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詩
正文
宋代詩歌在繼承唐詩傳統的基礎上，又有新的發展。在思想內容和藝術表現上有所開拓創造，出現許多優秀詩人作品，形成許多流派，對元、明以後詩歌發展有深遠影響，在清代更引起了尊唐、宗宋之爭。可見在古代詩歌史上，宋詩是繼唐詩而取得顯著成就的又一高峰。宋詩的成就 ①宋詩在思想內容和藝術表現上，都有新的開拓和創造。宋詩比之唐詩,在反映民生疾苦,揭露社會黑暗和表現統治階級內部政治鬥爭等方面都有所擴展;特別在民族矛盾異常尖銳劇烈的歷史背景下,詩中所抒發的愛國主義精神比唐詩更熾熱和深沉，成為南宋詩歌的基調。在藝術旨趣和風格上，則主要向思想、顯露、精細方面發展。嚴羽《滄浪詩話·詩評》評：“詩有詞、理、意興”，“本朝人尚理而病於意興，唐人尚意興而理在其中。”楊慎《升庵詩話》卷八說：“唐人詩主情,去《三百篇》近；宋人詩主理,去《三百篇》卻遠矣。”今人錢鍾書《談藝錄》說：“唐詩多以丰神情韻擅長，宋詩多以筋骨思理見勝。”雖然褒貶態度不同，而指出“理”、“思理”為宋詩特點則同。重情韻者往往含蓄，重思理者則較顯露。沈德潛《清詩別裁集·凡例》說：“唐詩蘊蓄，宋詩發露,蘊蓄則韻流言出,發露則意盡言中。”吳喬《圍爐詩話》卷一亦指出唐詩重比興,因而“其詞婉而微”；宋詩重賦,“其詞徑以直。”翁方綱《石洲詩話》卷四稱：“唐詩妙境在虛處，宋詩妙境在實處。”宋詩又追求精細。《石洲詩話》卷四又說：“詩則至宋而益加細密。蓋刻抉入里，實非唐人所能囿也。”頗有見地。所謂“細密”、“刻抉入里”，一方面指宋詩對客觀事物的描摹刻畫，趨於求新、求細，形容盡致，纖微畢現，與漢魏六朝唐詩的渾成凝重各異其趣。如李東陽《懷麓堂詩話》評蘇軾詩“情與事無不可盡”，就是一例。另一面指宋詩對用典、對仗、句法、用韻、聲調等用工更深，日臻周詳。如劉克莊《江西詩派小序》中評黃庭堅：“會粹百家句律之長，究極歷代體制之變，蒐討古書，穿穴異同，作為古律，自成一家。雖隻字半句不輕出，遂為本朝詩家宗祖。”即指出黃詩在句律、體裁方面的窮極變化。與上述數點相聯繫，宋詩又呈現出議論化、散文化和以才學為詩的傾向，則對詩歌藝術的發展造成好壞兼具的影響。②宋代產生了許多傑出的和優秀的詩人。宋代詩人如梅堯臣、蘇舜欽、歐陽修、王安石、蘇軾、黃庭堅、陳師道、陳與義、陸游、范成大、楊萬里等,在中國詩歌史上,都有重要地位，和唐代的一些重要詩人相比，各有特色。他們以自己的優秀詩篇，贏得了後人的稱賞。其中特別是蘇軾和陸游，人們是把他們和李白、杜甫、白居易等詩人相提並論的。他們的詩歌作品，在某些方面具有典範的意義。③宋代產生了數量很大的詩歌作品。宋詩流傳至今的，估計要超過《全唐詩》數倍，已知的詩人，估計有8000人左右。宋詩不僅數量大，而且其中確有大量的好詩。那些傑出的和優秀的詩人留下了大量的好作品，即使一些並非特別負有盛名的詩人，也往往有佳篇流傳。宋代的詩歌經過了長期的各種探索，一般說來，詩人們都很重視學習唐人，有的偏重模仿，有的力求在學習中創新。前者如宋初的九僧，南宋後期的四靈詩派等；後者則更為普遍，呈現出爭奇鬥豔、推陳出新的局面。因此，宋詩中流派較多，各種流派之中也常常有發展演變，詩歌的風格也因之豐富起來，不斷地產生出大量好詩。
宋代詩參照陳衍的分期法，可分宋詩為四個時期。第一時期為北宋前期,即從北宋開國到英宗(960～1067)末。第二時期為北宋後期，即從神宗到北宋（1068～1127）末。第三時期為南宋前期，即從南宋初到寧宗開禧（1127～1207）末。第四時期為南宋後期，即從寧宗嘉定初到南宋(1208～1279)末。
北宋前期 宋太祖、太宗、真宗時期，詩人們基本上偏於消極地接受唐詩的影響，還沒有來得及積極地創造發展。他們主要師法的是白居易、賈島、李商隱等人。葉燮《原詩》說：“宋初詩襲唐人之舊，如徐鉉、王禹偁輩純是唐音。”效法白居易的，以王禹偁為代表。王禹偁自稱“本與樂天為後進，敢期子美是前身”。清代翁方綱《石洲詩話》說他“五言學杜，七言學白”。實際上他主要學白居易。王禹偁在宋初是一位有成就的詩人，稱讚他的人說他和歐、蘇相伯仲《宋詩醊醨集》），但他的詩畢竟沒有多少顯著的特徵。當時學白居易的還有徐鉉，李昉等人。
效法賈島的，主要有九僧和魏野、寇準等人。他們除賈島外,還效法晚唐其他某些詩人。他們聲氣相通,成為一個流派，有名於世。
效法李商隱的主要有西崑體。西崑體以詩集《西崑酬唱集》而得名。收入這本詩集的作者有17人，其中主要是楊億、劉筠、錢惟演三人。葛立方《韻語陽秋》說：“西崑體大率效李義山之為,豐富藻麗,不作枯瘠語。”他們效法李商隱的善對偶，用典故，尚辭藻。其詩傷於雕琢堆砌。
蘇舜欽、梅堯臣、歐陽修的詩歌創作，主要在仁宗、英宗時期。他們都致力於改變當時的詩風，所針對的是當時流行的西崑體。和他們同時的石介，反對西崑體最激烈，曾作《怪說》加以抨擊。歐、梅、蘇三人卻以他們豐富的創作成果來影響當世。宋詩在很大程度上是沿著他們開創的道路發展前進的。
這一派共同的傾向和特點是重視思想內容，力求擺脫唐詩的風調。梅堯臣《答裴送序意》有“我於詩言豈徒耳,因事激風成小篇。詞雖淺陋頗剋苦,未到二‘雅’未忍捐。安取唐季二三子，區區物象磨窮年”之句，代表了這一派人對詩歌創作的要求。
由於重視思想內容，他們愛在詩歌中發議論。特別是一些涉及政治、社會問題的較長的詩，往往議論縱橫，反覆述說，明代袁宏道《雪濤閣集序》說：“其弊至以文為詩。”“以文為詩”，即散文化，散文化是為了議論化。
由於重視思想內容，他們有意識地矯正晚唐以來直至西崑詩人崇尚近體、專務對偶聲律的詩風，因此多作古體，古體在他們的詩集中要占一半以上。
北宋後期 北宋後期的詩歌成為宋代詩歌繁榮時期。這時詩人輩出，形成不同的流派。主宰詩壇風氣的是王安石、蘇軾、黃庭堅三人。他們的詩歌被稱為“荊公體”、“東坡體”、“山谷體”。黃庭堅在當時影響尤大，為江西詩派的開創者。三人之中，王年輩晚於歐，受到歐的推重。蘇出歐陽修門下，黃庭堅又出自蘇軾門下，從中可以看出北宋後期的詩是歐陽修一派的繼承和發展。
王安石、蘇軾、黃庭堅等人有共同的傾向和特點：他們都比較重視思想內容，他們寫的古體詩，不同程度地有著以文為詩或以議論為詩的習氣，這都是接受了歐陽修一派的影響。
王安石早期的詩，葉夢得《石林詩話》說他“少以意氣自許，故詩語惟其所向，不復更為含蓄”，這實際是受當時風氣影響的表現。到了晚年,講求詩律精嚴,陳師道說他“晚年詩傷工”（《王直方詩話》），可見與早年不同。王安石喜歡杜詩,對杜甫評價很高,曾說“杜甫則發斂、抑揚、疾徐、縱橫，無施不可，……斯其所以光掩前人而後來無繼也”(《滹南詩話》引)。他“深得老杜句法”（《苕溪漁隱叢話》），開宋人學杜的風氣。
蘇軾在接受歐陽修一派的影響方面表現很突出。他在“以文為詩”、“以議論為詩”方面，如果不是超出歐陽修等人，至少不相上下。但是，蘇軾為宋代其他詩人不可及處是他的才氣奔放，隨物賦形。蘇詩風格是多方面的，劉克莊《後村詩話》說：“坡詩略如昌黎，有汗漫者,有謹嚴者，有麗縟者，有簡淡者。翕張開合,千變萬態，蓋自以其氣魄力量為之，然非本色也。”劉克莊的所謂“非本色”，大約是說他不受一定體制的束縛。蘇軾在自己的詩歌創作中放筆快意，縱恣自如，他對於從學的晚輩詩人，也任其自由發展。所以蘇軾門下的詩人雖然很多，如秦觀、張耒、黃庭堅、晁補之等等，都是一時俊彥，但他們各有特點，不受“東坡體”的限制。
宋代詩黃庭堅寫詩,在注重思想內容的同時,用了很大的心思來研究形式技巧。詩歌在他手裡，可說是成了專門之學。他下了很大的功夫學杜甫，如《歲寒堂詩話》所說：“子美之詩，得山谷而後發明。”他從杜甫那裡學拗律。他的拗律數量之多，遠遠超過杜甫。他極力發展韓愈、梅堯臣以來的那種橫空排奡的奇句硬語，使詩中的這類語句給讀者留下深刻的印象。他又在運用典故、押韻等方面下功夫,功力超過蘇軾。他又很好奇,喜用奇事、奇字等。這些都比較易於學步，因此願意學黃庭堅的人很多,並形成江西詩派。陳師道本來是蘇門六君子之一,見到黃庭堅後，就“盡焚其稿而學焉”（陳師道《答秦觀書》），自認“初無詩法”，見到黃庭堅才學到了“詩法”。此外，如潘大臨、謝逸、洪芻、饒節等等，都效法黃庭堅。呂本中作《江西詩社宗派圖》，自黃庭堅以下列陳師道等25人，成為宋代影響最大、最深遠的一個詩歌流派。
南宋前期 江西詩派講究拗律，喜用硬語，本來容易導致杈椏粗獷之病。江西詩派盛行後，這些弊病充分顯露出來，引起了人們的不滿。陳岩肖《庚溪詩話》說：“山谷之詩，清新奇峭，……然近時學其詩者，……必使聲韻拗捩，詞語艱澀，曰江西格也，此何為哉？”南宋初期的一些江西派詩人呂本中、陳與義、曾幾等，注意到這一點，想作一些補救。這幾個人在北宋末期已開始了他們的創作活動，陳與義在南宋只活了12年，呂本中只活了18年,但他們的創作傾向,和前一個時期的江西詩派中的某些人相比，畢竟有一些區別。呂本中作《夏均父詩集》序，提出“學詩當識活法”，說“謝玄暉有言：好詩流轉圓美如彈丸。此真活法也”。方回《瀛奎律髓》稱讚他，說“居仁在江西派中，最為流動而不滯者，故其詩多活”。陳與義雖然和黃庭堅、陳師道被列為江西詩派“三宗”,但藝術風格和黃、陳有些不同;同時人張嵲為他作墓志銘，稱他的詩“清邃超特，紆餘閎肆”，獨具特色。曾幾的詩，趙庚夫稱為“清於月出初三夜，淡似湯烹第一泉”，也不同於江西詩派的詞語艱澀。到此時，江西詩派的變化已是勢在必行了。
方回《跋遂初尤先生尚書詩》：“宋中興以來，言詩必曰尤、楊、范、陸。”他們被稱為“南宋四大家”，代表了宋代詩歌第二個最繁榮的時期。
“四大家”(尤袤、楊萬里、范成大、陸游)中，尤袤的詩集已佚，清尤侗輯有《梁谿遺稿》，只有兩卷。陸游、范成大、楊萬里流傳的作品都很豐富，特別是陸、楊二人，數量之多是驚人的。陸、楊都曾受過江西詩派的影響，但他們在當時能取得那樣卓越的成就，就在於最終擺脫江西詩派，自立門戶。由於他們和江西詩派有淵源，在詩里難免留下若干江西詩派的痕跡。如《四庫全書總目》說楊萬里“不免有頹唐粗俚之處”，沈德潛《說詩晬語》說陸游“古體近粗”。但是，他們詩歌的風格，就其主要方面來說，恰好和江西詩派相反。如楊萬里的詩被稱為“清圓”(曾燠)，被稱為“飛動馳擲”（方回《南湖集序》）。陸游詩被稱為“敷腴”（《誠齋集》卷八十一《千岩摘稿序》），被稱為“熟”（朱彝尊《書劍南集後》），被稱為“晚年造平淡”（趙翼《甌北詩話》）。從這些地方，可以看出陸、楊等人在創立獨特的詩歌風格上所作的努力。
這個時期，別具一格的詩人姜夔在《白石道人詩集敘》里寫他和尤袤的一段對話：“近過梁谿，見尤延之先生，問余詩自誰氏。余對以異時泛閱眾作，已而病其駁如也，三薰三沐，師黃太史氏。居數年，一語噤不敢吐；始大悟學即病，顧不若無所學之為得，雖黃詩亦偃然高閣矣。先生因為余言：‘近世人士喜宗江西，溫潤有如范致能者乎？痛快有如楊廷秀者乎？高古如蕭東夫，俊逸如陸務觀，是皆自出機軸，亶有可觀者。又奚以江西為？’”從姜夔和尤袤對當時詩歌創作的議論中，可以知道在這個時期，有成就的詩人都在力求突破江西詩派的限制了。
南宋後期 從“永嘉四靈”（見四靈體）開始，宋詩發生了一個新的轉變。尤袤、楊萬里、范成大、陸游雖矯江西派之弊，但他們的詩，還是上承歐陽修、梅堯臣、蘇軾、黃庭堅，“四靈”卻轉學晚唐，似乎又回到宋初的時代。
“四靈”興起的動機，是出於矯江西派之弊。徐璣、徐照、翁卷、趙師秀，這四個詩人都是永嘉人，都出於永嘉學派葉適之門。葉適在替徐璣作的《墓誌》里說：“初,唐詩廢久,君與友徐照、翁卷、趙師秀議曰：‘昔人以浮聲切響單字只句計巧拙，蓋風騷之至精也；近世乃連篇累牘，汗漫而無禁,豈能名家哉！’四人之語,遂極其工，而唐詩由此復行矣。”這裡所謂“唐詩復行”，其實是晚唐詩。具體地說是賈島和姚合的詩，而且主要是姚合。“四靈”主張“以浮聲切響單字只句計巧拙”，他們一生的努力就在這方面。他們喜作近體，專工五律，局度狹小。劉克莊《野谷集序》說:“紫芝之言曰:‘一篇幸止有四十字，更增一字，吾未如之何矣！’”可見他們的精力不能超出四十字之外。他們寫詩不重視思想內容，少用典故，不發議論，少用古體，講求精工，和歐陽修、梅堯臣以來一直到江西詩派的宋詩傳統大不相同。這在當時一些人中間，產生了新鮮的感覺，對於一些膩味於江西詩派的人來說，更能引起興趣。
江湖派以臨安的一個書商陳起刻的《江湖集》而得名。陳起會作詩,結交了一批江湖詩人,即流落不遇或者官位較低的詩人。他在理宗寶慶初刻了一部《江湖集》，收入了劉克莊、曾極等人的一些詩，其中有的詩句觸犯了當時宰相史彌遠，《江湖集》遭禁，被劈板，史彌遠死，禁令始解，陳起又繼續刊刻《江湖前集》、《江湖後集》、《江湖續集》等書。陳起所收錄的，主要是一些江湖詩人的詩，還收入了一些前輩已故詩人之作。
江湖派在發展過程中形成了自己的特點,它不象“四靈”派那樣專精五言,他們古體詩和近體詩都寫。詩風比起宋代盛時的諸家來，氣格較卑弱，但是，比較真實地反映了宋末一些地位比較低微的士人的思想、生活和情感，寫法上也放任而無拘檢。江湖詩人中有成就者為戴復古。
宋亡前後的代表詩人，有文天祥、汪元量、謝翱、林景熙、鄭思肖等人。他們有的投身抗元鬥爭，被執不屈，壯烈犧牲；有的轉徙流離，悲歌慷慨。他們從“四靈”派、江湖派多寫自然景物和個人感觸的狹小天地中擺脫出來，寫南宋滅亡前後的情況，寫他們的鬥爭經歷或“麥秀”、“黍離”之思，被目為“詩史”。他們有的接近杜甫的沉鬱悲壯，如文天祥；有的接近李賀、孟郊、賈島的奇崛幽峭，如謝翱。各家詩往往有其獨特的風格，在藝術上也有一定成就。詩歌到四靈、江湖的時代，出現了衰頹的景象，宋末詩人出而振興，尤以沉鬱悲壯的詩篇為宋代詩壇增添了最後的光彩。
宋詩的影響 詩分唐、宋，主要是在於時代風格的差別，而後世詩歌的發展，也基本上未能越出唐、宋詩的風格範圍。由於時代風氣、個人好尚和藝術見解的不同，形成了尊唐派和宗宋派的長期論爭。最早發難攻擊蘇、黃及江西派，從而開始唐宋詩之爭的，是張戒。張戒認為“自漢、魏以來，詩妙於子建，成於李、杜，而坏於蘇、黃”，“蘇、黃習氣淨盡，始可以論唐人詩”（《歲寒堂詩話》卷上）。繼之永嘉四靈和江湖派以晚唐為宗，力矯江西派粗硬之弊。嚴羽《滄浪詩話》又以盛唐為法，“說江西詩病”。這些都是南宋時尊唐抑宋的重要表現。而在金代，王若虛《滹南詩話》卷下斥黃庭堅及江西派為“剽竊之黠者”，則夾雜著南北地域的成見。降及明代，前後七子創“詩必盛唐”之說。李夢陽提出不讀唐以後書，李攀龍編《古今詩刪》這部歷代詩歌選本，宋元兩代詩竟隻字不錄。前後七子在當時文壇影響極大，這又引起公安派的不滿。袁宏道痛斥他們的復古摹擬，反對“以不唐病宋”（《與丘長孺書》），但直到明末的陳子龍，仍持揚唐抑宋的觀點。清代是宋詩受到重視、廣為流傳的時期,一在清初,一在同治、光緒時代。《四庫全書總目》卷一百七十三說：“當我朝開國之初,人皆厭明代王、李之膚廓，鍾、譚之纖仄,於是談詩者競尚宋元。”陳《宋十五家詩選敘》亦稱：“昔敝於舉世皆唐，而今敝於舉世皆宋。”吳之振等編選《宋詩鈔》大力推廣宋詩，葉燮《原詩》提出宋詩後出轉精的論點，都提高了宋詩的地位和價值。其時重唐輕宋者亦不乏其人，如朱彝尊、王夫之、毛奇齡以及專主晚唐的馮班、賀裳、吳喬等,但尊宋者亦旗鼓相當,如翁方綱、蔣士銓等。晚清“同光體”盛行，標誌著宋詩的“中興”。這場長期論爭，除了門戶、地域成見和故作偏激論者外，是有積極意義的。尊唐派往往從批評宋詩缺點和弱點出發,闡發了詩歌的藝術特性,堅持了形象性和抒情性的要求，如劉克莊提出“風人之詩”與“文人之詩”相對峙的概念；嚴羽強調的“意興”也接觸到詩歌的形象思維的特性。而宗宋派從詩歌發展流變的角度肯定宋詩，反對“以不唐病宋”，堅持了詩歌風格的多樣性，亦頗具識見。如葉燮《原詩·內篇》以“地之生木”喻詩歌發展,自《三百篇》為根,唐詩則枝葉垂蔭，宋詩則能開花,“而木之能事方畢”。自宋以後之詩,不過花開而謝,花謝而復開。蔣士銓《辯詩》說:“唐宋皆偉人，各成一代詩”,“宋人生唐後,開闢真難為。”陳衍《石遺室詩話》卷一、十四論宋詩繼承唐詩但又“力破餘地”、“變本加厲”，而形成獨特風格。這些觀點都對深入認識和研究宋詩的特點（包括優點和缺點）具有重要的作用。
宋詩的流傳 宋代的詩歌創作非常豐富。詩人迭出，大詩人一生所作，有達萬首以上。據說楊萬里一生作詩兩萬首,陸游今存的詩,也有九千多首。加上宋代印刷業發達,刻印方便,因此出現了大量的詩文集。《宋史·藝文志》所載詩人將近600家,所錄還不全。但是，亡佚的也不少，即使著名的作家如晏殊、尤袤等，他們的集子也不傳，只能看到清人的輯佚。《四庫全書》所載宋人詩文集，只有400來種,還包括了不少輯佚本。明代成化、弘治年間，重刻過一些宋人集。今天看到的明版的宋人集，大部分是這個時期刻的。宋代詩文集散佚嚴重，當和明代中期排斥宋詩有關。
宋人詩文集的被人注意，開始於明末。潘是仁編選《宋元詩四十三家集》，其中有宋詩26家。曹學佺《歷代詩選》506卷，其中有宋詩107卷。汲古閣也刻印了一些宋詩。到了清初，許多詩人喜學宋詩，蒐集整理曾經成為一時風尚：①重刻宋人詩文集。有些宋代詩人的後裔或同鄉，曾取明刊本重刻，宋人詩文集得以刊布流傳。②輯佚。如《晏元獻遺文》和《梁谿遺稿》等。《四庫全書》館臣從《永樂大典》中輯出宋人詩文集 140餘種，更屬規模巨大的輯佚。③編錄總集。從明末已開始，如文內提到的潘是仁《宋元詩四十三家集》等。清初陸續大規模地進行。如陳焯《宋元詩會》,所選宋詩有497家。陳有《宋十五家詩選》。吳之振《宋詩鈔》列 100家，其中未刻的有 16家。曹庭棟《宋百家詩存》亦列100家，不與上二者重複。厲鶚《宋詩紀事》是一部介於總集與詩話之間的書，它選錄宋詩，兼附逸評語，收3812家，蒐集甚富。清末陸心源又編《宋詩紀事補遺》，較厲鶚《宋詩紀事》增多約3000家。④藏書家收集。清初一些藏書家很注意收藏宋人詩文集，如季振宜《滄葦宋元書目》、朱氏《結一廬宋元本書目》、朱彝尊《潛采堂宋元書目》、陸其清《佳趣堂書目》（其書今已大部不明去向）等。這些藏書家對於當時宋詩的收集整理，曾作出一定的貢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