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簡介
鄧拓(1912～1966年)，原名鄧子健，筆名馬南邨。福建閩縣(今福州市區)竹嶼人，家住道山路第一山房。父鄧鴻予舉人出身。民國15年(1926年)，鄧拓就讀於福建省立第一高級中學。民國17年，和傅衣凌等組織“野草社”，出版自編自印的刊物《野草》。民國18年，考入上海光華大學社會經濟系。翌年冬，加入中國左翼社會科學家聯盟，參加中國共產黨。翌年秋，轉學到上海法政學院，曾任社會科學家聯盟和上海反帝大同盟區黨團書記，中共法南區委宣傳幹事、宣傳部長和南市區工委書記等職。
民國21年，參加上海紀念“廣州暴動”五周年遊行時被捕。翌年秋，保釋出獄。是年冬，參加“福建事變”，在“人民革命政府”文化委員會、外交部任職。“閩變”失敗，逃到上海，轉入河南大學社會經濟系續學。民國26年6月，出版專著《中國救荒史》。同年夏天，再次被捕。“七七”事變後，獲釋。9月，進入五台山抗日根據地。先後任晉察冀中央局宣傳部副部長、晉察冀日報社社長兼總編輯、新華社晉察冀分社社長、晉察冀文聯主席、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經濟組組長等職。鄧拓率領新聞隊伍，轉戰太行山，既是總編輯，也是指揮員。在紀念中國共產黨成立二十一周年時，鄧拓為《晉察冀日報》撰寫討論《紀念七一，全黨學習和掌握毛澤東主義》，是中國共產黨歷史上最早系統論述毛澤東思想的論著之一。同年3月，與丁一嵐結婚。民國33年5月，主持編輯出版5卷本《毛澤東選集》(晉察冀版)，是中國革命出版史上第一部《毛澤東選集》。北平和平解放後，鄧拓任中共北京市委政策研究室主任、宣傳部長。
1949年秋，任人民日報社社長兼總編輯。同年冬，受聘為北京大學法學院兼職教授。1955年，當選為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學部委員。1958年，調離人民日報社，任中共北京市委書記處書記，分管思想文化戰線工作；主編北京市委理論刊物《前線》。1959年，兼任中國歷史博物館建館領導小組組長，出版《論中國歷史的幾個問題》。1960年，兼任中共華北局書記處候補書記。鄧拓是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代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代表，第一、二、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中華全國新聞工作者協會主席。60年代初，鄧拓應《北京晚報》之約，撰寫《燕山夜話》專欄雜文。不久，與吳晗、廖沫沙合作在《前線》雜誌撰寫《三家村札記》雜文。“文化大革命”開始，被打成所謂“三家村集團”，身心受到極大摧殘。1966年5月18日含冤去世。1979年2月，平反昭雪，恢復名譽。著有《鄧拓散文》、《鄧拓文集》、《鄧拓詩詞選》等行世。1994年，福州鄧拓故居修復，建成“鄧拓紀念館”。
鄧拓生平
鄧拓，著名史學家，傑出的新聞工作者，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學部委員，中國歷史研究所學術委員。原名鄧子建，筆名馬南屯阝、鄧雲特、何陽生等。1912年2月6日生。福建省閩侯(今福州市)人。父親鄧歐予系前清舉人，曾在廣西擔任過知縣。鄧拓在家中最小，深受長輩的喜愛。家鄉是歷史名城，家庭是書香門第，這給鄧拓幼年一個很好的成長環境。其家教極嚴，甚至5歲時，他就能背誦上百首古詩詞。1929年，他考上上海光華大學預科，學習政法，次年6月肄業。1930年，參加左翼社會科學家聯盟，並加入中國共產黨。1931年考入上海法政學院社會經濟系學習，並繼續從事黨的地下活動。1932年12月被國民黨逮捕，在獄中受盡折磨，得了肺病。1933年9月，在父親和三哥鄧叔君(著名自然科學家，時任南京中央大學一級教授、中央研究院研究員)多方托人努力營救下被保釋出獄。1934年，到河南大學經濟系讀書。1937年7月畢業後，第二次被捕，同年8月，被釋放出獄。1938年4月，黨派他到晉察冀邊區，擔任中共晉察冀省委宣傳部副部長，兼任《晉察冀日報》社社長、總編輯，併兼任新華社晉察冀分社社長。1949年4月調任中共北京市委宣傳部長，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任《人民日報》社社長兼總編輯、全國新聞工作者協會主席。1958年任北京市委書記處書記，分管首都文化教育工作。1960年起兼任中共中央華北局書記處候補書記，並主編中共中央理論刊物《前線》。他是中國共產黨第八次代表大會代表，第一、二、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重要著作和學術論文有《中國救荒史》、《論中國歷史的幾個問題》、《毛澤東思想開闢了歷史科學的發展道路》、《論〈紅樓夢〉的社會背景和歷史意義》、《從萬曆到乾隆》、《燕山夜話》等，並與摯友吳晗、廖沫沙合寫《三家村札記》雜文集。1966年文化大革命初期，被打成“黑幫”，含冤逝世，年僅54歲。
1934年秋，22歲的大學二年級學生鄧拓受中共地下黨組織派遣從上海法政學院轉河南大學法學院經濟系就讀。這位刻苦好學知識面寬的年輕的中共地下黨員，不久就成為河大經濟系主任羅章龍教授和王毅齋教授最喜歡的學生，同時，他也從文學院嵇文甫、范文瀾、李達、鄧高民等教授那裡學到了歷史、哲學和文學方面的許多知識。當時，河南大學教授會編輯出版有《三一周刊》，宣傳抗日救國。鄧拓是《三一周刊》的忠實讀者，受到此刊的很大影響。在河大三年的學習生活中，鄧拓一面攻讀學業，廣泛吸取各種知識；一面利用課餘時間到濟汴中學、西北中學、聖安德烈中學兼職講授歷史、英語等課，並指導這些中學的反帝愛國運動。根據中共河南省委的指示，鄧拓和他的老師羅章龍、王毅齋等千方百計打破國民黨軍政當局對馬克思主義理論書籍的嚴密封鎖，以“學術自由”的口號作掩護，購買一批進步書籍，並將馬克思、恩格斯的一些原著作為一種學術流派向廣大學生推薦，引導學生學習馬克思主義。在與同學的交往中，他以誠待人，談話時旁徵博引，宣傳革命理論。他那含蓄幽默、娓娓而談的言語贏得了同學們的信任和愛戴，進步學生都願意和他交朋友。
1935年鄧拓署名鄧雲特在《新世紀》、《時代論壇》、《中山文化教育季刊》等刊物上連續發表了近十篇關於討論中國社會的文章，如《論中國封建社會“長期停滯的問題”》、《論中國經濟發展史中的奴隸制問題》、《中國歷代手工業發展的特點》等，就中國社會性質問題同托派分子嚴靈峰等人進行論戰。這些文章尖銳地批判了托派所謂中國早就是商業資本主義社會的謬論，指出中國在鴉片戰爭以前是十分落後、腐朽的封建社會，商業資本自身既不能建立任何生產方式，也不能創造任何剩餘價值。同時，鄧拓在這些文章中還批判了崇洋媚外的“外鑠論”，他一針見血地指出：“這是一種荒謬的理論，應該受到批判。”“外國的侵略只是堵塞了中國自身工業化的道路，造成了從封建社會結構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經濟結構的歷史轉變。”
1936年春鄧拓用文言文撰寫的《中國救荒史》脫稿，這部25萬字的著作1937年由商務印書館列入中國歷史研究名著叢書出版，深得國內外學術界重視。此書的寫作始於1935年，當時黃河長江同時於秋季泛濫，中原、江南哀鴻遍地，災民達數千萬人!作為河南大學經濟系高材生的鄧拓，善於捕捉這一社會重大課題，並聯繫實際進行研究。他目睹災民流離失所、妻離子散的悲慘景象，懷著對勞動人民的極大同情、把自己的研究課題同民眾的苦難密切結合起來，深入調查，精心構思，著成《中國救荒史》一書。他在這部力作中，以歷史唯物主義、辯證唯物主義為銳利武器，精闢地論述了造成災荒的原因，正確分析了中國歷代的賑災效果及弊端，呼籲以歷史作為當前救荒的借鑑。他寫道：“災荒史不僅要記述歷代災荒的實況和救濟政策……而且必須揭示歷史上各階段災荒的一般性和特殊性，分析它的具體原因，藉以探求防治的途徑。”《中國救荒史》自1937年出版後，受到國內外學術界人士的普遍關注和好評，認為《中國救荒史》提出了新的觀念、進入了新的境界，開拓了新的視野。此書的確填補了研究災荒這一學術領域的一項空白，很快被譯成日文出版，在中國學術史上占有獨特的地位。(1957年，作者將文言文改為語體文，由三聯書店重印。)
1936年暑假，在日本帝國主義加緊侵略中國、中華民族危機日益加深的時候，中共中央派魏伯(王景川)等同志來河南開封，協助建立河南的“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組織。在鄧拓等同志的積極工作下，河南大學許多進步學生紛紛要求參加“民先”，鄧拓被推舉為開封“民先”總隊長。“民先”成立後，即領導開封大中學校進步青年學生開展愛國正義鬥爭，河南大學的抗日救亡運動也隨之掀起新的高潮。1937年，鄧拓畢業獲河南大學法學學士學位。這時鄧拓再次被捕入獄，鄧拓在獄中沉著冷靜，與特務巧妙周鏇，特務們始終沒有得到任何證據。當時全國抗戰形勢風起雲湧，一大批政治犯“抗議國民黨外戰外行，內戰內行”，中共中央也利用日益高漲的革命形勢，迫使國民黨釋放“政治犯”。加上鄧拓的大嫂是開封有名的產科醫生，認識不少頭面人物。在大哥(鄧伯宇，時在河南省政府任職)和大嫂的積極活動下，鄧拓這次被捕不到一個月，就被釋放了。1937年8月，鄧拓參加前線服務團，慰勞抗日將士。後受黨的指派，奔赴華北抗日前線。
1944年，在晉察冀中央局領導下，鄧拓主持編印了《毛澤東選集》，這是我國首次出版的毛澤東著作集子。這個版本隨後便流傳到國外，如蘇聯、日本等國家，在國內外引起了強烈反映。鄧拓博學多識，才華出眾，成就是多方面的，他既是傑出的詩人，又是書法家、鑑賞家和收藏家。他在學術領域最突出的一點就是長期不懈地堅持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宇宙觀，堅持理論聯繫實際的學風。他十分注意歷史文物的調查和保護工作，還重視歷史科學的普及工作。60年代，在《三家村札記》和《燕山夜話》著作中，他以雜文的形式，生動活潑的語言，清新流暢的筆調，廣泛地介紹了文化科學知識和歷史知識，具有較強的思想性、知識性和趣味性，敢於對現實中的某些消極面、陰暗面進行揭露和批判，對“左”的錯誤思潮和某些假、大、空的惡劣作風進行諷刺和鞭撻，寓意深刻，發人深省，深受讀者歡迎。
但是林彪、江青一夥出於篡黨竊國的目的，文化大革命一開始，就一手製造震動全國的“三家村”冤案。1966年4月16日，《北京日報》以三個版的篇幅刊登關於《燕山夜話》和《三家村札記》的批判材料，停止鄧拓的工作；5月8日，江青在《解放日報》發表《向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黑線開火》，惡意攻擊《三家村札記》和《燕山夜話》；5月10日，姚文元在《文匯報》和《解放日報》同時發表《評“三家村”——〈燕山夜話〉、〈三家村札記〉的反動本質》，對鄧拓、吳晗、廖沫沙直接進行惡毒攻擊；5月16日中央《五一六通知號召向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黑線猛烈開火》。一場文化大革命的風暴席捲全國。鄧拓在這樣惡劣的政治形勢下，於5月17日深夜寫下一封6000字的遺書駁斥了江青一夥對他徹頭徹尾的誣告，5月18日凌晨，鄧拓懷著“士可殺而不可辱”的悲壯情懷，以死抗爭，憤然離世。
1979年2月，鄧拓、吳晗、廖沫沙“三家村”冤案得以平反昭雪。鄧拓的著作《論中國歷史的幾個問題》、《燕山夜話》、《三家村札記》已經再版，《鄧拓詩詞選》、《鄧拓書法選》、《鄧拓散文》也已陸續出版。
河南大學傑出校友鄧拓一生著作等身，除上述提到的專著、文集、札記外，他還發表學術論文209篇，散文245篇，詩詞520首。他的大部分著作已經由花城出版社於2002年3月出齊的《鄧拓全集》(第一至第五卷)所收錄，凡330萬字，從而給人民留下了一筆寶貴的精神財富。1936年，他在河南大學曾賦詩一首：“天末驚飆起，中州客夢寒。心潮奔日夜，劍魂隱風湍。大野雲龍嘯，高空白鶴盤。何時追逝景，奮翅越重山。”龍嘯虎躍之氣概躍然紙上，是他當年抗日救亡心志的述懷，也是他一生奮鬥不息的寫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