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印刷術的初傳
最早將西方鉛活字和銅模引入中國的是西方傳教士。1807年，英國傳教士馬禮遜東來澳門，他用漢文譯出《新約》，並招收中國刻工蔡高等準備在廣州鑄字印刷，為地方當局禁止。於是他們又轉至馬六甲，雕刻銅模鑄字排印，終於在1819年印出了漢文《新約》，這是迄今可考的第 1本鉛活字印刷的中文書。1833 年英國人戴約爾在香港刻出中文字模1845 個。1844年，美國長老會在澳門開設的花華聖經書房，繼戴約爾之後完成4700個字模的刻制，稱為“香港字”，用以排印聖經，也對外出售鉛字。這家書房1845年遷到寧波，改名美華書館，又於1859年遷到上海。為使中文鉛字與西文配套排印，書館的美國工程師姜別利對中文排字工藝作了改進。他按照點數標準 (1點約為1/72英寸)，將鉛字定為大小 7種，解決了中西文合排印件排版的困難。又採用電鑄法製造銅模，提高了生產效率。他還根據用字的頻度，將漢字分為常用、備用、罕用 3類，依照《康熙字典》部首次序，於1860年製成排字架，成為此後沿用百餘年的中文字架的雛型。這些改進，有利於鉛活字印刷術在中國的推廣。此外，英國基督教倫敦會的傳教士麥都思於1843年在上海創辦的墨海書館，是上海第 1家有鉛印設備的出版機構,除出版宗教書籍外,還出版了一些通俗的自然科學書籍。中國境內最早出現的石印出版物，是麥都思1838年在廣州編印的《各國訊息》。1834年廣州已用石版印刷布告。1876年，上海徐家匯天主堂辦的土山灣印書館購買了石印設備，用以印刷唱經和宗教宣傳品。繼之有英國人美查於1879年開設點石齋石印書局，用照相製版翻印中國古籍，並創辦《點石齋畫報》。
鴉片戰爭後，西方列強取得了在中國創辦報刊的特權,外國人辦的報刊迅速增多。在19世紀40～ 90年代,先後創辦了中外文報刊近170種。其中影響最大的是1868年在上海創辦的中文周報 《教會新報》 (後改名 《萬國公報》)。外國商行辦報,最早的是英商字林洋行1850年在上海出版的英文周刊《北華捷報》和英文《航務商業日報》(後改名《字林西報》)。外國人為辦報刊而設立的印刷廠，拓寬了西方印刷術傳入中國的途徑。如美查1872年在上海創辦的《申報》 (是中國境內最早的中文日報)，就設有規模較大的印刷廠，除印刷報紙外,還出版書籍。他們排印的《申報館聚珍版叢書》(收書160餘種)及用扁體鉛字排印的《古今圖書集成》,都是當時鉛印書籍中較為珍貴的版本。
民族印刷業的興起 19世紀中葉，帝國主義侵入中國，西方商品開始在中國市場涌流。外國人為宗教宣傳和政治經濟目的新興辦的出版印刷業，在傳入先進印刷術的同時, 也逐步引進了科學技術知識和資本主義文化。封建大國落後的面貌日益暴露。這種形勢不能不引起中國有識之士的思考。當時的洋務派官僚、先進的知識分子、某些工商界人士，都因各自的目的有了興辦印刷業的願望。
洋務派於1862年在北京設立官辦的 同文館(即後來京師大學堂的前身 )。該館1876年開始設立印書處，備有中西文活字和 7部印刷機，出版了不少翻譯的科學書籍。上海的江南製造局1865年設立的印書處。除鉛字排印設備外，還試製有照相銅鋅版。他們譯印西方科學技術書籍，收入1909年編印的《江南製造局譯書提要》中的就有 178種。與此形成對照的是1864年在南京設立的金陵官書局及其後在江浙等省成立的 13 處官書局，則專事翻譯儒家經典, 求助於儒家正統思想來維繫世道人心。清政府官辦印刷業規模較大的還有：天津北洋官報局，江蘇的南洋印刷官廠和度支部的度支印刷局等。
在英國炮艦打開了長期封閉的中國大門之後，先進知識分子認識到要抗禦列強侵凌，必須先了解和學習西方；因此，不但力倡學習西方科學技術，也積極介紹資本主義政治經濟制度和文化教育思想。在這些維新思想先驅的激勵下，報刊圖書的出版和新印刷術的套用都有所擴展。到了90年代以康有為、梁啓超、嚴復為代表的維新派活躍時期，成立了強學會、南學會等宣傳維新思想的機構，還出版了《強學報》( 1895 )、《時務報》(1896)和《湘報》(1897)等。當時的《蘇報》、《經世報》、《民報》都是宣傳革命的重要陣地。據不完全統計，1873～1911 年，國內出版的中文報刊有 420 余種，其中多是委託別的印刷廠排印，也有一些報紙有自己的印刷廠，如《時報》、《新聞報》等。特別是1907年由中國人從英商美查手中收購的《申報》,經擴充改進,使原來就有較大規模的印刷廠的生產能力更加提高。
中國人自己鑄造活字印書始於1850年，當時有廣東唐姓印工仿鑄錫活字印書。1864年陳靄亭在香港辦《華字日報》，租賃和購置小量鉛字印刷設備建立了自已的印刷所。民營的第 1家石印圖書業，是1881年徐裕子創辦的上海同文書局。具有較大規模並採取資本主義經營管理方式的印刷廠，當首推商務印書館。它是由排字工人夏瑞芳、鮑鹹恩、鮑鹹昌等於1897年創辦的。在初創的 20 多年中，陸續引進了當時世界先進的凸印、平印、凹印、珂版等設備和技術，還開辦鐵工廠仿製各種印刷機械。其後的文明、中華、大東、世界等書局，也都有自己的較具規模的印刷廠。辛亥革命前後，各省市及沿海大的縣城，都陸續開辦規模大小不等的民辦印刷業。各省大都有官辦的印鈔廠，承印地方發行的紙幣。以後一些高等學府如北京大學、清華大學、輔仁大學等，自己辦有印刷廠出版教材和學術報刊。一些城市逐漸有彩色凸版印刷和彩色石印，彩色膠印則集中於上海。到抗日戰爭結束後，各省會所在城市，才都有膠印設備。印刷機械長期依賴進口，只有商務印書館所辦的華東機器製造廠能修造部分印刷機械。到1949年，上海、北平兩地共有印刷機械製造廠和維修廠30餘家。
傳統的雕版印刷在這一時期也還繼續沿用。如前述十幾處官書局，開始還是全部用雕版刻印古籍。江南製造局有了鉛字設備後，仍用木版雕印過翻譯圖書。1898年的《渝報》和《蜀學報》，是用木刻版川貢紙印刷的。隨著西方印刷術的廣泛採用, 專業雕版印書業漸趨衰微，較著名的北平文楷齋到1935年也停業了。但中國雕版印刷長期創造的精美工藝,在某些方面是難以被替代的,特別是彩色套印中國古畫能達到亂真的程度。 因此， 雕版印刷仍在作為印製某些藝術作品的重要手段, 如魯迅、鄭振鐸 1934 年委託北平榮寶齋翻刻的《十竹齋箋譜》，一直是為人們所讚嘆的精美藝術品。
印刷業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貢獻 1919年五四運動前後，思想界空前活躍，報刊如雨後春筍湧現。僅《五四時期期刊介紹》(三聯書店1959年版)一書，就記載了從1915～1925年間新辦的刊物 160餘種，最著名的有陳獨秀、李大釗等編輯的《新青年》、《每周評論》，毛澤東主編的《湘江評論》等。1921年中國共產黨成立後，在十分困難的條件下, 也直接辦印刷機構印行書刊，1925～1935年，在上海、天津、漢口等地辦過秘密印刷所多處。第 1個地下印刷機構是1925年在上海設立的國華印刷所，負責印刷《嚮導》、《中國青年》及其他宣傳品。這個印刷所還幾次遷移地址改換名稱 (如用過崇文堂印書局 、文明印書局、瑞和印刷所等名義)，以避免反動當局的搜查破壞。黨組織還辦過一些以莊號或公館為掩護的小型秘密印刷所。30年代上半期，在共產黨領導的各革命根據地，雖然戰爭頻繁，也都建有簡陋的印刷廠。在江西中央蘇區及湘鄂贛、豫鄂皖、川陝、陝甘晉等蘇區, 就有小型印刷所、石印局、印鈔廠20餘處。抗日戰爭時期的陝甘寧邊區及晉綏、晉察冀、山東、華中等抗日根據地，也都建立了印刷機構。延安的中央印刷廠、八路軍印刷廠等，都較具規模而且建立了在供給條件下的管理制度。解放戰爭時期, 各解放區的印刷廠，承擔了66種報紙、大量書刊及35個銀行、金庫紙幣和證券的印刷任務。
中國近現代印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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