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民主制自由民主制所保障的權利和自由是相當多樣化的，但通常都會包含以下的成分：要求合法程式的權利、隱私權、私人財產權、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的權利、言論自由、集會自由、和宗教自由。在自由民主制中這些權利（也被稱為“自由權利”）可能是直接經由憲法賦予，或是透過一般法規和判例法賦予。
概觀
英國女王“自由”和“自由民主制”的用詞並不一定象徵這樣的政府必須遵從政治意識形態上的自由主義。它只不過是象徵了在啟蒙時代由擁護自由的哲學家們所創立的現代自由民主制框架。他們強調個人有權免受國家專制權力的侵犯。自由民主制可能採取的形式包括了共和立憲制或君主立憲制。
架構
美國在自由民主制里，選舉應該是自由和公平的。政治的程式也是競爭性的。自由民主制也有著政治上的多元性，各種立場的政黨和團體並存。
自由民主制的憲法則用以保衛國家的民主本質，限制政府權力通常被視為是憲法的用途。美國的政治傳統上強調三權分立、獨立的司法機構、以及政府各部門之間的權力制衡和監督。許多歐洲的民主國家則比較傾向於強調“法治國”（Rechtsstaat）的概念，亦即國家必須遵守法治的原則。政府權力只有在依照書面的、公開的法規以及既定的程式行使時才是正當的。許多民主國家也使用聯邦制（也被稱為垂直的權力分立）將政府權力切割為縣市、省州、和國家等不同的層面，以避免中央集權和濫用的危險。
權利和自由
芬蘭的國會大廈生存和免受侵犯的權利
免於奴役的自由
行動的自由
在法治之下人人平等和合法程式的權利
言論自由
新聞自由和接觸非正規情報來源的自由
組織和集會自由
教育自由
宗教自由
一個獨立的司法制度
擁有財產的權利、以及加以買賣之的權利
在實際上，民主制度的確對某些特定的自由有所限制。對於著作權通常有著各種限制，而對於毀謗、中傷的言論也有法律限制。可能會有法律禁止反民主的言論、或者是試圖侵蝕人權的言論、以及試圖提倡或正當化恐怖主義的言論。美國在冷戰期間也對共產主義者和組織施加類似的限制。現在這些限制也用於禁止那些被認為是宣傳恐怖主義或是挑起團體仇恨的行為。例子包括了近幾年來的各種反恐法案、關閉真主黨的衛星廣播、以及禁止仇恨言論的法令。批評者認為這些限制可能會逐漸走火入魔，因為這當中缺乏公平的和司法的程式。
而替這些限制辯護的說法則認為這是為了保障民主的永續或是自由本身的必要措施。舉例而言，允許那些提倡種族滅絕的人擁有自由言論會造成人們的生存和安全權力侵蝕。意見的分歧通常來自於民主究竟可以施行至何種程度、是否要包含那些反民主的人士在內。如果極少數的人們因為這些理由而被限制自由，一個國家仍可能被視為是自由民主制。一些人認為這與獨裁政治迫害反對者並無兩樣，而只是數量上的差異罷了，因為只有極少數的人被影響到、而且限制並沒有如此嚴重。一些人則主張民主制度是不同的，至少在理論上，反民主人士也擁有在合法程式下進行反民主活動的權利。在原則上，民主制度是允許反民主人士的，而且也允許他們透過合法程式改變國家的領導人以及政治和經濟體制；但運用暴力手段來破壞民主則是被禁止的。
先決條件
雖然這些成分並非政府制度的一部分，但一定規模的中產階級的存在、以及廣泛而興盛的公民社會往往被視為是自由民主制的先決條件。
對於民主多數決傳統並不盛行的國家而言，單獨實行自由選舉的制度通常不能徹底達成民主化的轉型；一場在政治文化上的廣泛轉型以及過渡至民主政府體制的轉型都是必要的。這樣的例子相當多，例如在拉丁美洲國家的民主制度通常都相當短暫而不穩定，一直要到他們在文化上改變為接受多數決基礎為止。
民主文化的關鍵成分之一是“永遠的反對黨”的概念。這在那些傳統上政治權力是經由暴力獲得的國家尤其困難達成。在本質上，這一詞代表了民主制度里的每種立場都擁有一個共同的基礎觀念，亦即在政治上的競爭或許會有不同立場，但他們都必須容忍與他們不同的立場，並承認他們的合法性和重要性。社會的基本規則是必須鼓勵在公眾辯論上的容忍和禮貌。在這樣一個社會裡，選舉結束後失敗者必須接受選舉的結果，並允許權力和平的轉移。失敗者也不會因此而失去他們的生命和自由，並且會繼續參與公眾生活。人們並非對政府里的特定政策效忠，而是必須尊重國家的基本合法性以及民主程式的本身。
世界各地的自由民主制
澳大利亞一般而言，歐盟的國家、日本、美國、加拿大、南非、澳大利亞、和紐西蘭都被公認為屬於自由民主制國家。
自由之家組織認為許多在正式上自稱為民主制度的東歐和前蘇聯國家在實際上都是不民主的，通常是因為這些國家的政府對於選舉結果有龐大的影響力。之中許多國家則是處於動盪不安的狀態。
比例和多數代表制
投票多數制是依據地區的多數決分配議席。獲得最多票的政黨或候選人便能獲得代表那一選區的議席。但民主的選舉制度還有其他許多形式，例如比例代表制便是以一個政黨所取得的全國性選票數量的比率分配議席。
兩種制度的最大爭議之一，是在於應該將選區劃分各自計票分配議席、還是將全國的選票統一計算分配才能有效的代表人民的民意。
一些國家如德國和紐西蘭則混合了這兩種形式的選舉制度，將立法機構的選舉劃分為兩個類別。第一個類別的議席是依據地區性的多數決投票決定的，而其餘的議席則依據各政黨在全國獲得的總票數公平的劃分（儘可能的作到）。這種制度又被稱為混合比例代表制。
總統和國會制度
美國總統布希總統制的民主制度在拉丁美洲、非洲、和前蘇聯相當盛行，通常是仿效美國而來。而君主立憲制（由民選的議會所統治）則在北歐國家和從其和平脫離的許多前殖民地國家盛行，例如澳大利亞和加拿大。另外議會制度也在西班牙、日本、和其他許多小國家盛行。前大英帝國的殖民地如南非、印度、愛爾蘭、和美國則依據其獨立的時間而有不同的制度。議會制度也在歐盟和鄰近國家相當盛行。
直接民主制
一些人主張“自由民主制”並不尊重絕對的多數統治（除了選舉民意代表時例外）。而多數的“自由”則被之前世代立定的憲法或慣例所限制了。除此之外，實際的政治權力被少數的民意代表所掌控，也因此他們主張“自由民主制”只不過是寡頭政治的美化版本罷了。
其他人則反駁道：只有自由民主制能夠保障個人的自由並避免國家淪為獨裁的統治。無限制的多數決統治將會造成少數派遭受壓迫。另一種看法則是被選出的領導人會比一般的選民更有能力和興趣管理國家。第三種看法則認為若要單獨對每個議題進行投票，將會花費極大的資源和努力才能使每個人都能獲取資訊、參與討論、乃至於投下選票。
一些自由民主制擁有類似直接民主制的公民投票制度。瑞士和烏拉圭都是這類例子；美國的加州和其他某些州也備有公民投票制度。許多其他國家也在其政治制度里備有層面較低的公民投票制度。
種族和宗教衝突
由於歷史上的原因，許多國家在國內的種族和文化上並非完全相同的，可能存在著強烈的種族、語言、宗教、和文化分裂。事實上，不同群體之間可能會互相抱持敵意、甚至公然對抗。而一個民主制度，由於在定義上允許民眾參與決策，因此在理論上也允許群體利用民主政治程式來對付其他“敵對”的群體。在民主化過程中這些現象可能特別常見，尤其是在之前的非民主政府意圖壓制某些群體的情況下。這在既有的民主制度里也可能見到，例如民粹主義的反移民運動。不過，人類史上絕大多數的壓迫都發生在沒有選舉制度的國家，例如南非的種族隔離制度和納粹德國。
伴隨著蘇聯的垮台和其他前蘇聯國家的部分民主化而來的，是在南斯拉夫、高加索地區、摩爾多瓦等地的頻繁戰爭和內戰。不過，統計上的研究則顯示由於共產主義的垮台以及民主國家的增加，整體的戰爭數量、內部戰爭、種族戰爭、革命戰爭、難民和強迫遷徙者的數量都戲劇性的減低了。
官僚政治
蘇聯政體批評者也認為自由民主制在決策效率上相當遲緩而複雜。
短視現象
現代的自由民主制如同其定義的，會定期舉行選舉以改變政府。這使得許多人批評它們會造成政府的短視現象。在四至五年內政府便必須面臨新的選舉，而執政者和政黨便必須思考要如何贏得選舉。這會慫恿候選人提出能在短期內得利選民的政策（或者其他政治家），而不是那些眼光遠大能帶來長期利益、但較不受人民歡迎或重視的政策。不過，這些批評事先假設了替一個社會立下長期的預測是可能的，這被卡爾·波普爾批評為歷史決定論。
除了一般對於政府實體的批評之外，在民主制度內的短視現象也有可能是集體的短視思考造成的。舉例而言，一個以減少環境污染為目標的政策也有可能造成失業率的提升。無論如何，這些風險並不僅限於民主制度，在其他的政治制度里也有可能發生。
公共選擇理論
主條目：公共選擇理論
公共選擇理論（Publicchoicetheory）是由一群研究選民決策行為、政治家、和政府官員的經濟學家在經濟理論的基礎上提出的。他們提出的問題之一便是，在民主制度里每一個選民的單獨影響都極其有限，也因此造成他們在政治議題上的無知。這會使得特殊的利益集團得以獲取補貼和政府控制的利益，但卻會對社會造成傷害。不過，特殊利益集團在其他政治體制里也有可能占有同樣的甚至是更多的影響力。
財閥政治
馬克思主義者、社會主義者主張自由民主制是資本主義制度的一部分，亦即以階級為根基、沒有徹底民主或參與度的制度。他們主張自由民主制是資產階級的民主，只允許在金融上有權勢的人們進行統治。他們認為民主在根本上是不平等的，並且會允許資本家在經濟上的剝削。
在民主制度的代議政制中，參與選戰的高昂花費可能代表了民主制度偏袒有錢人，產生只偏袒少數有錢人的財閥政治產生。在雅典民主里，一些公共官員職位是隨機的分配給公民們，以避免財閥政治的影響。這些批評者認為現代民主只不過是統治階層用以欺騙民眾安於現狀的謊言、或者是使他們忽略某些政治議題的手段。他們認為民主制度會造成候選人與有錢的支持者勾結，提供對其有利的政策方案，保持其對某些領域的共謀和壟斷能永久存在。
美國的國會選舉“一個獲勝的候選人可以減少一半的選舉經費而只失去百分之一的選票。同時，一個自認為是因經費問題而失敗的候選人在替其擴展一半的經費後，也只會增加百分之一的支持票數。”
對於媒體的占有可能導致公眾對選舉過程的誤判，因為媒體本身便是選舉過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一些批評者認為對於現狀或特定議題的批評往往被媒體集團壓制，以保衛其自身的利益。而民主的擁護者則認為由於憲法保護了言論自由，無論利益取向或非利益取向的團體都可以對某些議題進行辯論或宣傳。他們主張民主社會裡的媒體只不過是代表了公眾的喜好，而且並不受到政府審查制度的影響。
多數主義
所謂的“多數的暴政”便是對於民主政府的恐懼，因為多數派的觀點可能會壓迫了特定的少數派。在理論上，多數派代表的是那些投票者之中的多數，而非全體公民中的多數。在這樣的情況下，一個少數派也有機會透過操弄選舉獲得權力，以多數派為名壓迫其他少數派。這種情況在直接民主制和代議民主制下都有可能發生。
可能的例子包括了：
那些可能會被徵兵影響的人屬於一群少數派。
一些歐洲國家在公立學校禁止學生佩帶宗教標誌。反對者認為這是違反了信仰自由的權利。支持者認為這是遵守政教分離原則的政策。
禁止色情書刊和電影通常是出自多數派所作出的決定。
對於娛樂用途的毒品的合法化（或至少寬容之）通常也是出自多數派接受的程度。毒品使用者可能會認為自己是被壓迫的少數派、受害者。
社會對於同性戀的態度也是例子之一。同性戀行為在民主國家一直被廣泛列為違法行徑，直到數十年前才開始改變；在一些民主國家這依然沒有改變，反應了多數派的宗教和性道德觀。
古雅典和早期美國的民主也與奴隸制度共存。
多數派通常對少數派的有錢人課徵重稅，意圖讓有錢人負擔更多的社會開銷。不過，這通常也會有一定程度的抵銷，因為有錢人可以僱請專家顧問加以協助（節稅顧問和律師）。
在繁榮的西方民主國家里，貧窮人口成為了社會上的少數派，而且可能會被其他遭課徵更多稅賦的多數派報復。尤其是當他們形成了一個獨特的下層階級時，多數派可能會透過民主的過程剝奪國家對他們的保護。
阿道夫·希特勒民主的擁護者針對所謂的“多數的暴政”作出許多辯護。其中之一是主張憲法的存在能保護所有公民的權利，改變這些憲法需要超過五分之三國會議員的共識，或要求必須獲得法官和陪審團認可政府提出的證據和手續、或經由另外選舉產生的民意代表投票、或是直接進行公民投票。這些門檻通常都是相加的。而對於行政部門、法務部門、立法部門的權力分隔和制衡，也使得僅稍微超過半數的多數派很難隨意行動。這表示了多數派仍然能正當的強迫某些少數派（而這種在道德上仍是大有問題的），但這樣的少數派為數不會很多，而且在實踐上這樣做將很難獲得大多數人民的同意。
另一種理論則認為多數派和少數派在不同的議題上都會有不同的姿態。人們通常在某些議題上同意多數派的觀點，但卻可能在其他議題上同意少數派的觀點。一個人的觀點可能會改變，也因此，多數派的成員對於少數派的壓迫也會有一定限制，因為他們了解到他們在未來也有可能成為少數派。
另一種常見的理論則是，儘管有許多風險，比較起其他制度，多數決依然是最理想的體制，而多數派的暴政在任何情況下都是為了改善少數派的暴政而產生的。以上述級的所有問題在非民主的制度里也都可能產生，而且還必須加上由少數派壓迫多數的問題。民主的擁護者主張，統計上的證據指出更多的民主會帶來更少的內部衝突和政府屠殺。美國歷史學家R.J.Rummel對此提出了一個公式：一個國家的民主自由越少，他們的統治者便越可能屠殺他們。
戰時的有效動員
一個自由民主制如同字面上的定義，政治權力並非中央集權的。常見的一種批評是這種制度在戰時會成為國家的不利條件，因為戰爭動員需要國家內部快速而一致的行動。雖然有時候行政者可以在不違反立法程式的情況下進行準備，但通常都還是需要立法機關在敵國的攻擊行動發起前同意在國內發起備戰行動，在同意與否和時間花費上都可能製造額外的風險。一般而言如果民主國家遭受攻擊，政府通常不需要任何同意就能展開防衛性的反擊。人們有可能投票反對軍隊徵兵。在理論上，君主制度和獨裁者的確可能有較高的效率和魄力。
韓戰Stam和Reiter(2002,p.64-70)也注意到在民主社會裡強調個人的重要性，代表了他們的士兵會有更高的戰鬥積極性和更好的領導。在獨裁制度里的軍官往往是基於政治效忠度而非能力加以躍升的。他們很有可能只限定於一小群支持現行獨裁政權的階級或宗教/種族團體所出身。這也會排除許多有能力的軍官。在非民主制度軍隊里的領導人往往會激烈的鎮壓任何內部的反對聲浪和批評，這可能會造成士兵和軍官們不敢提出任何反對意見。缺乏積極性的軍隊和士兵在現代戰場里是尤其不利的。獨裁國家的士兵也比較有可能向民主國家投降，因為他們可以期盼在投降後受到相對而言較好的待遇。納粹德國殺害了三分之二的蘇聯投降士兵。而在北韓的韓戰中則有38%的美國被俘士兵遭殺害。
經濟成長和經濟危機
在統計上，民主程度是與國內生產總額（GDP）互相關聯的。
不過，對於民主制度在這方面的貢獻程度則有不同的意見。其中一種看法是民主制度只有在工業革命和資本主義的普及後才會廣泛發展。在另一方面，工業革命的發源地英國便是當時歐洲最為民主的國家。
一些研究，例如著名的經濟自由度指數，則指出隨著資本主義的普及和經濟的增長，便會增加社會的繁榮、減少貧窮，並且進一步產生民主化。不過這只是統計上的趨勢，有許個別的國家例外，例如印度雖然民主但卻不怎么繁榮，或者是GDP頗高卻從沒有民主化的汶萊。其他許多研究也指出更多的民主能產生更多的經濟自由，雖然也有一些調查得出相反的結果。其中一種反對意見主張瑞典和加拿大在經濟自由度指數上的分數還要低於智利和愛沙尼亞，但瑞典和加拿大卻有著更高的人均生產總額。不過這種說法也有問題，研究只是指出了經濟自由對經濟成長的影響，因此更高經濟自由的國家在未來也將能有更高的GDP。同時應該注意的是依據指數，瑞典和加拿大是屬於世界上最資本主義的國家之一，因為他們都有穩固的法治、注重所有權、而且對自由貿易極少有限制。批評者則認為經濟自由度指數並不能準確測量資本主義的指數，主張應該選擇其他的測量方式。
一些人主張經濟成長將能自動的促成民主化的轉型，比如在中國這樣的國家。不過其他人則對此提出異議，即使經濟成長在過去能夠產生民主化，這不表示在未來也是可行的。現在獨裁者可能已經學到要如何在擁有經濟成長的同時也不改變現有的政治體制。
大量的石油或礦物開採產業也與非民主的統治相連結。這種影響可以套用於全世界而不僅限於中東。擁有這樣龐大財富的獨裁者可以投入更多資金以維持他們的政權，並且提供更多利益來安撫民眾的不滿。同樣的，這樣的財富也不會產生一般經濟成長能帶來的社會和文化改變。
一次最近的綜合分析則認為民主制度對於經濟成長沒有直接的影響。不過，民主制度的確對經濟的成長有強大的間接影響。民主制度有著更高的人均資本累積、更低的通貨膨脹、更低的政治不穩定性、以及更高的經濟自由。不過，也有一些調查認為民主制度會造成更大規模的政府以及對於國際貿易的更多限制。
如果撇開東亞不談，在過去45年裡貧窮的民主國家的經濟成長比那些不民主的國家快了50%。貧窮的民主國家如波羅的海國家、波札那、哥斯大黎加、加納、和塞內加爾的經濟成長都比不民主的國家如安哥拉、敘利亞、烏茲別克和辛巴威要來的高。
在過去40年裡最遭的80場經濟危機中，只有5場是在民主國家發生。同樣的，貧窮的民主國家也比較少出現人均生產總額在短期間暴跌的現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