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述
魏初盛況
漢末魏初，鄭氏門徒遍天下，經學界幾乎成了鄭學的一統天下，鄭學大盛。鄭門弟子超過萬人，他們或在朝廷為官，或任博士，或從事著述，或於民間收徒講學，共同傳授鄭氏經注，闡發鄭學。田瓊在漢魏之際任博士，時王粲對鄭玄《尚書注》有疑問，撰《尚書問》4卷，田瓊與韓益合撰《尚書釋問》4卷，共同匡正其謬，答王粲之問以申鄭義。宋均魏初任博士，他繼承並發展了鄭玄的讖緯學，遍注群緯，成就卓著。劉熙亦曾為博士，發展了鄭玄以音求義的訓詁原則，專用音訓，撰《釋名》8卷，是一部漢語語源學專著。程秉，博通五經，著《周易摘》、《尚書駁》、《論語弼》，凡三萬餘言。任嘏亦著書38篇，四萬餘言。如此等等，鄭學成為當時最大的學派。當時，朝廷講論經義均採用鄭注，儒生、學者皆為鄭學的博大宏通、無所不包所震撼，轉而崇尚鄭學，大批經生屬意於鄭注，不復更求各家，正如皮錫瑞所說：“當時莫不仰望，稱伊、洛以東，淮、漢以北，康成一人而已。鹹言先儒多闕，鄭氏道備。自來經師未有若鄭君之盛者也。”
與王學的關係
魏文帝以後，隨著九品中正制的實行，已不以經術取士，選官重門第，看閥閱，經學開始衰落，然因士族最講究禮，而鄭玄對禮最為精通，故所注《三禮》受到重視，鄭學仍有相當的地位。三國時期，已有人在鄭學之外標新立異，如魏有王肅，吳有虞翻，蜀有李。王肅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他曾習今文經，又善賈逵、馬融的古文學，故兼通今、古文經。他亦遍注群經，為《尚書》、《詩經》、《論語》、《三禮》 、《左傳》等作注，又撰定其父王朗所作《易傳》。他亦采今、古文說，然專與鄭學對立：鄭玄用古文說，他則以今文說予以批駁；鄭玄用今文說，他則以古
鄭學文說予以批駁。他甚至偽造《孔子家語》、《孔叢子》，還根據《孔子家語》立論撰《聖證論》，假託孔子和孔子子孫的言論，以譏短鄭玄，遂形成新的經學派別--王學。
但直至魏末，由於鄭玄弟子眾多，朝廷論講經義仍用鄭玄經注。高貴鄉公曹髦亦主鄭學，他常親臨太學，講《易》 、《尚書》、《禮記》。一次，講《尚書》以後，賜執經親授者司空鄭沖、侍中鄭小同等各有差，以示崇尚鄭學。司馬氏集團掌握朝廷實權以後，因為王肅與司馬氏集團有聯姻的關係，所以王肅所注諸經及其父王朗所作《易傳》都被列為學官，皆設定博士。王學博士有政治勢力作後盾，有恃無恐，連皇帝也敢反駁。甘露元年(266年)，高貴鄉公到太學向諸儒詢問經義，而博士不顧他主張鄭學，竟以王學觀點相對答。高貴鄉公問：《尚書》中鄭玄注“稽古”同天(《尚書?堯典》“曰若稽古帝堯”注，《鄭氏佚書》本。)，認為堯是效法天的，王肅則注“稽古”為堯順考古道而行之。二義不同，何者為是?博士庾峻回答說：依據《洪範》(按：此指《尚書洪範傳》)“三人占，從二人之言”的古例，賈逵、馬融和王肅都注為“順考古道”，因此，王肅的注說是對的。高貴鄉公又引孔子所說的“唯天為大，唯堯則之”予以反駁，認為堯的美德就在於效法天意，“順考古道”不足以表達堯的德行。庾峻則以他“奉遵師說”為由，把皇帝的反駁頂了回去(《三國志?魏書?三少帝紀》。)。這說明，鄭學的地位在魏末受到王學的嚴重挑戰。
三國時期的崇信者
三國時期，儘管王學因為有政治背景而地位抬高，但主張鄭學、崇信鄭學者大有人在，他們挺身而出捍衛鄭學。這些人有鄭玄弟子或再傳弟子，也有鄭學的愛好者。
(一)魏國魏國崇信鄭學者，主要有王基、孫炎、馬昭、張融等。王基(•-261)，字伯輿，魏東萊曲城(今山東萊州東北)人。青年時曾入琅邪界遊學，崇尚鄭學。黃國中，察孝廉，除郎中，擢中書侍郎。王肅著諸經傳解及論定朝儀，改易鄭玄舊說，而他據持鄭氏經義，常與之抗衡。後作《毛詩駁》1卷，據持鄭義。孫炎，字叔然，魏樂安(今山東博興西南)人。曾受學於鄭玄之門，人稱“東州大儒”。征為秘書監，不就。王肅集《聖證論》譏短鄭玄，孫炎駁而釋之，作《周易》、《春秋例》、《毛詩》、《禮記》、《春秋三傳》、《國語》、《爾雅》諸注，又注書十餘篇。今存有《爾雅注》和《禮記注》佚文。其書皆為駁王衛鄭而作。鄭玄雖未對《爾雅》作注，但對《爾雅》很有研究。孫炎為鄭玄《爾雅》之學的繼承者，其《爾雅》注承緒師說，又發揚光大，深得鄭玄之旨。其《禮記注》對《禮記》篇目次序有調整，其注仍宗鄭玄，故《舊唐書•元行沖傳》說：“鄭學之徒有孫炎者，雖扶玄義，乃易前編。”馬昭，曾為中郎，信守鄭學，王肅規玄數十百件，昭“上書以為肅謬”。他指斥《孔子家語》為王肅偽作，孔穎達《禮記•樂記》疏引馬昭云：“《家語》，王肅所增加。”張融，曾為博士，王肅改鄭68條，融核之，將定臧否，“稱玄注泉深廣博，兩漢四百餘年，未有緯於玄者”(《舊唐書•元行沖傳》。)。
(二)蜀國蜀國崇信鄭學者，主要有許慈、姜維。許慈，字仁篤，南陽(今河南南陽市)人。師事劉熙，為鄭玄再傳弟子，善鄭氏學。治《易》、《尚書》、《三禮》、《毛詩》、《論語》，宗鄭說。建安中，與許靖等俱自交州入蜀，與胡潛並為學士，與孟光、來敏等典掌舊文。姜維(202-264)，字伯約，天水冀縣(今甘肅甘谷縣東)人。《三國志•蜀書•姜維傳》雲“好鄭氏學”，然不言其何所師受。維“樂學不倦，清素節約，一時儀表”，為蜀漢奉義將軍、輔漢將軍，封當陽亭侯。姜維遠處天水，與北海相去甚遠，而好鄭學，足見鄭學影響之大。
(三)吳國吳國崇信鄭學者，主要有薛綜、徐整。薛綜，字敬文，沛郡竹邑(今安徽宿縣北)人。少依族人避地交州，從劉熙學，為鄭玄再傳弟子，是鄭學崇信者。仕吳為五官中郎將，除合浦、交太守。後官至尚書僕射、太子太傅。所著詩、賦、難、論數萬言，名曰《私載》，又定《五宗圖述》、《二京解》。徐整，字文操，豫章(今江西南昌市)人。吳太常卿。《隋書•經籍志》著錄其所撰《毛詩譜》3卷，而《經典釋文•序錄》云：“鄭玄《詩譜》二卷，徐整暢，太叔裘隱。”盧文《釋文考證》云：“暢謂暢明鄭旨，隱謂詮發隱義。”說明徐整於鄭氏《詩譜》有申衍暢明之功，並非別撰《詩譜》。
產生原因
有關《三禮注》的專著鄭學的產生，有深刻的社會歷史原因，也是由經學自身發展的內部規律決定的。
時代的需要
鄭學，就是以古文經為主的今文、古文的合流。鄭學產生於東漢末年，反映著封建地主階級擺脫日益深重的社會危機的需要。
東漢後期，外戚專權，宦官擅政，中央政權內部的傾軋與鬥爭愈演愈烈。到東漢末年，中央政權嚴重削弱，危機四伏，而作為封建統治階級精神支柱的經學，其內部今、古文經嚴重對立，甚至出現了“異端紛紜，互相詭激”(《後漢書•鄭玄列傳論》。)的混亂局面，這不利用中央集權的鞏固。因此，實現經學的統一，是從意識形態方面強化封建統治的當務之急。但是，東漢末年的統治者內外交困，自顧不暇，已經沒有能力運用政權的力量解決這一問題。儘管靈帝曾頒布熹平石經，“使天下鹹取則焉”，然而實際上只能改變一下“文字多謬”(③《後漢書•蔡邕列傳》。)的狀況，未能解決經義分歧的問題。於是，經義的統一，就只能由那些忠心維護封建統治的大儒自下而上來完成了。
從東漢末年的情況來看，今文經學衰敗，古文經學興盛。今文經學派的儒者不可能承擔這一任務，所以只能由古文經學派的學者來完成。而鄭玄是東漢古文經學派的最後一位經學大師，有條件、有能力承擔這一任務。他慨嘆“漢世之事，誰與正之?”③正表明了他維護漢室封建統治的抱負；他發願“述先聖之元意，思整百家之不齊”，正表明他以統一經學為己任；他年輕時在外求學近20年，遍訪名師，遂精通今、古文經，正表明他為統一經學做了長期的準備。鄭玄遍注群經，是他採取的自下而上解決經義分歧的一種最為可行的辦法。
東漢末年社會危機的加劇，還在客觀上為經學的統一提供了條件。黨錮之禍使經學的派別之爭相對緩和，出現了今、古文合流的可能性。黨錮之禍給學界帶來的後果，是大批學者無心仕途，紛紛退居書齋，潛心學術研究。鄭玄就是在被禁錮的十四年間，“隱修經業，杜門不出”，完成《三禮注》的。
經學自身發展的必然結果
漢代經學經歷了由簡到繁，又由繁到簡的過程，鄭學的產生標誌著這個過程的完成。西漢經學強調守師法，儒生們大都各抱一經，很少撰述。東漢時期，隨著師法的被打破，出現了大規模的撰述活動。隨著注經的盛行，出現了日趨繁瑣的現象，正所謂“經有數家，家有數說，章句多者或乃百餘萬言。學徒勞而少功，後生疑而莫正”(②《後漢書•鄭玄列傳》。)。所以，經學的進一步發展，要求就簡削繁。鄭玄適應了這一要求，“括囊大典，網羅眾家，刪裁繁誣，刊改漏失”②，注經極為簡約。鄭注出現以後，經生景從，其他諸家經注遂廢。更重要的是，鄭玄的經注兼融今、古，擇善而從，衝破了家法的束縛，遂使今、古文經不僅在文字上，而且在經義的解釋上統一起來。鄭學的產生，正是突破今、古文學的門戶之見，在學術上相互交流的產物。
學者通經奠定了學術基礎在鄭玄以前，已經有一大批精通數經的通儒出現，他們對群經的注釋，為今、古文的融合和鄭學的產生打下了學術基礎
西漢時，經學家大都只通一經。到東漢，才出現了學通數經並且兼學今、古文的潮流。這種潮流的出現，是和統治者的要求分不開的。如漢章帝就曾下詔，要求學今文經的也要學習古文經。這不僅提高了古文經的地位，也對儒生兼學今、古文經產生了較大影響，以至學者通經成為普遍現象，賈逵、馬融等就是這樣的古文經學大師。
鄭玄正是在這種博通今、古文經的潮流中成長起來的一位通儒。他既學今文經，又學古文經，並求學於精通古文經的大師馬融，遂成為精通古文經、並對今文經有很深造詣的經學大師。這種兼通今、古文經的有利條件，使他成為漢代經學的集大成者，故能“發一義無不貫穿群經”(《鄭氏佚書•序》。)。鄭玄以前的古文經學家注經，已經出現兼容今、古文的現象，但因受到今、古文學派的限制，不便在注中公開標明哪些出自古文經義，哪些出自今文經義。鄭玄則敢於衝破今、古文學派的限制，廣泛地全面地融合今、古文經，並在注中明確標明哪些是今文經義，哪些是古文經義，正如賈公彥指出的：“鄭注禮之時，以今古二字並之……或從今，或從古，皆逐義強者從之。若二字俱合義者，則互換見之。”(《儀禮•士冠禮》疏。)阮元也指出：“鄭注迭古今文最為詳該。”(《儀禮註疏•校勘記》。)由於鄭玄遍注群經，又能兼融今、古文經，加上他高節、碩學、高壽、高譽，故為天下學者歸宗，遂形成鄭學。
特點
兼容並包是鄭學的最大特點兼容並包
鄭玄是漢末通儒，所創鄭學，可謂通學。他以古文經說為主，兼采今文經說以及讖緯之學注經，不守門戶之見，從而創立鄭氏家法，建立起鄭氏經學體系：“於《易》先通京氏，後傳費氏；於《書》傳杜林古文；於《詩》先通韓氏，後尊毛氏；於《禮經》本傳小戴今文之學，兼習淹中古文；《周禮》采杜子春及二鄭(鄭興、鄭眾)；《禮記》依盧(植)、馬(融)之本；《春秋》則有評論略說，發《公羊墨守》、針《左氏膏肓》、起《梁廢疾》；其餘《論語》、《孝經》、《孟子》、《爾雅》，皆有註解，由其於兩漢經師之說，綜括靡遺，而又網羅百家，博稽六藝，證其同異，辨其是非。”(胡培《北海鄭公生日祀於萬柳堂記》。)在鄭玄之前，儒者各守師法、家法，壁壘森嚴，少有會通。自鄭玄遍注群經，使今、古文經合流，成為一種新的經學。
形式靈活
鄭玄博通今、古文經以及當時流行的其他學問，在創立鄭學的過程中，除遍注群經，採取多種訓詁形式之外，還在經學研究中，在與論敵的鬥爭中，採用了靈活多樣的體式，有“論”，如《六藝論》；“譜”，如《毛詩譜》；“議”，如《魯禮議》；“贊”，如《書贊》；“駁”，如《駁〈五經異義〉》；“難”，如《答臨孝存周禮難》；“發”，如《發公羊墨守》；“針”，如《針左氏膏肓》；“起”，如《起梁廢疾》等。
簡明扼要
在鄭玄之前，博士說經，往往繁瑣寡要。鄭玄博洽經傳，長於訓詁，其注經，“文義自解，故不言之，凡說不解者耳”(《鄭志》鄭玄答張逸語，《詩•周南•螽斯》正義引。)，故經注簡約，用字往往少於經文，遂使儒家經典有了能為後學所取正的注釋。鄭玄的著述，遵循“舉一綱而萬目張，解一卷而眾篇明”(《毛詩譜•序》，《鄭氏佚書》本。)的原則，故學者用力少而功多。
成就
鄭學對訓詁學、經學、文獻學有影響鄭學主要通過經注表現出來，內容雖涉及古代政治、經濟、哲學、法律、教育、歷史、天文、曆法、數學、物理學、機械製造等多種學科，但就其體式而言為訓詁，其成就是：
(一)重視古今詞義的對比研究，強調以今語釋古語，使古文獻中的詞語的本義得到正確解釋。
以今釋古，先秦訓詁已常見，然至鄭玄注經這一原則才得以廣泛套用，並產生很大影響。為存詞之古義，鄭玄在經注中還十分重視以複音詞訓釋單音詞，這不僅縮小了詞義距離，而且使古代文獻詞義解釋得更加明確，也反映了當時詞語變化
的情況。
(二)經注儘量說明古代文獻在詞語方面所保存的古今音變的軌跡。
鄭玄深知古今語音隨時間、地域的轉移而不斷變化的道理。經注中因聲求義，說明通假的例子甚多，後世訓詁家多據以研究先秦兩漢的古音古義，是一份十分寶貴的歷史信息資料。如清代王念孫、王引之等人，正是沿著鄭玄開闢的路子，吸收歷代研究成果，建立自己的古音系統，並運用於經學、文獻學、訓詁學的研究，取得前所未有的成就。
(三)通過注釋，廣泛解釋屬於百科性的語詞意義。
鄭玄的經注，以《三禮注》為代表，在鄭學中占重要地位。《三禮》內容非常廣博，包括社會政治制度、禮樂兵刑、文教賦稅、宮室車服、酒膳飲食、農商醫卜等諸多方面，可謂古代政治、經濟、文化、風俗等方面的百科全書，是人們的行為規範和準則，今天仍不失為重要的歷史資料。鄭玄在《三禮注》中所涉及到的有關百科詞目的解釋，是了解前代生活不可缺少的工具。鄭玄遍注群經的成果，在鄭玄以後各代注釋中，被廣泛套用於各類書籍的注釋；後代辭書編纂，有關古代文物制度等百科詞目的釋義，也多參考鄭注成說。
創始人
鄭玄像鄭玄（127年-200年）字康成，北海高密（今中國山東省）人，東漢經學家。
鄭玄是東漢的儒家學者、中國歷史上著名的經學家。他曾師事張恭祖、馬融，先後研習了今文經學和古文經學，然後網羅眾家之說，把今文經學和古文經學通融為一。鄭玄在經學上的重大成就，使他成為漢代最大的“通儒”，同時也是兩漢時期儒家經學的集大成者。鄭玄站在“通學”的立場上，遍注群經，“整”而“齊”之。根據史籍記載，鄭玄曾註解過《周易》、《尚書》、《毛詩》、《周禮》、《儀禮》、《禮記》、《論語》、 《孝經》 、 《尚書大傳》 ，以及《中候》 、 《乾象曆》 ；又撰寫了《天文七政論》、《魯禮褅袷義》、《六藝論》、《毛詩譜》、《駁許慎五經異義》、《答臨孝存周禮難》等，凡百餘萬言。范曄評價他說：“鄭玄括囊大典，網羅眾家，刪裁繁誣，刊改漏失，自是學者略知所歸。”(《後漢書•鄭玄列傳》)
鄭玄的弟子數以千計，鄭學也曾風靡一時。以後從魏晉至隋唐，鄭學的流傳始終很廣。清代乾嘉學學派提倡“漢學”，對鄭學十分重視，頗多發揮(參見本書“鄭玄”條)。
唐孔穎達《札記正義》稱“禮是鄭學”，究其原因，一因鄭玄禮學著作甚多，特專精於禮學；二因自鄭玄兼注《三禮》，始有所謂《三禮》之學；三因鄭玄能將其禮學付諸實際運用，為朝廷制禮；四因鄭玄能以禮律己，“非禮不動”。然最主要的原因，還在於自鄭玄兼注《三禮》之後，後世之治禮學者皆以鄭學為宗，而不可舍其書，自魏晉至隋唐皆然，故孔氏有“札是鄭學”之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