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劉君良，瀛州饒陽人。四世同居，族兄弟猶同產也，門內斗粟尺帛無所私。隋大業末，荒饉，妻勸其異居，因易置庭樹鳥雛，令斗且鳴，家人怪之，妻曰：“天下亂，禽鳥不相容，況人邪！”君良即與兄弟別處。月余，密知其計，因斥去妻，曰：“爾破吾家！”召兄弟流涕以告，更復同居。天下亂，鄉人共依之，眾築為堡，因號義成堡。譯文
劉君良，是唐朝瀛州饒陽縣人。劉家幾代人都遵循孝義同住在一起，兄弟之間雖已到了四代，但還如同親兄弟一般；無論是一尺布，還是一斗米，每人都沒有私心。有一年鬧饑荒，劉君良的妻子被私慾所誘惑，想勸劉君良分家。於是便偷偷把院落中樹上鳥巢中的幼鳥，互換交叉放在別的鳥巢中，以此讓 群鳥爭鬥。劉家人不知真相，都很奇怪。劉君良的妻子藉此勸說：“現在天下大亂，在這爭鬥之年，連禽鳥都不能相容，何況人呢？”劉君良聽信了她的話，便分了 家。
一月多之後，劉君良方才識破自己妻子的詭計,訓斥並休掉了妻子，說：“你使我們家破裂了！”又立即把兄弟親人們召集來，哭著向他們說明了事情的內情，
從此以後，劉君良又同兄弟們一起居住了，情誼同原來一樣。當時遇到盜賊作亂，鄉里有數百家人都依傍劉家來修築土城，人稱“義成堡”，因為劉君良一家人重孝義、無私心的德行操守，連盜賊都十分欽佩，不敢去騷擾劉家。
新唐書
《新唐書》記載中國唐代歷史的紀傳體史書。二百二十五卷，包括本紀十卷，志五十卷，表十五卷，列傳一百五十卷。北宋宋祁、歐陽修等撰，宋仁宗嘉祐五年（1060）全書完成，由曾公亮進呈。《新唐書》所增列傳多取材於本人的章奏或後人的追述，碑誌石刻和各種雜史、筆記、小說都被采輯編入。優點
《新唐書》比起《舊唐書》來，確有自己的一些特點和優點。因為宋代大體上繼承了唐代的制度，為了總結唐代的典章制度供宋王朝參考，《新唐書》對志特別重視，新增了《舊唐書》所沒有的《儀衛志》、《選舉志》和《兵志》。其中《兵志》是《新唐書》的首創。《選舉志》與《兵志》系統地整理了唐朝科舉制度和兵制的演變資料。《食貨志》增加為5卷，不僅比《舊唐書》份量大而且比較有系統、有條理地保存了大量社會經濟史資料。《地理志》著重敘述唐朝地理沿革，記載軍府設定、物產分布、水利興廢等情況，補充了不少《舊唐書·地理志》所沒有的資料。《天文志》和《歷志》在篇幅上超過《舊唐書》3倍以上，記載了唐代流行的7種曆法，特別是保存了曆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大衍曆》的《歷議》，反映了唐代曆法理論的水平和發展高度。《藝文志》比《舊唐書·經籍志》增加了很多，特別是唐玄宗開元以後的著作補充了不少。如李白、柳宗元的著作，就有一些是《舊唐書》所沒有收錄的。北宋人認為，《新唐書》要比《舊唐書》高明。他們嚴厲批評《舊唐書》“紀次無法，詳略失中，文采不明，事實零落”（《曾公亮進新唐書表》），自以為《新唐書》無論從體例、剪裁、文采等各方面都很完善。新唐書作者批評舊唐書「使明君賢臣、雋功偉烈與夫昏虐賊亂、禍根罪首，皆不得暴其善惡」[一]，所以在新唐書中秉孔子修春秋之意，進行所謂「忠奸順逆」的褒貶，並在舊唐書的類傳的基礎上，增添了卓行、奸臣、叛臣、逆臣等類傳，又將原有次序作了重新排列。《新唐書》修成後，其主編曾公亮曾上皇帝表，頗為得意地說：“其事則增於前，其文則省其舊”，認為這是大大勝過《舊唐書》的地方。的確，《新唐書》從文采和編纂上比《舊唐書》強。
一、其主要作者宋祁、歐陽修是北宋一代文宗，著名文學家。宋祁及其兄宋庠，在當時有“二宋”之稱，宋人《東軒筆錄》說宋祁“博學能文，天資蘊籍”；歐陽修為唐宋八大家之一，散文為其特長。他們筆下的功夫當然不同一般。參加編撰《新唐書》的其它作者，也都為北宋時期名家高手。宋仁宗嘉祐年間曾公亮《進新唐書表》中所列之范鎮、王疇、宋敏求、劉羲叟等，都是當時文壇知名人物。范鎮曾為翰林學士，文筆流暢，有《東齋紀事》等百餘卷流傳於世。王疇文辭嚴麗，一向為世所稱。宋敏求為北宋一代掌故大家，富於藏書，曾編《唐大詔令集》和《長安志》，對唐史十分熟悉。劉羲叟是著名天文學家，後來曾助司馬光編《資治通鑑》。《新唐書》用這些人主筆，自然文采粲然，體例嚴謹。另一方面，宋、歐等人在修《新唐書》時，態度也很認真。歐陽修負責本紀、志、表部分，撰稿六、七年。宋祁的列傳部分時間更長，前後長達十餘年。他曾一度為亳州太守，“出入內外”把這部稿子隨身攜帶。在任成都知府時，每天晚宴過後，開門垂簾燃燭，幾乎都要著作到深夜。這種認真謹嚴的態度，使《新唐書》在不少方面的確勝過《舊唐書》。
《舊唐書》因撰稿時間倉促，有些轉抄自唐實錄、國史的痕跡都沒能抹掉，存在許多“大唐”、“本朝”、“今上”字樣。宋祁等在新修時，把這些不倫不類的話都刪削了。使《新唐書》在體例和筆法、風格上顯得比《舊唐書》完整嚴謹得多。另外，《新唐書》在列傳的標名上也作了歸納整理，如把少數民族仕唐將領合併到“諸夷蕃將傳”中；把割據的藩鎮也歸到一起來寫等等。這樣，就使得眉目更為清楚。這些都是在文筆、編裁方面，新書勝過舊書之處。
通常都以新書廢舊書61傳、增331傳，但對其原始根據卻說法不一。有說是“文徵明《重刻舊唐書序》言”，有引作“馬端臨在《文獻通考》中指出”，也有不少人看出馬端臨是引用的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的著錄：“凡廢傳六十一，增傳三百三十一。”清代錢大昕另有統計，也被認為“遺漏很多”。近年來，黃永年統計說，新書共增修了315傳，包括“只有一兩句話極簡略”的記載，不包括“諸帝公主傳所記二百一十二個公主”。事實上，那種“只有一兩句話”追述其在唐代先祖的記載，作為“人名索引”開列得越細緻越有利於讀者，但這絕不能視為是人物小傳或新增人物傳，兩者不應混同。其實，關於新書增廢舊傳的情況，《新唐書》的編修者是有他們的統計標準和統計數字的。《郡齋讀書志》卷七《史評類》著錄，呂夏卿撰《唐書直筆》4卷、《唐書新例須知》1卷，為其“在書局時所建明”。其中，《唐書新例須知》記有“新書比舊書增減志、傳及其總數”。這就告訴人們，呂夏卿作為編修官，在當時有過統計。儘管在《郡齋讀書志》的著錄中未記錄其“增減志、傳及其總數”的具體數字，但這個統計數字無疑會存於書局，並為各編修官所熟記。據《玉海》卷四六《嘉祐新唐書》條引《國史志》云：紀十、志五十、列傳百五十。凡廢舊傳六十一，增新傳三百三十一，又增三志、四表，凡二百二十五卷、錄一卷。（舊史凡一百九十萬字，新史凡一百七十五萬九百三十字。）所謂《國史志》，指北宋《國史》中的《藝文志》。北宋《國史》，仁宗天聖八年修成宋太祖、宋太宗、宋真宗《三朝國史》，神宗元豐五年修成宋仁宗、宋英宗《兩朝國史》，南宋宋孝宗淳熙十三年修成宋神宗、宋哲宗、宋徽宗、宋欽宗《四朝國史》。其中，仁、英《兩朝國史》120卷，紀5卷、志45卷、列傳70卷，宋敏求作為史館修撰參預其編修。因此，《兩朝國史·藝文志》著錄《嘉祐新唐書》，必然要依據當年書局的統計數字，更何況宋敏求又是當年《新唐書》的六編修官之一。《郡齋讀書志》據此記錄了“舊書約一百九十萬，新書約一百七十四萬（言）”，而《直齋書錄解題》則據此記錄了“凡廢傳六十一，增傳三百三百十一、志三、表四”，為《文獻通考》、文徵明等轉相引錄。筆者以兩部《唐書》每卷人物列傳前的目錄為統計依據，除去各自的重複，所增（包括正傳、附傳）、所廢（僅指正傳）數字極為接近上面所引《國史志》的數字（諸帝公主不在統計之列），證明“廢舊傳六十一，增新傳三百三十一”，確實是《新唐書》書局留給後人的一個權威性的統計。今後，再引用這個數字時，不要誤以為是書局“局外”人的說法，並請分清其增、廢的具體情況。
二、在史料方面，因為北宋時期比較安寧，有許多在戰亂時期不易收集到的史料，到北宋初年得到了徵集和整理。據專家估計，司馬光修《資治通鑑》時參考史料達三百種之多，《新唐書》的修撰與《通鑑》時間相近，司馬光看到的，宋、歐等勢必見到。如在《新唐書》增加的《李績傳》記載立武后之爭時的態度，記房玄齡論守成之難易，都是《舊唐書》和其它書所不及的。其它如《新唐書》的《食貨志》里增加了唐朝屯田、和糴、礦冶等資料；《地理志》記載各地河渠陂堰的灌溉情況和各州的土特產，也都是他書少見的珍貴史料。歐陽修還是當時有數的金石大家，他對古代金石學頗有研究，曾撰《集古錄》，用金石刻的記載考證史實。最有名一例，即他用孔穎達碑文考證出這位唐初傑出經史學家表字沖遠的事實。這些都使《新唐書》在某些史實考證方面略勝《舊唐書》一籌。
新唐書還在列傳中保存了一些舊唐書所未載的史料。自安史之亂以後，史料散失不少，唐穆宗以下又無官修實錄，所以宋祁為唐後期人物立傳，採用了不少小說、筆記、傳狀、碑誌、家譜、野史等資料。同時，還增加了不少唐代晚期人物的列傳。關於少數民族的種族、部落的記載，新唐書比舊唐書多而且詳。據趙翼《廿二史札記·新唐書》載：“觀《新唐書·藝文志》所載唐代史事，無慮百數十種，皆五代修唐書時所未嘗見者。據以參考，自得為詳。又宋初績學之士，各據所見聞，別有撰述。”這一切對修唐書都提供了有用的資料。許多列傳中採用了小說、文集、碑誌、逸史和政書等文獻。諸志在採用“舊書”各志資料之外，又有新的擴大。有關實錄、政書、逸史、文集、碑誌以及小說等文獻，均在採摘之列。
三、《新唐書》在體例上第一次寫出了《兵志》、《選舉志》，系統論述唐代府兵等軍事制度和科舉制度。這是中國正史體裁史書的一大開創，為以後《宋史》等所沿襲，保存了中國軍事制度和用人制度的許多寶貴史料。《新唐書》的宰相、方鎮諸表，也給讀者認識唐朝宰相族系（世家大族）的升降和藩鎮勢力的消長，提供了一條線索。著名史論家王鳴盛在《十七史商榷》中說：“新書最佳者志、表”。這是公允的評價。自司馬遷創紀、表、志、傳體史書後，魏晉至五代，修史者志、表缺略，至《新唐書》始又恢復了這種體例的完整性。以後各朝史書，多循此制。這也是《新唐書》在中國史學史上的一大功勞。
此外，由於歐陽修過分強調寫史為當時的統治階級服務，有些史實他是有意避諱的。如後周有位大將叫韓通。他忠於後周王朝，反對趙匡胤的陳橋兵變，歐陽修就不給他立傳。這在當時就遇到同輩的議論。據周密《齊東野語》記載，當時有個史學家劉攽（曾參加《資治通鑑》的編寫），曾問歐陽修的弟子焦乾之，五代史脫稿沒有，焦說即將脫稿。劉又問：為韓瞠眼（韓通的外號）立傳沒有，焦說沒有。劉攽大笑說：“如此，亦是第二等文字耳。”這個故事說明歐陽修也未能完全忠實於歷史。這是時代給歐陽修打下的烙印，不能不說是《新五代史》的缺陷。
缺點
《新唐書》也有明顯的缺點，最主要之點是封建正統思想較為嚴重。編寫者對隋末、唐末農民起義大加撻伐。在《黃巢傳》前冠以“逆臣”二字；對隋末竇建德等農民軍使用了極為惡毒的辭彙，如“蝟毛而奮”、“磨牙搖毒”、“孽氣腥焰”等等。對武則天，則誣為“弒君篡國之主”，聲言寫《武后本紀》目的為“著其大惡”，以便清算等等。諸如此類，都可看出《新唐書》在觀點的正統方面更勝於《舊唐書》。在寫法上，《新唐書》也有不及《舊唐書》的地方。例如有的紀、傳失之太簡，甚至作了毫無道理的砍削。清代史評家王鳴盛《十七史商榷》曾提及，《新唐書》本紀較舊書幾乎減去十分之六七。有人統計，《舊唐書·本紀》部分近三十萬字，到《新唐書》僅剩下九萬字，而《哀帝本紀》舊書約一萬三千字，新書只剩千字左右。這種過簡的寫法，使《新唐書》失去了許多重要史料。又由於苛求文字精煉，宋祁、歐陽修等不惜刪去許多重要情節，如《舊唐書》里寫得十分生動、極為悲壯的《封常清傳》、《高仙芝傳》，到新書刪削得索然無味。尤其不應該的是由於排佛的偏見，《新唐書》將玄奘、一行等事跡一概不寫，致使這兩位偉大翻譯家和科學家，在《新唐書》中竟無反映。作者
宋祁（998～1061）北宋文學家。字子京，安州安陸（今湖北安陸）人，後徙居開封雍丘（今河南杞縣）。天聖二年進士，官翰林學士、史館修撰。與歐陽修等合修《新唐書》，書成，進工部尚書，拜翰林學士承旨。卒謚景文，與兄宋庠並有文名，時稱“二宋”。詩詞語言工麗，因《玉樓春》詞中有“紅杏枝頭春意鬧”句，世稱“紅杏尚書”。著作除《新唐書》列傳部分外，有《宋景文公集》，有《湖北先正遺書》本。近人趙萬里輯有其詞《宋景文公長短句》 1卷，唐圭璋據以收入《全宋詞》時又稍有增補。
歐陽修曾與宋祁合修《新唐書》，並獨撰《新五代史》。且又喜收集金石文字，編為《集古錄》。有《歐陽文忠公文集》。宋詞《踏莎行》。並著作著名的《醉翁亭記》。歐陽文忠公近體樂府：詞集名。北宋歐陽修作。三卷。南宋羅泌編次。收入《歐陽文忠公文集》，又有影宋刻單行本。明毛晉《宋六十名家詞》本改題《六一詞》，僅一卷，據前本而有所刪節。另有影宋本《醉翁琴趣外編》六卷，多有《近體樂府》未收之詞。公集三代以來金石刻為一千卷。代表作有《醉翁亭記》。
歐陽修一生著述繁富，成績斐然。除文學外，經學研究《詩》、《易》、《春秋》，能不拘守前人之說，有獨到見解；金石學為開闢之功，編輯和整理了周代至隋唐的金石器物、銘文碑刻上千，並撰寫成《集古錄跋尾》十卷四百多篇，簡稱《集古錄》，是今存最早的金石學著作；史學成就尤偉，除了參加修定《新唐書》250卷外，又自撰《五代史記》、（《新五代史》），總結五代的歷史經驗，意在引為鑑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