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名
婁縣——秦於今江蘇崑山東北置婁縣,南朝梁改信義縣。清順治年間,分松江府首縣華亭置婁縣,民國併入華亭,華亭鏇又改名松江縣。
主要介紹
松江區歷史悠久,自古經濟發達,文化興盛,人才薈萃。據考古發現,距今約6000年,先民們就在九峰一帶勞動生息。東漢建安二十四年(219年),東吳名將陸遜以功封華亭侯,華亭始見於史志。唐天寶十年(751年),置華亭縣。至清嘉慶十年(1805年),演變為1府(松江)、7縣(華亭、上海、青浦、婁、奉賢、金山、南匯)、1廳(川沙)。民國元年(1912年)廢府,華亭、婁縣合併為華亭縣。民國3年改稱松江縣。解放後,松江縣隸松江專區。1958年3月,松江專區撤銷,改隸蘇州專區;同年11月由江蘇劃歸上海。1988年全縣面積605.58平方公里,其中耕地56.99萬畝,水面9.06萬畝。全縣總人口496771人(男246859,女249912),其中松江鎮84956人。
縣城東北距上海中心人民廣場約40公里。縣境東與上海縣、閔行區、奉賢區為鄰,南、西南與金山縣交界,西、北與青浦區接壤。1988年轄3鎮、18鄉。
本縣地處太湖流域碟形窪地底部,境內地勢平坦,東、南部略高,西、北部低洼,為長江三角洲平原,西北部有十幾座小山丘。黃浦江三大源流在本縣南部匯合,東流出境。境內河渠縱橫,池塘眾多,是典型的水網地帶。所有河流均系感潮河道,每晝夜漲、落各2次。黃浦江(米市渡)最高水位為吳淞零上3.8米;警戒水位3.3米,危險水位3.5米。
本縣氣候屬北亞熱帶季風區,受冷暖空氣交替影響。年平均氣溫15.4℃,最高氣溫38.2℃,最低氣溫零下10.5℃,無霜期230天。年平均降水量1103.2毫米,雨日137天。6~7月有梅雨,平均20天左右。夏秋常有颱風過境,平均每年1.5次。局部地區有時有龍捲風、冰雹為害。秋冬多霧。易澇少旱。
本縣的香粳米、四鰓鱸魚、佘山蘭花筍、黃桃、綠茶、草長浜紅菱、蘭花小茄、泖河大蟹等,稱譽古今。解放後,由陳永康培育的“老來青”稻穀,曾揚名中外,為我國水稻增產發揮過重要作用。
悠久的歷史,遺留下大量文物古蹟。松江縣城中有:唐代陀羅尼經幢,宋代興聖教寺塔(方塔)、望仙橋,以及始建於宋,明代重建的雲間第一橋(跨塘橋),元代雲間第一樓、清真寺,明代磚雕照壁、西林塔、葆素堂、頤園、大倉橋、《急就章》碑,清代醉白池、蘭瑞堂(楠木廳)、邱家灣天主堂、遂養堂(張祥河宅)、陳化成祠等。鄉間有湯村廟、廣富林、姚家圈、平原村新石器時代文化遺址;塔匯鄉有始建於唐代的李塔;天馬山、佘山有宋代護珠塔(斜塔)、秀道者塔;泗涇的南村,曾是元末學者陶宗儀寄居地;鳳凰山有明代草書大家張弼墓;華陽橋有明代平倭墓碑;小崑山北盪灣村有夏允彝、夏完淳父子墓,廣富林有陳子龍墓等。九峰歷來為重要名勝區,古代每峰都有“八景”、“十景”的記載。在西佘山上建於清代的天主堂、天文台,如今已成為遠近聞名的重要景觀。
經濟發展
本縣經濟向以農業為主。縣境西北一帶出土的石犁、石鐮、稻粒等物,證明早在5000年前本地已有水稻種植。歷代府、縣誌載有水稻品種近40個,分粳、秈、糯三大類。民國25年(1936年),松江稻作試驗場有水稻品種215個(粳稻109個、秈稻44個、糯稻62個)。其中香粳稻、薄稻等名產享譽古今。明末水稻畝產約1.5石(112.5公斤);清代中葉約1.8石(135公斤)。民國23年糧食平均畝產137公斤,民國34年為118公斤。解放後,中共松江縣委和縣人民政府把發展農業、興修水利放在首要地位。1949年冬~1950年春,對多年失修的海塘及有關河道進行大修和治理,並逐年疏浚水害嚴重的河道,50年代新開人民河、通波塘城中段、油墩港南段和新五鄉建設河,疏浚骨幹河道30餘條(段),擋住了海潮,增強了低洼地區防洪抗災的能力。
土地改革
1950~1951年,全縣完成了土地改革,廢除了封建土地剝削制度,實現了“耕者有其田”,26萬餘無地少地的僱農、貧農、中農(主要是下中農)分配到約45萬畝土地。“土改”後,農民要求組織起來走互助合作道路,1951年在自願的基礎上組建了一批農業生產互助組,到1952年參加互助組的已占農戶總數的61.3%。早期組織互助組的先進分子中有城東陳永康,他通過多年“單穗傳”培育的水稻“老來青”,在1951年,創單產716.5公斤的紀錄。這一經驗很快得到總結推廣。1952年,全縣水稻單產從1949年的162公斤提高到257公斤。這時黨中央提出過渡時期總路線,要逐步實現社會主義工業化和對農業、手工業、私營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1953年,本縣農民在互助組的基礎上,建立起第一批初級農業生產合作社。1955年底,加入初級社的已占總農戶的85.01%。1956年春,初級社開始向高級社發展,很快出現農業合作化高潮。至1957年4月,全縣99.14%的農戶加入了高級社。1958年9月間,全縣300餘個尚未整頓鞏固的高級社,在5天時間內,組建成17個政社合一、“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在“大躍進”中,本縣高指標、瞎指揮、浮誇風和“共產風”盛行,經濟工作出現了嚴重失誤,在農業生產中盲目提出“畝產萬斤糧”等口號,嚴重挫傷了農民民眾的生產積極性。隨之出現了“三年國民經濟困難時期”。
1959年,根據中共中央鄭州會議精神,對人民公社作了調整,對無償“平調”作了退賠。1960年貫徹中央北戴河會議“大辦農業,大辦糧食”的方針,本縣農業生產在繼續治水改土的同時,積極發展機械化,改良品種,提高複種指數。1963年開始推行“麥、稻、稻”三熟制,當年糧食畝產達351公斤。1964年突破《全國農業發展綱要》的要求,達到402公斤。棉花、油菜籽也因改良品種,改進田間管理,產量比解放初期大有增加,平均畝產分別由1950年的15公斤和28公斤,提高到1964年的54公斤和67.5公斤。農業機械化從50年代中期起步,到60年代中期,有了很大進展,1965年全縣已有拖拉機111台,手扶拖拉機92台,機引農具195台,機動脫粒機2252台,排灌電機651台,農機總動力22300千瓦。解放前因地勢低洼少種低產的三麥,這時已占糧食總產的15%。
“文化大革命”動亂時期,農村雖也受到影響,但廣大幹部民眾堅持農業生產、推進農業機械化和其他增產措施,使農業產量仍有增長,但社員分配卻較低。
根據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決議精神,1980年本縣農村開始推行多種形式的農業聯產承包責任制。到1985年,全縣已有2773個生產隊實行家庭承包、聯戶承包,或採取新經濟聯合體等形式。其中,有131個戶均承包糧田45.5畝的種植大戶,2200個養殖大戶和26個新經濟聯合體。同時,逐步建立和健全了農業生產服務體系。1978年後,農田降低夏種指數,恢復以稻麥兩熟制為主的耕作制度。經過農業經濟體制改革和產業結構調整,加上鄉鎮工業的興起,更促進了農業的發展。1980年糧食畝產646公斤、棉花59公斤、油菜籽102公斤,1984年創糧食畝產849公斤、棉花畝產98公斤的紀錄,油菜籽高達144公斤。1988年三者畝產分別為704公斤、64公斤、156公斤。全年糧食總產量28.8萬噸,棉花、油菜籽也分別達到318.9萬公斤和1828.8萬公斤。全縣擁有農機總動力20.5萬千瓦,農田機耕面積達99.3%,機電排灌面積達100%。本縣為上海郊主要的商品糧生產基地之一。
其他副業
副業(包括林、牧、漁業)生產,解放初期仍為自給自足的家庭經濟,商品率很低。農業合作化後,集體副業、家庭副業同時並舉。農村養豬,解放初期平均20畝田一頭豬,1971年達到了“一畝田一頭豬”,1979年飼養總量增至903739頭。生豬上市量也大量增加,1971~1988年平均每年在30萬頭以上。80年代開挖了近萬畝魚塘,水產品產量由1980年的1832噸增長到1988年的8966噸。禽蛋上市量1980年為428萬隻和558.6萬公斤,1988年分別提高到1631萬隻和1485.4萬公斤;牛奶產量也從1980年的550噸提高到1988年的6396噸。食用菌生產始於1959年,僅種植12平方米,1983年發展到55.95萬平方米,總產232.1萬公斤;1985年下降為24.22萬平方米,總產72.2萬公斤。編織業有草繩、草包、草蓆、杞柳製品和鉤針編織物等種類。鉤針編織始於清末,解放後逐漸從花邊發展到棉、毛、尼龍手套,70年代起又增加毛衣、鞋帽、拎包、床上用品等種類,形成了一個為出口服務的加工業,全縣業餘編織隊伍達10萬餘人。副業產值,50年代僅占農業總產值的25%左右、工農業總產值的15%左右。80年代起提倡多種經營,重視規模效益,以副養農,副業迅速發展,1978年產值為3600萬元,占農業總產值的24.84%,1988年增至20889萬元,占59.18%。
本縣手工業自古比較發達。宋代緙絲馳譽全國,明代棉紡織業“衣被天下”。清代起,特別是鴉片戰爭後,洋布大量輸入,松江棉紡織業逐漸衰落。民國年間,手工棉布生產僅為鄉間農民自給,已失去商品意義。1900年前後,現代工業開始在本縣發展,最早是機器碾米業及為其服務的機器維修業。後來,又出現了一些紡織、針織、印刷、化工、機械製造等工廠。但在長期軍閥混戰、外敵入侵的環境中,發展困難。抗戰勝利後,國民黨政府忙於內戰,加以美貨傾銷,發展更為困難。解放前夕,全縣只有小型工廠144家,手工業作坊5000餘戶,工業、手工業產值1222萬元。
解放後,工人階級成為企業的主人。1956年1月,全縣工業實現全行業公私合營,個體手工業實現全行業合作化,共建立合營工廠22家,手工業合作社(小組)80個。一大批職工被提拔為企業領導,私方人員一般都得到適當安排。
1958年盲目“大躍進”,本縣所屬全民工業企業由1家發展為28家,社鎮集體工業企業增至201家,但在發展初期就存在缺乏資金、原料、技術等問題,加上管理混亂,困難重重,一年後,多數工廠停辦。1962年貫徹黨中央“調整、鞏固、充實、提高,方針,縣全民工業企業大多恢復,部分劃為市屬,許多社鎮工業企業關、停、並、轉,工業產值由上一年的10028萬元,下降為6014萬元。至1964年下降到5659萬元,接近1958年5487萬元的水平。1965年開始回升到7216萬元。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部分工廠“停產鬧革命”,全縣工業產值降至4918萬元。1970年,建立三級農機修理網,社鎮工業有所發展,全縣工業產值又上升到8595萬元,1972年起,工業產值才穩定地超過農業產值。
新的方針
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後,貫徹“對外開放,對內搞活”的方針,工業企業開始管理體制的改革,推行廠長負責制和生產崗位責任制,調動了廣大職工的積極性,工業發展加快了步伐。1988年全縣工業企業由1978年的484個增加到1399個,其中縣辦167個,鄉鎮(包括鄉鎮以下)辦1118個,其他114個。鄉鎮企業逐步發展成為本縣國民經濟的主要支柱:1978年產值為11457萬元,占全縣工業總產值的42.15%,工農業總產值的27.49%;1988年達到169121萬元,占工業總產值的73.04%,工農業總產值的63.38%。本縣多層次的工業企業,已形成紡織、服裝、食品、化工、建材、印刷、機械、電機、電子、電器等眾多系列,產品有上千個品種,1988年總產值231539萬元,占工農業總產值266836萬元的86.77%。1958年本縣劃歸上海後,縣城被規劃、闢建為市郊工業衛星城鎮之一,一批部、市屬工廠陸續遷入本縣。1985年,縣境內共有部、市屬工廠21家,職工2萬餘人,總產值4億餘元。這些工廠分屬冶金、鑄造、工具機、照相機等工業門類,通過聯營、加工協作、技術指導、設備轉讓等形式,對縣屬和鄉鎮工業的發展起了支持促進的作用。
本縣商業歷來繁盛。縣城是府治、縣治所在地,又是府境糧食、棉花以及其他商品、貢品集散轉運中心。大批官僚、地主、豪紳、富商集中於此,城鄉流通渠道暢通,形成了較大的消費市場。在社會安定時期,一直能保持興旺局面。至解放前夕,全縣有坐商4126戶、行商471戶、攤販2293戶,共59個行業。1954~1956年,基本完成了對私營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全縣有32戶私商直接過渡為國營企業;大部分實現了全行業公私合營,組建成49個合營企業;還建立了174個合作商店,以及許多合作小組。一部分小商小販、服務行業繼續從事個體經營。此後幾十年中,商業管理體制進行了多次改革。隨著工農業生產的發展,人民生產、生活需求不斷增長,商業也繼續發展繁榮,社會商品零售總額1949年為2578萬元,1978年為17590萬元,1988年達71754萬元。生活資料和生產資料的銷售比例也有很大變化,1949年為95.69%和4.31%;1988年為73.37%和26.63%。80年代外貿發展迅速,已形成一批出口商品生產基地。1988年出口產品總值46205萬元,比1978年增長7.58倍。其中工業產品占87.83%,農副產品占12.17%。工業產品中,鄉鎮工業產品又占82.89%,達到33641萬元;花邊加工費從1971年的66萬元增至2344萬元。解放以來,集市貿易歷經興衰,1949年成交額為175萬元,1978年為371萬元,1988年增至6064萬元。個體經濟幾經起落,1956年初對手工業、私營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後,全縣尚有個體工商業487戶;1958年“大躍進”時期,不少個體戶停止經營。1962年開放集市貿易,市場上又出現3000餘個體戶,經整頓清理,至1965年只剩918戶。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後,全縣發證僅20戶。80年代起,個體戶逐年增加,1980年發證118戶,1985年增至3205戶,其中城鎮678戶,農村2527戶,營業額341.45萬元。1988年個體戶數達3969戶。
財政稅收
明、清兩代,松江府歲征田賦(米)120萬石左右,超過北直隸一省,農戶負擔之重,甲於天下,而本縣前身的華亭、婁縣,賦額又占全府大半。民國時期,本縣每年田賦仍達40餘萬石,是地方財政收入的主要來源;財政支出,主要用於軍警、政府機關以及教育、衛生等方面。解放後,建立起新型的財政稅收制度。全縣財政收入,1950年為794.44萬元;1983年突破1億元;1988年達到18148萬元,其中縣級財政收入17022萬元。隨著社會主義經濟的發展,一再調整稅制稅率,改變了千百年來財政稅收主要依賴田賦收入的局面。1958年以前,農業稅占全縣財政收入的大半;1958年後約占1/2;1971年後約占10%;1985年僅占3.85%。工商稅1950年占29.92%,1980年超過1/2,1985年為75.45%。企業上交利潤1952年占0.07%,1971年曾達59.13%,1985年為20.45%。歷年財政支出,35~70%用於文教、衛生事業,7~25%用於農田水利建設。
1988年,本縣社會總產值392777萬元;國民生產總值140962萬元,人均2838元;國民收入125706萬元,人均2530元。經濟結構發生顯著變化,農業(種植業)收入由1978年占農副工三業總收入的33.03%下降為8.68%,工業由21%上升為62.51%,副業占28.81%。隨著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發展,人民物質生活有了顯著改善。1956年職工工資人均451元,農民收入人均84元,1988年職工工資人均1876元,農民收入人均1272元,勞均2079元。城鄉興建起大批住宅,1985年松江、泗涇兩鎮人均居住面積超過8平方米,農村80%以上人口住進了新建的樓房,人均居住面積達24平方米。城鄉居民口糧皆有剩餘,副食品消費水平提高。1985年,農村人均消費肉類19.39公斤,禽類3.73公斤,蛋類4.82公斤,水產5.13公斤。1985年農村人均消費棉布1.7米,化纖布5.07米。據1987年抽樣調查,城鎮居民每百戶擁有腳踏車223輛,電扇213台,縫紉機86架,電冰櫃33台,洗衣機76台,電視機109台(其中彩電33台),收錄機56台,照相機20架;農民每百戶擁有腳踏車135輛,縫紉機70架,電扇91台,洗衣機2台,電冰櫃1台,電視機55台,收錄機15台,照相機1架。
城鄉個人儲蓄存款,1978年末為885萬元,人均19.5元;1988年末增至24473萬元,人均492.64元。
道路交通
據南宋《雲間志》記載:“唐之置縣,固有城矣。”至宋代,華亭城中已有街巷數十條。元初升府,城內有一府一縣行政機構,因城垣較小,城市建築沿市河向西延展,到元末已形成“十里長街”。明代松江城曾列為全國33個都市之一。清代松江城有一府兩縣行政機構,官紳第宅眾多,商店作坊櫛比,居民稠密,形成繁榮的市面。後來上海都市崛起,松江城政治、經濟、文化地位,逐漸被上海所取代。近百年來,戰亂不斷,特別是日軍入侵,松江城幾成廢墟。至解放時,還是窄街低屋,砂石路面,市政設施落後。
1949年,縣城共有各類建築485476平方米,多為一二層磚木結構房屋。50年代,城市建設以利用改造原有建築設施為主。1957年,滬松公路接通。1959年,華東電網向松江城鄉全日供電。1962年,縣城、泗涇鎮有了自來水。1965年,建成第一批新公房。1966年,四位自動撥號電話開通。“文化大革命”期間,城市建設緩慢。1978年後,城市現代化建設加快了步伐。到1985年松江鎮已初步形成五橫(樂都路、中山二路、中山路、迎賓路、松匯路)十縱(環城東路、茸城路、方塔路、北內路、普照路、谷陽路、人民路、西林路、永豐路、玉樹路)道路格局,主要道路全部鋪設瀝青或水泥路面。1985年底,全鎮共有各類建築265.87萬平方米,是1949年的5.47倍。其中,70年代末至1985年共增建172.49萬平方米。公房住宅已達60.65萬平方米。縣城內電話容量2800門,另外18個單位交換機容量2350門;農村電話容量3500門。境內鐵路除滬杭線外,新增了新閔、金山支線;公路總長210公里,除通向市區、鄰縣、鄰省外,各鄉都通行公共汽車。松江鎮內還設公交線路一條。大泖港、黃浦江上建有全市最大的斜拉橋和公路鐵路雙層橋。鋼筋水泥橋遍布城鄉。1986年建成電視發射塔並開始播送節目。全鎮設有各類醫院10所,影劇院5座,縣屬文化館、圖書館、博物館、檔案館、科技館、體育場、游泳池各1座,公園2處。
70年代初,農村新建瓦房漸多。70年代末,開始改建樓房。1978~1985年,農村新建住房573萬平方米,其中有樓房30808幢。解放後,逐步改善農村飲水衛生。1950~1985年,農村共挖井8萬餘口。1964年新橋鎮自來水廠建成。1977~1985年,又建成農村自來水廠23座。全縣28%左右的人口已飲用自來水。
文化教育
本縣文化教育素稱昌盛。早在西晉,“二陸”(陸機、陸雲)即名重文壇,以其故居在崑岡,人以“玉出崑岡”譽之。宋代始建縣學;元代升府後,松江城內府、縣學並立,又有書院、塾學多處。科舉及第者較多。自宋至清,華亭及後設的婁縣,共有521人中進士,內有狀元5人。“布衣”及流寓人員中,也有不少傑出之士。元末,黃岩陶宗儀、山陰楊維楨、錢塘錢惟善等名士,均先後來松定居,他們與當地文人陸居仁、袁凱等,交往甚密。陶宗儀築草堂於泗涇之南村,編著有《南村輟耕錄》、《說郛》等多種。明代,文化興盛,人才輩出。如:書法家沈度、張弼,學者顧清,政治家徐階,“雲間畫派”的骨幹人物莫是龍、顧正誼、孫克弘、董其昌、趙左、陳繼儒等。明末清軍南下,松江文人陳子龍、夏允彝、徐孚遠、李待問、夏完淳等奮起抵抗。入清,文風不衰,名家接踵,如:書畫家張照、陳枚、改琦、張祥河,歷史學者王鴻緒,文學家姚椿、韓邦慶等,皆享譽當世。清末廢科舉、興學校,松江因靠近上海,得風氣之先,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即建立了第一所新式學堂——私立中西學堂。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史量才、馬相伯、吳雪齋在泗涇創立私立養正國小。光緒三十年設立松江府中學堂。辛亥革命前幾年,原有書院、義塾、私塾紛紛改辦學堂。民國時期,公立私立學校並舉,女校、師範也隨之誕生。日偽時期,教育事業遭到嚴重破壞。到解放時止,本縣共有中學8所(內私立6,女中1),中等職業學校3所(師範1),國小244所。
解放後,私立學校逐步改為公辦或併入公辦學校,女子學校改為男女合校。至1985年,全縣共有幼稚園(點)386個,國小261所,中學49所(完全中學10),職業學校14所(師範1,師範班1),中學職業班28個,電視大學分校1所。1980年基本完成了掃盲任務。1983年普及了國小教育。1988年國中普及率達87.01%。
辛亥革命前,本縣醫療衛生保健全賴中醫中藥。民國4年(1915年)設立時疫醫院,民國10年出現第一所西醫醫院。以後近30年間,先後建立西醫院10所(內公立醫院2),至解放前夕,尚存4所(公立醫院2)。解放後,陸續建立起縣、社(鄉)、大隊(村)醫療衛生機構和人民醫療保健制度。從50年代起,大力防治地方病和傳染病,1984年消滅了血吸蟲病。到1988年,全縣有縣級醫院7所,鄉鎮衛生院20所,縣醫療救護站1處,共有病床1495張,醫務人員1764人。
本縣近代體育起步較早,自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建立“松江勸學會附設體操講習所”(我國最早的一所體育學校)後,學校中均設體操課。民國8年(1919年),松江縣公共體育場建成。同年5月7日舉行的松江縣高等國小聯合運動會,是本縣首次運動會。30年代,體育運動以學校體育及城市體育活動為主。解放後,隨著體育運動的普及,曾湧現出一批優秀運動員,50年代,在省級以上比賽中,獲冠軍7次,得第一名4次,破省及全國紀錄7次。體育設施得到擴建和更新,縣城現有設備齊全的公共體育場,還有燈光球場,籃、排、網球場,桌球房,還新建了游泳池等。學校、工廠、農村都新建或擴建了一些體育場所。體育運動在農村中也正在廣泛開展。
解放戰爭
松江人民有著光榮的革命傳統和愛國主義精神。唐末農民起義軍黃巢攻下潼關的那年(880年),王騰據華亭反唐。元
末農民大起義,松江人民積極支持“紅巾軍”占領松江。明萬曆年間,董其昌次子董祖常橫行鄉里,民眾憤起燒掉了董家住宅。明末,松江進步知識分子陳子龍、夏允彝、徐孚遠等,組建愛國文學團體“幾社”,當清軍南下、明朝復亡時,“幾社”中人參加了抗清鬥爭。府城陷落後,李待問等義軍數千人壯烈犧牲,夏允彝、夏完淳父子,陳子龍等也先後犧牲,徐孚遠突圍至福建,繼續鬥爭,至死不降。辛亥革命爆發後,松江積極回響,組織學生軍,支持革命政府;“二次革命”(討伐袁世凱)時,松江學生軍敢死隊參加進攻上海江南製造局的戰鬥,犧牲多人。“五四”運動中,松江湧現出侯紹裘等一批革命青年。民國12年(1923年)秋,侯紹裘成為松江第一名共產黨員。民國15年,松江建立了共產黨地下組織,在大革命時期,積極參與反帝反封建鬥爭。民國16年3月,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裝起義勝利,侯紹裘被推選為上海臨時政府委員。“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前夕,侯紹裘在南京被害。同年中共黨員袁世釗、吳子喜、陸龍飛、顧桂龍等在新浜、楓涇一帶開展農民運動,並於民國17年在陳雲領導下策動了楓涇暴動,失敗後吳子喜、陸龍飛被捕犧牲,其他同志轉入地下,繼續堅持鬥爭。民國19年後,顧桂龍、袁世釗等先後被捕犧牲,民國22年松江中共地下組織遭敵人嚴重破壞,黨組織中止活動。民國26年11月9日松江淪陷。民國28年後,中共在和尚涇、葉榭、莘七、天昆地區重建地下組織,領導當地人民,配合新四軍進行抗日鬥爭。有很多青年參加了新四軍、八路軍等抗日部隊,不少人為國捐軀。民國34年夏,新四軍在泗涇、七寶、莘莊一帶建立游擊根據地,並成立了泗寶區公所,這是中共在本縣建立的第一個人民政權。同年7月,浦南爆發了反抗“軍米”等鬥爭,中共地下組織積極參與領導,憤怒的民眾一舉懲辦了偽鎮長、保長等數十人。解放戰爭中,中共地下黨員始終在本地堅持鬥爭。解放前夕,中共松江地下組織6個支部的128名黨員,和浦東人民解放總隊松江大隊100餘人武裝隊伍,與全縣人民一起,配合解放軍,勝利地迎來了1949年的解放。
解放以來,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松江人民繼續發揚光榮的革命傳統,作出了新的貢獻。抗美援朝時,松江捐獻飛機3架,900餘名松江子弟,參加了中國人民志願軍,79人犧牲在朝鮮戰場上。1955~1985年,有1.9萬餘人應徵入伍,在保衛祖國、保衛社會主義建設的鬥爭中,有44人獻出了寶貴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