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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愈像
原文
大凡物不得其平則鳴。草木之無聲,風撓之鳴;水之無聲,風盪之鳴。其躍野,或激之;其趨也,或梗之;其沸也,或炙之。金石之無聲,或擊之鳴;人之於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後言,其(言哥)也有思,其哭也有懷。凡出乎口而為聲者,其皆有弗平者乎?
樂也者,郁於中而泄於外也,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
金、石、絲、竹、匏、土、革、木八者,物之善鳴者也。維天之於時也亦然,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是故以鳥鳴春,以雷鳴夏,以蟲鳴秋,以風鳴冬。四時之相推敓,其必有不得其平者乎!其於人也亦然,人聲之精者為言;文辭之於言,又其精也,尤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
其在唐虞,咎陶、禹其善鳴者也,而假以鳴。夔弗能以文辭鳴,又自假於韶以鳴。夏之時,五子以其歌鳴。伊尹鳴殷,周公鳴周。凡載於詩書六藝,皆鳴之善者也。
周之衰,孔子之徒鳴之,其聲大而遠。傳曰:“天將以夫子為木鐸。”其弗信矣以乎!其末也,莊周以其荒唐之辭鳴。楚大國也,其亡也以屈原鳴。臧孫辰、孟軻、荀卿,以道鳴者也。楊朱、墨翟、管夷吾、晏嬰、老聃、申不害、韓非、慎到、田駢、鄒衍、尸佼、孫武、張儀、蘇秦之屬,皆以其術鳴。
秦之興,李斯鳴之。漢之時,司馬遷、相如、揚雄,最其善鳴者也。其下魏晉氏,鳴者不及於古,然亦未嘗絕也。就其善者,其聲清以浮,其節數以急,其辭淫以哀,其志弛以肆。其為言也,亂雜而無章,將天醜其德,莫之顧耶?何為乎不明其善鳴者也?
唐之有天下,陳子昂、蘇源明、元結、李白、杜甫、李觀,皆以其所能鳴。其存而在下者,孟郊東野始以其詩鳴。其高出魏晉,不懈而及於古,其他浸淫乎漢氏矣。從吾游者,李翱、張籍其尤也。三子者之鳴信善矣,抑不知天將和其聲,而使鳴國家之盛耶?抑將窮餓其身,思愁其心腸,而使自鳴其不幸耶?三子者之命,則懸乎天矣。其在上也,奚以喜?其在下也,奚以悲?
東野之役於江南野,有若不釋然者,故吾道其命於天者以解之。
譯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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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概所有事物不得其平就要鳴,草木沒有聲音,風吹觸動它而鳴。水沒有聲音,風吹盪它而鳴。水波湧起,是被外力激起的;水流急速,是由於受到阻塞;水的沸騰,是由於用火煮它。鐘磬本來沒有聲音,敲擊它而鳴。人的發表言論也是這樣,有不得已的感受而後言論,他的歌唱是有思緒的,他的痛哭是有所懷抱的。所有從口中發出的聲音,大概都是由於有不平的吧!音樂,是把鬱結於內心的向外傾泄,選擇那些善鳴的器物而利用它們來鳴。鍾、磬、琴瑟、簫、笙、塤、鼓、木等八類樂器,是器物中善鳴的。天的四時也是這樣,選擇那些善鳴的來鳴。所以利用鳥在春天鳴,利用雷在夏天鳴,利用昆蟲在秋天鳴,利用風在冬天鳴。春夏秋冬推移變化,它們必定有不得其平的地方呀!對於人也是這樣的。人的聲音的精華是語言,文辭對於語言,又是它的精華了,尤其要選擇那些善鳴者而假用他們來鳴。在唐堯、虞舜時代,咎陶、大禹,他們是善鳴的,就用他們鳴。夔不能用文辭來鳴,而能自用《韶》來鳴。夏王太康敗德,他的五個弟弟用歌來鳴之。伊尹為殷商鳴,周公為周朝鳴。所有記錄在《詩》、《書》等六藝中的文章,都是鳴得很好的。周朝衰微,孔子等人為此而鳴,他們的言論影響巨大而深遠。解釋經義的書上說“上天要讓孔夫子成為製作法度曉諭人民的人”,這難道能不信嗎?在這之後,莊子用他那廣大而不著邊際的文辭來鳴。楚國是大國,它滅亡了,有屈原來鳴。臧孫辰、孟軻、荀況,是用儒家之道來鳴的。楊朱、墨翟、管仲、晏嬰、老聃、申不害、韓非、慎到、田駢、鄒衍、尸佼、孫武、張儀、蘇秦這一班人,都是用他們的學說來鳴。秦朝的興盛,有李斯鳴之。漢朝的時候,司馬遷、司馬相如、揚雄是最善於鳴的。之後魏、晉時,鳴的人都趕不上古代,然而也未曾斷絕。就是其中那些善於鳴的,他們的聲音寡味而浮淺,他們的節奏頻繁而急促,他們的文辭無節制而悲傷,他們的思想鬆弛而放蕩,他們運用言辭雜亂而沒有條理。這是上天厭憎他們的品行而不予關注嗎?為什麼不鳴他們所善鳴的呢?
唐朝有了天下後,陳子昂、蘇源明、元結、李白、杜甫、李觀,都用他們的特長來鳴。生在他們後面的孟郊,字東野,開始以他的詩來鳴。他的詩中有的(水平)高於魏晉,努力不懈趕上了古人;孟郊詩歌之外的作品也接近漢的水平。跟隨我一起遊學的,李翱、張籍就更傑出了。這三個人的鳴確實很好,但還不知道天要調諧他們的聲音而使他們鳴國家的興盛呢,還是要使他們身受窮困飢餓,心思愁苦而自鳴他們個人的不幸呢?這三個人的命運,決定於天意。他們位高又有什麼可喜,他們位低又有什麼可悲?東野任職到江南,好像心有鬱悶而不能釋放,所以我用命運決定於天意的話來寬慰他。
孟郊
孟郊(751—814),字東野,湖州武康(今浙江德清縣)人。中唐著名詩人。他壯年屢試不第,四十六歲才中進士,五十歲時被授為溧陽縣尉。懷才不遇,心情抑鬱。在他上任之際,韓愈寫此文加以讚揚和寬慰,流露出對朝廷用人不當的感慨和不滿。文章運用比興手法,從物不平則鳴,寫到人不平則鳴。全序僅篇末少量筆墨直接點到孟郊,其他內容都憑空結撰,出人意外,但又緊緊圍繞孟郊其人其事而設,言在彼而意在此,因而並不顯得空疏游離,體現了布局謀篇上的獨到造詣。歷數各個朝代善鳴者時,句式極錯綜變化之能事,清人劉海峰評為“雄奇創辟,橫絕古今”。
賞析
唐代散文大家韓愈以創作散文著名,他的《送孟東野序》又是用力之作,成為他的散文的名篇之—,選入《古文觀止》,更為著名。他對孟郊(字東野)特別推重,寫了《薦士》詩:稱,“國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勃興得李杜,萬類因陵暴。”接下來就介紹孟郊:“有窮者孟郊,受材實雄騖。”對這樣一位詩人,給他寫送別序,自然是很用力的。但對這篇序,卻有不同看法,這裡試就寫作角度來探討一下。
何悼在《義門讀書記》講《昌黎集》里說:“但吾終疑‘不得其平’四字,與聖賢之善鳴及鳴國家之盛處,終不能包含。此韓子之文,尚未與經為一耳。”就是說,這篇序的主旨有問題。這篇序的開頭說:“大凡物不得其平則鳴。”那應該指有才能而受壓抑的人,感到不得其平而鳴。可是文章里講了當權的得意的人物,他們在歌頌國家的興盛。他們不屬於被壓抑而有不平的人物,“不得其平則鳴”好像不包括他們在內。這是說這篇的主旨同文中所舉的例證不合,有問題。但林雲銘的《韓文啟》里卻提出另一個意見。他說:“凡人之有言,皆非無故而言,其胸中必有不能已者。這不能已,便是不得其平。”“俗眼錯認‘不平’為不得用扼腕,何啻千里?獨不思篇中言皋陶,言禹,言伊尹,言周公,皆稱其鳴之善。其不平處豈亦為不得用而然乎?”他認為當權的得意的人有話不能不說,這也是不得其平則鳴。不得其平則鳴同當權者的歌頌盛明並沒有矛盾。吳楚材、吳調侯在《古文觀止》里說:“此文得之悲歌慷慨者為多。謂凡形之聲者皆不得已,於不得已中又有善不善,所謂善者又有幸不幸之分。”這裡講的,先說不平則鳴多數指悲歌慷慨,但這種善鳴又有幸不幸,幸指當權者的歌頌,不幸指被壓抑著的鳴不得意。以上三種說法,何體認為不平則鳴就指被壓抑者的鳴他的不得意,不能指得意者的歌頌:林雲銘認為只要有話不能不說都是不平則鳴。所以得意者的歌頌也是不平則鳴;二吳認為不平則鳴多數是指悲歌慷慨,但得意者的歌頌也可稱不平則鳴。
對這三種說法應該怎樣看呢?看原文:“有不得已者而後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懷。凡出乎口而為聲音,其皆有弗平者乎?”“是故以鳥鳴春,以雷鳴夏,以蟲鳴秋,以風鳴冬,四時之相推奪,其必有不得其平者乎?” 在這裡,打雷是由於雨塊帶有多量異種電的雲相衝擊而成,是有不平的,風鳴是由於空氣的流動也有不平,鳥鳴蟲鳴大概為了求偶,不是什麼不平。人們的言語,高興時發笑歌,得意時發歌頌,都說不上不平則鳴。因此把各種鳴聲都說成不平則鳴,是不恰當的。韓愈為什麼這樣說?就是要安慰孟郊。孟郊處境窮困,要到江南去做溧陽尉的小官,他的不平則鳴,是鳴他的不得意。韓愈要安慰他,說不平則鳴不一定是可悲的,要是你得意了,進了朝廷,為朝廷歌頌,也是不平則鳴。這樣的安慰其實是不恰當的。孟郊的不平則鳴,是鳴他的有才而不得意。假使他進入朝廷,替朝廷歌功頌德,那就不屬於不平則鳴了。就“不得其平則鳴”這個主旨說,同文章中寫得意者的歌頌相矛盾,是有問題。這個問題卻並不損害這篇文章的成為名篇。
讀這篇文章,“大凡物不得其平則鳴”這個主要論點是激動人心的。這使人想起,司馬遷在《報任少卿書》里憤激地提出:“詩三百篇,大抵聖賢發憤之所為作也。”這個發憤著書的命題,到韓愈筆下,成為“大凡物不得其平則鳴”,把內容擴大了。發憤著書,限於著書,能著書的人比較少。“ 不得其平則鳴”,能鳴的就多了,寫詩是鳴,呼號也是鳴,說話來鳴不平也是鳴,實際上是把發憤著書的命題擴大了,普及到所有有不平的人。因此,這篇文章光就他提出這一個命題,就可以成為名句了。這說明寫作要成為名篇,就要能提出激動人心的命題來。讀者接受了這個命題,自然要讀下去。碰到能發揮這一命題的話,自然能打動讀者,看到矛盾,不能發揮這一命題的話,自然划過去,不放在心上。經過讀者這樣去取,矛盾被拋棄了,能說明命題的被記住了,這樣,這篇文章在讀者的記憶中還是成為名篇。
文中寫歷代的善鳴者,有孔子之徒,有莊周,有屈原,有先秦諸子;漢有司馬遷、相如、揚雄;唐有陳子昂、李白、杜甫等。這些都可證實和加強不得其平則鳴這個主旨,最後歸到孟郊。這說明,寫文章,除了要提出有力的主旨以外,還需要有豐富的材料來加以證明,文章才有力量。反過來說,要是提不出有力的主旨,人云亦云,即使內容說得很妥貼,讀者看過也就忘掉,成不了名文。沒有豐富的材料,內容就嫌單薄,缺乏說服力,也不行。
韓愈這篇文章,還有一個特點。他論歷代的善鳴者,在先秦諸子中特別推重莊子,超出於其他諸子,把莊子與屈原並提。他這樣寫:
周之衰,孔子之徒鳴之,其聲大而遠。傳曰:天將以夫子為木鐸。其弗信矣乎?其末也,莊周以其荒唐之辭鳴。楚大國也,其亡也,以屈原鳴。臧孫辰、孟軻、荀卿,以道鳴者也。
下面列舉墨翟、老聃、韓非、孫武等十四人稱為“以其術鳴”。這樣的寫法,正是把莊子突出,幾乎把他同當時被尊為聖人的孔子和偉大詩人屈原並列了。孟子和其他諸子都退在後面,這是韓愈的創見。在他以前,劉勰《文心雕龍·諸子》里,論到諸子文章的特色,像“孟荀所述,理懿而辭雅”一段,提到管、晏、列子、鄒子、墨子等,就是沒有莊子,把莊子列在以上諸子之下,蕭統《文選》,不認為諸子是文。韓愈把莊子這樣突出,是有他的卓見的。再像說:“漢之時,司馬遷、相如、揚雄,最其善鳴者也。”把司馬遷放在第一,這也是他的卓見。劉知幾在《史通·六家》里就尊班固而貶低司馬遷,韓愈根本不提班固,而把司馬遷列在第一位,這是對司馬遷散文的極力推重。後來的古文家接受他的意見,也推重司馬遷,但又貶低相如、揚雄。他又推重相如、揚雄,這說明他的散文成就,在辭采方面又吸收了相如、揚雄,做到了“沉浸濃郁,含英咀華”,有他的特點。這是他的散文,同宋代歐陽修的散文平順通達的不同的地方。下面對魏晉作家,評為“其聲清以浮,其節數以急,其辭淫以哀,其志弛以肆,其為言也,雜亂而無章。”這也顯示了他的獨特看法,根本不提人名。這種看法把魏晉作家貶得太低了,但也為後來古文家所接受,所謂“文起八代之衰”。在以上的敘述里,顯示出他對歷代作家的評價,有他的獨特見解。其中像推重莊子和司馬遷,更為卓見。這些卓見超越前人,也是這篇文章成為名文的原因之一。在寫法上,《古文觀止》里評為:“句法變換凡二十九樣。如龍之變化屈伸於天。”這是指他講各種鳴的寫法,確實有變化,是句法上的特點。這種變化是同他對歷代作家的評價不同結合的。
林紓在《韓柳文研究法》里又指出這篇文章的毛病。韓愈稱:“唐之有天下,陳子昂、蘇源明、元結、李白、杜甫、李觀,皆以其所能鳴。其存而在下者,孟郊東野始以其詩鳴。”林紓說:“陳子昂諸人,正以詩鳴者也。此數人既以詩名,則說到東野,不套用一‘始’字。”這是用詞不當。還有,把陳子昂、李白、杜甫不稱為以詩鳴,用來陪襯孟郊的以詩鳴,這樣來突出孟郊,不免把孟郊推得過高了。總之,這篇文章有毛病。但仍不失為名篇之—。說明決定文章的能不能成為名篇,還得看主旨有沒有創見,敘述有沒有提出新的見解來,有沒有新的表達法;要是主旨有創見,敘述有新的見解,又有新的表達法,即使文章本身有缺點,還是有可能成為名篇的。
特色
(1)運用比興手法,從物不平則鳴,寫到人不平則鳴.
(2)言在彼而意在此,體現了布局謀篇的獨到造詣.
(4)句式錯綜變化,文章波瀾起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