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三禮”之名始於東漢鄭玄,指《周禮》 、《儀禮》和《禮記》 。《周禮》,原稱《周官》,西漢末劉歆始稱《周禮》。《周禮》傳說為周公旦所作,近人定為戰國時作品。“周”字或以為指“西周”,
或以為指“周天之官”。《周禮》分天官、地官、春官、夏官、秋官、冬官六篇,六官象徵天地四方六合,體現了“以人法天”的思想。漢時冬官篇已亡,漢儒取《考工記》補之。《周禮》內容極為豐富,主要講述各種名物、典章、制度。
《儀禮》簡稱《禮》,亦稱《禮經》或《士禮》,晉代始稱《儀禮》。舊說《儀禮》為周公製作或孔子訂定,近人認為是春秋戰國時一部分禮制的彙編,成書應在戰國初期至中葉。先秦、西漢所謂“五經”之《禮》皆指《儀禮》。《儀禮》分《士冠禮》、《士昏禮》等十七篇,詳盡地敘述了上古貴族生活各種主要禮節儀式。
《禮記》,一般指西漢戴聖所編的《小戴禮記》。《禮記》是秦漢以前儒家各種禮儀著作選集,大率為孔子七十子後學所記,有《曲禮》、《檀弓》、《王制》、《禮運》等四十九篇,其中《中庸》、《大學》兩篇後被朱熹列入“四書”。《禮記》反映的基本內容多系先秦古制,亦錄有一些孔子言論或其弟子對孔子思想的發揮,但也有個別篇章為秦漢儒生所撰。唐以後,《禮記》地位愈隆,逐漸超越《周禮》和《儀禮》。此外尚有戴聖之叔戴德所編的《大戴禮記》。
“三禮”之學是中國古代禮樂文化的理論形態,對中國後世政治制度、社會思想、文化傳統、倫理觀念影響很大。
創作人簡介
鄭玄,東漢末年的經學大師,他遍注儒家經典,以畢生精力整理古代文化遺產,使經學進入了一個“小統一時代”。他對儒家經典的注釋,長期被封建統治者作為官方教材,收入九經、十三經註疏中,對於儒家文化乃至整箇中國文化的的流傳作出了相當重要的貢獻。
上篇
鄭玄的生平事跡
一、家世與童年
鄭玄,字康成,北海高密(今山東省高密縣)人。
生於東漢順帝永建二年(12 7年),卒於東漢獻帝建安五年(200年)。 鄭玄的家世本來比較顯赫。其遠祖名叫鄭國,字子徒,是孔子的弟子,其後世封為朐(qu渠)山侯。鄭玄的八世祖鄭崇,字子游。為高密大族,西漢哀帝時官至尚書僕射,《漢書》中有傳。鄭崇為人剛直不阿,很受哀帝的信任和重用,常與宦官、幸臣董賢等作鬥爭,後來佞臣誣陷,慘死獄中。
到了鄭玄出生時,鄭氏家族已經敗落了,他的祖父鄭明、父親鄭謹,都沒有出仕,只在鄉間務農,家中生活也比較貧寒。 鄭玄自幼無資聰穎,又性喜讀書,勤奮好學。他從國小習書數之學,到八九歲時就精通加減乘除的算術,不但一般的大人比不過他,即便是讀書人,不專門學習書數者也趕不上他。到了十二三歲,他就能誦讀和講述《詩》、《書》、《易》、《禮記》、《春秋》這儒家“五經”了。同時,他還喜歡鑽研天文學,並掌握了 “占候”、“風角”、“隱術”等一些以氣象、風向的變化而推測吉凶的方術。
鄭玄自少年時就一心向學,確立了學習經學的志向,終日沉湎於書卷中,孜孜以求。他不尚虛榮,天性務實,有一件小事很能說明這個問題。十一二歲的時候,他曾隨母親到外祖家做客,當時客人很多,在座的十多位客人都衣著華美,打扮得煥然一新,一個個言語清爽,誇誇其談,顯得很有地位和派頭。唯獨鄭玄默默地坐在一旁,似乎身份和才學都趕不上人家。其母見狀,感到面上無光,便暗地督促他出頭露面,顯露點才華,表現點闊綽和神氣。鄭玄卻不以為然,說這些庸俗的場面 “非我所志,不在所願也”(引文見《太平廣記》卷215引《玄別傳》)。
鄭玄16歲的時候,不但精通儒家經典,詳熟古代典制,而且通曉讖緯方術之學,又能寫得一手好文章,在當地聲名遠播,被大家稱為神童。當時朝廷的統治者相信災異、符瑞之說,把各種自然災害視為上天對人類的懲罰和警告;而把自然界罕見的一些現象,如禾生雙穗、珍禽異獸出現等,看作上天對人們的獎勵和對“政治清明”的讚賞。為了證明統治者的行為符合天意,朝廷便鼓勵地方官府將“符瑞”逐級上報,藉以神化和歌頌封建統治,麻痹人民。但當時的吏治已經壞透了,州、縣官吏大都是白囗,寫文章也難以象個樣子。這一年民間有人獻瑞,不同的兩棵秧長到一起結了一個瓜,稱為“嘉瓜”;一枝禾稻結了兩個稻穗,謂之“嘉禾”。縣裡要討好上級,就將“符瑞”的情況寫成公文並加上頌辭上報,無奈官吏鄙陋無文,寫的東西實在拿不出手,只好請神童鄭玄來改寫。鄭玄寫好了公文,又寫兩篇頌辭,倍受縣吏的賞識。郡守認為鄭玄是少有的奇才,不愧神童之名,後來親自為他主持了冠禮(男子20歲時為表示成年而舉行的加冠典禮)。
鄭玄對術數之學的研究也很有心得,成名很早。據《玄別傳》記載,鄭玄17歲時,有一天正在家讀書,忽見颳起了大風,他根據自己掌握的一些方術來推算,預測到某日、某時、某地將要發生火災。於是,他立即到縣府去報告,讓政府早做準備。到了某日某時,某地果然發生了火災,但由於早有準備,並沒釀成大害。這件事不勝而走,鄭玄又被當地視為“異人”。
二、不樂為史 折節向學
伴隨著知識和學問的增長,鄭玄步入了青年時代。他雖然立志於潛心鑽研經學,並已具有了一定的經學造詣,但由於家境貧寒,生活困苦,已沒有條件繼續專門攻讀了,父母兄弟迫於生計問題,也都不允許他再不事產業而長年讀書了。在18歲那年,他不得不出仕,充任鄉嗇夫之職。漢代地方政府實行郡、縣二級制,縣以下設鄉、亭、里、什、伍等,一般是五戶為伍,十戶為什,百戶為里,十里一亭,十亭一鄉。鄉嗇夫是鄉一級地方小吏,掌管訴訟和稅收等事。對於自己主管的工作,鄭玄勤勤懇懇,十分認真,撫恤孤苦,甚得鄉里的好評,不久便晉級而成為鄉佐,大約相當於副鄉長的職位。
雖然上司器重,鄉親擁護,但鄭玄卻不安於鄉吏的工作,不願為吏以謀生,而一心嚮往研究學術。因此,他在做鄉吏的同時,還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機會刻苦學習,每逢休假日也不回家,而到學校中向先生請教各種學術問題。他的父親對此極為反對,並一再督責和訓斥他。但父、兄的反對也改變不了他的志向,他仍堅持不懈地努力學習,到21歲時,已經博覽群書,具有了深厚的經學功底,並精於歷數圖緯之學,兼精算術,成了一位滿腹才學的年輕學者了。
當時有一位名士名叫杜密,和大膽反對宦官的“天下名士”李膺齊名,並稱為 “李杜”。杜密升任太山太守、北海相,到高密縣巡視時見到鄭玄,認為他是一個不可多得的人才,就把他升調到郡里為吏錄,使他得到學習和深造的機會。從此,鄭玄便結束了他的鄉吏生涯。 到了北海郡不久,鄭玄又辭去吏職,入太學受業。他的老師名叫第五元先(第五是復性),是當時京兆平陵(今陝西長安)的大姓,曾任兗州刺史,是一位很有學問的經學博士。鄭玄從師第五元先,先後學了《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統曆》、《九章算術》等,俱達到了通曉的程度。其中《京氏易》是西漢京房寫的,《公羊春秋》是戰國公羊高傳述、西漢初成書的,這兩部書都是今文經學的重要典籍。《三統曆》是西漢劉歆寫的曆法,《九章算術》則傳說是西周周公著的,這兩部書都屬歷數之學的重要著述。
此後10年左右,皆為鄭玄折節求學的時代。
他師事第五元先後,又從東郡張恭祖學習了《周官》、《禮記》、《左氏春秋》、《韓詩》、《古文尚書》等書,其中除《禮記》和《韓詩》外,均為古文經學的重要典籍。 鄭玄向第五元先和張恭祖學習了今古文經學兩大學派的重要經籍後,尚不以此為滿足,又從陳球受業,學習了《律令》。在此期間,他還以明經學、表節操為目的,遊學於幽、並、兗、豫各地(相當於今山東、河北、河南一帶),遍訪名儒,轉益多師,虛心向他們學習,共同探討學術問題。讀萬卷書,行萬里路,不辭勞苦,孜孜求道,鄭玄的青年時代,就是這樣匆忙而充實地過去了。 到了而立之年後,鄭玄已經成了一名有著較深造詣的經學家。他的學問在山東(指的山以東,今河南、河北、山東一帶)已經可以說首屈一指、無出其右者了。
三、壯年去國 遊學關西
鄭玄雖然已經學富五車,但他自己卻毫不滿足,學無止境,越學反越覺得知識不夠用。當他感到關東(指函谷關以東)學者已經無人再可請教了的時候,便通過友人盧植的關係,離開故國,千里迢迢西入關中,拜扶風馬融為師,以求進一步深造。這一年,鄭玄是33歲。 馬融是扶風茂陵(今屬陝西興平)人,為當時全國最著名的經學大師,學問十分淵博。他遍注儒家經典,使古文經學達到了成熟的境地。他的門徒上千,長年追隨在身邊的就有四百餘人,其中優秀者亦達50人以上。
其為人比較驕貴和講究,雖然門徒眾多,但他只親自面授少數高材生,其餘學生則由這些高材生轉相授業。鄭玄投學門下後,三年不為馬融所看重,甚至一直沒能見到他的面,只能聽其高足弟子們的講授。但鄭玄並未因此而放鬆學習,仍舊日夜尋究誦習,毫無怠倦。 有一次,馬融和他的一些高足弟子在一起演算渾天(古代一種天文學)問題,遇到了疑難而不能自解。有人說鄭玄精於數學,於是就把他召去相見。鄭它當場很快就圓滿地解決了問題,使馬融與在場的弟子們都驚服不已,馬融對盧植說:“我和你都不如他呀!”自此以後,馬融對鄭玄十分看重,鄭玄便把平時學習中發現而未解決的疑難問題一一向馬融求教,對於篇籍的奧旨尋微探幽,無不精研,終得百尺竿頭再進一步。
鄭玄在馬融門下學習了7年,因父母老邁需要歸養,就向馬融告辭回山東故里。馬融此時已經感到鄭玄是個了不起的人才,甚至會超過自己,他深有感慨地對弟子們說:“鄭生今去,吾道東矣!”意思是說,由他承傳的儒家學術思想,一定會由於鄭玄的傳播而在關東發揚光大。
四、黨錮之禍與隱修經業
從馬融那裡學成回鄉後,鄭玄已經40多歲了,這時他已成為全國著名的精通今古文經學的大師了,於百家之學無所不通。於是遠近有數百上千人投到他的門下,拜他為師,聽他講學。當時他家裡還很貧窮,便“客耕東萊”,一面種田維持生計,一面教授門徒。東萊在今山東即墨縣東南不其城南山下,環境十分優美,山上有古井不竭,井邊生有一種細而長的草,和薤一樣一尺多長,很有韌性,時人稱之為書帶草,又叫康成書帶。鄭玄與弟子們隱居於此,過著清貧而安謐的生活。
本來,像鄭玄這樣學問好名聲大的經師,是會被推薦或徵召入朝為官的,他本人也未嘗不是這樣打算的。但誰知正在此時,卻發生了“黨錮之禍”。
黨錮之禍是東漢後期統治階級內部宦官、外戚兩派長期鬥爭的產物。
外戚當權,即殺戮和罷免一大批宦官,而提拔重用他們的同黨;反之,宦官掌權,則大殺外戚集團,罷免和壓制外黨。
桓帝時,一批比較正直的士家豪族和“名士”出身的封建官僚,聯合3萬多大學生,一起反對宦官集團。宦官則控制了桓帝,捏造罪狀進行反擊,桓帝下令逮捕了李膺、陳實、杜密等200餘人,並對逃亡者懸賞追捕。這就是發生於延熹九年(166年)的第一次“黨錮之禍”。
後來,由於外戚集團的支持,桓帝下令開赦李膺等200人。不久,外戚與黨人聯合起來計議誅殺宦官,泄秘後反被宦官先發制人,陰謀陷害,將李膺、杜密等200餘人一併下獄處死。之後,又在全國各地陸續逮捕“黨人”。靈帝建寧元年(168年),下詔各州郡查究黨人,凡“黨人”及其門生、故吏、父子、兄弟現居官位者,一概免職禁錮,這就是所謂第二次黨錮之禍。所謂“黨錮”,也就是視為黨人而予以禁錮,絕其仕進之路,永遠不許為官。鄭玄曾為杜密故吏,又曾受杜密的賞識與提攜,所以也被視為黨人,於建寧四年(171年)和同郡孫嵩等40餘人俱被禁錮。
這一年,鄭玄才45歲。
鄭玄被禁錮後,絕了仕進之路,使杜門不出,隱修經業,集中全部精力來進行遍注群經的工作。鄭學的主要成就,都是在這一時期完成的。 漢代經學有今古文之分。秦始皇焚書後,漢代有一些老儒生憑記憶背誦出來一些經文,用當時通行的文字(隸書,即今文)記錄並整理出來,叫做“今文經”。
西漢成、哀之世,劉向、劉歆父子校理秘書,發現了一部用古籀文字書寫的《春秋左氏傳》,再加上由孔壁所得的《逸禮》、《古文尚書》,和當時尚未立於學官的《毛詩》,便成了古文經的主要經典。研習今文經的,叫今文學派,修讀古文經的,叫古文學派。
今古文經不僅經文有所不同,更重要的是其解說和觀點差異甚大。兩派各按自己的觀點注經立說和收徒講學,漸成水火不相容之勢,發展到相互指責、論辯,相攻如仇。後來,古文經也被立於學官,取得了合法的地位,兩派的鬥爭更加經常和激烈了。到東漢時,今古文經並行,古文學派的影響迅速擴大。鄭玄進入經學界,正是處於今古文學派激烈鬥爭的形勢之下。
今古文經學派的相互攻擊,在本質上並沒有什麼進步意義,雖然兩派都各自有一些長處。經學講究“師法”和“家法”:嚴守經師之說毫不走樣,叫做師法;同一經師的不同學生又各自為家,故師法之下又講家法,在遵從師法的前提下才能成一家之言。所以,師法是追溯淵源的,家法是對師說的引伸與發展。如此“疏不破注”,疊床架屋,致使一經就有數家,一家又有若干說,各講各的一套,謬誤百出,使後學者不知所從。繁瑣、支離、教條,成了經學的突出弊病。 鄭玄起初從第五元先學習《京氏易》、《公羊春秋》,是屬於今文經學派的。後來他又跟張恭祖學習《周官》、《左氏春秋》、《古文尚書》,這是屬於古文經學派的。
可見他並不專守一師之說,尊一家之言,而是博學多師,兼收並蓄。他在馬融門下受業多年,而馬融乃是古文經學大師,總的看,他是傾向於古文經學一邊的。但是,鄭玄並不遵守當時經學中師法、家法那一套,他以自己淵博的學識遍注古文經,注中並不專用古文經學家的釋義,同時也採用了許多個文經學家的解釋。即以古文為主,兼采今文,擇善而從。
在受禁錮的14年中,鄭玄遍注群經。鄭注出現以後,原來各守門戶的今文經學與古文經學,便逐漸不再為人們所信了。他在當時不僅集古文經學之大成,而且使古文今文融為一爐,獨創了一個新的學派——鄭學。
人們轉而崇尚鄭學,使之逐漸成為“天下所宗”的儒學。例如,鄭玄所注的古文經學費氏《易》流行,而今文經的施、孟、梁邱三家《易》便廢止了;鄭注《古文尚書》流傳,而今文經的歐陽、大小夏侯三家《尚書》便散失了;鄭玄箋注了古文經的《毛詩》,而今文經的齊、魯、韓三家的《詩》也就不顯了。鄭學的出現,使經學的發展產生了重要的變化,它使經學進入了一個“統一時代”(皮錫瑞語,見《經學歷史》)。
本期還有一件事值得一提。
當時有位著名的今文經學大師名叫何體,他用17年的時間寫成了《公羊春秋解詁》一書,對《公羊》一書的內容多所發明。從他的《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疾》三文中可見,他認為《春秋》三傳中只有《公羊》義理深遠,象墨子的城防一樣無懈可擊。而《左氏》與《穀梁》二傳則存在嚴重的缺點,根本不值得研究。
鄭玄乃針對他的觀點,著《發墨守》、《針膏肓》、《起廢疾》以駁斥之。他認為三傳各有其優缺點,《公羊》並非十全十美。何體讀了鄭玄的文章,也帶著嘆服的口氣說:“康成入吾室,操吾矛,以伐我乎!” 意思是說鄭玄能從他的文章中找出矛盾,用他自相矛盾的說法來駁倒他的立論。由於鄭玄對何體的批駁十分有力,使經師和學者們十分驚服。據說當時京師之人稱何休為“學海”,而稱鄭玄為“經神”,鄭的聲望遠超過何。當時求學者不遠千里投到鄭玄門下者甚眾,他的徒黨通於天下。
總之,鄭玄從45歲被禁錮,到了58歲(靈帝中平元年,公元184年)才蒙赦令,前後長達14年。在此期間,他打破了經學的家法,注釋與著書“幾百餘萬言”,創立了鄭學,在中國經學發展史上做出了無與倫比的突出貢獻。
五、守節不仕與隱居授徒
黃巾農民大起義爆發後,東漢王朝為了平息地主階級內部的紛爭,以一致鎮壓農民起義,乃大赦黨人,這時鄭玄已58歲了,才獲得自由。 鄭玄曾先後遊學十幾年,走遍了各地,連大經師馬融都自嘆不如,成了全國著名的經學大師。他著述豐贍,又弟子眾多,在當時是有相當大聲望的。解除黨禁後,朝廷當政者對鄭玄的大名已早有所聞,於是爭相聘請他人朝擔任要職。但鄭玄求名而不求官,羞與外戚閉寺為伍,絕不願涉足仕途,乃屢拒徵辟,一心一意從事著書講學的學術工作。 靈帝中平二年(185年),執掌朝廷權柄的外戚大將軍何進為了籠絡人心,首先徵辟鄭玄人朝為官。州郡官吏脅迫起行,鄭玄不得已,只好入朝去見何進。何進為表示禮賢下士,對鄭玄禮敬有加,設幾、杖之禮以待之。鄭玄為保其名士節操,拒不穿朝眼,只穿普通儒者的便服與何進相見。僅隔了一夜,未等授予官職就逃走了。
靈帝中平四年(187年),三司府曾先後兩次徵辟鄭玄,但他都藉故婉言謝絕了。第二年,鄭玄與荀爽、申屠蟠、襄楷、韓融、陳紀等14人並被征為博士,他因父喪而未去。後將軍袁隗表舉鄭玄為侍中,他仍以居喪為理由而拒絕出仕。
中平六年(189年),靈帝死,少帝劉辯繼位,不久董卓廢少帝而立獻帝,遷都於長安。這時,公卿們又舉鄭玄為趙王乾之相,但因戰亂道路不通,仍沒有受召。 鄭玄屢拒徵辟,其間除避亂於徐州外,大抵是在家鄉隱居,聚徒講學,專心經術,著書立說。他的弟子遍於天下,多有人自遠方而投至門下,如河內趙商、崔琰、公孫方、王基、國淵、郗慮等即為其間著名者。他的學生常常超過千人,為一時之盛。
獻帝建安二年(197年),袁紹為大將軍,兼督冀、青、幽、並四州,為北中國最大的割據勢力。一次他大宴賓客,鄭玄應邀出席,在席上對一些所謂“豪俊”的提問進行了一一的答對,語驚四座,使賓客無不折服。袁紹乃舉鄭玄為茂才,並表請鄭玄為左中郎將,但鄭玄卻毫不為之所動,一一予以婉拒。
獻帝建安三年(198年),獻帝征鄭玄為大司農,這是位列九卿的高官,給安車一乘,所過郡縣長吏送迎。鄭玄在家拜受後,便乘安車至許昌,但馬上又藉口有病,請求告老還鄉。他雖然並未到任就職,但已經拜受此命,故世人稱他為鄭司農。
總的看,鄭玄解禁後被州辟、舉賢良方正、茂才等共有14次,皆拒不受。公車征左中郎、博士、趙相、侍中、大司農,也都沒有就職。有漢末黑暗的社會情況下,鄭玄有意保持其名士的清節,不肯與他所鄙視的那些外戚、宦官及唯名利是圖的假名士們為伍,而一心在學術上發揮自己的才智。以布衣而雄視世人,不愧為真名士。
六、顛沛流離的晚年生活
鄭玄不受徵召,最初是領著學生們隱居在不其城南山里,進行注經和講學活動。由於黃巾起義,天下大亂,後來終至糧食斷絕,無法維持下去了,只好與學生們痛哭一場,分手各奔前程了。
獻帝初平二年(191年),黃巾軍攻占青州,鄭玄在高密也待不下去了,便逃到徐州避亂。徐州牧陶謙曾大破黃巾軍,境內比較安定,他聽得鄭玄到來,極為歡迎,以師友之禮相接待。鄭玄把自己安頓在南城之山棲遲岩下的一所石屋裡,很少出頭露面,仍然夜以繼日,孜孜不倦地研究儒家經典,注釋《孝經》。
鄭玄在徐州住了五六年,當時孔融為北海相,對鄭玄特別尊崇,他一面為鄭玄修葺故居庭院,一面再三派人敦請鄭玄回郡。建安元年(196年),鄭玄便從徐州返回高密。據《後漢書》本傳記載,鄭玄在回高密的路上曾遇到大批黃巾軍,但他們卻對鄭玄十分尊重:“見玄皆拜,相約不敢入縣境”。黃巾軍尊重士人,這在歷史上是有記載的,而鄭玄是一位真正的名士,在顛沛流離中非禮不動,也是他能夠獲得黃巾軍尊重的原因。據《後漢紀·獻紀》,高密一縣,竟未受黃巾抄掠,鄭玄以自己的人格和名望保護了鄉梓。
回到高密後,孔融待之甚厚,告訴手下僚屬稱之為鄭君,不得直呼其名。這樣,鄭玄在70歲時算是結束了背井離鄉的流亡生恬,他老當益壯,仍終日精研經典,博稽六藝,並時常睹覽秘書緯術。可就在這一年,他竟又慘遭人倫大變,經受了老年喪子之痛。他只有一個兒子,名叫益恩,23歲時被北海相孔融舉為孝廉。
這一年春夏之間,袁紹之子袁譚率黃巾降兵攻北海,圍孔融於都昌(今山東昌邑),情勢萬分緊急。益忍受父命率家兵前去營救,結果反被圍殺,時年僅27歲。益恩死後,生有遺腹子,鄭玄因其手文與自己相似,取名叫小同。 獻帝建安五年(200年),鄭玄已經74歲了,飽經滄桑,身體常覺不適。這年春天,他夢見孔子對他說:“起、起,今年歲在辰,來年歲在巴。”(《後漢書》本傳)這一年是農曆庚辰年,即龍年,而來年是辛巳年,也就是蛇年,舊說龍、蛇之年對聖賢不利。所以他醒來後很不高興,認為自己當不久於人世了。這一年,袁紹與曹操的大軍在官渡(今河南中牟縣東)會戰。袁紹為壯聲勢,爭取民心和士望,叫袁譚逼迫鄭玄隨軍,鄭玄無奈,只好抱病而行。走到元城(今河北大名縣境),病勢加重,不能再走了,同年六月病逝於該縣。病重和臨危之時,他還在注釋《周易》。
鄭玄死時正處於大戰亂之際,所以葬禮從簡,但自郡守以下的官員和受業弟子也有一千多人縗絰(披麻戴孝)送葬。最初葬於劇東(今山東益都境內),後又歸葬於高密縣西北50里劉宗山下的厲阜。現在此地仍存有唐代墓碑和鄭玄祠廟,距此不遠,則是孔融當年給他立的“鄭公鄉”。
鄭玄的學生們十分景仰這位老師,為了紀念恩師的教誨,他們像孔門弟子為紀念孔子而編輯《論語》一樣,也把鄭玄平時和弟子們問答五經的言論編輯為《鄭志》,共有8篇。 總括鄭玄的一生,是為整理古代文化遺產而鞠躬盡瘁的一生,是獻身學術與教育的一生,他身上集中了正派知識分子不慕權勢、死守善道、憂民敬業等眾多傳統美德。
下篇
鄭玄的學術成就
一、承先啟後的偉大經學家
我國兩漢時期,經學最為昌盛。西漢時今文經學盛行,當時立於學官的五經十四博士,全是今文經學。西漢末年古文經學逐漸興起,東漢則是古文經學興起、抗爭,直至超過今文經學的時期。鄭玄以古文經學為生,兼采今文經學之長,融會為一,而形成鄭學。鄭學盛行,是經學史上承先啟後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大事。
鄭玄以畢生精力注釋儒家經典,《後漢書·鄭玄傳》說: 凡玄所注《周易》、《尚書》、《毛詩》、《儀禮》、《禮記》、《論語》、《孝經》……凡百餘萬言。 事實上,鄭玄遍注群經,遠遠不止這些,這裡僅列舉了主要部分。據清儒鄭珍考證統計,鄭玄的著述共約有60種之多。鄭玄在《戒子益恩書》中說,他致力於經學,是為了“述先聖之玄意,思整百家之不齊”。即是說,他的目的在於闡述儒家思想,使之發揚光大。歷史地看,鄭玄注經的成就是相當高的,他完成了自己的心愿。
《後漢書》本傳總結鄭玄的經學成就說:“鄭玄囊括大典,網羅眾說,刪裁繁蕪,刊改漏失,擇善而從,自是學者略知所歸。”這一評價是符合實際的。 鄭玄最大的功績是編輯、注釋了“三禮”。漢代《禮經》只憑師授而無註解,馬融也只注了《喪服》經、傳,“三禮”這個名稱雖然是馬融、盧植提出來的,但卻是從鄭玄分別為《周禮》、《儀禮》、《禮記》作注之後,才確定下來的。
《禮記》49篇的選輯本得以獨立成書,也始自鄭玄。
“三禮”是中國古代典章制度的淵藪,是十分寶貴的歷史文獻,但其中很多記載我們是很難直接由原文中弄清楚的,所以鄭注是不可或缺的。
鄭注在幫助我們弄明白“三禮”的內容方面,以及在訂正經文的錯謬方面,其功績是不可磨滅的。而且鄭玄在解釋經文時,又補充了許多經文之外的材料,大大豐富了文獻的內容。這些材料在當時肯定是有文獻或師說可據的,而今已大多亡佚,有賴鄭注而得保存其若干,這也是鄭注的一件大功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