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五代詩
正文
隋唐五代是中國詩歌史上的黃金時代，其主體唐詩更標誌著中國古典詩歌成就的高峰。唐詩篇什繁富，僅據清代編纂的《全唐詩》錄存的作品已達48900多首,有姓名可考的作者2200多人。在這名家輩出、名作如林的詩壇上，李白、杜甫、白居易等具有世界影響的偉大詩人的出現,給時代增添了光輝,成為中華民族的驕傲。唐詩創作之繁榮,流派之眾多,題材風格的豐富多樣，各類詩歌體制的愈益齊備和全面定型，顯示了中國古典詩歌的發展已達到完全成熟的階段。唐詩之所以取得這樣高度成就，是在封建經濟和政治進一步發展、變革的歷史條件下，在社會思想比較解放、藝術文化普遍高漲的影響與推動下，詩人們繼承和發揚了《詩經》、《楚辭》以來的優良傳統，廣泛地總結前人創作經驗，百花齊放，推陳出新的結果。
隋唐五代詩歌發展過程 隋唐五代詩的發展，大致經歷了以下的過程:隋及唐初,在梁、陳浮艷餘風的影響下，詩歌面臨著變革的關頭。經過一個相當長的準備階段，到開元、天寶之際,唐詩進入全面繁榮的時期,這就是為後人所稱的“盛唐之音”。安史亂後，社會生活矛盾日益激化,詩歌內容和藝術表現不斷向縱深發展,到元和、長慶之際，唐詩又掀起第二次全面繁榮的高潮。晚唐到五代，其間雖也出現過在文學史上產生重大影響的優秀詩人和一些獨具特色的作者，但總的說來，詩風漸趨纖巧，詩人更高地在形式技巧方面下功夫，缺少前兩個階段的闊大氣魄與渾融境界，而日益走向衰落了。
隋代詩歌 隋完成了統一的大業，南北長期分裂的局面至此結束。隋朝詩人,一般是齊、周舊臣以及從南方的陳過來的。當時詩風，仍然受南朝後期的支配。《隋書·文學傳序》指出：“時俗詞藻，猶多淫麗。”然而，一些較有名望的作者如薛道衡、盧思道、虞世基、楊廣等，也有少數剛健清新的作品，透露出一點新的時代氣息。同時，永明以來詩歌聲韻格律的講求，發展到這時，已接近成熟，詩歌體制的建設較前有了進步。象薛道衡的《豫章行》、盧思道的《從軍行》，已粗具初唐七言歌行的規模。楊廣《江都宮樂歌》，形式上比庾信《烏夜啼》更接近唐代七律。而無名氏的《送別詩》“楊柳青青著地垂”，音律調諧，更宛然是一首成熟了的唐人七絕。它們的產生，預示著由齊梁詩向唐詩轉變的廣闊前景。
初唐詩歌 唐興四、五十年間，社會生產有了恢復和發展,政治上進行了一系列的革新,然而歷史遺留下來的意識形態領域裡的問題,則往往積重難返,非一朝一夕所能解決。詩歌創作也還處在陳隋餘光返照之下。號稱“一代英主”的李世民，“而詩語殊無丈夫氣”（王世貞《藝苑卮言》）。聚集在他周圍的一批才人學士如陳叔達、虞世南、楊師道、李義府之流，詩思也基本未越出宮廷貴族生活的狹窄範圍，寫的大都是應制頌聖、艷情唱酬之作,稍後,更發展出“以綺錯婉媚為本”（《舊唐書·上官儀傳》）的“上官體”。其時雖有個別作家能自拔於流風習俗之中，如魏徵《述懷》骨氣勁拔，導陳子昂之先路；王績意趣澹遠，為王、孟的前驅；王梵志詩語言通俗，別開生面，開寒山、拾得詩的先河，且影響到宋代詩人如黃庭堅等。但他們有的作品不多，有的地位不高，不足以扭轉整個風氣。
大約在高宗麟德、乾封年間開始,詩歌創作的潮流發生了重要變化。被稱為“初唐四傑”的王勃、楊炯、盧照鄰、駱賓王踏上詩壇，他們是一群地位不高而才名頗盛的年輕詩人，不滿意於宮廷應制詩的空虛內容和呆板形式，熱切要求抒寫自己建功立業的豪情壯志與悲歡離合的人生感慨，從而推動詩歌題材“由宮廷走到市井”，“從台閣移至江山與塞漠”(聞一多《唐詩雜論》)。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元代楊士弘把“四傑”定為唐詩“始音”，承認他們開啟了一代新風。
將“四傑”的創新事業大大向前推進一步的，是武則天時代的詩人陳子昂。“四傑”的詩還沒有擺脫六朝後期“采麗競繁”的影響，陳子昂則提倡“漢魏風骨”，主張繼承建安、正始時期詩歌的現實內容和雄健風格，用以抵制和掃蕩齊梁以來的浮靡習氣，這樣以復古為革新,從理論上端正了唐詩發展的方向。他的創作實踐,也體現了其文學主張，顯示了創新的實績。代表作如《感遇》、《登幽州台歌》等，指陳時事，深切著明，憤世憂生之情和當時流行的詩風迥然相異。綿延達一個半世紀之久的梁陳詩影響，到他手裡才得到廓清。所以韓愈指出：“國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薦士》）充分肯定了他的歷史功績。但陳子昂在大力反對頹風的同時，對於南朝詩人長期積累的藝術經驗，未能予以應有的重視和吸取，因而其詩往往質樸有餘，文采不足。胡震亨說：“子昂自以復古反正，於有唐一代詩功為大耳。正如伙涉（謂秦末起義的陳涉）為王,殿屋非必沈沈,但大澤一呼，為群雄驅先，自不得不取冠漢史。”（《唐音癸簽》）這話是符合實際的。
與陳子昂約略同時而形成不同流派的，有經常出入武后掖廷的沈佺期、宋之問以及號稱“文章四友”的李嶠、崔融、蘇味道、杜審言。他們是一批御用文人，所作多半是奉和應制、點綴昇平的篇什。在他們寫的其他題材詩篇中，雖然也有一些歷來為人們傳誦的優秀作品，特別是杜審言,風格遒上,氣象開闊，頗為後人推重，但總的說來，其貢獻主要還是在律體的完成方面。他們總結了齊梁以來對詩歌聲律的種種探索，尤其是“四傑”大量寫作近體詩的經驗,“回忌聲病,約句準篇”（《新唐書·宋之問傳》），實現了五七言律詩格律形式的定型化，為以後的作者提供了可以遵循的規範。從此，古近體各類詩才有了明確的界限，詩歌的體制更加豐富多樣。正如胡應麟所說：“實詞章改變之大機，氣運推遷之一會。”（《詩藪》）其意義不容低估。
盛唐詩歌 陳子昂的“復古”和沈宋的“變新”，從不同方面為唐詩興盛作了貢獻，下一階段的詩人在這個已經準備好的基礎上，進一步把正確的方向和完美的形式結合起來。到玄宗開元、天寶年間，詩歌全面繁榮的高潮便展現在人們眼前。殷璠在《河嶽英靈集》里曾經用“文質半取，《風》、《騷》兩挾，言氣骨則建安為傳，論宮商則太康不逮”來概括盛唐詩總的成就，說明盛唐詩人在這方面所取得的成績，所達到的深度和廣度，確實超越了過去任何一個時代。
這是唐王朝的鼎盛時期,逐漸發展著的社會矛盾,尚處在經濟繁榮、國力富強、政權穩定、文化高漲等現象的掩蓋之下，給人以充滿希望的感覺。現實生活的無限豐富與廣闊，開拓了詩人們的胸懷和詩歌的意境。許多著名詩人同時出現。高棅《唐詩品匯總序》說：“李翰林之飄逸，杜工部之沉鬱,孟襄陽之清雅,王右丞之精緻，儲光羲之真率，王昌齡之聲俊，高適、岑參之悲壯，李頎、常建之超凡,此盛唐之盛也。”此外,如張說、張九齡、張若虛、王翰、王灣、王之渙、崔顥、崔國輔、祖詠、劉眘虛等，雖藝術造詣的深淺、作品存留的多少不盡相同，但都能卓然名家，互不相掩。他們的詩歌，大都寓工力技巧於自然渾成之中，華美而不濃膩，精麗而不纖巧，雄健而不粗野，細緻而不破碎，流利而不浮滑，清新而不僻澀，厚重而不呆板，沉著而不粘滯，興象超妙，韻律諧和，表現了這個時代共同的藝術特色。
盛唐詩歌的內容異常豐富，在大量流傳千古的名篇里，描寫邊塞戰爭和田園山水這兩方面題材的，占有相當大的比重。這個時期的詩人，往往有一段邊地從軍的生活經歷，在他們筆底，不僅描繪了壯闊蒼涼、絢麗多采的邊塞風光，而且抒寫了請纓投筆的豪情壯志，洋溢著激昂慷慨的時代精神。由於具體情況不同，他們對戰爭的態度,有歌頌,有批評，也有詛咒和譴責，思想上往往達到一定的深度。這類詩人中，以高適、岑參、李頎、王昌齡最為知名，他們的作品氣氛濃郁，情調悲壯，多採用七言歌行或七言絕句的形式。另一派以題詠山水景物和田園生活著稱的代表詩人，則有王維、孟浩然、儲光羲、常建等。他們的作品較多地反映了閒適、退隱的思想情緒，色彩清淡，意境深幽，多採用五言古體和五言律絕的形式。這派詩人在發掘自然美方面，把六朝以來的山水詩向前大大推進了一步。其中尤以王維的成就為高。他是詩人，又是畫家，能夠以畫理通之於詩。湛深的藝術造詣，於李、杜之外別立一宗，對後世產生了相當的影響。
“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韓愈《調張籍》）。標誌著盛唐詩歌最高成就的，是李白和杜甫。他們的詩歌風格不同，但在藝術上同樣達到出神入化的境地，不容有所軒輊。嚴羽《滄浪詩話》曾指出：“子美不能為太白之飄逸，太白不能為子美之沉鬱。太白《夢遊天姥吟》、《遠別離》等,子美不能道;子美《北征》、《兵車行》、《垂老別》等，太白不能作。”持論較為平允。
李白的名篇，多半成於安史之亂前，亦有一部分作於變亂發生後，其中有對黑暗政治的大膽揭露，有對叛亂勢力的嚴厲斥責，有民生疾苦的反映，有俠士、商人、礦工、農夫、戍卒、婦女等不同群體生活的描繪，有拯物濟世的宏偉抱負的抒寫，有個性自由解放的追求，有愛情和友誼的謳唱，也有祖國大好河山的頌歌，從多方面反映了唐王朝由全盛向衰敗轉折期的社會生活與時代心理。詩篇氣勢雄放，想像奇妙，語言清新自然而又瑰麗多采，有強烈的抒情氣息，形成天馬行空、飄逸不群的藝術風格，成為後人追摹難及的典範。
李白的詩歌主要是動亂醞釀時期的寫照，杜甫的作品則為動亂時代的“詩史”。天寶十四載(755),安史之亂爆發，揭開了大唐帝國繁榮富強的外衣，潛伏已久的社會危機，階級的、民族的以及統治集團內部各種矛盾，象火山一樣噴迸出來，一發而不可收。從此，藩鎮割據、宦宮專權、朋黨相爭、邊患頻仍，經濟的凋殘衰敝和政治的動盪不寧，支配著唐代後半葉的歷史，直至唐末農民大起義和唐朝滅亡。社會的劇變引起詩歌創作的重大變化，興象超妙、聲韻和美的詩歌意境，讓渡於面向慘澹人生的沉吟悲慨。這一變化具體體現在杜甫的創作中，杜甫的詩忠實地記錄了國家的變亂和人民的苦難，對受迫害者寄予深摯的同情，成為後來白居易等人倡導新樂府運動的先聲。他善於把時事政治和個人身世遭遇緊密地結合起來，既有生活場景的典型概括，又有主觀情感的濃烈發抒，融理、事、情於一爐,包孕深閎,形成沈鬱頓挫的獨特風格。在詩歌語言、格律、技巧等方面，他善於“轉益多師”，廣泛吸取前人和並世作者的創作經驗,“盡得古今之體勢,而兼人人之所獨專”（元稹《唐故檢校工部員外郎杜君墓系銘》），為後來詩歌藝術的發展，開闢了萬戶千門、大途小徑。
同時的元結,也曾經寫過一些同情人民疾苦的詩,詞意深摯，為杜甫所激賞。元結選有《篋中集》，提倡為人生的質樸的詩風,反對“拘限聲病,喜尚形似”（《篋中集序》）。入選的作者有沈千運、孟雲卿等7人,詩24首，全是短篇五古，沒有一首律詩。內容多半為憤世嫉俗和抒寫個人牢騷之作。在風骨與聲律兼祟、古體和今體並重的盛唐詩壇上，他們這種“好古遺近”的創作態度，代表著一種特異的傾向，形成一個小小的流派。
隋唐五代詩圍繞著以順宗永貞革新和憲宗元和削藩為標誌的政治改革浪潮的興起，積衰不振的唐王朝，曾經一度給人們以中興的展望。與此同時，詩壇重又出現大活躍的景象。白居易、元稹、李紳、張籍、王建等一派作家倡導“新樂府運動”，寫下大量政治諷喻詩，在揭露現實的廣泛性和批評時政的自覺性方面，繼承杜甫而有所前進。張、王樂府精警凝鍊，風格不同於元、白。元、白髮展了敘事的技巧,剪裁集中,情節曲折，描寫細緻，《新樂府》中就有不少首尾完整的敘事詩，長篇歌行如白居易《長恨歌》、《琵琶行》和元稹《連昌宮詞》，又分明可以看出傳奇小說的影響。與元、白舒徐坦易詩風相對立的，則有以韓愈、孟郊、李賀、賈島為代表的另一詩派。他們在詩歌藝術上，繼承杜甫“語不驚人死不休”的精神,標新立異,洗削凡近。韓氣豪，孟思深，而皆能硬語盤空，精思獨造。韓愈同時又是傑出的散文家，其詩有散文化的傾向，雄奇恣肆，揮斥自如，但有時不免矜才使學，斗險爭奇，流於怪誕僻澀。這兩者都對宋詩發生了重大影響。李賀的詩，在作意奇詭和思路峭刻方面接近韓孟，而旨趣幽深，色彩穠麗，又自與韓孟異趨，孕育了晚唐溫李一派的作用。賈島及其詩友姚合，則胎息於王孟及“大曆十才子”摹寫山水景物的短章，從其中吸取靈秀之氣，加上字句的刻苦推敲，形成清奇僻苦的詩風。雖然格局狹小，也能自辟門庭，開宗立派。他如盧仝、劉叉等人，都以奇崛見長，各有名篇傳世。兩大詩派以外，卓然成家的還有柳宗元和劉禹錫。柳宗元一部分寫田園山水的五言詩，“發纖穠於簡古，寄至味於澹泊”（蘇軾《書黃子思詩集後》），風格近似陶淵明，與韋應物並稱韋柳；而另一些政治抒情詩，則哀怨激越，富有楚騷意味。劉禹錫才力雄健，有“詩豪”之稱。《竹枝詞》諸首，具有濃郁的生活氣息和獨特的音調，成為後世文人學習民歌的範本；一些抒情寫景的小詩，則又往往在情景描繪中蘊含人生的哲理，對宋詩的講求“理趣”有一定影響。“詩到元和體變新”（白居易《餘思未盡加為六韻重寄微之》），這一時期詩壇上所呈現的創新精神，詩歌里所表現的個性風格，是異常突出的。
隋唐五代詩懿宗鹹通以後直至唐亡的半個世紀內，社會動亂不寧，詩歌創作領域也出現普遍衰退的趨勢。這時期的作者大多是前代詩風的追隨者。如唐彥謙、吳融、韓偓學溫、李的華美；李頻、方乾、周朴、李洞學賈島、姚合的清苦;司空圖、項斯、任蕃、章孝標學張籍的雅正;於、曹鄴、劉駕、聶夷中學元結、孟郊的簡古；皮日休、陸龜蒙學韓愈的博奧；杜荀鶴、羅隱、韋莊學元、白的通俗等等，雖然成就高低各有不同，然而“依人作計終後人”，總的說來，未能在藝術上超越前人有重大突破。其中皮日休、聶夷中、杜荀鶴諸人用平易流暢的語言寫的一部分反映民生疾苦的篇章以及羅隱的政治諷刺小詩和韓偓感憤時事的七律，為唐末社會變亂留下了真實的寫照。
五代十國時期，藩鎮混戰，禍亂相繼，社會情況是唐末的延續，詩壇也更加落寞，是唐詩的尾聲。其中環境比較安定、文藝比較發達的南唐和西蜀，曲子詞代替詩歌而興盛起來。這個時期，沒有出現著名的詩人。一時風氣，以效法白居易和賈島、姚合者為多。前者如黃滔等人，得白詩的淺易流暢，而遺其諷喻。後者如李中等人，有賈島的苦澀風味，而峭深不及。兩派詩風都曾延續到宋初。此外，張泌、和凝等也有才名，文詞鮮妍，接近溫、李。蜀國女詩人花蕊夫人的宮詞，則從王建宮詞化出，情景翔實真切，流傳於世。
隋唐五代詩歌在體制上的發展衍變 隋唐五代詩不僅發展成各種流派，還形成了多樣化的體制。“三四五言，六七雜言，樂府歌行，近體絕句，靡弗備矣”（胡應麟《詩藪》）。宋以後的整箇中國古典詩歌，都沒有越出它的範圍。豐富多樣的形式，為詩歌反映現實生活提供了充分的便利。“長篇以敘事，短篇以寫意。七言以浩歌，五言以穆誦”（劉熙載《藝概·詩概》）。前人多注意到各種詩體的不同表現功能，對它們的流衍變化也作了一番探索。
古體詩是隋唐以前就得到發展的詩歌樣式，進入唐代，由於篇幅短小、格律嚴整的律絕近體盛行，促使其發生新變。一般說來，唐人的古詩筆力馳騁，氣象崢嶸，不僅用以抒寫波瀾起伏的感情，還用來敘事和議論。唐代詩人中也有接近漢魏古詩凝蓄醇厚作風的，如王、孟、韋、柳，但比較少見。音節上，唐代古詩受今體的影響，或吸取聲律的和諧與對仗的工整，或有意走上反律化的途徑，皆不同於晉宋以前古詩的純任自然。就演化過程而言，五言在隋及唐初猶承齊梁變體,到陳子昂手裡,才確立了唐代詩歌中以五言古體質樸、真切地記敘時事、抒寫懷抱的傳統；經張九齡、李白等進一步發揚，到杜甫堂廡頓開，博大宏深,無施不可,產生出象《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北征》那樣的融感事、紀行、抒懷於一爐的鴻篇巨製；韓、孟則更向“以文為詩”的方向發展，鋪張益甚，拗折特深。七言在唐代一開始走的是歌行的路子，語言流麗，音調和諧，對仗靈活，抒情宛轉，顯示了樂府民歌的清新本色和詩體律化趨向的結合。初唐“四傑”引進南朝詩賦的排比手法，規模漸拓；盛唐高適、李頎運以氣勢，骨力增雄;到了中唐,元、白以故事入詩，委婉敘說，曲盡情致，又為詩歌表現生活開一新境；晚唐鄭嵎《津陽門詩》、韋莊《秦婦吟》是其嗣響與高適、李頎同時，李白、岑參則破偶為奇，以縱肆的筆調、參差錯落的句式寫激盪跳動的感情；至杜甫、韓愈更以散文的句法、章法及材料入詩，音節上也儘量排除律句，形成奇崛拗峭的詩風。這種不入律的七言歌行和七言古詩，與精工整煉、有律化傾向的傳統歌行體，在中唐以後始終如雙峰對峙，二水分流，並行而不廢。
樂府是古體詩中特殊的一類。唐人樂府大多不合樂，或借舊題寫新意，或立新題記新事，完全不受樂府古題的限制。大體上，杜甫以前一般是舊題新詞，有不少傑出的作者，尤以李白成就為最高，《蜀道難》、《遠別離》、《將進酒》、《梁甫吟》諸作，均能在保持樂府民歌朴摯風格的基礎上，融入楚辭的要眇意境和六朝以來文人詩清新俊逸的氣調，倜儻生姿，縱橫多變。杜甫始著力創作“即事名篇，無復依傍”（元稹《樂府古題序》）的新題樂府，如《哀江頭》、《悲陳陶》、“三吏三別”等,不僅徹底擺脫了舊調的拘束,還恢復和發展了漢樂府“感於哀樂，緣事而發”（班固《漢書·藝文志》）的精神，為詩歌反映時事開闢了廣闊的道路。元、白、張、王更予以發揚光大，他們的樂府詩取材於社會病態的各個方面,有類於後來的報告文學;某些篇章議論激切,近乎政治雜感;明白通俗的語言和“三、三、七”句式的配合使用，又可以看出民間講唱文學的影響。同時的李賀則喜歡立新題以詠古刺今，如《金銅仙人辭漢歌》、《補梁庾肩吾宮體謠》、《公莫舞歌》、《秦王飲酒》之類，覃思要眇，恢詭奇譎，在唐人樂府中別是一體。
五七言律詩是唐代新興的詩體,由於它篇幅適中,律法整嚴,音韻調協,和婉動聽，得到人們廣泛的套用。五言律詩在唐初已有少量完篇,如王績《野望》;“四傑”的大量創作,更為這一詩體進一步奠定了基礎;到沈、宋，終於實現了體制的規範化。七言律詩興起較晚，沈、宋和杜審言始有成篇，至盛唐，作者有王維、李頎、高適、岑參、賈至、崔顥、祖詠等人，其中雖有高華秀朗的名篇，但絕大部分都是應制贈酬、登臨遊覽之作，缺乏深刻的社會意義。杜甫開拓了律詩的境界，時事政論、身世懷抱、風土人情、文物古蹟，一概熔鑄於精嚴格律之中，特別是他的後期，大量創作七律，渾灝流轉的氣勢，動盪開闔的筆意，抒身世飄零之感,發憂時念亂之情,並寫出了如《秋興》八首、《諸將》五首等大型組詩，把這一詩體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他的一些拗體七律，如《崔氏東山草堂》、《白帝城最高樓》等，從音節和意境上為律詩別開了生面。杜甫以後，五七言律平行發展,如“大曆十才子”及賈島、姚合、許渾、趙嘏等,都以律體名家。他們或致力於錘字鍊句，把五律的形式琢磨得更加工致妥貼；或刻意以聲調波峭取勝，發展了拗體七律。晚唐李商隱的七律，深得杜詩神理，雖筆力雄健稍遜，而思緒深密、格律精純，則又過之，通過雙聲、疊韻等聯綿詞的運用，多種多樣的工巧對仗，把七律的音調美和語言技巧，發展到更為成熟的境地。
律詩中又有排律，因篇幅加長，拘限益甚，多數作者往往鋪排典實，堆砌詞藻，用於投獻應酬，少有佳作。杜甫的一部分五言排律，寫重大題材，屬對工切而氣脈流動,情意真切,和他的其他各體詩同樣取得了高度的成就。後來的元、白、皮、陸雖也寫了不少長篇排律，但不免逞博矜奧，往往以誇多鬥靡為能事。
絕句本自民歌小調化出，唐人用以和樂歌唱，實際上是唐代的樂府詩，流傳最為廣泛。創作之盛，終唐之世未曾衰歇。盛唐以前的絕句興象玲瓏，語意渾成，情景單純而韻味悠長，饒有民歌風致，李白、王維、王昌齡諸家最為擅場。中晚唐絕句則以含思婉轉、筆意曲折見長，杜牧、李商隱是其代表。王世貞論唐人絕句，謂“盛唐主氣，氣完而意不盡工；中晚唐主意，意工而氣不甚完”(《藝苑卮言》),就是指此而言的。此外,杜甫開絕句中議論之體,對宋代詩人有直接影響;劉禹錫、白居易仿民歌作《竹枝詞》、《楊柳枝詞》、《浪淘沙》諸詞，詠寫風土人情，以風趣活潑為主，其音調也往往於拗中取峭，又為絕句平添一格。
歷代對唐詩的編選、評論和研究 隋唐五代詩對後世文學影響巨大。“一切好詩，到唐已被作完”（魯迅《給楊霽雲信》）的話，雖不必理解得太拘泥，而後世詩人一直把唐詩奉為古典詩歌的典範，多方面學習唐詩的成果，則確是事實。小說、戲曲、講唱文學等，也多從唐詩中吸取養料。從唐代起直到今天，對唐詩的編選、輯錄、箋注、品評和研究，未曾間繼。
歷代彙編、選錄隋唐五代詩的總集，目前留存有好幾百種。近人丁福保輯《全漢三國晉南北朝詩》,錄《全隋詩》4卷,作者90餘人,詩450多首。今人逯欽立《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輯《隋詩》10卷,較丁輯為精審。全面收輯唐詩的有明胡震亨《唐音統簽》1033卷，清初季振宜《唐詩》770卷,康熙年間彭定求等據以編成《全唐詩》 900卷。後來日本上毛河世寧、今人王重民、孫望等又有補輯。彙編五代詩的,則有清李嗣元《全五代詩》90卷，凡進入五代的作家均予收錄，其中一部分與《全唐詩》重複。
唐詩的選集在唐代即已出現。今有《唐人選唐詩(十種)》,大多是代表唐詩發展中某一階段或某一流派的選本。如佚名的《搜玉小集》選“四傑”至沈宋等詩作，反映了“初唐體”的風貌。芮挺章《國秀集》選初盛唐之間的篇什，亦以“風流婉麗”（樓穎《國秀集序》）相推。殷璠《河嶽英靈集》明揭“聲律”與“風骨”兼備的宗旨，體現典型的盛唐詩風。《篋中集》標示“雅正”的主張，顯示元結一派的趣尚。高仲武《中興間氣集》鼓吹“理致清新”,實以“大曆十才子”為楷模;姚合《極玄集》與之同調。至五代韋縠《才調集》，雖選錄較廣，重點仍在溫李一派詞藻穠艷之作，可以看出其取法晚唐的用意。
宋以後選本情況更複雜。李昉等《文苑英華》是詩文合編的大型選集,保存了大量的唐詩資料。王安石《唐百家詩選》門庭寬廣，但去取標準，難以窺尋。郭茂倩《樂府詩集》里有過半數篇章是唐人樂府。洪邁《萬首唐人絕句》對絕句一體輯錄詳備。元好問《唐詩鼓吹》專收七律，多聲調宏壯、感慨蒼涼之作。方回的《瀛奎律髓》則又用江西詩派的手眼來選評唐、宋兩代的律詩，以生澀瘦硬者為勝境。略盛唐，詳中晚唐，這是宋元時期選本的共同傾向。 至元末楊士弘選《唐音》，始標舉盛唐詩為唐代正聲。明初高棅《唐詩品匯》大加發展，分唐詩為初、盛、中、晚四個時期,又列有“正始”、“正宗”、“接武”、“正變”、“餘響”等名目，從編次中反映出詩歌的流變，對後世研究唐詩者有所啟發。
李攀龍的《唐詩選》，代表明中葉前、後七子“詩必盛唐”的復古思想；鍾惺、譚元春合編的《唐詩歸》，反映晚明竟陵派幽深孤峭的論詩旨趣；清初王士禛《唐賢三昧集》,則從“神韻說”出發獨尊王孟;乾隆間沈德潛《唐詩別裁集》，又在“格調論”指導下祟奉李(白)杜（甫），以上所述，都是影響較大的唐詩選本。
總集以外，歷代研究隋唐五代詩人及其作品的資料，散見於有關的史書、唐宋人筆記、宋以來詩話以及各家文集的極為豐富。
專著方面，偏重於事跡考證的，以唐代孟棨《本事詩》為最早;宋代計有功《唐詩紀事》敘事簡略,著錄詩人達1150家。偏重於詩歌品評的,有南宋敖陶孫《臞翁詩評》、劉辰翁《七家詩評》、明代王世貞《全唐詩說》等；元代辛文房《唐才子傳》，則合品評與傳記為一體，給 278位唐代詩人寫了評傳，成為研究唐詩的重要典籍。綜論唐詩流變的，晚唐張為《詩人主客圖》作了劃分詩派的初步嘗試，宋代嚴羽《滄浪詩話》確立了初、盛、中、晚基本分期的雛形，明代胡應麟《詩藪》對各體詩的流衍變化加以系統的探討，而胡震亨《唐音癸簽》則在綜合前人成果的基礎上，就唐詩的源委、因革、體別、法式、評匯、詁箋、事考、集錄等問題展開全面論述，為建立“唐詩學”作出了巨大貢獻。此外，專論五代詩的，有王士禛草創而經鄭方坤補成的《五代詩話》，收輯有關五代十國400名作者的材料1200餘條。
今人的研究專著，則有聞一多《唐詩雜論》、岑仲勉《讀全唐詩札記》、傅璇琮《唐代詩人叢考》、譚優學《唐詩人行年考》、萬曼《唐詩敘錄》、任半塘《唐聲詩》等。
參考書目
蘇雪林：《唐詩概論》，商務印書館，上海，1934。
楊啟高：《唐代詩學》，正中書局，南京，1935。
王士菁：《唐代詩歌》,人民文學出版社,北京，1959。
劉開揚：《唐詩通論》，四川人民出版社,成都,198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