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念
人類醫學發展到今天二十一世紀，主要形成了東方醫學（主要指中國醫學即中醫，其它有藏醫、蒙醫等世界傳統醫學）和西方醫學（即西醫）兩大分支，二者在形式上的融合又形成了第三種醫學——中西醫結合醫學，從而中西醫學比較研究與匯通走向了現代系統醫學領域，專門從事醫學研究的人稱作醫學家。
中醫即中國醫藥學，是形成於數千年前的中國，是建立在人們與疾病長期鬥爭的經驗總結及陰陽五行、八綱臟腑辨證基礎上，運用樸素辯證法及思辨推理方法，認識機體、自然、疾病三者關係，發展起來的一門以“功能人”包括功能臟器為概念的獨特的醫學哲學理論體系。在治療上，除了藥物外，還有針灸、推拿氣功、耳針等特殊療法，它是世界傳統醫學中最完善的一種醫學理論體系。它為人類尤其為中國人民健康和民族繁衍做出了巨大貢獻。
西醫學是最近三四百年來建立在解剖學、生物學及現代科學技術基礎上、發展起來的一門以“解剖人、肉體人”為概念的、新興的現代醫學科學理論體系。主要採用科學實驗方法，從巨觀到微觀，直至目前的分子基因層次水平，發展極為迅速，超過其它任何一門醫學科學，成為世界醫學史上的主流。
為病人著想的醫學家葛洪
281～342，字稚川，號抱朴子。丹陽句容人。他十三歲喪父，通過勤奮攻讀，終於博覽群書，成為當時不可多得的文武全才。葛洪從祖葛玄，學道得仙術，傳弟子鄭隱。葛洪從鄭隱學習，盡得其傳。上黨鮑玄精通道術，葛洪拜鮑玄為師學道，不久又與鮑玄的女兒結婚。夫妻二人志同道合，一同修道煉丹。他倆在風景秀麗的杭州西子湖畔建抱朴道院，隱居不仕，潛心研究醫學和煉丹術，取得很高的成就，成為著名的醫學家和煉丹家。後人為了紀念他，把他居住的地方稱之為“葛嶺”。葛洪卒後，舉屍入棺，輕如蟬蛻，世以為屍解仙去，人們尊稱他為“葛仙翁”。葛嶺智果寺西南為初陽台，葛洪修煉於此。初陽台下有投丹井，相傳葛洪曾投丹於井中。此井後歸馬姓人家。明代宣德間大旱，馬家甃井，見井底有石匣、石瓶。石匣牢固不可開啟，石瓶中有丸藥好像芡實，拿來一吃，淡而無味，便丟掉了。一個姓施的漁翁拾來吃了一枚，後來活了一百零六歲。自從浚井後，井水的水質腐敗不可食，重新把石匣投到井裡後，又變得清洌如故。石匣中的奧秘，當時的人自然是莫明其妙，我們現在也未必能夠知道，可見葛洪已經掌握了很先進的針對水源的藥物防腐消毒技術。
葛洪力主儒道結合，道教應以“神仙養身為內，儒家應世為外”。他的著作主要有《抱朴子》內外篇、《肘後備急方》等。《肘後備急方》是葛洪的醫學著作，葛洪在醫療實踐中收集、研究各種藥方，為民治病，提倡廉、便、驗的大眾化的醫療措施。他對醫學中的實際問題常親自實驗，取得不少發明發現，如提出以白紙蘸尿染黃如櫱者即為黃疸，以及首次發現並描述天花之病狀等。總結出較多治療急症的有效方劑和方法，如以狂犬腦髓敷傷口治狂犬病，以青蒿莆絞汁治瘧疾，以小夾板療骨折復位等。這些都是醫學史上的刨舉。他還重視灸法治病，並首次記述捏積、食道異物急救、放腹水等治療技術。
《抱朴子內篇》講神仙方藥、養生延年。講煉丹的主要是其中“金丹”、“仙藥”、“黃白”3卷。葛洪在大量的煉丹實驗基礎上，他熟悉了許多無機物質的組成和一些比較簡單的化學反應。在《抱朴子內篇》里，發現“丹砂燒之成水銀，積變又還成丹砂”，丹砂即硫化汞，加熱即分解而得到汞。汞與硫磺化合又生成黑色的硫化汞，再在密閉容器中調節溫度，便升華為赤紅色的結晶硫化汞。採用硫化汞制水銀，葛洪是最早詳細記錄這一反應的人。葛洪又指出：“鉛性白也，而赤之以為丹;丹性赤也，而白之以為鉛。”這是說鉛可以變為鉛白，即鹼式碳酸鉛，鉛白又可以變成赤色的鉛丹，即四氧化三鉛:鉛丹則可以變還為鉛白，最後回復為鉛。這表明葛洪對鉛的化學變化作過系列實驗考察。他是我國煉丹術發展中承前啟後的人物。他對煉丹方法的具體著述對後來的煉丹家影響很大。由於葛洪在發展我國早期化工 工業上的業績，歷代印染、釀造、顏料等行業均奉之為宗祖。所以英國學者李約瑟說:“整個化學最重要的根源之一，是地地道道從中國傳出去的。”
偉大的博物醫學家李時珍
1518～1593，字東璧，晚號瀕湖山人，蘄州(今湖北蘄春縣)人，生於世醫之家。祖父為鈴醫。父李言聞，字子郁，號月池，當地名醫，曾封太醫院吏目，著有《四診發明》、《奇經八脈考》、《蘄艾傳》、《人參傳》、《痘疹證治》等。兄名果珍。李氏14歲中秀才，三次赴武昌鄉試未中，遂專志於醫。
李氏博學多藝，鄉試失利後，從理學家顧日岩處學過經學。上自經典，下及子史百家，靡不閱覽，對理學有很深造詣。李氏承家學，閱讀醫書，教授生徒，為貧民治病，多不取值。1548年，治癒富顧王朱厚之子，被聘為楚王府奉祠，掌管良醫所，被薦為太醫院判。
1552年，李氏開始蒐集材料，為編著《本草綱目》作準備。李氏編著《本草綱目》，以宋代唐慎微《證類本草》為藍本，集唐、宋諸家本草之精萃，益金、元、明各家藥藉之不足、繼承我國本草研究的傳統，獨闢蹊徑，把本草學推向一個新的高峰。 李氏的學術思想和研究方法很有特色，達到一個新水平。他在新的歷史條件下，以自己的實踐經驗為基礎，改善了古代科學方法，積累了科學研究的新經驗。李氏成功地運用了觀察和實驗、比較和分類、分析和綜合、批判繼承和歷史考證方法。 觀察和試驗是本草藥研究的基本方法。李時珍對藥物採用親自採集、仔細觀察，以得其真的方法，獲得很大成功。分類是科學研究的重要任務，分類使藥物研究體系化，關鍵還是如何確立分類的標準。李時珍打破本草學沿用已久的上中下三品分類法，建立了三界十六部分類法，使分類體系更為科學化。 除三界十六部分類法，他還在陶弘景主治藥分類法基礎上，建立了更完善的百病主治藥分類法，創立了藥物歸經分類法。
李時珍為弄清每味藥物，提出釋名、集解、辨疑、正誤、修治、氣味、主治、發明、附方八項任務，這八項不是每味藥全有，有的五項、六項不等。實際上是對每味藥既作出系統分析，又進行了全面綜合，而在分析基礎上，又作了高度概括和綜合。
批判繼承和調查研究是李時珍研究的重要方法。他研究每味藥，總是先參考諸家本草，考核諸家異同，用自己觀察試驗結果，加以參證：《本草經》中只載枸杞之名，未言明藥用部位；《名醫別錄》指出根大寒，子微寒；《藥性論》謂枸杞甘平、子、葉皆同，《本草衍義》說枸杞是梗皮，李時珍說：“竊謂枸杞：苗、葉，味苦甘而氣涼；根，味淡氣寒；子，味甘氣平，氣味既殊，則功用當別。此後人發前人未到之處也”。李氏經過研究，在批判繼承的基礎上，推陳出新，“發前人未到之處”，這種精神，貫穿於他的全部研究活動中。
李氏躬親實踐，廣泛向勞動人民學習，注意調查研究，是他又一重要研究方法。薟一藥，眾說紛壇，有謂似酸漿，有說為蒼耳，有曰即地菘；李氏經過廣泛徵詢，聚諸草諦視，得出薟即豬膏母之確論，他從京師還，見車夫用鏇復花治跌打損傷，遂肯定其益氣續筋，補勞損之功。鄰家小兒食積，偶取羊食之，歸而大吐愈，李氏因此首載此品種入本草。他從獵戶口中知虎骨強志壯神之功能；從菜農處明確蕓薹即油菜，從工人處學得防止採礦中毒之法，山人、漁翁、農夫、皮匠、獵戶，都是他的老師，使他從調查研究中獲益非淺。
歷史考證方法是李氏常用的科學方法。通過文獻考柬，《本草綱目》中記載了來自天竺、大食、南洋、胡人、蕃人及由梵文、佛經中得到的醫藥知識。經過歷史考證，指出“按《本經》胡麻亦名巨勝，《抱朴子》雲，巨勝一名胡麻，以黃麻於及大藜子偽為胡麻，誤而又誤矣，不可不辨”。
李氏主張人定勝天，通過以上研究方法取得的成果，使他更加堅定了這一信念，認為藥性不是固定的，可用人工方法改造其自然性能。藥性下沉者，用酒引之使其升；升浮者以鹹寒藥引之使降，李氏昭示迷信神仙說之誤，批判服食飛升舉之謬，服金銀，為賴水谷血肉之軀所不堪，“求仙而喪生，可謂愚也矣”。居住水中，步履水上，是邪說；服食成仙“誤食之罪，通乎天下”，藥物“治病可也，服食不可也”。
李氏治學嚴謹，對未知事物，常用“未審然否”?“亦無所詢征，妨附於子，以俟博識”，作為結語。1578年，《本草綱目》撰成。1580年，李氏赴太倉訪王世貞求序。李氏歿後，方得刊行。書印行後，節譯成全譯成日、朝、拉丁、德、英、法、俄諸種文字，流行全世界。英・李約瑟說：“明代最偉大的科學成就是李時珍的《本草綱目》”。《瀕湖脈學》1卷，撰於1564年。李氏強調四診合參，反對單以脈診決病。至於論脈，將24脈分為七表、八里、九道，把浮、大、數、動、滑劃為陽，沉、短、澀、弱、微劃為陰。 《奇經八脈考》，約撰於1577年，1卷。本書考證歷代文獻，對奇經循行和主病，詳加說明，且附已見。李氏臨證，推崇張元素，重辨病證，立法嚴謹，用藥得當。治療時，或化裁古方，或自組新方，或用民間單驗方，多有良效。李氏提出命門在兩腎之間，為趙獻可所發揮；指出“腦為元神之府”，肯定腦為全身中樞的功能。尚著有《命門考》、《集簡方》、《白花蛇傳》、《脈訣考證》等，已佚。《綱目》一書，乃父乃子及弟子龐鹿門均參與編寫，次子建元為書繪圖，可謂以李時珍為主的集體著作。
一代藥王孫思邈
約581～682，為唐代著名道士，醫藥學家。京兆華原（即今陝西省耀縣）人，生於581年，卒於682年，享年102歲。我國隋唐時期偉大的醫藥學家。孫思邈因病學醫，熱愛醫學，淡泊名利，隋文帝、唐太宗、唐高宗在位期間，曾多次邀請他入朝作官，都被他婉言謝絕。他一邊行醫，一邊採藥，曾先後到過陝西的太白山、終南山，山西的太行山，河南的嵩山以及四川的峨嵋山等地。廣泛蒐集單方、驗方和藥物的使用知識，在藥物學研究方面，為後人留下了寶貴的財富，所以人們尊稱他為“藥王”。著有《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 由於《千金要方》及《千金翼方》的影響極大，因此這兩部著作被譽為我國古代的醫學百科全書，起到了上承漢魏，下接宋元的歷史作用。孫思邈對人之衰老過程和表現，心理特徵和變化，以及老年疾病、保健、醫療等都有全面的觀察和深透的分析。認為老年人當從事諸如調氣、按摩、導引、行氣以及散步等適合老人特點的活動，從而豐富了道教內修的內容與方法，並對煉丹服食以求長生成仙的道教方術作了探索。認為服食金丹而成仙是“神道懸邈，雲跡疏絕，徒望青天，莫知升舉”。但他把煉丹作為製藥的手段，其目的在於救急濟危。他煉製的“太一神精丹”，即“主客忤霍亂，腹病脹滿，屍餫e惡風，癲狂鬼語，盅毒妖魅，溫症”。史載其著作計三十餘種，唯多亡佚。現存之《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各三十卷，系我國著名醫學著作。其他如《攝養論》《太清丹經要訣》《枕中方》等數種，尚有部分佚文可見。
在臨床實踐中，孫思邈總結出了許多寶貴的經驗，如“阿是穴”和“以痛為腧”的取穴法，用動物的肝臟治療夜盲症，用羊的甲狀腺治療地方性甲狀腺腫，用牛乳、豆類、穀皮等防治腳氣病；對於孕婦，提出住處要清潔安靜，心情要保持舒暢，臨產時不要緊張；對於嬰兒，提出餵奶要定時定量，平時要多見風日，衣服不可穿得過多……這些主張，在今天看來，仍然有其一定的現實意義。
孫思邈崇尚養生，並身體力行，正由於他通曉養生之術，才能年過百歲而視聽不衰。他將儒家、道家以及外來古印度佛家的養生思想與中醫學的養生理論相結合，提出的許多切實可行的養生方法，時至今日，還在指導著人們的日常生活，如心態要保持平衡，不要一味追求名利；飲食應有所節制，不要過於暴飲暴食；氣血應注意流通，不要懶惰呆滯不動；生活要起居有常，不要違反自然規律……
孫思邈死後，人們將他隱居過的“五台山”改名為“藥王山”，並在山上為他建廟塑像，樹碑立傳。每年農曆二月初三，當地民眾都要舉行廟會，以經念孫思邈為我國醫學所作出的巨大貢獻。廟會時間長達半月之久，前來遊覽、憑弔的八方來客絡繹不絕。
神醫扁鵲
公元前407—前310，原名秦越人，又號盧醫, 勃海郡鄭（今河南鄭州新鄭市）人，或齊國盧邑（今山東省濟南市長清區）人，也有記載為渤海郡鄚(今河北任丘縣北)人。春秋戰國時代名醫，醫術精湛，所以人們就用傳說中的上古軒轅時代的名醫扁鵲的名字來稱呼他。《史記》中記載他是渤海郡的一名大夫，而盧醫則是指他的出生地在盧國。由此可見，“扁鵲”是古代醫術高超者的一個通用名詞。秦越人也被稱為“扁鵲”，按照古人的傳說，醫生治病救人，走到哪裡，就將安康和快樂帶到哪裡，好比是帶來喜訊的喜鵲，所以，古人把那些醫術高超、醫德高尚的醫生稱作“扁鵲”。而這個出生在盧國、名叫秦越人的醫生醫術高明、學識淵博，走南闖北、治病救人，順理成章地被人們尊敬地稱作“扁鵲”。扁鵲精於內、外、婦、兒、五官等科，套用砭刺、針灸、按摩、湯液、熱熨等法治療疾病，被尊為醫祖。相傳扁鵲曾醫救虢太子，扁鵲死後，虢太子感其再造之恩，收其骨骸而葬之，墓位於今永濟市清華鎮東。 扁鵲年輕時虛心好學，刻苦鑽研醫術。他把積累的醫療經驗，用於平民百姓，周遊列國，到各地行醫，為民解除痛苦。 扁鵲是中國傳統醫學的鼻祖，中醫理論的奠基人。 發明創造：《內經》和《外經》，四診法（即望、聞、問、切）。
外科鼻祖華佗
約145-208，東漢末醫學家，漢族。字元化，一名旉，沛國譙（今安徽亳州譙城區）人，華佗與董奉、張仲景被並稱為“建安三神醫”。關於華佗故里，學術界普遍認為華佗是安徽省亳州市譙城區人，1995年，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江澤民欣然為亳州親筆寫下了“華佗故里，藥材之鄉”的題詞。
東漢末年在我國誕生了三位傑出的醫學家，史稱“建安三神醫”。其中，董奉隱居廬山，留下了膾炙人口的杏林佳話；張仲景撰寫《傷寒雜病論》，理法謹嚴，被後世譽為“醫聖”；而華佗則深入民間，足跡遍於中原大地和江淮平原，在內、外、婦、兒各科的臨證診治中，曾創造了許多醫學奇蹟，尤其以創麻沸散（臨床麻醉藥）、行剖腹術聞名於世。後世每以“華佗再世”、“元化重生”稱譽醫家，足見其影響之深遠。華佗是東漢傑出的醫學家，《後漢書》和《三國志》均為他專門立傳。
華佗在醫藥學術上兼通各科，尤以外科為最負盛名。《後漢書 ・華佗傳》記載，華佗“精於方藥，處劑不過數種，心識分銖，不假稱量，針灸不過數處，若疾髮結於內，針灸所不能及者，乃令先以酒服麻沸散，既醉無所覺，因刳破腹背，抽割聚積，若在腸胃，則斷截湔洗，除去疾穢，既而縫合，傅以神膏，四五日創愈，一月之間皆平復。”記載華佗的醫案有數十則，皆具體地反映了華佗高明的診療醫術，涉及到內、外、婦、產、兒、五官、針灸等科。他因病制宜，採用各種不同的療法。他以手術治癒了腸癰、脾半腐的病，使病人轉危為安。當華佗成功地套用麻沸散麻醉病人而進行腹部手術時，世界其它國家的外科麻醉術尚處於摸索階段。就是在其它各科疾病的防治方面，華佗善辯證施治，他用刺血療法治癒了頭暈目眩、視物不清（類似高血壓、腦動脈硬化）患者的病症。
華佗對養生和預防保健尤為注重，並身體力行，在理論和實踐方面有其獨到之處。華佗“曉養性之術，年且百歲，而猶有壯容，時人以為仙。”他對弟子說：“人體欲得勞動，但不當極耳。動搖則谷氣得消，血脈流通，病不得生，譬如戶樞終不朽也。”（《後漢書・華佗傳》）他總結並創造“五禽之戲”，仿鹿、熊、虎、猿、鳥的動作，時常操練，可強身除病。身體若有不適，做一禽之戲，汗出，即感輕鬆。華佗還重視節慾保健，他創製了一種具有抗衰老作用，久服可利五臟、輕身、烏髮的藥物。
華佗的弟子李當之，著有《李當之藥錄》。吳普常練五禽之戲，年高九十多仍耳聰目明，牙齒完堅，著作有《吳普本草》6卷。樊阿，彭城人，擅長針灸，善深刺要穴，他遵循華佗教授的養生法，享壽百餘歲。
醫聖張仲景
約公元150~219年，東漢末年著名醫學家被人稱為醫聖。名機，字仲景，南陽郡涅陽（今河南省南陽市人，另說鄧州市穰東鎮張寨村，原因在東漢時期，鄧州市行政範圍歸南陽管理）人。生於東漢桓帝元嘉、永興年間，死於建安末年活了七十歲左右。相傳曾舉孝廉，做過長沙太守，所以有張長沙之稱。
張仲景從小嗜好醫學，“博通群書，潛樂道術。”當他十歲時，就已讀了許多書，特別是有關醫學的書。他的同鄉何顒賞識他的才智和特長，曾經對他說：“君用思精而韻不高，後將為良醫”（《何顒別傳》）。後來，張仲景果真成了良醫，被人稱為“醫中之聖，方中之祖。”這固然和他“用思精”有關，但主要是他熱愛醫藥專業，善於“勤求古訓，博採眾方”的結果。年輕時曾跟同郡張伯祖學醫。經過多年的刻苦鑽研和臨床實踐，醫名大振，成為中國醫學史上一位傑出的醫學家。
張仲景的著作有《金匱要略方論》、《傷寒論》、《傷寒雜病論》，張仲景的著述除《傷寒雜病論》外，還有《辨傷寒》十卷，《評病藥方》一卷，《療婦人方》二卷，《五藏論》一卷，《口齒論》一卷，可惜都早已散失不存。然而僅此一部《傷寒雜病論》的傑出貢獻，也足以使張仲景成為海內外景仰的世界醫學偉人。張仲景是中醫界的一位奇才，《傷寒雜病論》是一部奇書，它確立了中醫學重要的理論支柱之一——辨證論治的思想，在中醫學發展過程中，實屬“點睛之筆”。
婦產科學開拓者林巧稚
1901-1983，林巧稚，醫學家、中國婦產科學的主要開拓者之一。她獻身醫學事業，有著豐富的臨床經驗，深刻敏銳的觀察力，對婦產科疾病的診斷和處理有高超
的本領和獨到的見解。她全面深入地研究了婦產科各種疑難病，確認了癌瘤為戕害婦女健康的主要疾病，堅持數十年如一日地跟蹤追查、積累了豐厚的供後人借鑑的資料。她的精湛醫術，不斷探索科學領域新課題、不治癒病人絕不懈怠的堅韌的作風，不恥下問的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敬業精神，深受人民民眾的崇敬和愛戴。林巧稚把畢生精力無私地奉獻給人民，是一位忠誠的愛國者，人民的科學家，醫務界的楷模，是中華民族的好女兒，當代婦女的傑出代表。
中國外科之父裘法祖
1914年生，浙江杭州人，中國科學院院士、著名外科學家、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共黨員。第三屆全國政協委員，第四、五、六、七屆全國人大代表。1993年當選中國科學院院士。
裘法祖1936年在上海同濟大學醫學院前期結業後，赴德國求學於德國慕尼黑大學醫學院，1939年以一等優秀成績獲醫學博土學位。1945年受聘為都爾市市立醫院外科主任。1946年11月回國，任上海同濟大學醫學院附屬中美醫院外科學教授、外科主任。1978年，擔任武漢醫學院副院長兼器官移植研究所所長，1981年任武漢醫學院院長，1984年迄今任同濟醫學院名譽院長。2000年獲中國醫學科學院中國醫學科學獎，2001年獲中國醫學基金會醫德風範終身獎。
裘法祖學識淵博，醫術精湛，尤其擅長腹部及基本外科，是推動我國腹部及基本外科手術發展者之一。他主持創建了我國最早的器官移植機構——同濟醫科大學器官移植研究所，是我國器官移植事業的開拓者和奠基人之一，同時他又是我國晚期血吸蟲病外科治療的開創者。裘法祖一貫重視科學研究，由他提出並親自主持和指導的門靜脈高壓症外科治療獲首屆全國科學大會獎，肝移植研究獲1979年衛生部科技成果甲等獎。他撰寫論文220餘篇，主編了《一般外科手術學》、《醫學百科全書》（外科學基礎分冊、普通外科學分冊）、《黃家駟外科學》第4－6版（國家重點出版物）以及全國高等醫藥院校規劃教材《外科學》1－4版。
多年來，裘法祖為發展中德友好關係和學術交流盡心盡力。1982年獲德國海德堡大學名譽博士學位。1984年他發起組織了中德醫學協會，任中方理事長。1985年獲聯邦德國政府授予的大十字功勳勳章，同年被日本金澤醫科大學授予名譽顧問。1978年，裘法祖被評為全國科技先進工作者。1999年接受香港外科醫學院名譽院士銜。
皇甫謐
215年－282年， 魏晉間作家、醫學家。 皇甫謐，幼名靜，字士安，自號玄晏先生,是東漢太尉皇甫嵩的曾孫,拜鄉人席坦為師。安定朝那（今甘肅靈台縣朝那鎮）人。生於東漢建安二十年（公元二一五年），卒於西晉太康三年（公元二八二年），活了六十八歲。
提起皇甫謐，人們可能立刻想到他編撰的《針灸甲乙經》。其實，除此之外，他還編撰了《帝王世紀》、《高士傳》、《逸士傳》、《列女傳》、《元晏先生集》等書。他一生以著述為業。在醫學史和文學史上都負有盛名，尤其 在醫學上，是我國中醫領域“針灸療法”的創始人。
皇甫謐小時候，過繼給叔父，遷居新安（含河南澠池縣）。叔父、叔母，尤其是叔母，很疼愛他。而皇甫謐自幼貪玩，無心向學，人們笑他是傻子。到了十七歲，人高馬大，竟“未通書史”，整天東遊西盪，象脫韁的馬，叔母對皇甫謐如此調皮搗蛋非常氣憤，恨鐵不成鋼，常常為他的前途而憂慮。一天，她把貪玩的皇甫謐趕出家門，想要教訓他。誰知他到了外邊弄來了香瓜、甜果之類，洋洋自得地呈獻給叔母，以為如此“孝順”一番，便可平息叔母的盛怒。誰知叔母更加氣憤，接過瓜果，狠狠地摔在地上，流著淚說：“你快二十歲了，還是‘志不存教，心不入道’，你要真心孝順父母，就得‘修身篤學’”。他很受感動，噙著淚花發誓要悔過自新，改弦更張，矢志苦學。從此以後，他刻苦攻讀，虛心求教，一天也不懈怠。下定決心要編著一部針灸學專書。
對於針灸方面的經驗，早在二千多年前，我國醫家已進行了系統總結。如一九七三年在湖南長沙和馬三堆漢墓中，發現了多種周代編寫的醫書，其中有《足臂十一脈灸經》和《陰陽十一脈灸經》。戰國時代的《黃帝內經》也有許多論述針灸的內容。東漢初期針灸名醫涪翁還有《針經》的專述。但是晉代以前涉及到針灸內容的醫書，“其父深奧”，“文多重複，錯互非一”。加上當時用竹木簡刻書，書被視為秘寶，普通的人是不易得到的。由於參考書奇缺，這給皇甫謐編撰工作帶來很大困難。然而值得慶幸的是，皇甫謐沒有在困難面前低頭。他用百折不撓的精神，設法借來了需要的醫書，經窮搜博採，獲得了大量的資料。他把古代著名的三部醫學著作，即《素問》，《針經》（即《靈樞》），《明堂孔穴針灸治要》，纂集起來，加以綜合比較，“刪其浮辭，除其重複，論其精要”，，並結合自己的臨證經驗，終於寫出了一部為後世針灸學樹立了規範的巨著—《黃帝 三部針灸甲乙經》，也稱《針灸甲乙經》，簡稱《甲乙經》。
兒科醫家錢乙
約公元l035~1117年，字仲陽，宋代東平人，約生於北宋仁宗至徽宗年間，享年82年，是我國宋代著名的兒科醫家。錢氏治學，當初先以《顱顖方》而成名，行醫兒科，曾治癒皇親國威的小兒疾病，聲譽卓著，被授予翰林醫學士。曾任太醫院丞，在多年的行醫過程中，錢乙積累了豐富的臨床經驗，成為當時著名醫家。《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稱“錢乙幼科冠絕一代”，言不為過。其一生著作頗多，有《傷寒論發微》五卷，《嬰孺論》百篇，《錢氏小兒方》八卷，《小兒藥證直訣》三卷。現僅存《小兒藥證直訣》，其他書均已遺佚。
錢乙是我國醫學史上第一個著名兒科專家。錢乙撰寫的《小兒藥證直訣》，是我國現存的第一部兒科專著。它第一次系統地總結了對小兒的辨證施治法，使兒科自此發展成為獨立的一門學科。後人視之為兒科的經典著作，把錢乙尊稱為“兒科之聖”，“幼科之鼻祖”。 錢乙的一生，在治學上最突出的地方，就是“專一為業，垂四十年”。 業醫者知道，古代醫家稱小兒科做啞科，認為治小兒病最難。因為小兒脈微難見，診察時又多驚啼，靠脈診難以辨證，這是一；小兒骨氣未成，形聲未正，悲啼喜笑，變態無常，靠望診了解病情也有困難，這是二；小兒不能言語，言語亦未足取信，憑問診了解病情更難這是三；小兒臟腑柔弱，易虛易實，易寒易熱，用藥稍有不當，就足使病情複雜化，這是四。因此，錢乙在行醫過程中，也深感到小兒病難治。他說：“脈難以訊息求，證不可言語取者，襁褓之嬰，孩提之童，尤甚焉。”為了攻克這道難關，他花了將近四十年時間。欲話說：“功夫不負有心人”。他果然功成業就，為我國小兒科醫學專業發展奠定了堅定的基礎。”
錢乙在兒科學方面的成就為後人稱許，而且對中醫辨證學、方劑學均有較大影響。但限於當時的醫療水平，不可能十分完善。諸如其創立六味丸以補腎，僅重視了腎陰虧乏的—面，而忽略了腎陽虛衰的一面。也正因為如此，後世才在其基礎上逐漸加以發展，使之不斷完善。這也反映出錢乙在中醫學發展史上承前啟後的歷史地位。
丹溪翁朱震亨
公元1231~1351年，字彥修，元代金華（今浙江省義烏市)人，家居于丹溪，故後人尊稱為丹溪翁，亦稱為朱丹溪。自幼好學，師事朱熹的再傳弟子許謙學習理學，精通文哲，至四十歲才開始習醫，首先自學《素問》，而後又受業於劉完素的再傳弟子羅知悌門下。羅知悌雖為河間弟子，但旁通張從正、李東垣之學，故將劉河間、張從正、李東垣、王海藏諸家之書授予丹溪，使朱丹溪旁通當時名家之說，開拓了知識範圍。通過多年臨床實踐，朱氏自創新說，自成一家之言，創立了有名的“陽常有餘，陰常不足”及“相火論”學說，並於雜病提出了以氣、血、痰、郁的辨證治療方法，於醫學理論的發揮及雜病的治療作出了貢獻，被譽為金元四大家之一。著有《格致餘論》、《局方發揮》、《金匱鉤玄》、《本草衍義補遺》等。此外，流傳有關丹溪之書亦很多，其中以《丹溪心法》、《丹溪心法附余》最有代表性，但均非丹溪本人所著，系後人將朱氏臨床經驗整理而成。
金元四大家中，朱震亨所出最晚。他先習儒學，後改醫道，在研習《素問》、《難經》等經典著作的基礎上，訪求名醫，受業於劉完素的再傳第子羅知悌，成為融諸家之長為一體的一代名醫。朱震亨以為三家所論，於瀉火、攻邪、補中益氣諸法之外，尚嫌未備滋陰大法。力倡“陽常有餘，陰常不足”之說，申明人體陰氣、元精之重要，故被後世稱為“滋陰派”的創始人。臨證治療，效如桴鼓，多有服藥即愈不必複診之例，故時人譽之為“朱一貼”。弟子眾多，方書廣傳，是元代最著名的醫學家。
朱丹溪提出了“相火論”，“陽有餘陰不足論”及火熱證、雜病的證治經驗，對明、清醫學的發展有很深刻的影響。後世醫家在養陰、治火、治痰、解郁等方面的成就，與丹溪的啟發是分不開的。明代諸醫家，如趙震道、趙以德、王履、戴原禮諸人，均師承其學。另有虞搏、王綸、汪機、徐彥純等亦接受其學術思想，甚至遠傳海外，為日本醫學家所推崇。由於此，丹溪所創之學說被發展成一個學術流派——丹溪學派，朱丹溪則成為這個學派的倡導者。
葉天士
名桂，號香岩，又號上律老人。江蘇吳縣人，約生於清代康熙五年（公元一六六六年），卒於乾隆十年（公元一七四五年）。
葉天士信守“三人行必有我師”的古訓。不管什麼人，只要比自己有本事的，他都希望拜之為師。這樣，他的老師有長輩，有同行，有病人，甚至有端中的和尚。當他打聽到某人善治某病，就欣然前往，學成後才離去。從十二歲到十八歲僅僅六年，他除繼家學外，先後踵門求教過的名醫，就有十七人。葉天士的虛心求教，“師門深廣”，確實令人肅然起敬。
葉天士少承家學。他的祖父叫紫帆，名時，父親叫陽生，名朝采，都精於醫術。白天，他從師讀經書；晚上，他父親就教他“岐黃學”。因此，他從小時就自《素問》、《難經》及漢唐宋諸名家所著書，無不旁搜博覽。可惜的是，當他十四歲，父親就死去。他幼孤且貧，為了維持生活，只好一面開始行醫應診，一面拜父親的門生朱某為師，繼續學醫。不多久，在醫學上的造詣，就超過了朱老師。但他毫不自滿，孜孜不倦，又去尋找別的老師求學去了。
葉天士的著作《溫熱論》，是對治療溫熱病的大量臨證經驗的高度概括和總結，是溫病學派的開山之作。雖然文章不長，甚至沒有記載任何具體的方劑，但全文言簡意賅，對於臨床常見的溫熱病的病狀和其傳遍規律做了精闢的分析和總結。《溫熱論》就此成為了後世中醫學乃至現代中醫學臨床診斷熱性疾病的重要依據。除去在溫熱病狀分析方面做出的重要總結之外，葉桂在中醫學辨證方法方面做出的偉大貢獻在於，他將使用了千餘年的以“六經辨證”為主的外感病診斷方法，進一步發展為以“衛、氣、營、血”四個層次為主體，由表及里的辨證方法，這既是成功的創新，又是對於六經辨證的高水平的套用和發展，標誌著中醫學在辨證水平上的又一次提高。自此，也將“傷寒”與“溫病”兩大學說從辨證方法上區分開來。他這種大膽的創新來自於對先賢著作的透徹分析和豐富的臨床經驗，因此，也有人認為，葉天士稱得上是對《傷寒論》理解得最透徹的一位醫家。
呂炳奎
呂炳奎1914.1-2003.12，1914年1月3日生於上海省嘉定縣望仙橋，出身在一個農家。他幼年時，曾染上重病，垂危之際，幸遇一走方郎中救治，從此立志學醫，遂拜嘉定名醫汪志仁為師，一學五年，從抄方、號脈，到內、外、兒、婦諸科，埋頭苦學。二十歲起，他掛牌應診，診務繁忙，漸有醫名。1938年初，為抗擊日本帝國主義侵略，變賣家產，組織了嘉定外岡游擊隊。1939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先後擔任淞滬游擊隊政治部主任、解放軍第一支海上武裝力量華中海防縱隊政委等職。解放後曾任江蘇省統戰部副部長，1954年在任江蘇省衛生廳廳長兼黨組書記期間，創建了新中國第一所中醫院和第一所中醫師資進修學校，組織編寫了中醫第一套系統教科書。1956年調中央衛生部主持全國中醫工作，在他主持起草的關於“西醫離職學習中醫”的報告上，毛澤東同志曾批示：“中國醫藥學是一個偉大的寶庫，應當努力發掘，加以提高”。20世紀七十年代後期他適時提出“中醫、西醫、中西醫結合三支力量長期並存共同發展”的方針。1978年他主持起草的報送中央“關於解決中醫後繼乏人問題”的報告，即後來形成的中央（78）56號檔案。1982年在湖南衡陽會議上明確提出中醫醫院及中醫高等教育的發展方向。
冉雪峰
1877-1962，現代醫學家 ，原名敬典，後更名劍虹，號雪峰，別號恨生。四川巫山人。出身醫藥世家，自幼習文學醫，致力於中醫學。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在民主思潮影響下，來到湖北武昌，曾在報館當校對、記者和編輯。1907年，受聘為湖北醫學館教習，後任館長。
宣統三年(1911年)，參加武昌首義，任鄂軍都督黎元洪之軍機秘書。袁世凱竊國後，冉在報紙上揭露抨擊袁投降賣國、復辟帝制的罪行，由此身陷囹圄。後經保釋出獄，不再過問政治，悉心研究醫學。1917年，懸壺武昌中和里，後開業於漢口中山大道永康里。時鼠疫流行，在臨床實踐中研究採用“太素清燥救肺湯”和“急救通竅活血湯”等方藥，收到良好療效，並著有《溫病鼠疫問題解決》、《霍亂症與痧症鑑別及治療方法》和《麻疹商榷正續篇》等文，因而馳名三鎮，享譽醫林。
1919年，鑒於“西醫東漸，中醫衰落”，聯合省垣陸繼韓、胡書城、李子余等，組織湖北省中醫公會與中醫學會，併兼任湖北省《中醫雜誌》編輯。1923年在武昌獨資創辦湖北中醫專門學校，自任校長，前後培養500餘名中醫師。1929年出任漢口衛生局中醫考試委員、湖北省政府檢定中醫委員會委員。當中央衛生委員會通過“廢止舊醫案”後，率武漢中醫界名流組成請願團赴南京抗爭，同時在報上發表文章據理駁斥，並與天津名醫張錫純結成“南北同盟”，反對扼殺中醫事業的行徑，享有“南冉北張”之譽。中央國醫館成立後，任該館醫務處處長和湖北省國醫館館長。抗日戰爭期間，捐款組織湖北省戰地後方服務團，任團長及中醫救護醫院總院副院長，為抗日將士和難民免費治病。武漢淪陷前夕，舉家避難四川萬縣。應診之餘，埋頭著書，並親手製作人體骨骼標本，繪製數百幅人體解剖學彩圖，旨在進行中醫改革與創新。1946年由萬縣遷回漢口，懸壺應診。1949年舉家搬遷重慶。
1955年11月底，調衛生部中醫研究院，任學術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兼高級幹部、外賓治療室主任，當選為中華醫學總會常務理事及全國政協第二、三屆委員。
任應秋
1914-1984，現代醫學家。字鴻濱，四川江津縣人。幼習四書五經，有較堅實經學基礎，後就讀江津國醫專修館，於文史訓詁，均有長進。後於1936年赴上海入中國醫學院，並問業於滬上名家陸淵雷等人。抗戰時返鄉懸壺。並創辦《華西醫藥雜誌》。1949年後，先出任重慶市中醫學校教務主任，後於1957年應聘任教於北京中醫學院，先後任院務委員會委員，醫學史、各家學說、醫古文教研室主任，中醫系主任等職，後又出任全國政協委員、國家科委中醫專業組委員等職。其治學態度嚴謹，又精勤不輟，故著述甚豐。其重要者有《中國醫學史略》、《內經十講》、《五運六氣》、《中國歷代名醫精華》、《中醫各家學說》、《中醫病理學概說》、《中醫基礎理論六講》，並主編《中國醫學百科全書·中醫基礎理論分卷》等。施今墨
施今墨1881-1969，中醫臨床家，教育家。畢生致力於中醫事業的發展。提倡中西醫結合，培養了許多中醫人才。長期從事中醫臨床，治癒了許多疑難重症，創製了許多新成藥，獻出700個驗方。為中醫事業作出突出貢獻，在國內外享有很高的聲望。 施今墨倡導西醫辨病，中醫辨證，開闢了臨床中西醫結合的新思路。他重視“氣血”，提出了“十綱辨證”的新觀點，發展了中醫傳統的“八綱辨證”理論。施今墨於1932年創辦了華北國醫學院，摸索出“理論與臨床結合”、“中醫與西醫結合”、“醫德與醫術結合”中醫教學的三大特色。華北國醫學院是由傳統“師帶徒”模式走向中醫高等教育模式的嶄新一頁，為新中國成立後的中醫高等教育提供了重要的實踐經驗。1969年施今墨重病中預立遺囑，將遺體捐獻給醫學事業，是中國醫學史上第一位自願將遺體獻給醫學事業的中醫學家。
鄧鐵濤
鄧鐵濤廣東省開平縣人。1916年10目出生於一個中醫家庭。廣州中醫藥大學終身教授，現代著名中醫學家，中醫內科學專業博士研究生導師。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以來，鄧鐵濤在中醫教學、醫療、科研等領域相繼取得成就，受到人民的信賴。歷任廣東中醫藥專科學校、廣東省中醫進修學校教務主任，廣州中醫學院教務處副處長、副院長，中華人民共和國衛生部第一屆藥品評審委員會委員，中華醫史學會委員，廣東省第四、五屆政協委員，廣東省及廣州市科委顧問等職。1962年和1978年兩度被廣東省政府授予“廣東省名老中醫”稱號。現任中國中醫藥學會理事會顧問，中國中醫藥學會中醫理論整理委員會副主任委員，中國中西醫結合研究會名譽理事，中華醫學會廣東分會醫史學會主任委員，廣州中醫藥大學學位評定委員會委員，國家中醫藥管理局中醫藥工作專家諮詢委員會委員等職。
鄧鐵濤從事中醫醫療、教學與科研工作60多年，對重症肌無力、冠心病、高血壓、中風、慢性胃炎、慢性肝炎、肝硬化、糖尿病、紅斑狼瘡、硬皮病及危重病的搶救等，積累了豐富的診療經驗。擅長以中醫脾胃學說論治臨床各系統病證。1985年研製成功的中成藥“五靈止痛散”獲廣州市科技成果四等獎，技術轉讓費5萬元全部貢獻給中國中醫藥學會振興中醫基金會。1991年，鄧鐵濤教授主持的課題《脾虛型重症肌無力臨床研究及實驗研究》，獲得國家中醫藥管理局科技進步一等獎，1992年獲國家科技進步二等獎，這是建國以來我國中醫藥學界不易獲得的獎勵級別。“非典”時期，鄧鐵濤教授較早發表論著《論中醫診治“非典”》，為中醫藥防治SARS提供技術指導，被國家中醫藥管理局任命為抗“非典”專家顧問組組長，榮獲中華中醫藥學會“中醫藥抗‘非典’特殊貢獻獎”。近年來鄧老以80多歲高齡，仍不斷探索臨床新領域，與廣東省中醫院心臟中心合作，開展圍心臟手術期的中醫藥治療研究，大大提高了心臟病人對手術的適應能力，促進術後的康復。
鄧鐵濤教授著述等身，重要著作及獲獎項目有：主編《中國醫學通史•近代卷》，人民衛生出版社2000年出版；參與主編《中醫大辭典》，人民衛生出版社1995年出版，1997年獲國家中醫藥管理局基礎研究2等獎，、主編《鄧鐵濤醫集》，人民衛生出版社1995年出版；主編《中醫名言錄》，獲1991年廣東省中醫藥管理局科技進步二等獎。其他重要著作還有《耕耘集》、《實用中醫診斷學》、《鄧鐵濤醫話集》、《鄧鐵濤臨床經驗輯要》、《學說探討與臨證》、《中醫近代史》等專著共20多部。鄧鐵濤教授在國內外刊物發表的論文、醫話、醫案等超過100多篇。
西醫學家
張孝騫
張孝騫1897.12.28－1987.8.8，內科專家、醫學教育家、中國消化病學的奠基人。號慎齋。長沙人。1921年長沙湘雅醫學院畢業，獲醫學博士學位。兩次赴美留學，先後入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和史丹福大學。1933年回國，先後任湘雅醫學院內科學教授、教務主任、院長及湘雅醫學院院長、湘雅護校校長。1948年任協和醫院內科教授兼主任，先後建立消化、心腎、傳染病、血液、呼吸等專業組，是中國胃腸病學的創始人之一。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任中國醫科大學副校長、全國政協常委。1958年加入共產黨。是中華醫學會常務理事、中華消化系病學會名譽主任委員。
張孝騫在1920年代末，張孝騫首次證明血漿蛋白低時，血容量也下降，即低蛋白血症不是血液稀釋、血容量增加，反而是由於血液膠體滲透壓降低，血容量減少，這糾正了過去錯誤的認識。這是他在研究糖尿病酸中毒患者的血容量降低、以及甲狀腺功能亢進、腎病營養不良性水腫等病人的血容量變化以後作出的新發現。在30年代初，他為中國創建了第一個消化專業組，並對胃的分泌功能進行多方面的研究，發表了一系列重要論文。他第一個在臨床上使用組胺法化驗胃液分泌，並提出發熱對胃分泌功能有抑制作用的新論點，從病理生理上闡述了發熱病人不願進食的機制之一。這些論文，有的至今仍被國際上引用。他對阿米巴痢疾、潰瘍性結腸炎、結核性腹膜炎、消化性潰瘍等作了大量研究。其中以胃、十二指腸潰瘍的系統觀察和腹腔淋巴結核的診斷尤為突出。他還研究了胃潰瘍與胃癌的關係，發現良性胃潰瘍惡變者屬少數，在5％以下。50年代中，張孝騫進行胃運動功能的研究。這是當時國際上很少有人涉足研究的領域。60年代初，張孝騫主持制定了胃腸炎病的國家重點科研規劃。60年代中，張孝騫根據國際國內醫學發展的需要，在協和內科籌建遺傳專業組。70年代末，親自參加並主持了中國消化學會的成立並任名譽主任委員。
鄺安堃
鄺安堃內科學家，內分泌學家。1902年11月2日生於廣東番禺。1992年8月2日卒於上海。1919年赴法留學。1924年畢業於法國里昂大學醫學院後，任法國國立醫院住院醫師。1933年獲醫學博士學位後回國。歷任上海震旦大學廣慈醫院兒科主任、皮膚科主任、內科主任、教授。1952年後歷任上海第二醫學院內科主任、教授、副院長，上海市高血壓研究所所長，上海市內分泌研究所所長，《中華內分泌代謝雜誌》總編等職。1985年法國國家科技部長授予他法國國家騎士榮譽勳章。他最早在中國發現系統性紅斑狼瘡、血紫質病、西蒙-希恩席漢二氏綜合徵、原發性醛固酮增多症，在世界上第一次用動物模型論證中醫陰陽學說中的陽虛本質與腎上腺皮質功能之間的關係。在陽虛動物模型成功建立的基礎上，進一步發現陽虛者cAMP／cGMP下降，陰虛者cAMP／cGMP升高。在研究腎虛與性激素的關係中，發現冠心病、病態竇房結綜合徵、糖尿病和高血壓的男病人中雌激素增高。他與同事共發表各種論文200餘篇，主編《內科學手冊》、《實用內分泌學》等。
傅培彬
傅培彬1912-1989，著名外科學家、醫學教育家、二級教授。 1939年畢業於比利時魯汶大學，醫學博士。1946年回國，1949年擔任廣慈醫院外科主任。他在我國外科事業發展的每個階段都作出了重大貢獻，如小兒外科、燒傷外科的建立，心血管外科的興起，以及血吸蟲性肝硬化的外科治療等方面。他提出了癌腫擴大根治術的觀點，使瑞金醫院的胃癌、結直腸癌的手術療效達到國際水平。他領銜我國第一例肝臟移植和第一例心臟移植手術，開展了膽道疾病與急性壞死性胰腺炎的研究，創立的“以膽石剖面結構及化學成分為基礎的分類法”在國內廣泛使用。傅培彬學著頗豐，在國際學術界享有崇高的聲譽。1981年比利時皇家醫學會授予他外籍榮譽會員稱號，1982年法國巴黎外科學院吸收他為外籍會員，1983年法國外科學會授予他榮譽會員稱號，1987年比利時國王授予他騎士勳章。
胡傳揆
胡傳揆1901-1986，皮膚病性病學家、醫學教育家。漢族，湖北省江陵縣人，1927年畢業於北京協和醫學院，獲醫學博士學位。歷任講師、教授。1946年任北京大學醫學院附屬醫院院長。1948年8月至1952年12月任國立北京大學醫學院院長，1952年12月至1968年8月任北京醫學院院長，兼任中華醫學會副會長、中國醫學科學院皮膚病研究所名譽所長、中華醫學會皮膚科學會主任委員、《中華皮膚科雜誌》總編輯、北京生物醫學工程學會理事長、第四屆全國政協委員、第七屆北京市人大代表、北京市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委員等職。
胡傳揆1932年在美國紐約羅氏醫學研究院留學期間，進行了梅毒螺鏇體中國菌種的分離與外國梅毒菌種對比研究，博得了國際學者的好評。他前半生致力於梅毒防治的研究。
新中國成立後，承擔了為1000餘名妓女治療梅毒的任務，使她們獲得了新生。60年代初，他開始對危害人們健康的頭癬病進行了深入的研究，並在北京郊區和江西省建立了治療試點，由於10年動亂被迫終止。粉碎"四人幫"後，他已年過7旬仍帶領醫療隊在湖北省英山縣普查了35萬人，為近2萬人治療，使他們恢復了健康。1979年，衛生部向全國推廣了他的經驗，推動了全國消滅頭癬的工作。他重視醫學教育，重視培養人才。建國後，在他的主持下，北京醫學院擴大了規模，舉辦各種訓練班、進修班和研究生班，努力提高教師思想業務水平。他重視科研工作，提高醫療質量，使北京醫學院成為全國的重點學校。逝世後，其家屬和學校依照他生前的囑託，將其骨架製成標本，陳列在校內供教學使用，他的積蓄捐給學校作為皮膚科研專項獎勵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