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城市經濟
正文
指中國自先秦至明清的城市經濟。城市 是城和附屬於城的市的合稱。中國古代城出現很早。據對山東章丘縣城子崖、河南平涼台等古城的發掘和考證，距今4000多年前的原始社會末期已開始建設城；古代有“夏作城”（《呂氏春秋·君守》）的傳說。市是城內的交易場所，《管子·大匡》中有“工賈近市”；但城外也有市，《周禮·地官·遺人》有“五十里有市”之說，指定期集市之類。
先秦 古代城市主要是政治、軍事中心，西周統治者率族眾居城內,稱國人,城外為郊，郊外為鄙或野。據說“周之所封四百餘，服國八百餘”（《呂氏春秋·觀世》），每國均有城市。不過西周的城市還很小，據稱周制王城方九里，公國城方七里，侯伯城方五里，子男城方三里（《左傳·隱公元年》孔穎達疏）。東周以後，列國兼併，大國的都城發展為較大的城市，據近代考古發掘，春秋時齊國的臨淄（今山東淄博東北）為兩個互相銜接的城，總面積達60平方公里，有11座城門，有比較規整的交通幹線和排水系統，還有冶鐵、煉銅、鑄錢和骨器作坊，說明該城工商業已頗為發達。戰國時，該城居民達七萬戶，蘇秦稱“臨淄之途，車轂擊，人肩摩，連衽成帷，舉袂成幕，揮汗成雨”（《戰國策·齊策》）。東周時，私人工商業者初步有所發展，城市也開始兼有工商中心的性質。
秦漢至唐 秦漢領土擴展，人口迅增，城市也增多和擴大。漢建置103郡,1578個縣，都有城市。長安（今陝西西安）、長陵（今陝西鹹陽市東北）、茂陵（今陝西興平東北）等城市人口都在20萬左右。工商業稱盛者有洛陽、臨淄、邯鄲、宛（今河南南陽）、成都五大都市。長安為最大的消費城市，城內設有九個市，商人有市籍，只準在市內按業設肆交易，所謂“九市開場，貨別隧分”（班固：《西京賦》）。東漢末年，江南也得到開發，人口增多，經濟日益發展。自三國時期的吳建都於建康（今江蘇南京），到梁武帝時已有28萬戶，全城人口估計超過百萬，成為當時全國數一數二的大城市。唐代經濟續有發展，城市日益增多。當時,除長安外,以揚州、益州為最大城市，人稱“揚一，益二”。小城市也隨商品經濟的發展而日益增多。大運河的開通，也發展了一批城市。如徐州的府離縣,元和四年（809）以其“為舳艫之會……防虞是資”，乃置宿州（《元和郡縣圖志·宿州》）。又唐中葉後經濟重心南移，江南41州的州治不少成為經濟中心，逐漸發展成為較大的城市。這時工商業城市大體還是在政治、軍事城市的基礎上發展的。
宋至明清 宋代國土雖蹙，商品經濟卻有較大發展，城市也發生較顯著變化：①突破坊市制，城內隨處可設店肆，成為名實相符的城市。②有些新興城市的出現已不再以政治、軍事因素為主，而以經濟因素為主了。如泉州、汀州、溫州、潮州、漳州等均因海外貿易發展而形成；蘇州、真州（今江蘇儀征）、建康（今江蘇南京）、鄂州（今湖北武昌）、沙市、荊南（今湖北江陵）、潭州（今湖南長沙）等則由長江和其他內河貿易所形成。
明清兩代城市經濟的發展又有新的趨勢。表現在：①重點已不是原有大城市的擴大，而是位於交通樞紐的城市的繁榮。作為兩代首都的北京，人口從未超過百萬；原南宋首都臨安（今浙江杭州），人口反而下降。而江南的應天（今江蘇南京）、京口（今江蘇鎮江）、揚州、蘇州因絲綢等手工業發達，商業繁榮，人口日增，至19世紀中葉都已有數十萬人口，城市人口總數大體上占州府總人口的 1/7至 1/4。漢中的經濟地位逐漸躋於長安，重慶的經濟地位逐漸超過成都，也屬於這種情況。臨清原為縣治，永樂間重修會通河後升為府，勃興“為挽漕之喉，為萃貨之腹，舟車絡繹，商賈輻輳”（乾隆《臨清縣誌》序）。沿河淮安、濟寧、德州、天津，沿江蕪湖、九江、忠州，以及贛州、吉安、衡陽、永州等城市的發展,都是如此。②宋代以後，縣以下的市鎮興起,到明清已形成市鎮經濟體系，成為大城市和農村集市之間的一級市場。其中如漢口鎮、佛山鎮、景德鎮實際已是工商業大城市了。
古代城市經濟的局限 宋代以後城市經濟的發展雖已有一定的獨立性，但所有這些城市仍屬封建政府的建制，皇朝派官管理，或駐軍鎮守；城市在政治上統治鄉村，在經濟上剝削鄉村。城市人口一般也不是以工商業者為主。工商業者處於被統治的地位。這和西歐中世紀的那種作為鄉村的對立物、與領主爭奪自治權的工商業城市是不同的。在中國古代城市中，城市經濟密切地結合在封建統治體系之中，沒有形成有力的市民等級，從而造成商品經濟發展的局限性，也延緩著城市經濟中資本主義成份的萌芽和發展。同時，城市商業長期停留在獨立於生產的前資本主義階段，明清以來雖有包買、預買等支配小生產者的形式出現，但城鄉的經濟聯繫並不密切，廣大農村仍是自然經濟占統治地位。一直到外國資本主義入侵，中國還保存著封建城市經濟的一切特徵，它無力抵抗外國資本主義的入侵，反而使許多城市自身殖民地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