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理想中的大師們都是伯牙遇子期，高山流水遇知音，攜手共建社會大和諧?too naive。這世間的恩怨情仇、紛紛擾擾，從古到今無人能免俗。
林語堂與魯迅魯迅vs林語堂
說到魯迅與林語堂從知己變路人的故事，此處陳奕迅《最佳損友》BGM響起。“朋友你試過將我營救”，魯迅與林語堂剛開始志同道合，兩人對祖國都有著責無旁貸的責任感，都有著衝鋒陷陣的勇氣。早些年魯迅和林語堂一起到廈大教書，林語堂拿去廈大教師預算工資一大半，而魯迅遭受學校刁難，工資微薄住地下室，為林語堂著想，魯迅對此也就忍了。兩人同患難共進退，處處閃著友誼之光。
魯迅與林語堂合影“朋友你試過把我批鬥”，兩人後來鬧翻因為一件小事。魯迅受張友松(他是誰不重要)挑撥，和一個書局老闆(他是誰也不重要)不和，郁達夫在中間做和事佬，叫上魯迅和書局老闆吃飯，林語堂也在。吃飯的時候，不知道誰提到張友松，心直口快的林語堂也沒有多想，就跟著附和，魯迅十分忌諱張友松，暴脾氣一下就炸了，認為林語堂是在譏諷他。林語堂站起來辯解：“是你神經過敏，我沒有那個意思!”兩人越說越上火，最後飯局不歡而散。魯迅在日記本里寫：“席將終，林語堂語含譏刺。直斥之，彼亦爭持，鄙相悉現。”林語堂也在日記中寫道：“八月底與魯迅對罵，頗有趣，此人已成神經病。”
“即使相處到有過裂口，命運決定了以後再沒法聚頭”，說到底，魯迅與林語堂友儘是因為兩人價值觀的不同。林語堂是民國第一幽默大師，wuli迅哥兒是無產階級鬥士。面對動盪的社會，魯迅希望用冷靜的筆觸喚醒麻木的中國人，為祖國操碎了心，而林語堂提倡在那個苦難的年代，也不要失去生活的情趣，嚮往的精緻而典雅的生活，具有享樂主義色彩。兩人理念大相逕庭，魯迅寫下文章《論俗人應避雅人》，點透了兩人之間的矛盾。
“非什麼大仇，為何舊知己在最後變不到老友，不知你是我敵友”。林語堂在魯迅逝世後，特意為魯迅寫下一篇悼文：吾始終敬魯迅;魯迅顧我，我喜其相知，魯迅棄我，我亦無悔。“來年陌生的是昨日最親的某某”，從朋友到陌路，兩人之間的羈絆讓人唏噓不已。
梁實秋與郁達夫梁實秋vs郁達夫
郁達夫與梁實秋兩人還不算太熟的時候，郁達夫來到北京遊玩，找到梁實秋，提出兩點要求：一是訪圓明園遺址，一是逛北京的四等窯子，第二個要求讓作風正派的梁實秋大驚失色。三觀不同，怎么做朋友?梁實秋多次在文章中批評郁達夫，話里話外透著鄙夷，比如在《文人有行》中，梁實秋批評了當下文人的一些不良行為：縱酒、狎妓、不事邊幅、誇大狂、色情狂、被迫害狂等等。在《悼朱湘先生》一文中更是直接點出郁達夫的名字：“文人有一種毛病，即以為社會的待遇太菲薄，總以為我能作詩，我能寫小說，我能做批評，而何以社會不使我生活得舒服一點。其實文人也不過是人群中之一部分，憑什麼他應該要求生活得舒適?他不反躬問問自己究竟貢獻了多少?譬如郁達夫先生一類的文人，報酬並不太薄，終日花天酒地，過的是中級的頹廢生活，而提起筆來，輒拈酸叫苦，一似遭了社會最不公的待遇，不得已才淪落似的。這是最令人看不起的地方。”梁實秋很看不慣郁達夫整體花天酒地卻又在文章里賣慘的行為。
郁達夫也不甘示弱，以一篇《文人手淫》回擊，諷刺梁實秋。行文與《文人有行》有異曲同工之妙，“文人要做官，要提倡國家主義，要挽回頹風，要服從權勢，要束縛青年，所以最要緊的是擁護道德，而不道德的中心似乎是在女性。文人絕對不應該接近女人，而自己一個人回到屋裡，盡可以想像來試試手淫。”明諷梁實秋，你是有為青年，你道德高尚，帶著你的右手一邊玩兒去。
兩人成長環境不同導致思想觀念上的差異，人以群分，物以類聚，道不同則不相為謀，從字裡行間可以看出，梁實秋對郁達夫的蔑視發自心底，沒有迴旋的餘地。
胡適與郭沫若郭沫若vs胡適
郭沫若在文學上的造詣有目共睹，但許多學者談起他的人品都嗤之以鼻，具體原因可自行百度。郭沫若與胡適，其實兩人也不太熟，當時胡適在《我們走哪條路》一文中，探討中國現實問題，尋出積弱的病根，開出醫治的藥方。郭沫若難得硬氣一回，在《創造十年》里對胡適的文章提出了十分尖銳的批評：胡大博士真可說是見了鬼。他像巫師一樣，一招來、二招來的，所招來的五個鬼，其實通是些病的症候，並不是病的根源。要專門談病的徵候，那中國豈只五鬼，簡直是百鬼臨門，重要的是要看這些徵候，這些鬼是從甚么地方起來。
兩人政治道路的選擇不同，分道揚鑣，愈行愈遠，終成水火不容的“論敵”了。
胡適在日記中寫下對郭沫若的看法：郭沫若這個人反覆善變，我是一向不佩服的。大概在十八，十九年之間，我從北平到上海，徐志摩請我吃飯，還請郭沫若作陪。吃飯中間徐志摩說：沫若，你的那篇文章(女神)，胡適先生很賞識。郭沫若聽到我賞識他的一篇文章，跑到上座來，抱住我，在我臉上吻了一下，我恭維了他一句，他就跳起來了。(胡適大大冷漠臉.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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