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時然而然，眾人也；己然而然，君子也。己然而然，非私己也，聖人之道在焉爾。
夫君子有窮苦顛跌，不肯一失詘己以從時者，不以時勝道也。故其得志於君，則變時而之道若反手然，彼其術素修，而志素定也。時乎楊、墨，己不然者，孟軻氏而已；時乎釋、老，己不然者，韓愈氏而已。如孟、韓者，可謂術修而志素定也，不以時勝道也。惜也不得志於君，使真儒之效不白於當世，然其於眾人也卓矣。嗚呼！予觀今之世，圓冠峨如，大裙襜如，坐而堯言，起而舜趨，不以孟、韓為心者，果異於眾人乎？
予官於揚，得友曰孫正之。正之行古之道，又善為古文，予知其能以孟、韓之心為心而不已者也。夫越人之望燕，為絕域也。北轅而首之，苟不已，無不至。孟、韓之道去吾黨，豈若越人之望燕哉？以正之之不已，而不至焉，予未之信也。一日得志於吾君，而真儒之效不白於當世，予亦未之信也。
正之之兄官於溫，奉其親以行，將從之，先為言以處予。子欲默，安得而默也？慶曆二年閏九月十一日送之云爾。
譯文
當下流行什麼就認為什麼是對的，這種人是普通人；自己認為對的就堅持己見，這種人是君子。堅持自己的見解，並不是自私自負的表現，是因為聖人之道在裡面。
君子有窮苦困窘的時候，不願意因為一次過失而屈服自己趨附時尚潮流，不因為時尚流行的而放棄真理。所以他們得到君主的信任，改變世俗而讓人們走向正確的方向，是輕而易舉的，他們的學術修養很深，他們的志向非常堅定。時代流行楊朱、墨子的學說，認為這些學說不對的，只有信奉孟子學說的人；時代流行佛家及老莊學說，認為這些學說不對的，只有信奉韓愈學說的人。像信奉孟、韓學說的人，可以算得上學術修養深而且志向堅定了，不因為時尚流向的而放棄自己信奉的真理。可惜不被君主信任，使的真正的儒家學說不在當世盛行，但是對於普通人來說他們已經很傑出了。唉！我看現在的世道，帶著高高的儒家帽子，穿著寬大的學者服裝，坐下來就談論堯的語錄，站起來就模仿舜的動作，卻不以孟、韓學說為本，和普通人有什麼區別呢？
我在揚州做官，交了個朋友叫孫正之。他奉行古人的學問，又擅長寫古文，我知道他能夠以孟、韓學說為本而不動搖。越地的人看燕地，覺得那是絕遠的地方，但是只要駕著馬車向北出發，只要不停，肯定能走到。孟子、韓愈的學說和我們的距離，怎么能和越地人看燕地的距離相比呢？憑藉孫正之的求學不止，如果學不到孟、韓的學問，我不相信。如果有一天他得到君主的重視，而真正的儒家學說不在當時盛行起來，我也不相信。
孫正之的哥哥在溫州做官，帶著他們的父母上的任，正之也將要跟著去，先告訴了我徵詢我的意見。你打算沉默，沉默得了嗎？慶曆二年閏九月十一日寫下這篇文章送給他。
作者簡介
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晚號半山，小字獾郎，封荊國公，世人又稱王荊公。撫州臨川人(現為撫州東鄉縣上池裡洋村)，北宋傑出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學家。他出生在一個小官吏家庭。父益，字損之，曾為臨江軍判官，一生在南北各地做了幾任州縣官。安石少好讀書，記憶力強，受到較好的教育。慶曆二年（1042）登楊鎮榜進士第四名，先後任淮南判官、鄞縣知縣、舒州通判、常州知州、提點江東刑獄等地方官吏。治平四年（1067）神宗初即位，詔安石知江寧府，旋召為翰林學士。熙寧二年（1069）提為參知政事，從熙寧三年起，兩度任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推行新法。熙寧九年罷相後，隱居，病死於江寧（今江蘇南京市）鐘山，諡文。被列寧譽為是“中國十一世紀改革家”。
簡評
這篇文章是王安石現存最早、也非常重要的有關他的儒學觀點的文章。他認為，君子與眾人的主要區別是：眾人則人云亦云，一任流俗；君子則得之乎己，有自己的見解，並按照自己的理解行事。有自己的主見並不是自私自閉，而是順從聖人之道，以周孔之意為意，以孟韓之心為心。他主張不以人言代己意，不以時俗害古道，即便遭遇艱難困苦，亦不詘己以從俗，不改其志，不變其節。君子術素修而志素定，不象小人那樣趨利而變、隨風而倒，一旦得志於君，遇到明主，就能變時化俗，使合乎先王之道，而且會非常容易，如同反手。
這篇文章不僅表達了王安石的儒學思想，還表現了他的政治報負。他後來力行新法，不顧流俗，不恤人言，就是這一思想觀念的實踐。只是他沒有料到推行新法會有那么大的阻力，並非易如反掌。
王安石以個人為本，從自己出發，這固然繼承了孔子“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的觀點，但與儒家傳統的整體本位畢竟是根本不同的，這裡面是否包含著楊朱之為己、佛教之自性的影響，怕是不可輕易否定。
孫正之行古道、善古文，與曾鞏、李通叔一樣，曾鞏《再與歐陽舍人書》亦稱“鞏之友有王安石者，文甚古，行稱其文”，看來古道與古文是相應的，王安石與其朋友的文學主張與政治主張、學術精神都是接近的，都力圖借推行古道來改變不合理的現實，使之真正符合儒家的政治理想。
王安石效法孟子、韓愈，似乎頗有排擊異端之意。孟子辟楊、墨，韓愈排佛、老，王安石以二人為榜樣，也應當獨尊儒術。也許王安石也有類似的思想，但這並不是他的本意。他以孟、韓為真儒，不是完全由於他們排斥異端，更重要的是因為他們不隨流俗，堅持己見。孟子之時，天下之學，不歸楊，則屬墨，孔子之道，不絕如縷，此時宣傳儒學，絕不是因為儒家為當時正統，以此相標榜可以升官發財，而完全是出自內在的信仰和精神，故而即便困難重重，孟子還是以大無畏的精神推行其道，“雖千萬人吾往矣”。韓愈之時，天下崇佛，上至皇帝，下至庶民，無一不然，孔子之道，亦不絕如縷，當此之時，公然排佛，也是需要勇氣並付出代價的，韓愈不避萬死，諫迎佛骨，以一人抗天下之流俗，這種精神也不是常人所能有的。王安石所佩服的，正是他們這種“己然而然”、不阿時、不從眾的精神，而不是排斥異端。這一點，正是許多人所未理解的。
王安石不僅希望有孟、韓的學識與精神，還希望比他們更幸運，一日得志於明君，使真儒之效大白於當世。這似乎是他後日變法的預言，可見他推行新法並非心血來潮，而是“術素修而志素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