戲劇簡介
《海瑞罷官》1959年4月，毛澤東針對幹部中不敢講真話的問題，提倡學習海瑞“剛正不阿，直言敢諫”的精神。北京市副市長、著名明史專家吳晗遂於6月間發表了《海瑞罵皇帝》一文。之後，他又相繼寫出《論海瑞》、《海瑞罷官》等文章和劇本。1962年，江青提出要批判《海瑞罷官》。1965年初，江青到上海秘密策劃炮制批判文章。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匯報》刊出由江清、張春橋等共同策劃，姚文元執筆的批判文章《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捕風捉影地把《海瑞罷官》中所寫的“退田”、“平冤獄”同“單幹風”、“翻案風”聯繫在一起。
1966年4月，《人民日報》、《紅旗》雜誌等報刊先後發表《〈海瑞罵皇帝〉和〈海瑞罷官〉的反動實質》、《〈海瑞罵皇帝〉和〈海瑞罷官〉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大毒草》等文章，進而把皇帝罷了海瑞的官，同廬山會議上撤消了彭德懷職務一事聯繫在一起，使對《海瑞罷官》的批判帶上更為濃重的政治色彩。史學界、文藝界、哲學界等社會科學領域開始進行全面的“揭蓋子”。對《海瑞罷官》的批判，成為發動“文化大革命”的導火線。
作者簡介
吳晗吳晗（1909—1969），原名春晗，字伯辰。浙江省義烏市上溪鎮吳店苦竹塘村人。中國現代著名歷史學家、社會活動家。7歲始在鄉村學堂讀書，11歲時讀《御批通鑑》，成了他學習歷史的啟蒙教材。17歲畢業於省立金華中學後，在本村湖山國小教。1927年考入杭州之江大學預科。1928年入國立清華大學史學系，1931年被清華大學史學系破格錄取（數學0分）。
1934年他在清華大學畢業後，留校任教，因才華出眾，1937年，年僅28歲的吳晗被聘為雲南大學文史教授，1940年又到西南聯大執教。1943年7月，在昆明加入中國民主同盟，參加共產黨組織的“西南文化研究會”等活動，在集會上發表《論貪污》、《說土》、《貪污史的一章》等議論，抨擊同民黨反動統治。1945年吳晗幫助民主青年同盟建立秘密印刷廠，翻印中國共產黨的檔案和毛澤東著作。
1949年北平解放，吳晗參加接管北在、清華的工作，任清華大學校務委員會副主任、文學院長、歷史系主任等職，並參加了開國大典，後歷任一、二、三屆全國人代表，一屆全國政協委員，二、三屆政協委員，常務委員、副主席以及全國青聯副主席、秘書長、民盟北京市主任委員，民盟中央副主席等職。從1949年11月起，他還擔任了北京市副市長。吳晗對北京的文化教育、學術活動、 古籍整理及文物古蹟的保護等方面，做出了巨大的貢獻。同時，還發表了許多文章，重新改寫出版《朱元璋傳》、主編《中國歷史小叢書》、《外國歷史小叢書》，主要著作有：《讀史札記》、《投槍集》、《燈下集》、《春天集》、《吳晗歷史論著選集》等。
吳晗是中科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學部委員，同時還創作雜文，出版了雜文集《歷史的鏡子》、《史事與人物》、《燈下集》、《春天集》、《投抱集》、《學習集》等；吳晗是現代明史研究的開拓者和奠基者之一，在明史方面的研究取得了豐碩的成果。他早期的研究作品如《胡惟庸黨案考》。《明成祖生母考》，都堪稱經典之作。從40年代開始數易其稿的《朱元璋傳》，在史學界乃至現實生活中都發生過重大影響。他提倡編輯出版的《中國歷史小叢書》，在普及歷史知識。進行愛國主義教育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他手錄的《朝鮮李朝實錄中的中國史料》，不僅留下了一部方便實用的研究資料，而且留下了嚴謹治學。刻苦鑽研的學術研究之風。
1957年，吳晗加入中國共產黨，他積極回響毛澤東同志發出的要學習海瑞剛直不阿精神的號召，寫了《海瑞罵皇帝》、《論海瑞》和歷史劇《海瑞罷官》，與鄧拓、廖淺河同志一起，為《前線》撰寫《三家村札記》思想性文學都很強。1965年11月，姚文元發表《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指責吳晗的《海瑞罷官》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一株毒草”，是在“為彭德懷翻案”。誣陷吳晗“攻擊毛主席”“反黨反社會主義”等等。接著，《三家村札記》也遭到批判。後來又給他扣上“叛徒”“特務”等莫須有的罪名。
“文化大革命”開始後，吳晗從精神到肉體慘遭摧殘，隨後於1968年3月被捕入獄，1969年10月11日被迫害致死。他的妻子袁震也於1969年3月18日被迫害致死；養女吳小彥於1976年9月23日在獄中自殺身亡。1979年7月，北京市委為“三家村反黨集團”冤案平反，為吳晗恢復黨籍，恢復名譽。
創作背景
江青發難
《人民日報》轉載的《海瑞罷官》1966年發生的“文化大革命”，對中國中老年人來說，無疑是一種痛苦的回憶。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匯報》突然刊發了姚文元炮製的《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誣陷吳晗同志撰寫的《海瑞罷官》是一株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大毒草”。姚文是江青一手策劃的。毛澤東同志同意發表這篇文章，而且給予極大的重視。他把發表這篇文章看作是“甩石頭”，用以打破他所不滿的那種沉寂局面。這便成為發動“文化大革命”的導火索。
《海瑞罷官》剛上演不久，江青就認為有很大問題，並以她固有的特殊身份，找了中宣部、文化部的四個正副部長，提出要批《海瑞罷官》。可是這四位部長沒有把她當一回事，這自然是有其原因的：其一，部長們未必認為《海瑞罷官》有什麼大問題；其二，《海瑞罷官》的作者吳晗是北京市副市長，點名批判必須有中央決定，而不應由江青作出。因此，部長們沒有把她當一回事乃是在情理之中。
然而，江青並沒有就此罷休，她繼續為公開批判《海瑞罷官》製造輿論。對此，好心的周恩來耳有所聞，便將吳晗找來，告訴他有人說他的《海瑞罷官》搞影射，吳晗說：沒有。周恩來讓吳晗寫個報告說明一下。這是1963年的事。那么，江青為什麼這樣和吳晗過不去呢？據吳晗的夫人袁震說，有一次毛澤東請吳晗去吃狗肉，江青在座，毛澤東在和吳晗交談歷史問題時，江青插話，吳晗當即指出江青說得不對，弄得江青很不高興。袁震說，吳晗因此得罪了江青。不過，這只是其中原因之一。批不批吳晗更主要的當是毛澤東的態度，江青在《為人民立新功》一文中說，她要批評吳晗的《海瑞罷官》，“當時彭真拚命保護吳晗，主席心裡是清楚的，但就是不明說。”不明說，就是說同意批吳晗，卻不說出來。其實，批吳晗不是一件小事，總要有個目的，或則帶來對北京市委的人事改變，或則帶來個大的政治運動。這些在1962年時都還不成熟。所以他“就是不明說”。而江青沒有主席那樣深思熟慮，批吳晗要帶來什麼樣的後果她未必能想到。她雖然不肯就此罷休，但當時她畢竟羽翼未豐，她還沒有足夠的權力。
後來，“文化大革命”開始之後的1966年11月28日，在首都文藝界的一次大會上，她透露過她在這段時間的心情，她說：“我感到很奇怪，京劇反映現實從來是不太敏感的，但是卻出現了《海瑞罷官》、《李慧娘》等這樣有嚴重的反動政治傾向的戲。”隨後她指出當時在“整個文藝界，大談大演名、洋、古，充滿著厚古薄今、崇洋非中、厚死薄生的一片惡濁的空氣。”不管江青加給文藝界的罪名是否屬實，但江青要出人頭地，要有驚天之舉，就必須由她來掃除這“一片惡濁的空氣”。江青心中顯然明白：毛澤東在廬山會議上把彭德懷趕下台，內心並不是太自在的，黨心民心並不那么服氣。因此，指責吳晗的《海瑞罷官》是為彭德懷抱不平，想替彭德懷翻案，最容易觸及毛澤東的神經。按照這個思路去批《海瑞罷官》，如果不是毛澤東的本意，毛澤東也會同意江青這個思路的。所以江青在《為人民立新功》一文中明確地說：“因為主席允許，我才敢去組織這篇文章。”可知組織批吳晗的《海瑞罷官》的文章是毛澤東允許的。後來，1970年12月18日毛澤東在和美國友好人士斯諾的談話中，說了這樣一段話：“那個時候在北京組織不出文章，說吳晗是個歷史學家，碰不得；找了第一個人，不敢寫；找了第二個人，也不敢寫；又找了第三個人，也不敢寫。後來在上海組織了一個班子，以姚文元為首，文章出來了，北京不登。我那時候在上海，我說：出個小冊子，看他們怎么辦。”這段話明顯道出，評《海瑞罷官》是毛澤東親自指揮組織的，是納入他的重大戰略部署之中的。
在上海組織批吳班子
經過一段醞釀之後，1965年春，江青奉命來到上海，正因為如此，當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上海市委第一書記柯慶施才那樣認真，親自安排江青的食宿，並親自協助江青組織了寫作班子。在柯慶施的幫助下，江青、張春橋、姚文元很秘密地組成了批判吳晗的《海瑞罷官》的寫作班子。由姚文元執筆寫評《海瑞罷官》的文章。姚文元是上海《解放日報》的編委，是張春橋扶植的文藝界的一條棍子，曾經寫過許多批判文章，胡風、馮雪峰、丁玲、巴金、艾青等等中國知名作家都挨過他的棍子。選擇這樣一個人來批《海瑞罷官》，以他慣於把學術問題上升為政治問題、慣於上綱上線的看家本領，江青當然是信得過的。然而，儘管他平時寫過許多批判文章，那都是靠他的投機本性，靠他窺測方向，靠張春橋的指點寫成的。而今，卻是江青親自下達的任務，而且背後還有毛澤東在支持，文章的成敗關係到姚文元一生的前程，這可能是他飛黃騰達的機遇，也可以招致臨頭大禍，這不能不使姚文元必須十分認真來對待這件事。況且，他的對手是吳晗，是一位學問淵博的歷史學家、地位顯赫的北京市副市長。江青說姚文元“擔了很大風險”，並不是言過之詞。確實，如果姚文元寫不出像樣的文章來，如果毛澤東的戰略部署有變化，姚文元隨時都可能招惹災禍。此時的姚文元如果是個正派之士，自可以找到一種藉口一推了之。
然而，姚文元卻將此事看成是千載難逢的絕好機遇，誠惶誠恐地接受下來。姚文元自知功力不足，他沒上過大學，只念到高中畢業，漢語功底不行，史料掌握更是談不上。於是，在張春橋的支持下，他找到了復旦大學歷史系的教師朱永嘉，請其來幫助他查閱史料，又經常回到家裡求助於父親姚蓬子的指點。
從此，姚文元成了一個神秘的人物，他接受江青的任務後，向當時《解放日報》的領導打了個招呼，說是“市委要我寫個東西，要多花些時間，報社的工作就顧不上了。”於是，他在康平路隱匿了半年多，沒有人知道他在寫些什麼。暗箭正在鑄造，這把射向吳晗的暗箭，除了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等很少幾個人之外，再也沒有人知道這把揭開動亂年代的暗箭正在緊張的磨製之中。
為了保密，江青禁止用長途電話交換意見，只能以討論樣板戲為藉口，經常跑到上海來，表面上是看京劇《海港》、《智取威虎山》，暗地裡是討論姚文元的修改稿。而張春橋則以匯報樣板戲為名，來往於北京上海之間，向江青報告炮製評《海瑞罷官》文章的進程和問題。而姚文元則仍然處於封閉和保密之中，有的說是九易其稿，反正炮製這篇文章姚文元並不輕鬆。江青後來曾多次談到她奉命組織這篇文章是擔風險的。這雖然是為了炫耀其政治資本而故作姿態，但風險也確實是有的，儘管她的特殊地位，可以使一些意志薄弱、靈魂骯髒的人成為她的馴服工具，但這必須是在限度之內。像批吳晗的《海瑞罷官》，並把矛頭直指彭真和北京市委，以至直指被他們稱為“劉鄧司令部”的劉少奇、鄧小平。這么大的事，如果當時黨中央是比較民主的，不是毛澤東一人說了算，而是把這個思路和意圖交由中央政治局討論，一旦方案通不過，文章的炮製者，包括江青在內，當然要受到黨紀國法的制裁，因而是有風險的。江青即使吃了豹子膽，她也是不敢這樣做的。但是，當時的實際情況是，毛澤東以他至高無上的威望，他的思路和部署，是不會遭到任何一個政治局委員正面反對的。況且，毛澤東主席的部署，並沒有交由政治局討論。所以，江青的風險實際上是不存在的。其實，有點常識的人都知道，發動這場“文化大革命”是毛澤東的部署，而批評《海瑞罷官》作為“文化大革命”的信號，除毛澤東之外，誰也沒有氣魄和膽略。在“文化大革命”成為燎原之火後，江青一再講她擔了多少風險，目的是為了邀功。
姚文出籠之後
《海瑞罷官》經過一段精心炮製之後，有姚文元署名的《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終於決定出籠，張春橋、姚文元為射出這支暗箭進行了一系列的陰謀活動。
清樣排出來之後，張春橋親自擬訂了一個名單，多是上海學術界、理論界、文藝界的知名人士，請他們來為這篇文章“提意見”，其實，是引蛇出動的第一個步驟。張春橋親自主持了會議，他說：“今天，請各位專家、教授光臨，不勝榮幸，姚文元同志的文章，只是‘徵求意見稿’。所謂‘徵求意見稿’，也就是供徵求意見之用，還很不成熟，請各位不吝指教，以便作出進一步修改。”這些善良、正直的教授、專家們被張春橋的“謙虛”、“誠懇”的態度所動，就直言不諱對姚文元的文章提出了尖銳的意見。上海歷史研究所副所長周予同尖銳地指出：“吳晗是我的老朋友，我深知他是個好人。他解放前是一個勇敢的反對國民黨法西斯統治的民主戰士，解放後忠誠地跟著黨走，深得毛澤東的信任，怎么能說他反黨反社會主義？這樣把學術問題硬跟政治問題扯在一起，豈不是陷人於罪？”
接著華東師大歷史系李平心、上海社會科學院黨委書記李培南等也相繼發表意見，指責姚文元胡亂把《海瑞罷官》劇中的平冤獄、退田說成是要替牛鬼蛇神平冤獄，是要人民公社退田。這種任意把學術問題上升為政治問題的惡劣做法,理所當然地受到社會上的專家、教授的反對。
然而，張春橋這個偽君子，卻根本不是什麼要聽取專家、教授的意見，而是刺探一下教授、專家們對姚文元文章的態度。如果這些專家、教授對姚文元的文章感到意外、感到突然、不能接受，就是他們陰謀得逞。通過對這篇文章的討論，他們可以把許多善良的知識分子釣出來，引起更大的社會效應。難怪，張春橋對這次會非常滿意，他高興地對姚文元說，這次“火力偵察非常成功”。
姚文元血口噴人，通篇顛倒是非、混淆黑白。這種文章如果是在通常的情況下，人們會嗤之以鼻的。因為正直的教授、正直的專家學者、正直的人民民眾都會把這種無限上綱的無賴當成瘋子。然而，在當時並不是通常情況，當時是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年代。所以，當姚文元的文章出來之後，吳晗自然是會預感到大難臨頭的。
在北京，吳晗還被蒙在鼓裡。當天，或許已經有人告訴他《文匯報》刊登姚文元批評他的文章。所以，他拿到這一天的報紙時，只是粗粗地看了一遍，覺得此文過於牽強附會，所用史料大多是斷章取義的，措詞也蠻不講理。加上他印象中的姚文元是一根棍子，也就不想去和這種小人計較了。但是，按照中國共產黨中央的政策和一貫做法，要批評一個北京市副市長，並且上到這樣高的綱必須由黨中央作出決定，任憑姚文元有再大的膽，任憑《文匯報》有再大的膽，也是不敢自行這樣做的。聯想到一年多前周恩來曾經告訴他，有人在議論他的《海瑞罷官》搞影射，他自然很快會想到這篇文章是“有來頭的”。他不得不又認真地看了一遍，特別是當他讀了《文匯報》那段上綱上線的文字時，他十分氣憤，這簡直是栽贓陷害他。那么，是誰讓姚文元這樣乾呢？吳晗心中劃了個問號，他不可能想到是毛澤東正在發動一場“文化大革命”。他百思不得其解，他的心情是沉重的。他對黨、對毛主席、對社會主義一貫忠心耿耿，怎么會被扣上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帽子呢？他實在想不通。不過，吳晗個人想通想不通對於整個被某些人操縱的歷史進程來說並不重要，畢竟是從這一天開始，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就已經揭開了序幕。
戲劇劇情
徐階告老還鄉，其子徐瑛恃勢霸占民田，氣死平民趙玉山之獨子，又在清明節搶走其孫女小蘭。小蘭母洪氏赴縣控告，縣令王明友不理。徐瑛向松江知府及王明友行賄，並令家丁徐富作假證。王明友當堂杖殺趙玉山，斥逐洪氏結案。海瑞適調任應天巡撫，途中得知冤情，到任後即行複審，揭穿徐富偽證，懲處貪官，判刑徐瑛死罪。
徐階自恃與海有恩，親往訪之，代子求情，海秉公拒之。徐階欲交田贖罪，海瑞指明占田應退，犯法當誅。徐怒而退，唆使朝臣彈劾海瑞，新撫戴鳳翔親來摘印，海瑞不為所動，於交印之前，先斬徐子及縣令王明有，徐階無可如何。
戲劇錄音
《海瑞罷官》李慕良——操琴
汪本貞——操琴
譚世秀——司鼓
馬連良——海瑞
裘盛戎——徐階
李多奎——謝氏
李毓芳——海妻
周和桐——戴鳳翔
郭元祥——徐瑛
慈少泉——王明友
馬盛龍——趙玉山
趙麗秋——洪氏
劉盛通——海朋
朱錦華——徐富
馬崇仁——李平山
茹富華——鄭愉
張洪祥——蕭岩
張韻斌——鄉民
戲劇評價
《海瑞罷官》1959年6月開始，吳晗同志接連寫了《海瑞罵皇帝》、《論海瑞》等許多歌頌海瑞的文章 ，反覆強調了學習海瑞的“現實意義”
①，一九六一年，他又經過七次改寫，完成了京劇《海瑞罷官》，還寫了一篇序，再一次要求大家學習海瑞的“好品德”。劇本發表和演出後，報刊上一片讚揚，有的文章說它“深寓著豐富的意味”、“留給觀眾以想像的餘地”，鼓吹“羞為甘草劑，敢做南包公”
②，有的評論文章極口稱讚吳晗同志“是一位善於將歷史研究和參加現實鬥爭結合起來的史學家”、“用借古諷今的手法，做到了歷史研究的古為今用”，這個戲更是“開闢了一條將自己的歷史研究更好地為社會主義現實、為人民服務的新途徑”
③，有的文章還說：“人們在戲裡表揚‘清官’……是在教育當時的做官的，起著‘大字報’的作用”。
④，既然《海瑞罷官》及其讚揚者提出了這么重大的問題，並且廣泛地宣傳了他們的主張，就不能不認真地進行一次研究。
相關劇本
《海瑞罷官》創作者①吳晗：《論海瑞》一九五九年九月二十一日《人民日報》。
②《北京文藝》 ，一九六一年三月號：《羞為甘草劑，敢做南包公》。
③《北京文藝》，一九六一年三月號：《評〈海瑞罷官〉》。
④《北京晚報》，一九六一年六月二十三日：《從海瑞談到‘清官戲’》。
⑤吳晗：《論海瑞》，一九五九年九月二十一日《人民日報》。
⑥《海瑞罷官》單行本前的內容介紹，一九六一年十一月北京出版社出版，第七頁。
⑦吳晗：《海瑞的故事》，《中國歷史小叢書》版，一九六三年六月第二版，中華書局出版，第十五頁。
歷史意義
影視劇出演《海瑞罷官》海瑞是一個有影響的歷史人物。看來，他是封建社會處於沒落時期，地主階級中一位較有遠見的人物。他忠於封建制度，是封建皇朝的“忠臣”。他看到了當時農民階級同地主階級尖銳矛盾的某些現象，看到了當時本階級內部某些腐化現象不利於皇朝統治，為了鞏固封建統治、削弱農民反抗、緩和尖銳的階級矛盾，為了維護封建皇朝的根本利益，他敢於向危害封建皇朝利益的某些集團或者某些措施進行尖銳的鬥爭。在若干事情上，他同中小地主和富農利益一致，抑制豪強地主，目的是為了鞏固整個地主階級對農民的專政，維護皇朝的利益。他上《治安疏》 ，這是被吳晗同志和許多文章、戲劇說成是代表人民利益的事情，也有人專門編演過新的歷史劇《海瑞上疏》，可是，正如他在疏本劈頭就說的：他認為“君者，天下臣民萬物之主也。”他的目的是為皇朝“求萬世治安”。這個行動也只能說明他如何忠君，而不能說明別的。
所以嘉靖皇帝沒有殺他，他死後，皇帝很難過，“贈太子少保，謚忠介。”禮部左侍郎祭悼時還說：“雖強項不能諧時，而直心終以遇合”。封建皇朝很懂得海瑞是地主階級利益忠心的保衛者。這是海瑞的階級本質，是海瑞全部行動的出發點和歸宿。象吳晗同志那樣，把海瑞描寫成農民利益的代表，說什麼海瑞“愛護人民，一切為百姓著想”，他是“為了人民的利益”而鬥爭，甚至把他說成是“不怕封建官僚勢力”的英雄，這是徹底歪曲了海瑞的階級面貌的。明皇朝歌頌海瑞“保民如子”，吳晗同志則說他“一切為老百姓著想”，請問兩者到底還有什麼區別呢？
歷來地主階級史書上，還曾經大書特書過許多材料來說明海瑞如何“處處事事為百姓”，如海瑞在擔任江南巡撫時期，如何大反徐階，大搞“退田”，如何“不到一個月”就修好了吳淞江，人民歌頌他是“海龍王”，等等。因此，他死後，“小民罷市，喪出江上，白衣冠送者夾岸，慟而哭者，百里不絕。”這些記載加上舊小說、舊戲的渲染，很容易迷惑人。但是，這種“官書”上的記載，顯然包含著地主階級的誇大成份，我們應當用階級觀點慎重加以分析。“反投獻”要徐階“退田”，是有過這件事的，但徐階究竟退了沒有，退了多少，是真退還是假退，都找不到可靠的材料。根據談遷《國榷》隆慶五年七月記載，徐階曾退出４萬畝田，但那十分明確是退給官府，“入４萬畝於官”，根本不是退給農民。
現實意義
京劇《海瑞罷官》1961年，正是中國因為連續三年自然災害而遇到暫時的經濟困難的時候，在帝國主義、各國反動派和現代修正主義一再發動反華高潮的情況下，牛鬼蛇神們刮過一陣“單幹風”、“翻案風”。他們鼓吹什麼“單幹”的“優越性”，要求恢復個體經濟，要求“退田”，就是要拆掉人民公社的台，恢復地主富農的罪惡統治。
那些在舊社會中為勞動人民製造了無數冤獄的帝國主義者和地富反壞右，他們失掉了製造冤獄的權利，他們覺得被打倒是“冤枉”的，大肆叫囂什麼“平冤獄”，他們希望有那么一個代表他們利益的人物出來，同無產階級專政對抗，為他們抱不平，為他們“翻案”，使他們再上台執政。“退田”、“平冤獄”就是當時資產階級反對無產階級專政和社會主義革命的鬥爭焦點。階級鬥爭是客觀存在，它必然要在意識形態領域裡用這種或者那種形式反映出來，在這位或者那位作家的筆下反映出來，而不管這位作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