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簡介
陳賡平先生陳賡平（1903-1982），浙江台州人，光緒二十九年正月二十九（1903年2月26日）生於台州古城巾子山麓義井巷（以後移居廈門裡）普通的一個讀書人家。父陳春陽，年方二十三，母王氏，年方一十九，皆能作文賦詩。先生為其長男，乳名壽煊。先生四歲入私塾啟蒙，起學名賡平。先生在私塾從《三字經》、《百家姓》開始，繼而到《千字文》、《幼學瓊林》，而後便是《四書五經》。給他打下了堅實的國學基礎，使他終身受益無窮。先生自幼便有超群的記憶力，讀書能過目成誦，且博聞強識。這與先生母親嚴格的學前教育密不可分。
1914年，先生入回浦國小插班就讀三年級，因未學過算術而受挫。那所學校的校長（以後改稱董事長）是陸翰文先生。陸先生傾其家財，在台州古城創辦了這所西式學校，名動梓里。他早年留學日本學習音樂，重用人才，對學生嚴格要求且不乏愛心，在師道尊嚴盛行的年代，的確難能可貴。回浦國小對家尊影響最大的是國文教師項士元先生。項先生思想進步，博覽群書，教風嚴謹，與先生一直關係密切。先生十五歲畢業於回浦國小，是第三期畢業生，同學有馮德培（曾任中國科學院副院長）、朱玉文（後改名洗，中國科學院院士）、畢修勺（上海師範大學教授）等人。
主要經歷
1918年，先生考入浙江省第六中學，與林攸綿（後改名迪生）同班。翌年轉上海澄衷中學。該校系寧波資本家葉澄衷所辦。葉某原在黃浦江擺渡，某次，一洋行老闆不慎將現金丟失在渡船上，葉某如數奉還，因此大受失主賞識，遂即用作買辦。不久他自立門戶，創辦產業，成為巨富。他的學校遵循“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教育主張，除古文外，其他各科皆用英語講授，給家尊打下堅實的外文基礎。
1922年，先生考入南京金陵大學預科。這是美國人辦的教會學校，對外語極為重視，在這裡，先生的外語水平進一步提高。日後先生雖沒有從事外語教學工作，但金陵大學的學習生活無疑為他日後搞學術研究打開了另一扇窗戶。晚年，先生還自學俄語。因此，先生閱讀外文書報、收聽外語廣播系輕車熟道，毫不費力。在金陵大學，對先生影響最深的教授是胡小石先生。胡先生學識淵博，口才極佳，深得學生讚賞。當時大學學費生活費昂貴，一年約四百大洋。先生父親掏不出如此巨額的錢財，一怒之下，先生竟赴佛教天台宗祖庭國清寺出家。這一出格舉動急壞了先生母親。她連夜籌到款項，趕到國清寺，敲開山門，開門的恰恰是先生。幸好此時他還未剃度。
1924年4月，印度大詩人泰戈爾到南京發表演說，擔任翻譯兼主持的是著名詩人徐志摩先生，產生了極大的轟動效應。先生也聆聽了泰翁的講演。就在那一年，先生通過閱讀英文版《資本論》，接受了馬列主義，加入了共青團，翌年轉為共產黨員。1924年7月，先生大學預科畢業，旋即赴革命策源地廣州，考入國立中山大學文學系本科。當時的中山大學文學系師資力量雄厚，有一百多門選修科目，學風極佳。系主任是郭沫若先生。此後不久，郭擔任北伐軍政治部副主任，接替他的是大文豪魯迅先生。魯迅先生擔任《中國文學史》《中國小說史》和《文藝論》的教學工作。不修邊幅的先生操一口紹興官話，博古通今、論述精闢，深受廣大學生的歡迎，因為慕名而來聽先生講課的人實在太多，教課場所不得不從教室移至大禮堂，但仍座無虛席。先生語言生動幽默，常引得學生們忍俊不禁以致哄堂大笑，可是先生一副冷峻的臉龐沒有一絲一毫的改變。當時魯迅先生棲身校內大鐘樓，許廣平女士作為先生的助教，住在先生隔壁，料理先生起居。先生在中山大學期間，顧頡剛、傅斯年、王獨清、鄭伯奇諸公皆在文學系任教。顧頡剛先生系疑古派歷史學家，說話期期艾艾，上課很難開口，在黑板上將教課內容書寫完後，不管下課與否，便夾著皮包走人。顧先生後來任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乃一代大儒。
盧文迪與陳賡平當時的五羊城是北伐大本營，孫中山、蔣介石、汪精衛、毛澤東、廖仲愷、周恩來、宋慶齡、何香凝、陳璧君皆在其間。各色人等發表演說，頻繁登場，先生參加了多少次政治活動，連他自己也記不清。當時革命領導人平易近人的風範隨處可見。有一次，先生與盧文迪先生（曾任中華書局副總編輯，當時在穗讀中學）去聆聽孫大總統演講。他們坐在第一排，盧先生同先生議論與會的宋慶齡和何香凝的瑣事，被她們耳聞。孫夫人便問：“有什麼事啊，小同志？”弄得兩個小伙子很尷尬。孫中山先生逝世後，先生還在南京中山陵參加了極為隆重的奉安儀式。在此期間，先生與其他共產黨員一起，多次到黃埔軍校發表演說，鼓舞革命鬥志。
乙丑讀書社1925年暑假，先生將革命火種帶回家鄉，與林炯、林迪生、陳韶奏、李敬永等人在城內敬一國小成立“乙丑讀書社”，組織社員閱讀革命書籍，宣傳革命理想。1926年12月先生同張崇文、張伯炘一起建立中共臨海特別支部。1927年4月，國民黨右派開始“清黨”，大批共產黨人遭受迫害，先生亦被中山大學校方開除，組織將他安排到寧海中學教書。該校教師大多是中共黨員，如趙平復（即柔石，現代著名作家）、林淡秋（曾任人民日報副總編輯、杭州大學副校長）、許傑（曾任華東師範大學中文系主任）等人。時間不長，中大同學來信雲，校方開除的是胡賡年，陳賡平未在開除之列。先生與林淡秋一起又赴穗繼續學業，一直到1928年本科畢業為止。
先生是個真正喜好讀書的人，將讀書當作一種莫大的享受，看書是他最重要的精神需求。這種習慣一直保持到生命的終結。他向來篤信“買書不如借書，借書不如抄書”的說法，最看不起的行為是藏書不看書。但無休止的政治運動剝奪了他讀書和寫作的自由。一般人以為大學畢業，就意味著學習生活的結束，然後謀一份職業藉以餬口，先生卻認為自己與奮鬥目標差之甚遠，畢業後便來到上海圖書館讀書。上圖藏書量在全國屈指可數，先生帶上中午乾糧，一待就是整天。這樣的生活持續了差不多兩年。他精於目錄學，熟讀清代章學誠的《校讎通義》，“辨章學術，考鏡淵流”，尋找相關書籍，按圖索驥，得心應手。在傳統的經、史、子、集中尤喜文學、歷史、哲學著作。他研讀名家詩文，不忽視小說戲曲之屬，曾看過數百種傳奇，以拓展文學視野；他通讀《二十四史》，不忘瀏覽地方志、私家筆記之類，相互參照，以求真偽；他從研究哲學思想史的角度閱讀儒家的著作、《大藏經》的重要典籍、《正統道藏》的主要卷函；他讀書不忘動筆，在大量讀書卡片中不乏自己的真知灼見。
他平靜的讀書生活顯然與他共產黨人的身份很難協調。1930年初，他所在黨組織遭破壞，接著因失去聯繫脫黨，從此以後成為一名黨外人士。這時先生二十有七，仍孤身一人，由於弟妹相繼夭折，先生父親非常著急，只怕斷了香火，多次寫信催促他回家，以成全婚姻大事。於是先生回到闊別已久的家鄉，應母校台州中學（即浙江省第六中學）校長肖衛之聘，擔任文史教員兼圖書館館長之職。然而先生在家鄉尋找意中人並非一帆風順。按當時婚姻習俗，無非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但先生是新派人物，當然堅決不從。再加上與他年齡相仿的女子全是“三寸金蓮”，以她們為妻，這對於引領新潮流的先生來說，簡直是巨大的嘲諷。這樣，婚姻大事就耽擱下來了。1933年春，先生父親病危。一直到了1938年，先生三十五歲時才遇到比他小十一歲的女師學生結婚。他們是自由戀愛，新婚夫人當然是“天足”。此事轟動了臨海教育界。
從1930年起先生走上了三尺講台，成為一名教師。他訥於言而勤於筆，更適宜潛心搞學術研究，要是有人在教室或家裡找不到家尊，他肯定置身圖書館。圖書館成了先生安身立命的地方。中學圖書館裡書籍不算很多，書庫中的《四庫備要》、《二十四史》之類的惟一讀者就是他。平心而論，先生並非優秀的教師，更不適合在中學工作。但囿於當時的實際情況，他只能直面現實，而且一乾就是十幾年。好在先生為人誠實，學問淵博，工作認真負責，對學生寬厚謙和，得到眾人一致的好評。
1937年11月，杭州淪陷，浙江醫專無法再在西子湖畔立足，於是搬遷至台州。應該校校長王吉人先生聘請，先生第一次取得了高等學校國文教席。為了躲避敵機狂轟濫炸，醫專師生不斷搬遷，輾轉於臨海、天台、縉雲一帶。他們高唱《流亡三部曲》，長途跋涉於豺狼虎豹出沒的崇山峻岭、激流險灘之間，忍飢挨餓，足底重趼，從來沒有人叫苦。有人勸說先生去重慶謀一官半職，以擺脫生活的窘境，他在一首詩中這樣回答：“自分沉潛老故園，強頑何意駕輪軒。早輕掄攘贏貂羽，寧願酸寒咬菜根。”他早看透了國民黨政府的各種腐敗現象，決心不與其同流合污。先生教學之餘還在《青年日報》、《力行》雜誌發表大量文章，針砭時弊，宣傳抗日；他同時擔任臨海抗日自衛會宣委會常務委員、三台歌劇團團長，帶領演員到城鄉各地巡迴義演了許多自編節目，受到廣大觀眾的熱烈歡迎。儘管當時條件非常艱苦，居無定所，先生仍保持著良好的讀書習慣。在浙江醫專期間，他與藥科主任曹元宇先生過從甚密。曹先生是著名的藥理學家，行有餘力，則以學文，詩詞丹青皆在行。解放後曹先生任南京藥學院（後更名為中國藥科大學）副院長。
1945年8月15日抗戰勝利，醫專遷回杭州，先生因家庭拖累，未能前往。同年，臨海師範校長王式智先生聘請先生擔任該校文史教員。時間不長，國共內戰爆發。1948年5月，教育家陸翰文先生去世，葬禮非常隆重肅穆，備極哀榮。先生亦參加了先生的弔唁儀式。1949年5月29日，臨海宣布和平解放。先生帶著一家大小到望華門迎接入城解放軍。
1949年8月，組織找先生談話，詢問重新入黨意願。先生認為自己在困難歲月中雖然曾與擔任臨海地方黨組織書記的張崇文、陳康白、陳育中等人關係密切，幫助組織做了一些工作，但未提出重新入黨的要求，現在勝利了，如果再行加入，便有投機革命之嫌，因此他婉言推辭了。但組織仍讓他擔任了私立回浦中學董事長一職。在任期間，先生日夜操勞，帶領全校師生員工克服解放初期各種意想不到的困難，為維持正常的教學秩序，作出了自己應有的貢獻。當時先生僅有47元工資，根本無法維持一家八口日常生活，只好將家中僅有的一點金銀首飾送到銀行兌換成現款，貼補家用，渡過難關。1950年土地改革開始，先生家定為地主兼自由職業成分，沒收了地產、店屋和部分房產。先生雖沒有罪惡、沒有劣跡，也在鬥爭地主大會上被批鬥。先生遇到了極其尷尬的局面：上班他是堂堂的回浦中學董事長，下班他又是被批鬥的地主分子。
1954年7月，遠在五千里之外的林迪生校長邀請先生去蘭州大學中文系任教。此時，先生夫人在回浦中學圖書館工作，因腸胃不好，怕西北生活適應不了，並未偕同前往。於是先生拋妻別子、隻身一人來到黃河之濱的甘肅省會蘭州，在海拔1500米的黃土高原開始了全新的生活。蘭州大學創立於1909年，系解放初教育部直屬26所重點文理綜合大學之一。當時學校還在蘭州老城萃英門內，1957年搬到新市區天水路，占地六七百畝。
陳賡平與趙儷生先生一到校，便一頭扎進了圖書館的故紙堆，翻閱資料，尋找寫文章的選題。連續撰寫了《我對詞人李煜的看法》、《糾正七百多年來史家對於韓侂胄的錯誤批判並揭穿當時偽道學派的罪行》、《論<牡丹亭>》、《<西廂記>六題》、《試論龔自珍》、《論李漁對中國戲曲理論的貢獻》、《關於方國珍起義事跡的探討》等長篇論文，受到郭沫若的賞識。當時學校學術氛圍令人振奮，地方領導也很重視教育，民主人士鄧寶珊省長還在自家花園宴請了蘭州大學高級知識分子。另有《論康有為的詩》一文，編輯部已將版面排好，但因反右傾運動開始，只好臨時決定撤版。該文直到先生去世後才發表於《西北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當時蘭大歷史系和中文系因院系調整被併入西北師大。
1961年下半年，中文系和歷史系又並回蘭州大學。隨著困難時期的結束，先生迎來了他一生學術研究的高潮。江隆基校長決心要將蘭州大學辦成全國一流大學，他想方設法創造比較寬鬆的學術環境來激勵廣大的師生。江校長利用自己原先在北京大學當過黨委書記兼副校長的經歷，邀請了大批國內第一流的學者來蘭州大學講學。比如王力、王瑤、吳祖湘、季鎮淮、談家禎等人。就在這個時候，中國科學院文學研究所開始編寫《中國文學史》（上古至鴉片戰爭前部分）。編寫小組將初稿分別寄給國內知名的研究古典文學史的學者徵求意見，先生也收到一份。他當時的學術地位可見一斑。1962年7月該書出版，文學所就寄來贈書，可以這樣說，先生是看到此書的最早讀者之一。在此期間，先生在《光明日報》副刊《文學遺產》上發表了《<南詞敘錄> 和<花部農譚>》、《袁枚的性靈說——讀<隨園詩話>》、《漫談杜詩<秋興>中的具體內容》等文章。1963年春天，先生被評為先進教師，每系僅兩名。
陳賡平先生於蘭大當時先生已開始動筆寫他的最後一篇學術論文《阮籍<詠懷詩>探解》。這篇十幾萬字的論文化費了先生一年多的時間。這篇文章採用一些前人的研究成果，但更多的是先生體察詩人當時的處境，對每一首詩結合具體的歷史背景細加探索，作出了符合邏輯的意旨闡明。在此基礎上，先生還寫了一篇代序性質的論文：《論<詠懷詩>是魏晉易代的史詩》。他認為，號稱史詩的杜詩，其中直陳時事的不過占百分之五（杜詩共1405首，陳時事的只有75首）；要是我們揭開《詠懷詩》中隱晦象徵的厚幕，那顯露出來、有關時事的作品就幾乎占全部《詠懷詩》的三分之二。這樣看來問題就變得非常明晰了。於是先生將魏晉易代詳細史實與阮詩的具體內容相照應，令人信服地得出了這樣的結論：《詠懷詩》的大部分內容是採用比興的手法，真實地反映了當時動盪的社會現象，稱它為史詩是站得住腳的。同時，先生對《詠懷詩》中抒發的思想感情和宣揚的人生哲學作了較為深刻的剖析。最後文章對《詠懷詩》比擬假託的手法進行了具體的詮釋。該文因篇幅過長，連續在《蘭州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63年第二期、1964年第一期和第二期刊發，但僅發表了一半。當時中國人民大學書報資料中心的複印資料《中國古代近代文學研究》立即予以轉載，可見學術界是非常重視此文的。因為眾所周知的原因，一直到1982年底，先生的這篇論文才在《蘭州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發表完畢。此時，先生已長眠地下半年了。另外，先生在1963年已作了研究王充《論衡》的計畫方案，也因“四清”和文革付諸東流。
從1960年開始，先生就動筆寫他幾十萬字的長篇小說《榴花爛漫開》。小說塑造了仲康這樣一個大革命時期的年輕知識分子形象，描述他從家鄉到上海，從領導農民運動到領導工人運動，最後壯烈犧牲的全過程。1965年，先生將文稿寄到人民文學出版社，以後便石沉大海。1981年，經先生哲嗣陳無畏先生多方努力，將文稿要了回來。這部小說的確花費了先生許多寶貴的時間和精力，但收效甚微。究其主要原因在於先生欠缺形象思維的基因，語言表達也不夠生動活潑，所以作品缺乏引人入勝的內容。
1966年，先生遭到迫害。1969年下半年，先生與中文系的師生一起下放到平涼柳湖公社勞動。先生於1970年初回浙江養老。離別蘭州時，他的心情是複雜的。在蘭期間，先生擔任了《中國文學史》（魏晉南北朝部分）、《中國戲曲史》、《中國文學批評史》、《文論選》、《<牡丹亭>研究》、《<西廂記>研究》、《<詠懷詩>研究》、《詩詞格律》等課程的教學工作，寫了上百萬字的論文、講稿和其他著作。在這片黃土地上留下了自己堅實的腳印。當然，也吃盡了政治運動的苦頭。
1970年3月5日，先生終於回到生他養他的故鄉浙江臨海。掐指一算，文革以後他已有五年沒有回家了，真是感慨系之！六十有八的家尊，兩鬢斑白，儼然一位老者。剛返鄉，他就大病了一場。當時林彪、四人幫淫威還在施展。臨海當局將他弄到一個學習班裡進行路線教育，幸好沒有搞逼供信，總算勉強過了關。嗣後，先生含飴弄孫，享受天倫之樂。除此之外，他就天天跑臨海圖書館翻翻古籍。只是這裡線裝書無多，且不成規模，沒法跟蘭州大學圖書館相比，系統地搞學術研究便成奢望。有時與一些老友到近郊遠足，詩詞唱和，從中尋求晚年的生活情趣。七十二歲時，先生隻身上京訪友，回程還登上黃山鬼見愁。
1976年10月，先生開始動筆寫他700餘行的敘事七言長詩《崢嶸曲》，揭露江青一生的醜惡歷史，並控訴她在文革時期的滔天罪行。1977年9月，蘭州大學中文系領導希望先生來校繼續發揮餘熱，承諾如有諸多不便，可派助手在北京、上海、杭州任選一地，搞漢代文選的研究與編寫，一切經費問題由校方解決。可惜先生當時年已七十有五，“廉頗老矣”，心有餘而力不足，只能婉言推辭了。
1982年4月7日他老人家得了急性胰腺炎，於11日12時永遠離開了這個世界。他的床邊，還擺著翻開的朱熹注的《易經本義》。先生晚年一直致力於對《易經》的研究，寫了大量筆記。
金城集《蘭州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在2000年第一期上刊登了吳景山先生的文章《蘭州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的歷史回顧及辦刊特色》。其中以趙儷生先生和先生為例，談到學報將追求學術品位、刊登高質量的學術文章作為自己的首要任務。文章特別提到：“中文系老教授陳賡平先生在中國古代詩歌、戲劇、歷史、語言文字以及思想文化等方面都有著較為深刻的研究。”同時，該文還介紹了先生在《蘭州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上發表論文時的一些鮮為人知的曲折過程。先生哲嗣看後大為振奮，馬上購置電腦，將他的學術著作整理輸入，足足化了一年多時間。在趙儷生、李發伸、聶大江、陳進波等人的共同努力下，學術著作《金城集》在紀念先生百年誕辰的日子裡，終於付梓成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