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生平
家世出身
于成龍遠祖於伯達、於建中、於仕賢在1341年(元至正元年),遷至石州(今呂梁市離石區)白霜里村,在這裡度過了150多年的漫長歲月。於仕賢生於淵,於淵生於坦等四子。於坦,明景泰庚午科舉人,甲戌科進士,累官至巡撫。1506年(明正德元年),其宗族一脈於素家族,遷居到石州北鄉距城30公里的來堡村。於素生於恩等四子,於恩生於采等四子,於采生於時煌等四子。
1616年(明萬曆四十四年),於時煌原配田氏生次子于成龍。不久,田氏病逝,父親繼配李氏。于成龍和繼母關係很融洽,家庭和睦。
科舉失意
1639年(明崇禎十二年),于成龍參加鄉試,省城太原考場考官公然行賄受賄,徇私舞弊。于成龍在考卷上痛陳時弊,直抒胸臆。結果正榜無名,勉強考取了個副榜貢生。副榜貢生相當於備取生,不算中舉,但可以直接參加會試。會試之後,于成龍以父親年老為藉口,辭去做官的機會,回到來堡村。1647年(清順治四年)至1651年(清順治八年),于成龍到太原崇善寺開辦的學校學習了4年,但1651年(清順治八年)的鄉試中,于成龍又落榜了,這年他已經35歲了。
1654年(清順治十一年),于成龍兄長於化龍病故,三子於廷元出生,全家生活的擔子落在他的肩上。父親於時煌年老多病,要人侍候湯藥;繼母李氏雖健,也已暮年。長子、次子上學,全家開支很大,家資因此受窘。于成龍為了養家餬口,供子上學,整日忙於家務,再無工夫參加科舉考試了。
1658年(清順治十五年),父親病故。
1661年(清順治十八年),于成龍入國子監學習,結業後準備出仕。
初入仕途
1661年(順治十八年),已44歲的于成龍,不顧親朋的阻攔,拋妻別子,懷著“心此行絕不以溫飽為志,誓勿昧天理良”的抱負,接受清廷委任,到遙遠的邊荒之地廣西羅城為縣令。羅城新隸於清統治下不到兩年,由於局勢未穩,兩任知縣一死一逃。于成龍到羅城時,這裡遍地荒草,城內只有居民六家,茅屋數間,縣衙也只是三間破茅房。他只得寄居於關帝廟中。在困境中,同來的五名僕從不久或死或逃,而他以堅強的意志,扶病理事,邁開仕宦生涯的第一步。于成龍在羅成採取“治亂世,用重典”的方法,在羅城為官三年之間,就使羅城擺脫混亂,得到治理,出現了百姓安居樂業的新氣象。
于成龍的突出治行受到兩廣布政使金光祖的重視,羅城被評為全省治理的榜樣。
主政合州
1667年(清康熙六年),于成龍被兩廣總督金光祖舉薦為廣西省唯一“卓異”,並升任四川合州(今重慶合川區)知州。在合州不到二年,合州人口驟增,田地開闢。由於招民墾荒政績顯著,1669年(清康熙八年),于成龍被擢升為湖廣黃州府同知。
黃州知府
1669年(清康熙八年),于成龍被擢升為湖廣黃州府同知。在黃州任同知四年,又任知府四年。由於在黃州府同知任上的突出政績,于成龍又深為湖廣巡撫張朝珍器重,再次被舉“卓異”。武昌平亂
1673年(清康熙十二年)于成龍再次舉“卓異”後,被調主持武昌府政務,並將擢武昌知府。恰在這時,“三藩之亂”爆發了。在吳三桂凌厲的攻勢下,貴州、湖南望風披靡。同時吳三桂派許多湖北籍部將,特封官“札書”回籍策反,製造暴亂。1674年(清康熙十三年)五月,麻城縣發現“偽札”,知縣即以“通賊”罪名大肆濫捕,搞得人人自危。接受了“副將偽禮”的該縣曹家河人劉君孚父子乘機聯絡東山一帶山寨發動暴亂。由於于成龍在當地很有影響,被請出來收拾局面。他以“招撫”為方針,查清事件原委後,發出安民告示,使絕大多數協從百姓歸家,事態很快趨於緩和。隨後,他又冒生命危險隻身進入首先發難的劉君孚山寨中說服劉及300槍手(獵戶)。10天之內,一場動亂順利平息。八月,于成龍調任黃州知府,第二次暴亂又接踵而至。其時,潛入的奸細乘黃州府空虛,聯絡當地豪紳紛紛起事,“高山大潮,烽火相望”,聲勢與範圍大大超過前次。面對險惡的形勢,于成龍清醒地認識到黃州府的重要性,他力排眾議,制訂了決不放棄黃州、組織鄉勇相機主動進剿的策略。調集各鄉鄉勇數千人在東山黃土坳一帶,與數量上占優勢的暴亂分子展開激戰。在他的指揮下,尤其是他身先士卒,危急關頭置生死於度外,使戰鬥獲得全勝。當場擒獲暴亂首領何士榮。後又乘勝平定了其餘叛亂。二十餘天內又取得平亂的勝利,受到湖廣總督蔡毓榮的高度褒獎。仕途平坦
1678年(清康熙十八年),于成龍升湖廣下江陸道道員,駐地湖北新州(今新洲縣),在湖北期間,儘管地位和環境都有很大改善,但他仍保持了異於常人的艱苦生活作風。1678年(清康熙十七年),于成龍升福建按察使。未逾兩年,又出任為總制兩江總督。溘然長逝
1684年(清康熙二十三年)農曆四月十八日,于成龍終於走到了人生的最後關頭,終年六十八歲。于成龍去世時木箱中只有一套官服,別無餘物,市民痛哭,塑建雕像祭祀,諡號清瑞。
于成龍逝世後,南京男女老幼,商販僧侶皆痛哭流涕,可見中下層人民對他的死是十分悲痛的。康熙帝破例親為撰寫碑文,這是對他廉潔刻苦一生的表彰。
人物成就
為政舉措
于成龍在羅城首先在全城鄉建立保甲,嚴懲緝獲案犯,大張聲勢地“嚴禁盜賊”。境內初安後,他又約會鄉民練兵,甘冒“未奉鄰而專征,功成也互不赦之條”的後果,抱著為民而死甚於瘴癘而死的決心,準備討伐經常擾害的“柳城西鄉賊”。在強大的聲勢下,西鄉“渠魁府首乞恩講和,搶擄男女中只盡行退還”。接著又在全縣搞聯防,從此,“鄰盜”再不敢犯境。在消除內憂外患的同時,于成龍十分注意招募流民以恢復生產,他常常深入田間訪問農事,獎勤勸惰。農閒時帶領百姓修民宅、建學校、築城牆。對遷入新居的農家,還親為題寫楹聯,以示鼓勵。在深得民心之後,他又以剛柔並用的鬥爭策略,解決了“數大姓負勢不下”的問題,使這些一向桀驁不馴的地方豪強“皆奉法唯謹”。
于成龍上任合州時,土地極度荒蕪。而流民不附的原因,在於原主認業。為此,他嚴格規定了“凡一占即為己業,後亦不得爭論”的原則。同時要求各縣注意為新附百姓解決定居與墾荒中的具體困難,並親自為他們區劃田舍、登記註冊,借貸牛種,申明三年後起科。這樣,“新集者既知田業可恃為己有而無復徵發倉卒之憂,遠近悅赴,旬日之間戶以千計。”獎勵墾荒是清初基本國策,但于成龍實行“禁止原主認業”先於清廷明確規定的15年前,加之他對具體問題的妥善解決,不到二年,合州人口驟增,田地開闢。
治道省訟
“盜”成為清初一大社會問題。在黃州府岐亭鎮一帶,盜賊甚至白晝劫路傷命,嚴重影響了地方安定和居民正常生活。于成龍上任之初,即以郡丞身份坐鎮岐亭治盜。為了摸清盜情和每一件重大盜案,他總是親自訪察。他多以“微行”的方式,扮作田夫,旅客或乞丐,到村落、田野調查疑情,從而對當地盜情了如指掌。他還特意在衣內置一布袋,專放盜賊名單,“自劇賊,偷兒蹤跡無不畢具,探袋中勾捕無不得。”
對待案犯他主張慎刑,以教為主,採取“寬嚴並治”和“以盜治盜”的方法,取得突出效果。于成龍在詞訟、斷獄方面也以包公式人物著稱。他鐵面無私,頭腦敏銳而細心,善於從一些常人忽視的細節上發現問題的癥結。曾排解過許多地方上發生的重大疑案、懸案,使錯案得到平反,從而被百姓呼為“於青天”,民間還流傳著“鬼有冤枉也來伸”的歌謠。于成龍在破案、察盜方面的許多事跡,在清人野史、筆記和民間文藝中均得到反映,甚至神化。如清代文學家蒲松齡在《聊齋》的《於中丞》一節中,就敘述了有關他的兩個故事。他的刑法思想在清朝一代很有影響。
重審案件
于成龍在福建上任伊始,就做了一件為民稱頌的好事。當時一清廷為對付台灣鄭氏的抗清勢力,實行了“海禁”政策。當地統治者不顧連年兵禍,民不聊生,動輒以“通海”罪名興起大獄,使許多沿海漁民罹難。于成龍在審閱案卷時,發現每案被擬極刑的就達數十人或上百人之多,甚至殃及婦女孺子。於是他堅決主張重審,對怕得罪清室而勸阻他的人說:“皇天在上,人命至重,吾誓不能鹹阿從事!”在他的力爭和主持下,先後使千餘名百姓免遭屠戮而獲釋,貧困不能歸者還發給路費。
整頓吏治
1679年(清康熙十八年)夏,于成龍在按察使任上第三次舉“卓異”後升任省布政使。福建巡撫吳光祚還專疏向朝廷舉薦,稱于成龍為“閩省廉能第一”,從此,于成龍得到清廷的賞識和破格招用。康熙十九年春,康熙帝“特簡”于成龍為畿輔直隸巡撫,翌年春,又召見於成龍於紫禁城,當面褒讚他為“今時清官第一”,並“制詩一章”表賜白銀、御馬以“嘉其廉能”。未逾兩年,又出任為總制兩江總督。身為“治官之官”,于成龍始終把整頓吏治放在工作的首位。他指出:“國家之安危由於人心之得失,而人心之得失在於用人行政,識其順逆之情”。“以一夫不獲曰予之喜,以一吏不法曰予之咎,為保郅致政之本。”在黃州時,他衣內的布袋便利了治盜。升巡撫後僕人請去掉,他笑道:“此袋昔貯盜,今以貯奸貪不省之官吏,未可去也!”他新任直隸,即發出清查庸劣官員的檄文,責令各屬將“不肖貪酷官員”,“昏庸衰志等輩”“速行揭報,以憑正章參處”。針對各屬賄賂公行,請客送禮之風,他從利用中秋節向他行賄的官員開刀,懲一儆百。他赴任江南,入境即“微行”訪於民間,面對“州縣各官病民積弊皆然而江南尤甚”的狀況,不禁嘆曰:“噫!吏治敗壞如倒狂瀾,何止時乎?”很快頒布了《興利除弊約》,其中開列了災耗、私派、賄賂、衙蠹,旗人放債等15款積弊,責令所“自今伊始”,將所開“積弊盡行痛革”。與此同時,他根據自己的體會,又制訂了以“勤撫恤、慎刑法,絕賄賂,杜私派,嚴徵收,崇節儉”為內容的《新民官自省六戒》作為地方官的行為準則。方法上,他舉優劾貪,寬嚴並濟,時人說凡他所到之處,“官吏望風改操”。康熙帝也稱其“寬嚴並濟,人所難學”。
對廉潔有為的人材,于成龍反對論資排輩,他對清廷死板的任官“考成”制提出異議,認為不利於吏治建設,造成“問其官則席不暇暖,問其職則整頓無心,勢彼然也,”常常使“遠大之辭,困於百里,深為可惜!”為此,他屢上疏推薦人材。如直隸通州知府于成龍(史稱小于成龍)、江蘇布政使丁思孔等都是較有作為的清廉官吏,由於他的舉薦而受到康熙帝的重用。
科考教育
于成龍對科考和教育也十分關心。在文化發達的江南地區,官僚、勢豪賄通學政,科考中舞弊之風盛行,貧苦士子雖皓首窮經卻往往落榜。針對這種狀況,于成龍規定:一旦發現弊行,“立刻正章入告,官則摘印,子衿黜革候者按律擬罪。其蠹胥、奸棍即刻斃之杖下”。對教育的重視還表現於他在各地興辦學校上。即使是像羅城那樣條件困難的地區,他也很快辦起學堂,並鼓勵徭、壯子弟入學。他多以倡導地方紳仕捐資的方式興辦“義學”。生活簡樸
于成龍的官階雖越升越高,但生活卻更加艱苦了。為扼止統治階級的奢侈腐化,他帶頭實踐“為民上者,務須躬先儉僕”。去直隸,他“屑糠雜米為粥,與同仆共吃”,在江南是“日食粗糲一盂,粥糜一匙,侑以青菜,終年不知肉味。”江南民因而親切地稱他作“於青菜”。總督衙門的官吏在嚴格的約束下,“無從得蔬茗,則日采衙後槐葉啖之,樹為之禿。”他天南地北,宦海20餘年,隻身天涯,不帶家眷,只一個結髮妻闊別20年後才得一見。他的清操苦節享譽當時。
藝術文化
于成龍擅長書法,詩詞亦工。他的著述、奏稿等先後由其門人和孫於準輯成《于山奏牘》7卷附錄1卷和《於清端公政書》8卷行世。此外,于成龍任職直隸和兩江期間,曾組織編寫了他《畿輔通志》46卷、《江南通志》54卷,對整理和保存當地政治、經濟、文化資料做出了貢獻。
典籍記載
中國文學家大辭典
錢仲聯主編的《中國文學家大辭典》中有于成龍條。據記,其事跡在熊賜履、陳廷敬、戴震和宋犖的文集中都有記載。而且他是《江南通志》的主編,有文集,不只是官吏。
中國明清的官
周劭《中國明清的官》一書中記載,于成龍只是明末的一個貢生,並非清朝的進士,這樣的人能成為封疆大吏,可以說絕無僅有。清朝中葉以前,非有進士出身,絕無當大官的可能。考了進士,先在翰林院從編修做起,在朝中升遷然後外放,才能成為大官。一旦弄不好,進士外放當了知縣,想升到知州都難如登天。袁枚、鄭燮、趙翼等都是進士,因為沒進翰林院就當了地方官,自知沒出息,結果都辭職不幹了。于成龍由知縣、知州、知府直到總督,全憑了清廉二字。
四庫全書
于成龍死後賜號“清端”,有《於清端政書》,又名《政書》。本書為《四庫全書》收錄,這不是容易的。查《四庫全書簡明目錄》,其提要這樣評價:“國朝于成龍撰,前七卷皆歷官案牘奏疏,末一卷為詩文。詩文皆不擅長,可雲疣贅,余皆有用之言也。”提要經紀昀之手,寫得公允恰當。紀昀在衡文上也是一位廉吏,一句虛話也不肯說。
人物評價
康熙:清官第一,天下第一廉吏。于成龍是個大器晚成的人。于成龍在1639年(明崇禎十二年)曾經參加過鄉試並中副榜貢生,但因為父親年邁需要照顧而沒有出去做官。直到45歲才以明經謁選清廷吏部,被授以廣西柳州羅城縣知縣。此後,他歷任知縣、知州、知府、道員等地方官,一直做到藩臬二司(按察使、布政使)、督撫大員,所到之處,皆有政聲。尤其是始終清廉自守,多行善政,深得士民愛戴。
後世紀念
故居及墓地
2014年9月16日至19日,中共山西省委書記王儒林來到呂梁市五個縣區,在呂梁來堡村,是清代“天下廉吏第一”于成龍的故鄉。王儒林了解于成龍生平事跡,登門看望于氏後人。當得知于成龍墓冢曾兩次被嚴重破壞、目前一片荒蕪時,他深感痛心。王儒林要求,修復于成龍墓地和故居。他說,我們不能讓“天下廉吏第一”的墓地總是處於被嚴重破壞和一片荒蕪的狀態中,這件事我們不做,我們將愧對“天下廉吏第一”故里的榮稱,將愧對吏者之師於公的在天之靈。廉政文化園
山西省呂梁市方山縣,以于成龍耕讀45年的故居為基礎,著力打造集廉政教育、旅遊和休閒於一體的“于成龍廉政文化園”,發展“廉吏旅遊”。
廉政文化園規劃占地580畝,建築面積2萬平方米,包括中華廉吏文化廣場、中華歷代廉政詩文碑林、中華廉政文化博物館、于成龍故居、于氏家族墓地和農業生態體驗區。2013年已基本完成布局。
為傳播和弘揚中華廉政文化,方山縣專門成立了于氏文物調查徵集小組,循著于氏的生活足跡進行了一系列調征工作,初步在縣境內發現於氏文物82件,徵集到于氏存在方山的民俗文物資料3000餘件。同時,著手于成龍項目的開發建設,將其編入《方山縣旅遊發展總體規劃(2005年-2020年)》,並把于成龍故居、陵園等列為重點文物保護對象,規劃建設占地580餘畝、建築面積2萬餘平方米,預計總投資1.6億元的中國·方山于成龍廉政文化園。
家族成員
父親:於時煌
母親:田氏,繼母李氏
妻子:刑氏
兒子:於廷翼,於廷勱,於廷元。
藝術形象
蒲松齡的短篇小說集《聊齋志異》卷九第二篇名為“於中丞”,記述了兩件于成龍破案的故事;《清官于成龍》,中國知名評書表演藝術家單田芳的評書作品,共100集;
《一代廉吏于成龍》,由中國共產黨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電教中心和太原電視台共同拍攝的19集電視劇,2000年11月24日起在中央電視台一套20:06黃金時段播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