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念簡介
金石學是指中國古代傳統文化中的一類考古學是,近代考古學傳入中國前,以古代銅器和石刻為主要研究對象的學問。其主要研究對象為前朝的銅器和碑石,特別是其上的文字銘刻及拓片;廣義上還包括竹簡、甲骨、玉器、磚瓦、封泥、兵符、明器等一般文物。金石學研究涉及文字學、歷史、書法、文學、圖書學等方面。在漢朝就已經出現,但在宋朝和清朝最為發達。宋朝石鼓文的出土和清末甲骨文的發現是金石學的重要里程碑。
金石學近似歐洲的銘刻學,被視為中國考古學的前身。研究對象屬零星出土文物或傳世品,未經科學發掘;偏重於銘文的著錄和考證,以證經補史為研究目的。形成於北宋,至清代正式有“金石之學”的命名。金石學不等於現代的考古學。在當代,金石學經常和其他學科融合,而不是一門獨立學問。
研究對象
金石學的研究對象主要是商代以後的文化遺存,而且主要研究的是青銅器和石刻資料,但由於在各個時代所出土的文物中難免會出現一些史前時代的文化遺存以及中國古代文獻中的各類傳說,使得中國古代的金石學家雖然對其所研究的器物還沒有準確的斷代,但也已經有了朦朧的觀念。[1]清代以後的金石學清代受乾嘉學派影響,金石學進入鼎盛。乾隆年間曾據清宮所藏古物,御纂《西清古鑒》等書,推動了金石研究的復興。其後有《考工創物小記》、《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捃古錄金文》、《齋集古錄》、《綴遺齋彝器款識考識》、《寰宇訪碑錄》、《金石萃編》、《古泉匯》、《金石索》等書,均為有成就的金石學著作。這一時期研究範圍擴大,對銅鏡、兵符、磚瓦、封泥等開始有專門研究,鑑別和考釋水平也顯著提高。清末民初,金石學研究範圍又包括新發現的甲骨和簡牘,並擴及明器和各種雜器。羅振玉和王國維是此時的集大成的學者。朱劍心《金石學》、馬衡著《中國金石學概要》,都對金石學作了較全面的總結。
金石學保存下許多有價值的銘刻資料,考證出不少古器物的名稱和用途。但未深入分析古器物的器形和花紋,未進行斷代的研究,始終沒有形成完整的學科體系。近代考古學傳入中國後,仍有學者進行金石的整理和研究,但獨立的金石學已不再存在,金石學變成考古學的組成部分。
發展源流
萌芽
從西漢開始,已有人研究古代文字,考釋古銅器,整理竹簡,記述古蹟。但研究者少,無專著問世,沒有形成一門學科。北宋統治者獎勵經學,提倡恢復禮制,對古物的收集、整理和研究出現熱潮;墨拓術及印刷術的發展,為金石文字流傳提供了條件。金石學逐漸產生。宋仁宗時的劉敞,刻《先秦古器圖碑》(已佚),對研究金石有開創之功。呂大臨撰《考古圖》,在編古器物書的體例方面多有建樹,該書是流傳至今的最早的古器物圖錄。其後又有《宣和博古圖》、《歷代鐘鼎彝器款式法帖》等銅器著錄書,《集古錄》、《金石錄》、《隸釋》等石刻著錄書,金石研究已相當興盛。元明時期金石學成就較少,《河朔訪古記》和《古玉圖》為代表性著作。另有《格古要論》,是中國早期的文物鑑賞書。發展
金石學和考古學成為獨立研究的部門,是宋代學術的一大成就。 宋代金石學、考古學發端於宋真宗時期對古銅器的研究。一○○○年(鹹平三年),乾州獲得古銅鼎一件,方形四足,上有古文二十一字,真宗命儒臣考證,驗其款識,認為是“史信父甗”。把古代器物當作一門學問來研究,還是朱仁宗以後的事。劉敞《先秦古器記》——宋仁宗時,劉敞和歐陽修大力蒐集古代器物,進行著錄和考訂。一○六一年,劉敞出任永興軍路安撫使,長安的古墓荒基很多,經常出上古物。劉敞蒐集到先秦鼎彝十多件,考訂文字,請工匠摹勒刻石、繪象,一○六三年,撰成《先秦古器記》一卷。有圖錄、銘文、說及贊。劉敞書已失傳,從歐陽修《集古錄》所收先秦古器可見大概。
歐陽修《集古錄》——凡一千卷,一○六三年成書。此書收錄了上千件金石器物,是學術史上第一部金石考古學專著。所收集器物,上自周穆王,下至隋唐五代,內容極為廣泛。隨得隨錄,不依時代編次。一○六九年,歐陽修子“撮其大要,別為錄目”,成《集古錄跋尾》十卷傳世。
呂大臨《考古圖》——共十卷。一○九二年自撰序。本書對所收錄的每件器物,繪圖摹文,釋文列於其下,並將器物的大小、尺寸、容量、重量、出土地點、收藏者一一寫明。另有《考古圖釋文》一卷。
李公麟《考古圖》——又稱《古器圖》,一卷。李公麟是北宋後期著名的畫家,好古博學,善畫工詩,多識古字。收集到夏、商以後鍾、鼎、尊、彝,都能考定世次,辨認款識。他的《考古圖》對每件器物,都圖繪形狀,並解釋其製作、鑄文、款字、義訓及用途,再作前序和後贊。有的學者認為,宋代“士大夫知留意三代鼎彝之學,實始於伯時(即李公麟)”(翟耆年《籀史》)。
王黼《博古圖》——又稱《宣和博古圖錄》,共三十卷。宋徽宗時,士大夫以至宮廷貴族競相訪求和收藏古物,每一器物動輒值數十貫甚至上千貫,因此“天下冢墓,破壞殆盡”(蔡條《鐵圍山叢談》)。徽宗所得器物,由王黼考訂編纂,分成二十類,共八百多件,是北宋金石文物的精品。
趙明誠《金石錄》 ——共三十卷。趙明誠,宋徽宗時人,每得書畫鼎彝,即與妻李清照研究整理,指摘疵病。他經過二十年努力訪求,收輯金石刻詞二千卷,包括所見夏、商、周到隋、唐、五代的鐘鼎彝器銘文款識,以及碑銘、墓誌等石刻文字。又據二千卷刻詞逐件鑑別考訂,撰成《金石錄》三十卷。前十卷共二千條,記述古代金石器物、碑刻、書畫近二千件的目錄,後二十卷收錄這些器物的跋文,敘述器物出土的時間、地點、
收藏者以及器物的內容,是當時所見金石文字的總錄。
薛尚功《歷代鐘鼎彝器款識》——共二十卷。薛尚功在南宋高宗時任職。此書收集從夏、商到秦、漢的銅器、石器銘文,近五百件,訂訛考異,詳加解釋。在宋代集錄彝器款識的專著中,此書最為豐富,編次也較有條理。
沈括《夢溪筆談》 、鄭樵《通志》等書,也包括金石考古方面的內容。沈括不僅記錄這些古物的形狀和款識,而且進一步研究器物的製作方法和原理。如從冶金學理論來解釋古劍,用光學原理來解釋古鏡,用幾何學原理來解釋弩機上“望山”的用法,都具有一定的科學價值。鄭樵在他的《通志》二十略中,專列《金石略》,記錄他一生中見到的古代器物,並且作了考訂。其中證明石鼓為秦代遺物,是可信的定論。
洪遵《泉志》十五卷、龍大淵等《古玉圖譜》一百卷、鄭文寶《玉璽記》、王厚之《漢、晉印章圖譜》各一卷、岳河《程史·古冢桴盂記》等專門研究古代某些器物,這些都是宋以前學者不曾注意的學問。
宋代學者在金石考古學方面的主要成績是:第一,辛勤收錄古代文物,使原來的奇器珍玩成為學術研究的對象,為清代的漢學研究開拓了先路。第二,創造了傳拓文字和繪製圖形的方法。依據拓本刻本上石,以求長久。用畫圖描寫每一器物的形狀體制,並說明尺寸、輕重,以及出土地點、收藏者,款識則摹寫文字。第三,肯定了古代器物的名稱。如鍾、鼎、鬲、甗、敦、尊、壺等,都是古器自載其名稱,宋人因以定名的。
成熟
清代受乾嘉學派影響,金石學進入鼎盛。乾隆年間曾據清宮所藏古物,御纂《西清古鑒》等書,推動了金石研究的復興。其後有《考工創物小記》、《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捃古錄金文》、《齋集古錄》、《綴遺齋彝器款識考識》、《寰宇訪碑錄》、《金石萃編》、《古泉匯》、《金石索》等書,均為有成就的金石學著作。這一時期研究範圍擴大,對銅鏡、兵符、磚瓦、封泥等開始有專門研究,鑑別和考釋水平也顯著提高。清末民初,金石學研究範圍又包括新發現的甲骨和簡牘,並擴及明器和各種雜器。羅振玉和王國維是此時的集大成的學者。馬衡著《中國金石學概要》,對金石學作了較全面的總結。金石學保存下許多有價值的銘刻資料,考證出不少古器物的名稱和用途。但未深入分析古器物的器形和花紋,未進行斷代的研究,始終沒有形成完整的學科體系。近代考古學傳入中國後,仍有學者進行金石的整理和研究,但獨立的金石學已不再存在,金石學變成考古學的組成部分。
研究狀況
傳統金石學源於唐宋時代,唐代韋述等史家已經開始收集、著錄金石碑版,並運用於史學著述了。史載:“〔韋述〕家聚書二萬卷,皆自校定鉛槧,雖御府不逮也。兼古今朝臣圖,歷代知名人畫,魏、晉已來草隸真跡數百卷,古碑、古器、藥方、格式、錢譜、璽譜之類,當代名公尺題,無不畢備。”其所著《兩京新記》,記述了興福寺《聖教序碑》、西市《市令載敏碑》、東明觀《馮黃庭碑》、《李榮碑》等碑刻,生動地反映了兩京的歷史。以毌煚《古今書錄》為藍本的《舊唐書•經籍志》,著錄了《諸郡碑》一百六十六卷、《雜碑文集》二十卷兩書;敦煌出土文書中也有輯錄碑誌之作,如《李氏造窟功德碑》、《張淮深碑》、《常何墓誌》,皆有寫本傳世,這些書籍雖不著編纂者姓名,但表明唐代已有學者著意集錄碑版文字了。宋代歐陽修、趙明誠、洪适的著作將金石學推向成熟,形成金石著錄、校勘、鑑別、考訂等系統而專門的方法。清代學者進一步推而廣之,並與經史考證、輿地方志之學相結合,結出了更為豐碩的果實。我國金石學可謂具有深厚的傳統,其所積累的材料和方法為歷史研究提供了豐厚營養。陳寅恪先生《陳垣〈敦煌劫餘錄〉序》云:“一時代之學術, 必有其新材料與新問題。取用此材料, 以研求問題, 則為此時代學術之新潮流。”[3]粟特人是中古時代亞歐大陸貿易的擔當者,對於粟特研究涉及中國與中亞地區各國之間的經濟、語言、藝術、宗教等各個方面的交流史,隨著新材料不斷出土,其基本面貌和重要性逐漸顯現,向世人提出了中西交通史上的新問題。學者有機會利用新材料,以研求此新問題,形成歷史學、語言學、考古學研究中的當代新潮流。然而面對新材料,學者卻不應放棄那些行之有效的舊方法。
研究意義
金石學自宋代創建,到清代鼎盛,入民國後,雖是餘韻尤存,還是出現了不少輝煌成果。再後由於種種原因,金石學開始分化,瓦解,以至衰落。在今天,出版物雖多,卻很少,甚至沒有一本真正意義上的金石學著作。有一位還算著名的學者,說起金石學講到,“金石學不就是講金石篆刻的嗎”。這實在讓我們感到遺憾。篆刻是文人墨客規矩自己的審美情趣,參照古印璽演化出的,是金石學中的一部分,所占比例極小,怎么能代表金石學呢?其實,在今天我們諸多的文史學科中都存在金石學的影子。比如歷史學、文字學、考古學、古文獻學、古器物鑑定學、書法篆刻學……等等。此外,分類的細化也促使了金石學的星散。比如,考古新發現,學者都從自己熟悉的角度出發論事,出現了“江山如此多嬌,風景這邊獨好”的局面。著名學者施蜇存先生曾說:“我不贊同以‘文物學’或‘考古學’來代替‘金石學’因為這三者的概念各不相同,(舉例略)……”。
金石學首先涉及古器物、古文字。在這兩者的統領下,所產生的內部結構相當複雜,把許多細小的學科聯繫在了一起。比如石刻文字一項就包括刻石、碑、造像、畫像、經典諸刻、紀事諸刻、建築附刻等內容。其中涉及典章文獻、文字進化、文字規範、書法雕刻、圖案藝術、雕鑿工藝……等等。在金石學中,對石刻文字的研究並不是孤立的,而又是與其他項目相互聯繫的。因此,可以說金石學是一門綜合學科,把許多學科從中心到邊緣聯繫在了一起。現舉一例:馬衡先生研究認為《石鼓文》是周時秦刻文,平息了千百年來對石鼓文的爭議;對中國青銅器的研究,校正了清人程瑤田的舊說;對度量衡研究解決了古尺的制度,至今還是研究古尺的依據……等。郭沫若曾說:“馬衡先生是中國近代考古學的前驅。他繼承了清代乾嘉學派的樸學傳統,而又銳意採用科學的方法,使中國金石博古之學趨於近代化。他在這一方面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
以上所說,是為了證明金石學在今天是充滿活力的,具有現實意義。如果基層考古工作者能粗通金石學,對具體工作會有臆想不到的幫助。現在各地都在編寫“地方志”,如果有懂金石學的學者參加,一定會提高編寫質量。
代表人物
對金石的研究是從宋代開始。歐陽修
(1007—1072)收集了上千種石刻銘文,編成《集古錄》一書,收錄了他寫的二百九十六篇題跋,被尊為金石學的開創者之一。繼歐陽修之後的另一大金石學家、
趙明誠
收藏家是趙明誠(1081—1129)。趙明誠生於號稱丞相的仕宦之家(其父趙挺之,官至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自幼博覽經史,十七八歲時,即雅好收藏,所儲古籍、字畫及前代金石刻拓甚富,年長後,娶了著名女詞家李清照(1084—1149)為妻,二人志趣相投,均酷愛收藏,竟至嗜之成癖。夫婦二人窮年累月,苦心搜訪,摹拓傳寫,全力以赴,積二十年之功,收集到三代以來古器物銘及漢唐石刻凡二千卷,為之考訂年月,辨偽糾謬,撰寫了跋尾五百零二篇,輯為《金石錄》。至趙明誠去世時,該書已初具規模。明誠去世之後,
李清照
歷盡艱辛將該稿整理成書,並寫了一篇後序,名為《金石錄後序》。
《金石錄後序》是一篇文辭並茂、情景交融的記述文典範,直到上世紀中前期,李清照已去世八百年之久,仍被多次選作中學或大學的國文教材,可見歷來評價之高。特別是對於金石、鑑藏而言,文中講到的許多情況,足以使今日的讀者仍然為之喜、為之樂、為之讚嘆、為之不平。這是一篇古往今來的金石學者都不可不讀的傳世之作。下面摘錄片斷,以充今日之活教材。
“……。趙李族寒,素貧儉。每朔望謁告出,質衣取半千錢,步入相國寺,市碑文、果實歸。相對展玩咀嚼,自謂葛天氏之民也。後二年,出仕宦,便有飯蔬衣練、窮遐方絕域、盡天下古文奇字之志。日就月將,漸益堆積。丞相居政府,親舊或在館閣,多有亡時逸史、魯壁汲冢所未見之書,遂盡力傳寫,浸覺有味,不能自已。後或見古今名人書畫、三代奇器,亦復脫衣市易。嘗記崇寧間,有人持徐熙《牡丹圖》,求錢二十萬。當時雖貴家子弟,求二十萬錢,豈易得邪?留信宿,信無所出而還之。夫婦相向惋悵者數日。”“後屏居鄉里十年,仰取俯拾,衣食有餘。連守兩郡,竭其俸入,以事鉛槧。每獲一書,即同共校勘,整理簽題。得書畫,彝鼎,亦磨玩舒捲,指摘疵病,夜盡一燭為率。故能紙札精緻,字畫完整,冠諸收書家。余性偶強記,每飯罷,坐歸來堂烹茶,指堆積書史,言某事在某書、某卷第幾頁、第幾行,以中否角勝負,為飲茶先後。中即舉杯大笑,至茶頃復懷中,反不得飲而起。甘心老是鄉矣,故雖處憂患困窮而志不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