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生平
唐成玄英成玄英，字子實，傑出的道家學者，道家理論家。陝州（今河南陝縣）人。成玄英不僅精通老莊，同時深諳《周易》、儒學、佛學等，更精通梵文。曾隱居東海。貞觀五年（公元631年），唐太宗召其至京師，賜號“西華法師”。曾著《周易流演》、《度人經註疏》、《老子道德經注》等書，永徽中，出現範圍較廣的旱情，成玄英不幸而言中，而《周易流演》之“推國家之吉凶”，屬於緯書類，緯書卻為六朝以來殿禁，述之事又為國家大忌，唐高宗永徽四年（公元653年）中，被流放（當時僅次於死的重罪）到郁州（今江蘇連雲港市雲台山）。後在此著書立作，隱居於此。
成玄英精研《老子》《莊子》之學，著有《老子道德經開題序訣義疏》和《南華真經疏》。他在註疏中著重闡發“重玄”思想，是重玄學派的代表人物，使“重玄之學”成為唐朝初年道教哲學的一大主流。近代學者蒙文通先生稱：道家之學，“唐代前期，首推成、李。”（李即李榮）宋代首推陳（陳景元）
主要著述
成玄英的著作主要有《周易流演》、《度人經註疏》、《道德經開題序訣義疏》、《道德真經義疏》、《老子道德經注》等等，原書已佚，另有《南華真經疏》傳世。
明正統《道藏》洞神部玉訣類使字號，《道德真經玄德纂疏》中，收有成玄英疏解。近人蒙文通先生輯錄此著，名《老子成玄英疏》，六卷。又有《老子開題》殘一卷，成玄英疏，見《敦煌秘籍留真新篇》下卷；《鳴沙石室古籍叢殘影印本》第四冊收《老子道德經義疏》，是書羅振玉以為 “殆即孟氏(智周)撰也”，王重民則認為此書乃成玄英所撰，見其著《敦煌古籍敘錄》。
基本思想
成玄英闡明、發揮“重玄之道”，他的思想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1、“玄”是“不滯”（楚辭，聖人不凝滯於物）的名稱，不滯於有、也不滯於無，是謂“玄”。他說：“玄者深遠之義，亦是不滯之名。有無二心，徼妙兩觀，源乎一道，同出異名。異名一道，謂之深遠。深遠之玄，理歸無滯。既不滯有，亦不滯無。二俱不滯，故謂之玄”。所謂重玄，即“玄之又玄”：“有欲之人，唯滯於有；無欲之士，又滯於無。故說一玄，以遣雙執。又恐行者，滯於此玄。今說又玄，更祛後病。既而非但不滯於滯，亦乃不滯於不滯（不凝滯於不凝滯）。此則遣之又遣，故曰玄之又玄。”一些學者將重玄理論簡單地等同於佛教的空論與中道觀，將重玄簡單地理解為“遣有”“遣無”，為雙遣、受佛教影響等、這是誤解的，重玄之道仍是老子哲學內。
在重玄家看來，道是“自本自根”、“自古以固存”的，不存在因緣和合的條件性。因而，他們說“道非有非無”，實際上是表達道不可定言有、亦不可定言無的意思。如果說道是無，道生萬物，道卻存在於萬物之中，而有影子、有聲響；如果說道是有，萬物卻有滅時而變為無。然而從大知、大年中看萬物有生有滅，道則惠化萬物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永恆常存的。正因為有道不斷的惠化生成萬物才會生生不息的宇宙，所以只有道是真正的“有”。所以說道包涵萬事萬物既是無，又是非無；既是有，又非有，道是無法命名、無法規定，突破種種差別與限制的，故道家常常以無或虛無以及自然來代表道既是此意，只是近代諸多學者誤解把無理解成無而已。
南朝顧歡說：“(道)欲言定有，而無色無聲，言其定無，而有信有精，以其體不可定，故曰唯恍唯惚。”①唐代成玄英說：“妙本非有，應跡非無，非有非無，而無而有，有無不定，故言恍惚。”②唐代李榮說：“大道幽玄，深不可識，語其無也，則有物混成，言其有焉，則復歸於無物。歸無物而不有，言有物而不無，有無非常，存亡不定，故言恍惚。”③ ；
可見，重玄學者所謂的“道非有非無”之論，絕不是否定道的真實存在，而只是反對簡單地以有或無來界定道。他們認為，從道之體來說，它無色無聲，沒有任何具體的規定性，因而不能說是“有”；而從道之用來說，它普遍地存在和作用於一切事物，因而不能說是“無”——故道“非有非無”。“道非有非無”“道亦有亦無”不過是作為最高實有本體之道的修飾語而被使用著，而這種旨在指向“道”之無可規定性的損之又損反而更證明了“道本”的實存。
從顧歡、成玄英、李榮等人均將“非有非無”與“唯恍唯惚”聯繫在一起來看，重玄學者關於“道非有非無”的論斷則為對《老子》關於道唯恍唯惚之說的闡釋。
(晉)郭象注/(唐)成玄英佛教所謂“四句”，即“有”，“無”，“亦有亦無”，“非有非無”，所謂“百非”即一切皆非，所謂“雙非”即“非有，非無”，所謂“雙遣”即遣有，道無。而重玄的“雙遣”是“遣其遣”，真可謂此“雙遣”非彼“雙遣”也。中道觀的基礎則是所謂“八不”；不生不滅，不常不斷，不一不異，不來不去、以及中觀與空。在重玄學家看來，佛教的這些觀點都還停留在道家所謂“一玄”的範圍，這些認識仍然凝滯與“空”，“非”與“不滯”，只是“前玄”而已。就連在隋唐之際的佛教三論宗名僧吉藏在吸收道家老莊學重玄思想與道不可言的思想，將“二諦”進一步解釋為四重境界後，在重玄家看來也仍屬於“可道”範圍。
2、一切有形之物的名字都是假名，而無形之物（如“道”“自然”等）不能視為假名，道是自然之理，使萬物自然而然的生成。人的主觀心識與客觀萬物都是因緣和合而成的。
3、“道”本性靜，眾生皆可修道，只是得返本歸根，靜心養道，方能證得正果。 認為“靜是長生之本，躁是死滅之原”，“靜則無為，躁則有欲。有欲生死，無為長存”。修道者應該“去躁為靜”，無欲無為。怎么樣才能做到“無欲無為”呢？就是擯棄功名利慾。他稱“善惡兩忘，刑名雙遣，故能順一中之道，處真常之德，虛夷任物，與世推遷。養生之妙，在乎茲矣”。如此就“能保守身形”，“盡其天命”。
自成玄英等為代表的重玄學派以後，道家的思想上了一個台階，更加升華了道教的思辨性、哲理性，整體素質毫不遜色於佛學。
另外，“重玄之學”對儒家宋明理學之形成亦有著重大的啟迪。“重玄之學”也給佛教思想以影響，如三論宗的著作中即多次提到“玄”和“又玄”的概念，即於“重玄之學”有不可分割的聯繫。重玄之學不僅對佛教產生影響,而且對佛教思想的中國化有深刻的影響,影響甚大。
影響
成玄英的一生，基本上是傳奇的一生，哲學家的一生。迄今為止，尚無發現任何有關其個人生活的記載，這對他個性的了解，不能不說是一遺憾。但他以自己的大量創作，深刻見解，為後人留下了一筆寶貴的精神財富。
成玄英的理論成就，在唐代產生了廣泛的影響。華嚴宗大師澄觀在《華嚴經疏》(卷二十四)雲，“老子云"杳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莊子云"有真君存焉"如是等文,後儒皆以言詞小同,不觀前後,本所建立,致欲混和三教。現今時成玄英尊師作《莊》、《老》疏，廣引釋教，以參彼典。但見其言有小同，豈知義有大異。”說明了成玄英老莊學雖然援引佛教，但其宗旨並不同於佛教。澄觀記載的重要性在於，一方面承認老莊思想絕不像後儒以為老莊做概念遊戲，實質卻是有本而立。當時的人為了混同儒道佛三教，而不顧其思想的差異，比成玄英“廣引釋教，以參彼典。”但能堅持自己的原則立場，不可相提並論。而是“言有小同，義有大異”，這與今天研究者對成玄英重玄學歸於佛教影響的判斷，大相異趣。另一方面也說明成玄英的理論成就，為當時社會各界人士所公認。
但即使如此，眾多佛教學者仍然把成玄英的著作經常引用。如從西域疏勒國來的高僧慧琳（公元737～820年）的《一切經音義》、從日本而來的三論宗僧人安澄（公元763～814年）的《中論疏記》等，對成玄英的著作均有引述，或解釋字義，或印證義理，成玄英之盛名，遠播域外。
背景介紹
“重玄”，語出《道德經》第一章“玄之又玄，眾妙之門”。“重玄學”是中國思想史上一股重要的哲學思潮，也是隋唐之際的首都哲學，在華夏哲學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重玄”思潮在兩晉隋唐時期影響非常大的。她是一種純哲學思辯，不屬於哪一門、哪一派，而是為儒、道、釋三教所融攝、所套用。就單論道教而言“道家重玄”、“老學重玄”、“道教重玄”三者義蘊雖相互有所涵蓋，但不可視為一體，混為一談，應該說，作為“重玄之道”的不同外延，都有其存在的根據。
兩晉隋唐的“重玄”思想孕育於先秦老莊道家思想，由西晉末年的玄學家郭象在其《莊子注》中第一次提出這種思想的“雙遣”、“三翻”的典型表述，從而形成以“雙遣”、“三翻”為特徵的重玄理論，並非受佛教影響而形成，而是為佛學理論所吸收，同時也為道教義理所攝取，因而不能謀求把它歸屬於某一家某一派。重玄派這個派別的名稱不見於道書，它的成員之間也沒有宗教教派意義上的傳承關係，只是歷史上曾出現過許多以“重玄”思想來發揮老莊之說的道士，後人便將這些思想相近的道士們劃歸為“重玄派”的範圍。
隨著《妙真經》、《太玄經》、《自然經》、《正一經》、《玄門大義》等諸多太玄部重要經典的失傳與孟智周、藏玄靖、韋處玄等等學者的著作亡佚，只剩下《道德經》、《西升經》、《太清金液神丹經》、《道德義淵》和《西升經集注》、《雲笈七籤》引有眾學者的思想；另外《本際經》、《 太上一乘海空智藏經 》,他們不屬於嚴格的重玄學，如《本際經》、《 太上一乘海空智藏經 》,雖然也談“重玄”問題,但是“囫圇吞棗,把佛學帶進 了道教,忘途而不知返”, “實際上已經改頭換 面，離開了道教重玄學的根 旨”。另有晉魏時期所作的《太上老君說常清靜經》、《太上老君內觀經》、《升玄經》等經.不知何派所作，據其內容因跟樓觀道、天師道關係甚大。使道教在偏離道家之後，又在一個更高的基礎上向道家回歸，而不失道教的本色.作為隋唐時期重要哲學思潮的重玄學，是繼先秦老莊哲學，兩漢黃老道家、魏晉玄學之後道家哲學發展的重要階段。這是成玄英李榮等道教信仰對老莊的傳統回歸， 使道家負的或否定的方法傳統，在新的歷史時期發揚光大。
結論
緣何一代道教思想家，竟然在道史中無有記載，我們不禁困惑了。就思想深度而言，愚意以為道教史無有出成、李之右者②，然歷代的道教人士，完全忘卻了成、李的存在，沒有給他們留下任何位置(除杜光庭)，相反，是他們的敵人倒大有惺惺相惜之意，這不能不使我們備加關注。
考有唐一代道史，茅山派輿樓觀派為其主流，今見諸史乘者莫不皆然。王遠知、潘師正、尹文操輩，不是對唐王朝的建立有汗馬之功，就是六朝以來的世家蕾族。這樣的背景，與以義理見長、出身寒素的成玄英、李榮，在思想情感與終極關懷上，不能不產生隔膜甚至排斥。而這一點，又恰與佛教禪宗、天台的興盛，慈恩的衰落相映。打破豪門對知識的壟斷以及成仙登佛解釋權的占有，不論佛道，乃時代大勢所向。對道教而言，外丹的不可靠不僅在理論上為思想家認識到其所存在的邏輯矛盾，而且在實踐中越來越被佛教徒嘲弄，成為其奚落道流的口實，如何在成仙的實踐修為中另開蹊徑，並對此從道體本體諸方面作出令人信服的說明開示，正是成、李所表現的內容。成、李之不顯於道史，而茅山、樓觀之熾盛，說明成、李非此派中人。
以成玄英、李榮為代表的道教義理，從根本上看，是民族意識覺醒的反映的一個側面，它與傅奕、呂才以及韓愈、李翱的排佛，以及天台、禪宗等中國化佛學宗派的流行遙相呼應，共同標誌著中化本土文化對以佛教為代表的外來文化的吸收與同化外來文化進入了新的時期。現代的研究者越來越明確認識到，唐代儒、釋、道三教既有激烈衝突的一面，也有相互吸收交流的一面，而交流吸收始終為主流，從而形成了天台宗、華嚴宗與禪宗，這些由中國獨立發展出的本土佛教宗派。
中國道教人物
| 中國道教在一千八百餘年的發展過程中，出現了不少傑出道士和道教學者。他們有的是道派的創立者；有的從事道教方術（包括醫藥、養生、煉丹及其他）的研究；有的則致力於道教教理的闡述；有的還是農民起義的領袖。他們名著道教史冊，成為道教史上的中堅人物。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