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記載
郊天
郊天據《宋史·禮志二》記述：漢代郊天一般在冬至日丑時開始舉行。丑時為深夜，深夜在祭壇上炳柴，帝王率領群臣拜把上帝。漢代以前，三代另有“迎氣”的活動，即認為五天帝掌管春、夏、季夏、秋、冬五個季節。每季節到來之時，在郊外舉行迎接五天帝的祭把，這就是“迎氣”。戰國後迎氣併入郊天祭把，五天帝也作為郊天時的配享。秦時配享四帝，漢高祖增設五天帝，漢後部天配享神位擴大，東漢時所奉天神達1514個之多。同時，隨著中央專制主義的不斷強化，為了“尊把世統、以昭功德”，漢文帝後，歷代開始以帝王祖先神與天帝一起配享。郊天的祭把也是古代帝王家天下的象徵，除了天子，其他任何人不得舉行郊天活動，否則即被指責為“僧越”。歷代帝王即位後，也以祭把天帝說明白已是正統王位的繼承者。因此，郊天的禮儀在古代經久不衰，影響很大，歷代制訂禮儀，均把郊天作為吉禮的第一位，其祭把用品為太牢，等級為大毒巳。
郊丘之辯
郊天關於鄭、王兩派的爭論，《禮記·郊特牲》首節孔疏有一個極簡要的概括：“先儒說郊，其義有二。案《聖證論》以天體無二，郊即圜丘，圜丘即郊。鄭氏以為天有六天，郊、丘各異。”這裡所引《聖證論》的觀點，即王肅的觀點，（註：《隋書·經籍志一》：“《聖證論》十二卷，王肅撰。”《三國志·魏書·王朗傳附子王肅傳》：“肅集《聖證論》以譏短玄。”書今佚。）而所謂鄭氏，即指鄭玄。因為這裡的概括過於簡略，故需稍加說明。
學術觀點
郊天鄭玄以為郊天禮與圜丘祀天禮不是一回事，其根據就在於他的“六天說”和“感生說”。在鄭玄的頭腦中，有這樣一個天神系統。他認為天上有一個至上帝，居紫微宮，名字叫做“天皇大帝耀魄寶”。至上帝之下又有五天帝，居太微宮，即東方蒼帝靈威仰，南方赤帝赤ｂｉāｏ＠怒，中央黃帝含樞紐，西方白帝白招拒，北方黑帝汁光紀。這五帝又稱為“感生帝”（鄭玄認為“王者之先祖皆感太微五帝之精以生”（註：見《禮記·大傳》“禮，不王不ｄì＠⑤，王者ｄì＠⑤其祖之所自出”下鄭注。））。至上帝加上五天帝，就是所謂“六天”。鄭玄認為，圜丘祀天與郊天的區別在於：前者是祭至上帝“天皇大帝”（即《周禮》中的“昊天上帝”（註：見《周禮·春官·大宗伯》“以ｙīｎ＠②祀祀昊天上帝”下鄭注。）），這在周代祀天禮中“最為首禮”（註：見《禮記·祭法》首節孔疏。）；後者是祭祀五天帝（即《周禮》中的“五帝”），（註：《周禮》中的“五帝”，分見於《天官》之《大宰》《掌次》，《地官》之《大司徒》《充人》，《春官》之《小宗伯》《司服》，《秋官》之《大司寇》《小司寇》《士司》。）也就是所謂“感生帝”。鄭玄認為周的始祖是感東方蒼帝之精而生，因此“周所郊之帝，謂蒼帝靈威仰也”。
王肅的觀點
王肅否認鄭玄的“六天說”和“感生說”，以為“天唯一而已，何得有六”？關於五帝，王肅認為是指木、火、金、水、土五行之神，他引孔子的話說：“天有五行，木、火、金、水及土，分時化育以成萬物，其神謂之五帝。”因此他說：“鄭玄以五帝為靈威仰之屬，非也。”在王肅看來，五帝不過是“天帝之佐”，是輔助天帝“化育萬物”的，“猶三公輔王，三公可得稱王輔，不得稱王。五帝可得稱天佐，不得稱上天”。王肅以為“天體無二”，因此認為郊天與圜丘祀天實際是一回事：“郊則圜丘，圜丘則郊，猶王城之內與京師，異名而同處。”（註：以上所引王肅說皆見《禮記·祭法》首節孔疏。）因此郊天與圜丘祀天二者的關係，不過是“於郊築泰壇象丘之形以祀天”（註：見《禮記·郊特牲》“郊之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下孔疏。）罷了。
鄭、王二氏之說對後世影響極大，後世儒者關於郊天禮的爭議，實皆由鄭、王所啟。因此我們有必要對鄭、王二氏之說所涉及的問題作一番考察。
學術考察
郊天“圜丘”一詞，始見於《周禮·春官·大司樂》，云：凡樂，圜鍾為宮，黃鐘為角，大蔟為徵，姑洗為羽，雷鼓、雷鞀，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雲門》之舞，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丘奏之，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矣。凡樂，函鍾為宮，大蔟為角，姑洗為徵，南宮為羽，靈鼓、靈鞀，孫竹之管，空桑之琴瑟，《鹹池》之舞，夏日至，於澤中之方丘奏之，若樂八變，則地示皆出，可得而禮矣。
《周禮》中“圜丘”一詞，亦僅此一見，而傳世之其他先秦文獻亦皆未見。且就圜丘之祭禮而言，此處明雲“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是所祭不主於某神可知。而鄭注則曰：“天神則主北辰。”此所謂北辰，即緯書所說的“天皇大帝”。（如《太平御覽》卷684《服章部一·總敘冠》引《春秋合誠圖》云：“天皇大帝，北辰星也。”）這樣，《大司樂》此文，便被解釋成圜丘祀天，亦即祀“天皇大帝”或“昊天上帝”之禮，故鄭玄注《春官·大宗伯》“以ｙīｎ＠②祀祀昊天上帝”，更明確地說：“昊天上帝，冬至於圜丘所祀天皇大帝也。”
然上引《大司樂》之文，不僅未明雲於圜丘祀昊天上帝，且《史記·封禪書》所引古《周官》此文，文字亦與之相異，云：“《周官》曰：‘冬日至，祀天於南郊，迎長日之至。’”此處唯雲“祀天於南郊”，不雲“圜丘”。又《大司樂》載祭地之禮曰：“夏日至，於澤中之方丘。”而《封禪書》引古《周官》此文則曰：“夏日至，祭地ｑí＠③。”亦無“方丘”之文。相反，秦與西漢時期，倒是有圜丘祭地神的例子，且以為圜丘在“澤中”，而非“地上”。如《封禪書》云：“於是始皇遂東遊海上，行禮祠名山大川及八神，……八神：……二曰地主，……地貴陽，祭之必於澤中圜丘雲。”是秦始皇時以澤中圜丘為祭“地主”之所。《封禪書》又云：“其明年冬，天子（指漢武帝）郊雍，議曰：‘今上帝朕親郊，而后土無祀，則禮不答也。’有司與太史公、祠官寬舒議：‘天地牲角繭栗。今陛下親祠后土，后土宜於澤中圜丘為五壇，壇一黃犢太牢具，已祠盡瘞，而從祠衣上黃。’於是天子遂東，始立后土祠汾陰丘，如寬舒等議。上親望拜，如上帝禮。”（《武帝本紀》及《漢書·郊祀上》所記同）是漢武帝時亦以澤中圜丘為祭地神后土之所。到西漢末年王莽時，議祀天地之禮，引《周禮·大司樂》之文，始同於今傳本，而不同於《封禪書》所引古《周官》。《漢書·郊祀志下》云：
莽又頗改其祭禮，曰：“《周官》天地之祀，樂有別有合……祭天南郊則以地配，一體之誼也……其別樂曰：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丘奏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夏日至，於澤中之方丘奏樂八變，則地ｑí＠③皆出。”
因此我很懷疑今本《周禮·大司樂》之文中所謂“圜丘”、“方丘”字樣乃西漢後期王莽時所增。其實凡先秦文獻所見祀天正祭之禮，皆曰郊天、郊祀，或徑稱郊，其例俯拾即是，而從不見“圜丘祀天”之說，足見此說非周代祀典之實錄。
郊字考察
郊天自（秦文公）未作ｚｈì＠⑩也，而雍旁故有吳陽武，雍東有好，皆廢無祠。據《秦本紀》，ｆū＠(11)ｚｈì＠⑩之作，在秦文公十年（前756），時當東周初年。而未作ｆū＠(11)ｚｈì＠⑩之前，雍旁即“故有吳陽武ｚｈì＠⑩，雍東有ｚｈì＠⑩好”，且已“皆廢無祠”，則武、好二ｚｈì＠⑩必為西周時期所建。（註：王學禮在其《隴西秦漢尋蹤——古上ｚｈì＠⑩、下ｚｈì＠⑩的發現》（《社科縱橫》，1994年第3期）一文中認為武、好二ｚｈì＠⑩是“軒轅氏黃帝建的”，蓋據《史記·封禪書》引“或曰”所謂武、好二ｚｈì＠⑩“蓋黃帝時嘗用事”一語所作的推斷，實不可信。）又雍地近岐，而秦被封侯並被賜以岐以西之地，是在秦襄公時，即在周平王初年，則武、好二ｚｈì＠⑩必非秦人所建（註：秦最早所建的是西ｚｈì＠⑩，是在秦襄公封侯之後，這是《史記·封禪書》有明文記載的。），而原為西周時期周王郊天之所。又《說文·邑部》“郊”下曰：“距國百里為郊。”又據《司馬法》說：“百里為遠郊，近郊五十里。”據此說，則郊壇當在國之近郊。而雍地之武、好二ｚｈì＠⑩距宗周鎬京，皆遠在百里以外，（註：宗周鎬京在今西安市西南。吳陽武ｚｈì＠⑩，據王學禮《隴西秦漢尋蹤——古上ｚｈì＠⑩、下ｚｈì＠⑩的發現》一文考證，在今甘肅華亭縣，距宗周將近1000公里。又漢有好ｚｈì＠⑩縣，因古有好ｚｈì＠⑩而得名，屬右扶風（見《漢書·地理志上》），在今陝西乾縣（參見《中國歷史地圖集》第2冊，圖15-16，中華地圖學出版社1957年版），距宗周將近250公里。）則武、好二ｚｈì＠⑩不在周都之郊明矣。其實一直到秦和西漢時期，行郊禮也不一定在國郊。如秦都鹹陽而郊雍之四ｚｈì＠⑩，漢都長安而郊雍之五峙，又郊甘泉太一（皆見《封禪書》），都不在國郊。行郊禮而必於國郊，是到西漢末年才定的制度。由上可見，“郊”字只可作祭名看，而不可望文生義以為說。
西周築壇
郊天其實關於西周行郊天禮的處所問題，所能知道的只是，周人郊天，必在地勢較高處而已。正如《封禪書》述雍ｚｈì＠⑩引“或曰”所云：“自古以雍州積高，神明之ｙù＠(12)，故立ｚｈì＠⑩郊上帝，諸神祠皆聚雲。蓋黃帝時嘗用事，雖晚周亦郊焉。”《漢書·郊祀志上》同這種因高而郊的禮儀，大概與傳說天帝喜游於高山、高原之處有關。如《山海經》中談到“帝”的地方很多，僅見於《西山經》之《西次三山》、《中山經》之《中次七山》和《中次十一山》的，就有十六處之多。這些“帝”常來常往的地方，都是在高山、高原之處。如《西次三山》所記為崑崙丘附近，大約當今青海高原，因為地勢崇高，所以叫做“帝之下都”。帝既喜游於高地處，因此人們即於高地處祭之，如此而已。
西周的郊天禮，就是祭天的最高祀典，此外再無所謂圜丘祀天之禮。“郊”字只可作祭名看。西周郊天不一定在國郊，更不一定在南郊，也不一定築壇，只是擇地勢較高處祭之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