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歐洲戰爭策源地希特勒在所著《我的奮鬥》和納粹黨綱領中，公開宣揚德意志人是“上等”人種，理應統治斯拉夫等“下等”人種;鼓吹德國應該到國外去奪取“生存空間”,為德國的“過剩”人口尋找出路；宣傳"刀劍能決定一切"，號召用戰爭來建立霸權地位。在這種反動理論指導下,納粹黨提出了一整套侵略擴張計畫:建立一個囊括德國、奧地利、捷克斯洛伐克的蘇台德區、但澤等德語國家和地區組成的“大德意志”；圍繞“大德意志”這個"核心"，在中歐和東歐建立一個德國的附庸國體系；向俄國擴張、滅亡法國，進而把德國的法西斯制度“實現於全世界”。
歐洲戰爭策源地為了實現這個計畫，德國在1933年10月14日退出裁軍會議，同月19日退出國際聯盟。1933～1934年，德國大幅度增加軍事預算，建造2.6萬噸級的巡洋艦；1935年3月13日，宣布重建空軍。3月16日宣布實施普遍義務兵役制。德國徹底撕毀《凡爾賽和約》關於限制德國軍備的條款，開始了大規模的公開的擴軍備戰。在德國納粹黨策動下，1934年7月25日，奧地利納粹分子暴動，刺殺了奧地利總理E.陶爾斐斯，策動德奧合併未逞。納粹黨上台後，公開宣稱要在波蘭“報仇雪恥”，德、波關係趨於緊張。1934年1月，德國為離間波蘭、法國關係和麻痹並於日後摧毀波蘭準備條件，同波蘭締結互不侵犯條約。1933年3月，德國建議與義大利合作進攻烏克蘭和高加索。同年6月，在倫敦世界經濟會議上，德國代表團要求把蘇聯領土交給“缺乏生存空間”的人去支配。德、蘇關係惡化。1934年1月，И.В.史達林指出，法西斯主義在德國取得勝利，德國退出國聯，復仇思想占了上風，使歐洲國際關係更加尖銳化，推動了軍備擴充和帝國主義的戰爭準備。法西斯德國成為歐洲戰爭策源地，結束了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暫時出現的歐洲和解局面。凡爾賽體系面臨徹底崩潰，新的世界大戰危險急劇增長，最終導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
背景
歐洲戰爭策源地俾斯麥大戰略思維的特點是實行均勢外交策略，聯奧、拉俄、親英、反法，其目標始終如一，即準備對法決戰，征服法國，謀求德國在歐洲大陸的霸主地位。他成功地運用聯奧制俄，聯俄奧制英，聯英製法。在聯英中，又保持若干摩擦，以不影響聯俄。如果說俾斯麥的擴張主義還沒有脫離冷靜計算的基礎的話，那么到威廉二世就發展成為冒險的野心勃勃的全球擴張政策。
威廉二世從1888年到1918年，統治德意志長達30年之久，他的戰略思維完整地體現在《德皇雄圖秘著》(即《朕之作戰》)中。威廉二世“征服全歐，統一世界”的戰略構想是：
(一)征服歐洲戰略。德國要“征服歐洲諸國而為全歐之盟主”，其步驟是：首先征服法國。他說：“朕之徵服全歐不可不以征服鄰邦之驕兒法蘭西為第一步。蓋與其先征奧匈比等弱國，寧先侵法國”。為此必須離間英法同盟，對英國“餌之以利”，“結有利彼(英)之條約，彼必舍法而就我”，“然後以疾風迅雷之勢申討法蘭西”。第二步打敗英國。認為“德英之戰終無可免”，“先將法蘭西蹂躪，然後渡海西指而征英”，“奪取英國所掌握的海上霸權……務使其降至二等國以下。”第三步併吞奧匈比荷等國。對波蘭先是“以專尚親摯之懷柔政策”，爾後“對波蘭人最後手段惟有殺戮之一途”。第四步征服俄國。
(二)征服世界戰略。威廉二世提出“永遠維持我帝國於不敝，及統一世界”的三套方案。第一方案：“與美國締結攻守同盟”。以德美同盟為基礎，唆使美國與日本開戰，德美聯合擊敗日本海軍。第二方案：如前一方案不能實現，則“籠絡俄國，而促使與日本為復仇之戰”，德國進行海上支援作戰。事成之後德俄瓜分日本。第三方案，如前兩案均不能實現，則“拋棄征服日本之念，速將日美各種問題解決，使美日和好如初，而組織日德美三角同盟”。作為權宜之策，由德美日三國瓜分世界，即“日本得經德美兩國之同意領有亞洲之全部及南洋之一部；德國得日美兩國之同意，領有全歐及非洲全部並澳大利亞洲之一部；美國得日德兩國之同意，領有南北美洲之全部及澳大利亞洲之一部。”對中國的侵略，威廉二世提出“朕已略取膠州灣，為極東計畫之第一步”，“朕以膠州灣為策源地，以窺伺支那北部固屬事實，然朕有奪取台灣以圖支那南部之一念亦事實也。”最後對美作戰，奪取巴拿馬運河，征服智利，實現“占領南美全土之大企圖”。威廉二世的上述野心，可謂空前絕後，連俾斯麥都不敢苟同。1890年3月，威廉二世將俾斯麥革職。他的這套戰略計畫破壞了俾斯麥通過政治外交和有限的軍事擴張所建立的國家戰略? ?893年法俄軍事同盟成立(後來加上英國)，使德國腹背受敵，而走向孤立的道路，在戰略上鋌而走險，最後必然遭到可恥的失敗。
威廉二世為了實行他的全球擴張戰略，還提出了一套荒謬的理論，諸如：黃禍論、人種優越論、帝權神授論，等等。特別是提出為達目的可以不講信義、不擇手段。他“告誡陸海軍決勿以合乎正義與否為念，決勿以悖於人道與否為慮”，“無論其人為戰鬥員或非戰鬥員概予殺戮可也，至殺戮之方法，更可從心所欲，恣意而為”，“盡所有之方法與手段將敵人屠戮淨盡，務使其靡有孑遺而後已”。後來希特勒的所作所為正是與威廉二世的主張一脈相承的。
阿道夫•希特勒在戰略思維上繼承了威廉二世的衣缽，他所著《我的奮鬥》與威廉二世的《朕之作戰》實如出一轍。它們都是以獸性和妄想代替人性和理智的產物。希特勒在《我的奮鬥》中宣稱：“上帝並沒有給任何國家以方寸的土地。一切邊界不過是世人的自由更改罷了。一個國家能夠獲得許多土地，不見得永遠能守之不失，這不過表明強者能征服土地，弱者把它失掉了。只有強力，才能獲得權力。”希特勒的戰略構想，一是撕破凡爾賽條約，發展軍備，實行軍國主義；二是吞併奧地利；三是明確主要作戰對象是法國，他強調“認清法國是德國不共戴天之仇”。“應該以一次殘忍的手腕，結束這個法蘭西的多頭蛇；四是以反對猶太人，宣揚雅利安人種優越，煽動種族狂熱，作為凝聚德國人的精神支柱。後來的發展，便是德國與日本、義大利結成戰略同盟——軸心國，形成歐洲戰爭策源地，挑起了第二次世界大戰，走上了自取滅亡之途。
成因
歐洲戰爭策源地1929—1933年的世界經濟危機，對德國的打擊十分嚴重。危機期間，德國工業生產下降了40.6％，下降幅度僅次於美國的46.2％，居資本主義世界的第二位。農業生產下降了30％，大批小農破產，佃農人數迅速增加。對外貿易銳減，德國出口從1928年的123億帝國馬克降到1932年的57億帝國馬克。由於國外貸款的削減，德國最重要的銀行之一達姆施達特國民銀行於1931年7月倒閉。經濟危機帶來的最嚴重的社會問題，是失業人數大量增加，從1929年9月的132萬人增至1930年9月的300萬人，1932年頭兩個月竟超過600萬人。這些只是登記的失業數字，實際的失業情況還要嚴重得多。統治階級採用削減工資、失業救濟金、養老金，以及提高納稅額等辦法，力圖把經濟危機的沉重負擔轉嫁到勞動人民身上。另一方面，政府卻給壟斷資產階級和容克地主提供了巨額貸款和補助金。
1930年3月27日，以米勒為首的內閣舉行會議，討論因經濟危機而引起的財政困難問題。由於參加政府的各黨派意見分歧，無法決定一項大家都能接受的財政政策，聯合破裂，米勒遂於3月28日辭職。米勒政府是魏瑪共和國的最後一屆議會政府，隨後上台的布呂寧政府是依靠總統頒布的具有法律效力的“緊急法令”，才能維持統治的。“總統內閣”體制在德國的建立，嚴重削弱了議會權力，為納粹黨的攫取政權掃清了道路。
納粹運動的迅猛發展20年代，當德國的政治、經濟局勢比較穩定的時候，納粹運動的發展相當緩慢。1928年，納粹黨員還不足10萬人，在國會的491個議席中僅占12個，尚處於無足輕重的地位。經濟危機的爆發，為納粹運動的迅猛發展提供了最難得的機會。在經濟危機的打擊下，廣大中下層人民飽受失業和破產之苦，對現政權極端不滿，強烈要求改變現狀。納粹黨乘機發動了強大的宣傳運動，攻擊魏瑪共和國歷屆政府懦弱無能，許諾自己上台後定能振興德國，改善人民的生活狀況。納粹黨竭力爭取城鄉小資產階級民眾，因為他們約占德國全部人口的40％以上，是社會的重要組成部分。1930年3月6日，納粹黨宣布了《農民綱領》，頌揚農民是“全體人民中最純潔的分子，民族的新的生命的源泉”。《綱領》規定取締土地投機，禁止地產抵押和拍賣，並許諾給農業人口以經濟援助，如減免捐稅、提高關稅、提供廉價人造肥料和電力、提供國家信貸，等等。同年5月10日，納粹黨又提出了《迅速提供就業——戰勝危機綱領》，要求“修築公路，以減少失業”；“由國家資助，使中、小企業繼續生存”；“以大地產為代價，增加中、小農數量”。對失業青年，則引誘他們參加衝鋒隊，說“這裡有你們所需要的一切”。總之，根據不同聽眾和選民各個階層的心理狀態，納粹党進行了有針對性的巧妙宣傳。在爭取城鄉小資產階級和青年的工作方面，比其他政黨都要成功，相當一部分失業工人也被爭取過來。
經過強大的宣傳攻勢和周密的組織工作，在1930年9月14日的大選中，納粹黨共得選票6409600張，獲107個議席，從國會中原來位居第九的最小黨一躍而成為第二大黨。納粹黨的黨員人數也迅速增加。1928年9月只有8萬人，1929年9月增至15萬人，1930年11月再增至35萬人。
納粹黨的頭子們深知，蠱惑性的宣傳是為了爭取選民，但要確實取得政權，如無國防軍和大資本家們支持，是辦不到的。1930年春，烏爾姆衛戍部隊有三名年輕軍官被捕，因為他們在軍隊里宣傳納粹理論，並勸誘其他軍官允諾：一旦發生納粹黨武裝起事，他們不向起事者開槍。1930年9月選舉後一星期，這三名軍官以叛國罪在最高法院受審。審訊時，希特勒出庭作證，乘機宣傳納粹黨絕對沒有取代陸軍的意思，不僅如此，納粹黨指正以後，國防軍還要大大擴充，強加在德意志民族身上的凡爾賽和約必被擺脫。這些話都是軍官們所樂聞的，青年軍官同情納粹運動的人開始增多起來，高級軍官們也比較放心了。
對於大資本家，納粹黨領導人也竭盡爭取之能事。1931年下半年，希特勒走遍全國，同重要的企業界人士私下會談。1932年1月27日，希特勒應邀出席在杜塞道夫秘密舉行的有300名壟斷資本家參加的會議。他發表了長篇演說，攻擊言論“實際上將摧毀一個民族的真正價值”。認為既然在經濟生活中樹立了個人權威，那么在政治領域中同樣應樹立個人權威。他鼓吹種族優秀論，誣衊布爾什維主義的世界觀如不被阻止，勢將把整個世界“化為廢墟”。他大軍疾呼擴軍的必要性，說德國軍隊由“10萬人或20萬人還是30萬人”組成，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德國是否擁有800萬後備軍”。當希特勒結束講演時，資本家們起立向他狂熱歡呼。曾參加這次會議，後來出任納粹新聞部長的狄特利希說：“1932年1月27日在民社黨史上將是一個永遠值得紀念的日子。”
二、共和國的危機與希特勒上台
布魯寧執政期間，經濟危機日益嚴重。1930年9月後，外國資本開始撤離德國。1931年7月14日，全部德國銀行關閉。1932年，失業人數達到600萬。但是，布魯寧沒有採取有針對性的強有力的措施來解決失業問題，而主要想等待今後經濟復甦的到來。他喪失人心，被譏諷為“飢餓總理”。導致布魯寧政府挎台的直接原因是興登堡失去了對他的信任。布魯寧內閣曾通過一項墾殖法令，規定對莊園的補助條件是向遷移的農民提供土地，而且對莊園的補助應當根據對其經濟狀況的審查結果而定。對不再具有償還能力的莊園，應強制拍賣，以取得墾殖土地，安置移民。這引起了東部大莊園主的憤怒，他們紛紛向本人也是大莊園主的興登堡控告布魯寧實行“農業布爾什維主義”。被激怒了的總統要求布魯寧下台，後者不得不於1932年5月30日遞上辭呈。布魯寧的倒台意味著從議會容忍的總統制政府向純總統制政府的過渡。
繼任的巴本，貴族出身，屬中央黨的右翼。他成立了一個由貴族組成的“老爺內閣”，在國會得不到多數的支持，更加依靠“緊急法令”來進行統治。巴本和國防部長施萊歇爾企圖讓納粹黨分享部分權力，來捆住他們的手腳，“必須使偷獵者成為森林管理人”。1932年6月15日，巴本政府取消了布魯寧執政時期對衝鋒隊的禁令，以討好納粹黨人。在7月31日舉行的新的國會選舉中，納粹黨共獲議席230個，成為國會中第一大黨。社會黨比上屆喪失了10個席位，共獲133個議席。社會黨增加了12個席位，共獲89個議席，成為第三大黨。
1932年8月13日，興登堡召見希特勒，企圖說服他參加聯合政府，遭到了希特勒的拒絕，因為他要求“掌握全部國家權力”。9月12日，社會黨議員在議會中提出不信任政府、要求取消一切“緊急法令”的提案。納粹黨為了推翻巴本政府，破例地投票贊成社會黨的提案，結果以513票對32票通過。巴本事先已從總統那裡得到解散國會的命令，因此議案雖然通過，國會還是承認了解散令。在11月6日舉行的大選中，納粹黨喪失了200萬張選票，失去34個議席，只得196個。社會黨增加了75萬張選票，議席從89個增到100個。這是納粹黨在走向頂峰之後遭到的第一次大挫折。民眾對頻繁舉行的競選活動感到厭煩，納粹黨的蠱惑宣傳開始被一些人識破，而社會黨的影響則逐步擴大。
納粹黨在大選中的失敗，引起了壟斷資產階級的恐慌。1932年11月11日，20名金融家、工業家和地主上書興登堡，要求任命希特勒為總理。成立一個“獨立於國會黨派組織的政府”，因為“經常一再解散國會而導致日益充滿黨派尖銳鬥爭的重新選舉，不僅必然妨礙政治上的穩定和鞏固，而且必然妨礙任何經濟上的穩定和鞏固”。他們要求“民族運動中的最大團體”，即納粹黨，參加政府並“居於領導地位”。
選舉後，巴本於11月13日致函希特勒，建議消除他們之間的分歧，再次企圖拉攏希特勒入閣，但仍遭拒絕。這時，支持巴本上台的、政治野心極強的施萊歇爾將軍認為自己組閣的時機已到，便把巴本排擠下台。
12月2日，施萊歇爾出任總理。他企圖用分裂納粹黨的辦法，把大約60個納粹議員拉到自己一邊，再加上中產階級政黨的支持，從而在國會中形成多數。他一上台，就邀請納粹黨中的“左”翼領袖施特拉塞出任副總理。施特拉塞本人也同意與施萊歇爾合作，為此與希特勒發生了激烈的爭吵。希特勒擊敗了施特拉塞，終於控制了黨內局勢，避免了納粹黨的分裂。這時，被施萊歇爾趕下台的巴本不甘失敗，經過銀行家施洛德的安排，於1933年1月4日在施洛德的科隆寓所秘密會晤。兩人達成了組織希特勒—巴本內閣的協定，由希特勒擔任總理，巴本及其支持者可以參加政府，擔任部長。巴本還同意了希特勒的要求：在他上台後，把社會黨人、社會黨人和猶太人驅逐出領導崗位。
施萊歇爾無法在國會中取得多數的支持。1月23日，他往見興登堡，要求解散國會，根據憲法第48條，授予他緊急權力，但遭到拒絕。1月28日，施萊歇爾辭職。1月30日，興登堡任命希特勒為總理。陸軍元帥雖然看不起這個奧地利下士，但這時也不得不授權他組閣了。從此，魏瑪共和國告終，德國進入了法西斯專政的時期。
社會社會黨自魏瑪共和國建立以來一直是一個擁有廣泛民眾基礎的大黨。但它的許多領導人已經變成了政府官僚、工會官僚，目光短淺，膽小怕事，只求保住既得的、眼前的利益，而不敢同納粹分子和其他反動勢力進行針鋒相對的鬥爭，並且被所謂的“合法性”所迷惑，例如，十分重要的是，當1932年7月20日興登堡頒布命令，任命巴本為普魯士邦的中央特派專員，罷免社會社會黨人、邦總理布勞恩和內政部長澤韋林的職務時，社會社會黨領導竟作出了不作任何抵抗的決定。對於納粹黨的上台，社會社會黨領袖也負有很大的責任。
總之，德意志共和國是一個資產階級議會黨黨制度不健全、不鞏固的共和國。它繼承的是戰敗的苦果，從一開始就蒙上了恥辱的陰影，在左右兩派的心目中都是一個畸形兒。這個先天不足的畸形兒經受不住經濟危機的打擊。飽受失業和破產之苦的中下層民眾對現實極端不滿，渴望出現“救星”。大資產階級看到無產階級力量日益增長，資本主義統治秩序搖搖欲墜，也渴望“救星”出現。“救星”終於來了，但它既非一般的資產階級政黨，因為它們軟弱無力，也非無產階級政黨，因為它們在互相攻擊中消耗了力量，而是開始誰也不重視的納粹黨。這個黨善於利用痛恨凡爾賽和約的民族主義情緒，善於把自己打扮成社會各階層利益的代表者，宣傳和組織工作又都做得相當成功，以致既擴大了自己的民眾隊伍，又在最後關頭取得統治階級的信任，終於在1933年攫取了政權。
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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