組織工作以及會議的報導與宣傳等。這些研討會，無疑大大開闊了編輯部同志的視野，與許多國內外著名的學者交上了朋友，提高了《中國史研究》在社會上的知名度，同時也提高了編輯同志的組織能力。
通過研討會，編輯部還編著了一些書籍，如由中國社科出版社出版了《中國封建社會經濟結構》與《中國古代改革家》，前者是1982年在廣州召開的學術研討會的論文集刊，後者是為了給當時改革開放提供歷史資料與借鑑，由編輯部同志集體編寫的。還有二本《系統論與歷史研究》、《歷史研究與現代自然科學方法論》書籍，是歷史學與自然科學方法論相結合的交叉學科，主要介紹一些自然科學（如系統論、資訊理論等）以及與歷史學有關的論文摘要，彙編而成，供研討會代表們參考。
第五是如何理順編輯部的工作程式與建立各項規章制度
《中國史研究》創辦時沒有明確的工作程式與規章制度。但編輯部是一個整體。它像一架機器，哪一個環節出了問題，機器運轉失靈，就會影響整體。尤其是《中國史研究》人員少，事情多，在“一個蘿蔔一個坑”的情況下，沒有嚴格規章制度與工作程式，工作就會雜亂無章，要提高編輯水平也就無從談起。在編輯部同志們的共同努力下，不斷總結經驗教訓，制訂了“《中國史研究》編輯部工作條例”。“條例”分若干部分。首先是健全編輯部的機構，明確各部門的職責，尤其分設了刊物主編與編輯部主任。《中國史研究》剛創辦時，主編與編輯部主任是合一的。後來為了減輕主編的工作負擔，使主編有更多的時間來考慮刊物質量的提高，避免有許多精力消耗在日常事務的處理上，而編輯部主任則可以更集中地管理編輯部的日常工作。我在1982年任《中國史研究》主編時，編輯部主任是何家鴻同志，到1985年由許敏同志接替。這一制度一直被沿襲下來，保留至今。其次是關於編輯工作中的規章制度，對各段編輯、責任編輯、審稿、稿件加工、發稿、校對等都作了詳細研究。有了這些規章制度，大家有章可循。例如稿件加工，由於來稿各異，引文形式互不統一，稿件加工時必須按“條例”規定統一加工。又如注釋，有的來稿是頁末注，有的來稿是文末注。《中國史研究》創刊時一律採用頁末注，優點是讀者方便，但缺點是一篇文章中相同的引文出處，每頁都得重複注出，每一注釋占版面一行，有時出現注行多於正文，浪費了很多篇幅，出現許多空白且不美觀。排版時，正文如有變動而轉頁，有時注釋也必須跟著轉頁，轉頁中的正文注釋與頁末注釋編號又得重新改編，給印刷廠與校對帶來很多麻煩，容易造成差錯。後來改成了文末注，據當時統計，每期可以增加二萬多字的篇幅，內容更為充實，版面也比較整齊美觀，唯一的缺點是每一注釋都得到文末尋找，給讀者帶來很多不便。當時採取這種注法，也是出於無奈，因為鉛字排版，改動十分不便，不像現在採用電腦排版，改動省時省力。其他規定還有很多，如標點符號。由於《中國史研究》引用史料較多，這就有引號與標點符合、注號三者的關係問題。在各種情況下，三者的先後次序都應有各種統一的規定。總之，有了這些規章制度，加快了加工速度，提高了工作效率。1995年我到中國地方志指導小組工作，童超同志與彭衛同志任正副主編，田人隆與張彤先後任編輯部主任，我主持制訂的編輯部“工作條例”得到了進一步的完善，但絕大部分的規章制度都基本上保留下來。有了這些規章制度，不管以後人員有多大變動，新來的同志就會很快地熟悉編輯部的工作流程，就會很快掌握編輯工作中的各種問題。
四、要善於處理各種關係
《中國史研究》面向社會，除了審閱稿件以外，還與社會上各種人員接觸，因此必須處理好各種關係。
首先是必須妥善處理好所內與所外的來稿問題。《中國史研究》創刊之際，正是百廢待興之時。歷史研究所工作經過“文革”的動亂逐漸走向正規的道路。研究人員充分發揮了科研的積極性，撰寫了大量文章。這些文章一般都具有較高的學術水平。《中國史研究》要不要刊登這些文章，每期刊登多少，這就產生了所內與所外來稿如何處理的問題。作為歷史研究所自己主辦的刊物，如果不刊登或少刊登自己本所同志的文章，從情理上也說不過去。如果所內的文章刊登過少，就會對《中國史研究》編輯部同志有意見與不滿；但如果所內的文章刊登過多，《中國史研究》慢慢也就成為歷史研究所的“所刊”，所外的來稿因錄用率低而日漸減少，刊物也就不能面向社會。當時有人提出，不論所內與所外來稿，一切以“質量”為標準，以“質量”取文。但這個問題並不單是個“質量”的問題。當時歷史研究所的同志，大多是從全國各地各單位調來的尖子人物，所寫的文章都具有較高的質量。如果以質量為標準，每期就可以刊登很多文章。如何正確解決所內與所外的來稿，實際上就是要處理好《中國史研究》要不要面向社會的問題。如何掌握好所內與所外來稿刊登這個“度”，既要讓所內同志比較滿意，又要讓全國廣大史學工作者積極投稿，使《中國史研究》編輯部同志們煞費苦心。經過多年的實踐，在同志們的共同努力下，這個問題是處理得比較好的。
其次是朋友、同學、熟人來稿如何處理的問題。編輯部的同志大都有一些老同學、老朋友、老熟人寄來的文章，要求在《中國史研究》上發表，這也是情理之中的事。還有一些史學界比較有地位、有名望的同志，也寄來了不少文章。他們寄來的文章，不論刊登與否，都是對《中國史研究》的支持，應表示歡迎和感謝。但刊登與否要以文章的質量為標準。凡達不到質量要求的文章，一律作退稿處理，決不遷就。我作為《中國史研究》的主編，就必須嚴以律已。凡有這方面的來稿，要按審稿程式進行三審，決不擅自決定刊用與否；如初審意見認為未達到質量要求，也一律退稿。為此我也得罪了不少老同學、老熟人，但為了保證《中國史研究》的質量和聲譽，不得不這樣處理。在這裡，我同時要感謝當時歷史所的領導，尤其是作為《中國史研究》創始人的林甘泉同志，他把有關熟人的文章轉給我或編輯部時，也都是按程式審稿，如若退稿，也從不責怪編輯部的同志。當時大家似乎都有一種共識，為了辦好所里的《中國史研究》雜誌，就必須這樣嚴格要求。
第三是要搞好作者與讀者的關係
為了便於與作者聯繫，進一步了解作者研究的範圍與科研成果，編輯部在通知稿件刊用的同時，要求作者填寫簡歷與學術研究成果，然後按姓氏筆劃做成卡片，存入檔案。有了這些資料，編輯部就可以比較清楚地掌握每位作者的研究範圍與學術動向，進一步了解中國古代史研究的史學隊伍，這對於編輯部的今後組稿與工作十分有益。
隨著《中國史研究》影響的日益擴大，有許多作者要求發表文章時聲言“不要稿費”，有的作者發表了文章卻將稿費寄回，作為對編輯部的“謝意”，有的還寄來的各種禮品（如茶葉、補品等），編輯部的同志都一律謝絕。有時還出現“一寄再寄”與“一退再退”的現象。“吃人家的嘴軟，拿人家的手軟”。為了保證《中國史研究》的質量與聲譽，編輯部同志們都做得很好。
《中國史研究》每期文章發刊後，經常有一些讀者來信反映各種問題。我們都及時與文章的作者聯繫，請作者寫出書面答覆，再由編輯部轉給讀者。這些工作雖然瑣碎，但讀者來信是對我們《中國史研究》的關心和支持，對我們進一步搞好編輯工作十分有益。在我的記憶中有一篇文章印象很深，好象是一位研究生寫的文章，主要與某一位老先生商榷，文末“附言”中說此文經過研究生導師某某的指導，謹表謝意。文章發表後，被文章商榷的那位老先生非常生氣，不久就住進了醫院，那位老先生的同事來信反映，原來那位老先生與寫文章的研究生導師是老朋友、老熟人，常有來往。老先生認為，如果這位導師對他的文章有不同意見，可以直接寫文章與他商榷，而不該叫他的一個研究生寫文章來批評他，如果老先生寫文章答辯，與一個小輩研究生去論理，覺得不值得，如不答辯，就只能生悶氣，不久就住進了醫院。編輯部知道了這一情況後，完全出乎意料，想不到短短一句“附言”，竟會產生如此不良的後果。這就告訴我們，編輯工作必須要仔細謹慎，不能有半點馬虎。
除了搞好上述各種關係之外，《中國史研究》編輯部還必須與印刷廠、郵局等有關部門搞好關係，稍有不慎，就會給刊物帶來意想不到的後果。由於篇幅有限，不再在此贅述。
總之，《中國史研究》是歷史研究所主辦的一個刊物，是歷史研究所對外開放的一個視窗，也代表了歷史研究所的一個形象。它刊登什麼文章，不刊登什麼文章，從某種意義上來講，實際上起著一個導向作用。多年來，《中國史研究》克服了種種困難，艱苦創業，為進一步繁榮和發展歷史科學作出了應有的貢獻。
以上這些文字，大多是根據我在1988年編輯部年終總結會上的發言提綱整理而成的，有許多事情已記不準確，有許多想法也可能有錯誤，供同志們參考並指正。
與歷史、考古、文物相關的雜誌
| 中國歷史悠久，地下文物豐富。現在與之相關的期刊雜誌也相當地多，一下就讓我們盤點一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