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歷史[詞語]](/img/b/e77/nBnauM3X2gzMxcDOyQzM0IzM2MTM3QzM1gTMwADMwAjMxAzL0MzL3UzLt92YucmbvRWdo5Cd0FmLxE2LvoDc0RHa.jpg "口述歷史[詞語]")
定義
新中國口述史的啟蒙者-唐德剛從廣義上講，口述歷史是一種記錄歷史的方法。人類對歷史的記錄，在語言出現以前，只能是物傳，從遺物看歷史。語言發明以後，增加了言傳，從口耳相傳中獲得歷史知識。文字發明以後，增加了文傳，以文字記錄歷史。錄音、錄影設備發明以後，記載歷史的工具又增加了音傳、像傳。也就是說，從物傳—言傳—文傳—音傳—像傳，人類記載歷史的手段不斷演進。
現代意義上的口述歷史，是在錄音設備發明以後，運用音傳、進而運用像傳手段記述歷史的方法。因此，從工具運用角度而言，口述歷史的出現，由記文到錄音、錄像，是歷史學領域的一大飛躍。從歷史記錄的廣度而言，口述歷史提供了相當廣闊的空間。人類活動無比繁富，即使再詳細的文獻、檔案，也只能記錄下極為微小的一部分。人們生活中所見、所歷、所聞、所傳聞的種種活動、認知，不一定都能載入史冊。以往的檔案、文獻，比較偏重於記錄統治階層的活動，偏重於社會多為枯燥的統計數據，缺精英的活動，偏重於政治方面的活動，對普通民眾的生活，對經濟活動、社會生活、婦女生活記錄較少。即使有，也少有血有肉的個案記錄。在普通民眾史、社會生活史、婦女史、少數民族史、城市史、社區史、災難史等日益受到重視的今天，口述歷史可
口述歷史以馳騁的空間很大，它可以給那些原來在歷史上沒有聲音的普通人留下記錄，可以給那些在傳統史學中沒有位置的事件開拓空間。從某種意義上可以說，傳統史學主要是統治階級、精英人物的領地，口述歷史則向民眾敞開了大門，有一種史學向下的趨勢。隨著科學技術的進一步發展，有人預測，口述史學將成為未來治史的主要方法。
口述史學在英文中叫OralHistory，或者稱HistorybyWordofmouth。這個術語最初是由美國人喬·古爾德於1942年提出來的，之後被美國現代口述史學的奠基人、哥倫比亞大學的阿蘭·內文斯教授加以運用並推廣。
所謂口述歷史，簡單地說，就是通過傳統的筆錄、錄音、錄影等現代技術手段，記錄歷史事件當事人或者目擊者的回憶而保存的口述憑證。口述史並不是象有的人所理解的那樣，就是一人說，一人記。而是一種將記錄、發掘和認識歷史相結合的史學形式。即通過調查訪問，用錄音設備收集當事人或知情者的口頭資料，然後與文字檔案核實，整理成文字稿。
口述歷史是一種蒐集歷史的途徑，該類歷史資料源自人的記憶，由歷史學家、學者、記者、學生等，訪問曾經親身活於歷史現場的見證人，讓學者文字筆錄、有聲錄音、影像錄影等。之後，作為日後學術分析，在這些原始記錄中，抽取有關的史料，再與其他歷史文獻比對，讓歷史更加全面補充、更加接近具體的歷史事件真實。
和口述史料的區別
凡根據個人親聞親歷而口傳或筆記的材料，均可稱為口述史料；它可以呈現為口傳史料、回憶錄、調查記、訪談錄等形式，但不能稱為口述歷史。口述歷史概念的內涵是：蒐集和運用口述史料，再現歷史發展過程的某一階段或某一方面。口述史料限於提供種種研究歷史的素材，口述歷史則著重於以自己獨有的方式闡釋歷史。因此，口述歷史是研究者基於對受訪者的訪談口述史料，並結合文獻資料，經過一定稽核的史實記錄，對其生平或某一相關事件進行研究，是對口述史料的加工、整理和提升，而不是訪談史料的復原。
和口述作品的區別
口述史作品主要有三類：社會學家用田野調查方法整理的成果、文學工作者用新聞採訪的方法採制創作的口述作品、歷史工作者用口述訪談方法整理的口述史著作。前兩者更多地是把“口述”視為一種手段，關注敘述背後的文化意義；後者則是以記錄歷史或研究歷史為出發點，除依據口述者的講述外，還要查證大量文獻檔案加以互證，整理出文字記載的口述文本。這是口述歷史與新聞記者及社會學人類學訪談的差異所在。
特點
優點
《張學良口述歷史》1、口述作品涉及的人和事，多數是過去人們了解較少的，帶有一定的“揭秘”性質，當事人生動的口述敘述，既滿足了人們的探秘心理，也有助於人們了解歷史的真相；
2、非常注重對歷史細節的回顧與描述，歷史的豐富性和鮮活性得到了彰顯，從而將枯燥的歷史還原成有血有肉的歷史；
3、口述史作品語言生動活潑，圖文並茂，符合一般民眾的閱讀興趣，具有很強的可讀性。
缺點
1、口述史源於記憶、主觀性較強、不夠穩定；
2、口述史很難做到純粹的中立和不介入，口述者的記憶有時會不可靠、或有意誇張。因此越是具體的情節越要注意，除非受到了重大刺激，不然不可能記得那么清晰；
3、口述史幾乎是不可能做到一切都符合“客觀事實”。即使口述者無意作偽造假，而是抱著實話實說的真誠，但因為其當時的見聞條件、歷時記憶在一定程度上的必然失真、以及不可能不加進的主觀因素等，對歷史事件的憶述也不可能完全符合已逝的客觀真實。
發展歷史
自從世上第一套錄音設備出現，由蠟盤滾筒逐步發展到磁碟、有線錄音機、卡式錄音帶和卡式錄影帶，現代意義的口述歷史工作就真正誕生了。最早的回憶記錄可以追溯至十九世紀——“哥倫比亞口述歷史研究處”(ColumbiaOralaResearchOffice）的一份抄本，就包括了有關1863年紐約市徵兵流血暴動的第一手回憶。1948年，哥倫比亞大學“哥倫比亞口述歷史研究處”的建立，標誌著現代口述史學的產生。從1960年至1966年．全美相繼建立了90個研究口述歷史的專門機構。
口述歷史1967年．美國成立了全國性的口述歷史機構——口述歷史協會(OHA）。為口述歷史學術上的交流和推進提供了平台。1980年，該協會制訂了口述歷史的學術規範和評價標準，口述歷史有了一套被學術界普遍認同的規則。此後，口述歷史在加拿大、英國、法國、新加坡、日本等許多國家得到了迅速的發展，湧現了一大批口述史學家和專業研究團體。隨之而來的是，內容龐雜的口述歷史雜誌和口述歷史專著如雨後春筍，大量出版。中國的香港、台灣在口述歷史方面也都有所進展。
中國的史學界早在50年代便以採用社會調查和口述歷史方法莧集資料，大力推動“新四史”——家史、廠史、社史、村史。從中央到地方各級政協都有文史資料刊物，以及相關管理部門。但由於多是政府行為，而且內容、範圍、對象比較單一。所收集的資料十分有限，在方法上也比較簡陋，以筆錄或個人白寫為主．少數有錄音帶的，品質與保存也都不盡理想。近幾年。現代口述歷史日益引起人們的重視。參與者不但有史學工作者．也有社會學、人類學、民俗學等方面的學者。一些高校和專業研究部門先後成立了口述歷史的專門研究機構，相關著作陸續出版。中國社科院在2003年推出了《口述歷史》叢刊。
2004年下半年，中華口述歷史研究會的成立，標誌著中國的口述歷史研究有了一個初步的交流和推進平台。口述歷史的套用更為普遍，許多學科領域及民間歷史研究團體紛紛運用口述歷史方法豐富自身歷史的維度．研究學者開始重視田野調查，注重原始資料的收集和分析．對口述歷史這類第一手資料有迫切的需求。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錄音、錄像器材的價格大幅降低，計算機技術和錄音筆、數碼科技的高速發展也為口述歷史的廣泛開展提供了可能。口述歷史工作迎來了開展的重要契機，開始蓬勃發展起來。
口述歷史的一個重要作用是提供資料。對於歷史學家來說，口述歷史可以彌補史料的不足，對於人類學家和民俗學家來說，很多時候口述歷史是知識的唯一來源，比如一些民間藝術家，他們的記憶可以提供與該藝術相關的社會文化背景信息及民俗知識。當被問及如何看待名人口述傳記和小人物的口述史時，郭沂紋說：“（兩種）都是有必要的，因為那些名人也都是老人，已經不太能自己寫了，口述史有搶救資料的性質。”
儘管搶救資料是很多收集口述歷史的人的一個共同心聲，搶救資料的目的還是為了發現更多的歷史真相。而選擇口述歷史採集對象在某些層面上反映了一個學者的立場。一位美國民俗學家就曾經發問，在美國為什麼有那么多關於二戰猶太人經歷的博物館和相關研究，而有關印第安人和非洲裔人經歷的博物館寥寥無幾。我們的學者也都清楚只有那些被收集來了的口述歷史，才有可能被人們讀到。
口述歷史口述歷史在美國的歷史學界、民俗學界都占有重要地位，國會圖書館下的美國民俗中心有大型口述歷史的資料庫。在中國就目前而言還主要是歷史學家在關注口述歷史的理論和實踐的發展。北京師範大學的民俗學教授楊利慧指出，儘管在中國的民俗學界，口述歷史並非一個主流方法，隨著90年代以來與美國民俗界的交流，這一方法被越來越多的學者所熟悉並使用，比如在研究民間藝術個體傳承人的時候更多地使用口述歷史研究，譬如一個民間故事傳承的情況。人類學家胡紅寶則強調了口述歷史採訪對象與現在流行的訪談錄採訪對象的不同，他認為口述歷史在中國還處在一個不成熟的階段，需要更多的對於理論和方法的討論。與他們從事口述歷史實踐活動的同事不同，歷史學家左玉河則正在進行著口述歷史的理論研究工作，旨在從理論研究上推動口述歷史在中國的發展。
2008年9月，上海文廣新聞傳媒集團節目資料中心暨上海音像資料館正式啟動了“紀念上海人民廣播60周年：老廣播人口述歷史”項目，旨在建立起一份全面、真實、生動的有關上海人民廣播事業發展的歷史檔案。該項目得到了集團領導的重視和支持，同時得到了上海文化發展基金會的肯定和扶持。同樣作為獻禮上海人民廣播60周年的重大項目之一，“SMG廣播媒體資產管理系統”於2008年5月正式立項，由上海文廣新聞傳媒集團節目資料中心和技術運營中心共同開發建設。以上兩大項目均被上海文廣新聞傳媒集團列為紀念上海人民廣播60周年系列活動的重要組成部分，經過一年多的積極努力，取得了可喜而寶貴的成果。
“老廣播人口述歷史”項目通過採訪拍攝上海廣播領域的一批老前輩，回溯和記錄了上海人民廣播事業不平凡的發展歷史。共完成了對42位上海老廣播人(夏之平、錢乃立、施燕聲、施歲華、黃其、張芝，哈麗蓮、陳醇、楊啟民、范惠鳳、鄧平生、郭冰、何占春、吳仲華、葛錦帆、周濟、郭在精、賴素娟、賀稚圭、劉繼漢、高宇、楊愛珍、李學成、章焜華、張弛、徐煒、龔敏芝、陳紹楚、許克正、周維城、趙志芳、陸進雲、陸玉珍、孫桂芬、蔣澤漢、第一批廣播合唱團和第一批劇團成員)的採訪拍攝工作。他們中有早期的電台領導和第一代播音員、編輯、記者，錄音師等，基本涵蓋了當時所有的專業工種，比較全面地反映了前輩們當年的創業歷史、廣播事業的成長軌跡和改革發展的精彩片段。該項目得到老廣播人的充分肯定和支持配合，並形成了積極的社會影響。項目共形成錄像帶39盤、DVD視頻光碟35盤、音頻光碟34盤、圖片資料32盤，採訪拍攝總時長超過65個小時。
“SMG廣播媒資管理系統”項目旨在建立一個面向傳媒集團所有廣播頻率、實現音頻資料高效管理和全面共享的數位化業務平台，促進集團廣播內容資源的開發與增值。系統將實現廣播內容資源的多渠道、高質量採集、收錄、篩選，針對廣播的播出節目、製作素材建立起“存儲、管理、服務”的長效機制，從而使SMG的廣播資源得到更為便捷的檢索和更為高效的利用。節目資料中心歷時三年多對18萬多盤開盤帶、磁帶、唱片等媒介的7萬多小時音頻資料進行了數位化轉存，目前已形成11大類、近37萬條廣播節目與素材，為廣播媒資管理系統打下了內容資源的厚實基礎。廣播媒資管理系統在上海廣電媒體資產系統建設的總體規劃和發展戰略中具有特殊的意義，將為上海廣播事業新一輪的創新發展發揮重要的支撐作用。2009年5月20日，上海文廣新聞傳媒集團舉辦“紀念上海人民廣播60周年：老廣播人口述歷史項目成果發布會暨廣播媒資管理系統開通儀式”。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龔學平，市委宣傳部副部長宋超，上海文廣影視管理局局長朱詠雷，上海文廣影視集團黨委書記、總裁薛沛建，上海文廣新聞傳媒集團黨委書記卑根源、總裁黎瑞剛，上海文廣新聞傳媒集團副總裁李尚智、林羅華、汪建強及總裁助理陳金有，上海文化發展基金會有關領導等到會祝賀，龔學平、宋超、黎瑞剛作了講話，對這兩大項目的成果與價值給予了充分肯定，並鼓勵傳媒人繼往開來、改革創新、科學發展，再鑄上海廣播的輝煌。
從廣義上說，口述史始現於遠古時期歷史文獻大量出現之前，人們通過口頭轉述將歷史流傳下來，如古希臘的《荷馬史詩》，中國藏族的《格薩爾王傳》等。由於文獻的日益豐富和後代史學家重視文獻口述史開始衰落。從狹義上說，口述史出現於20世紀40年代的美國，當時建立了哥倫比亞大學口述史研究室和森林史協會，是最早的兩個口述史研究中心。
《李宗仁回憶錄》19世紀以前，口頭傳說一直是很重要的史料來源，直到德國蘭克學派興起，檔案資料被看作最可信的記錄，口述資料才遭到冷落。
20世紀初年，蘭克學派的治史主張開始受到各國史學家的批評，口述資料又重新受到史學界的重視。
1938年，美國歷史學家亞倫· 芮文斯出版了《通往歷史之路》一書，首次發出開展口述史學研究的呼籲。
二戰以後，也就是1948年，亞倫· 芮文斯在哥倫比亞大學建立了口述史料學研究室，1960年出版了第一部《口述史料彙編》，到1971年，已收集到2500種各界人士的談話記錄，達2425000頁之多。在芮文斯的帶動下，口述史學不僅在美國而且在整個西方發展起來。
從20世紀60年代到80年代，口述史有了極大發展，不僅在美國，而且在英、法、德諸國出現了大量口述史研究機構，出現了大批口述史研究成果。由於非洲的特定歷史狀況，口述史也引起了非洲各國史學家的重視。這期間召開過多次關於口述史的國際學術會議。
在中國
崔永元《我的抗戰》在20世紀80年代，中國學術界就有介紹口述歷史的文章出現。據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口述歷史”叢刊的執行編輯郭沂紋介紹，口述歷史真正的發展是從2000年開始的。這期間，中國社會科學院的學者劉小萌出版了關注知青經歷的《中國知青口述史》，當代中國出版社不但出版了“當代中國口述史系列”，包括《汪東興回憶：毛澤東與林彪反革命集團的鬥爭》、《吳德口述：十年風雨紀事》、《從“童懷周”到審江青》等著作，還翻譯出版了口述歷史實務指南《大家來做口述歷史》。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了“口述自傳叢書”，包括《舒蕪口述自傳》、《文強口述自傳》，中國檔案出版社出版的旅美歷史學家唐德剛的《張學良口述歷史》。
2012年2月27日，中國傳媒大學與崔永元合作成立“中國傳媒大學崔永元口述歷史研究中心和口述歷史博物館”簽約儀式在京舉。2002年前後，崔永元開始收集口述歷史，十年間已收錄了6大領域、約4000人左右的口述歷史影像資料及圖片、實物。 而傳媒大學也十分支持崔永元的行動，並提供一座獨立大樓用於建立口述歷史研究中心和口述歷史博物館。
2012年11月8日晚，中國傳媒大學校友會秘書長、文化發展研究院書記卜希霆在微博公布，崔永元口述歷史研究中心開設的《口述歷史研究》公選課，在11月12日正式開課。
原則
不排除歷史文獻資料
口述歷史口述史研究並不排除歷史文獻資料，它是以廣泛占有文獻資料為前提的，口述課題的選擇、訪談問題的提出、訪談對象的確定、口述過程的引導、口述材料的取捨、分析鑑別等，無一不與掌握廣博的黨史知識和“窮盡”文獻資料相聯繫，訪談前對文獻史料掌握的越充分，訪談就越主動，越容易與受訪者溝通，對口述內容就越容易理解，對口述史的把握就越準確、越接近真實。
選題要普遍和典型
訪談的選題要有普遍性和典型性。訪談前的一個重要的準備是設計選題，選題對取得成功有決定意義。可供選擇的內容包括重大歷史事件、重要歷史人物或有重要學術意義的題材等。作為口述史學，尤要選擇那些題材重要、有學術意義但缺少文字資料的題目來作調查，這正是口述史學本來意義上的任務。
以挖掘事實為原則
採取靈活的訪談方法。口述研究的主客體均為活體，二者通過語言進行交流。由於口述者的生活經歷、文化層次和個性特點各有不同，所以採訪交談的方式也不可一律。而採訪者的知識結構、專業特點和興趣愛好不同，所採取的訪談方式也會不同。
態度客觀
口述老舍之死 著作本著客觀的態度整理口述資料。口述資料是以記憶為依據的，由於認識水平和記憶的偏差，口述資料可能與事實有出入。但研究者在整理時，切忌主觀刪改，應保持資料原貌，同時加以注釋論證。若口述資料與文字資料相牴觸，難辨真偽時，應使兩種觀點在資料中並存，以待進一步考證。整理者不可依據自己主觀的價值標準來決定原始口述資料的取捨。對於那些帶有時代性和地域性的口語，整理者也不可任意刪除或更換辭彙。保持口述資料的原始性，既是對口述者和口述資料的尊重，也是對口述者口述自身經歷及感受這一歷史活動的尊重；同時也給日後的資料使用者留出一個可供“繼續被解釋”的開放的空間。
徵集途徑
口述史學是發端于海外的一種記錄歷史的形式，其在人類社會的套用可追溯至上古時代，希臘史家希羅多德（Herodotus）、中國史家司馬遷等皆廣泛套用口述歷史，這一趨勢一直延續到中古及近代。例如，十九世紀法國史學家米什萊（JulesMichelet）在書寫《法國革命史》時就援引了大量來自大眾的口頭證據。但是到了近現代，口述歷史的套用卻漸漸衰落。
自20世紀50年代以來，口述歷史在海外一直是歷史學科的一個重要分支，國際著名史學大家唐德剛先生多年堅持口述史，最具影響的就是《胡適口述自傳》。這種體例近些年在國內也處於方興未艾之勢。一些高校和專業研究部門先後成立口述史學的專門研究機構，一批口述史學之作也相繼問世。但是作為國家記憶工程的一個重要部門的檔案部門，對於口述檔案的採集製作以及整理鑑定都還是一個空白，這不得不說是我們檔案工作的一個缺憾。積極開展口述歷史工作和研究，不僅彌補不足，豐富內涵，也能以更具鮮活的史料形式留存記憶和開展國際之間交流。
口述歷史何以在2l世紀初的中國變得如此風行?一些歷史學家認為，這是因為人們漸漸意識到：當一個世紀過去之後，單憑文獻研究20世紀的中國歷史，已經頗感局限。從某種意義上說．研究和蒐集20世紀中國歷史的資料，難度甚至大於研究19世紀以前的中國歷史。而尋找歷史當事人進行口述採訪，便成為拓展史學空間，廓清歷史謎團的一條可行之路。
此外，口述歷史也給了普通老百姓一個講述和回憶的渠道，如果沒有口述歷史．許多文化不高的普通老百姓就難以提供他們所見所聞的重要歷史情節，一些歷史情節只能通過推理和假設來完成。
口述歷史近年來，在世界各地，口述歷史在傳統的以文字檔案寫史的主流外，成功開拓了自己的生存空間。雖然口述記錄也有缺陷和不足，如：蒐集耗時，受限於口述者記憶的好壞，多少都帶有個人觀點等等，但口述資料仍不失是一項珍貴的一手資料（其中的偏見與主觀正好反映敘述者的歷史立場）。其實，口述歷史的套用增加了敘述歷史者的數目，擴寬了歷史敘述的視線，亦直接打破了歷史敘述可能出現的一元性及壟斷性。口述歷史把歷史敘述權擴展。把歷史自上而下的敘述方法改變，轉移了歷史研究的重心，為歷史研究開拓出新的探索空間，同時也對曾被忽略的階層及群體加以重新認識。口述歷史的套用在近年來變得廣泛，也令歷史研究變得更多元化、民主化。所以，口述歷史其實不僅僅只是一門歷史技法，它還是一種理解人類歷史的新立場和態度，並可與文獻歷史互補長短，增加歷史知識的豐富度。
口述史首先是聲音的歷史，是由口述收集者提問，口述者回答而產生的對於口述者親歷親聞的歷史事件或歷史人物的回憶；其次，在現代意義的口述史中，這些聲音是藉助於錄音機或攝像機記錄下來的；第三，由口述工作者將這些聲音的資料整理成文字資料，供研究使用，對此著名史學家戴逸先生曾高度概括為：現代口述歷史“是套用錄音錄像設備，把原始資料完整保存下來，再整理成稿”。由此可見，日記、自傳和回憶錄雖然有珍貴的史料價值，但不屬於口述歷史的範疇。口述歷史是以錄音訪談的方式蒐集口傳記憶及有歷史意義的個人觀點。口述歷史訪談是一位準備充分的訪談者，向受訪者提出問題，並且以錄音或錄影記錄彼此的問與答。因為親身經歷者所述說的環境，所講出的細節、所體驗的感情、所刻畫的心理往往是別人不易領會到的，比從許多間接材料蒐集拼湊的傳說更加真實、具體、生動。口述歷史正是沾了口述人親歷、親見、親聞、大多為第一手資料，便更加具體、細膩、生動．當事人口述所經歷的過程富有現實性鮮活性和權威性。
開展過程
選擇約談
口述歷史選擇受訪人是很重要的，但要如何找到值得訪談的受訪對象呢?
口述人既可以是當地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等方面的有代表人物，也可以是這些類活動的一般見證者、參與者；口述人可以是當地各行各業的人物，也可以是平民百姓，特別是那些逐漸在城市化進程逐漸消逝的行業的參與者、經歷者；口述人還也可以是海外人，他們的歷史是當地歷史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尤其是二十世紀上半葉，只是這些人越來越少了。口述人都是一段歷史活的見證，又可以是一定文化活動的代表，尤其是與二十世紀同步的各地歷史過程的親歷者，目睹者現大多已步人高齡期，不少人身體狀態不佳，他們一旦去世便是當地歷史的失憶，對於這一部分口述人應該搶救性地及時開展這一方面工作，為時代、為未來留下歷史的蹤跡。
資料準備
首先應儘可能地掌握受訪人的生活背景資料、專業特長、興趣愛好等等方面，此外，受訪人的老照片、畢業紀念冊或工作經歷所留下的資料，以及同時代的一些有代表性質的物品也儘可能蒐集，因為這些都有助於受訪人回憶。
訪談方式
訪談有一對一的訪談，也有集體式的訪問。至於對個人進行專訪，必須讓受訪人有暢談的空間，儘量不要有第三者的干擾，這樣訪問才容易進入狀況。訪談時最好能站在受訪人的立場來發問。
訪談前：準備工作中要熟悉被訪談者的所有背景資料資料，確定訪談主題，重視語言使用的問題，針對不同年齡、不同職業及不同性別愛好的人要選用不同的切入點和興趣點。
訪談時：重視訪談時的互動關係，訪問者應仔細傾聽受訪者的語言，避免其他人在場，儘量不要輕易打斷被訪者的講述。
設計提綱
口述史的蒐集過程從表面上看是採取的是聊天的方式，在口述者狀態非常輕鬆的情況下進行，整個過程相當鬆散，但提問者一定要隨時做到心中有數，這就要在事先設計好提問提綱。
整理歸檔
口述訪談最困難的是整理訪談紀錄，因為受訪人不會按照你所預設的方向一一陳述．可能會出現跳躍式的陳述，因此整理訪談紀錄的人很重要、也很辛苦。而整理紀錄還有一項重要工作就是查證數據，例如受訪人提到某人、某地、某年或某機構時，一定要查到正確數據；所以訪談時，一定要將受訪人所處時代的制度或人、事、物弄清楚，多用心查證。
正式的口述歷史。訪談的錄音或錄影帶會經過製作抄本、摘要和列出索引這些程式後，儲存在圖書館或檔案館。這些訪談記錄可用於研究、摘節出版、廣播或錄影紀錄片、博物館展覽、戲劇表演以及其他公開展示。要注意的是，口述歷史不包括無特殊目的的隨意錄音，例如竊聽錄音；也不涵蓋演講錄音、個人錄音日記，或其他不是經由訪談者與受訪者對話而來的聲音記錄。然而，口述歷史是一種極富創造力與活動力探究方法，故無法以單一的定義來界定、掌握。事實上，一般人也可以從事口述歷史訪談，由訪談者與受訪者以錄音訪談的簡單形式，記錄口傳記憶．成為一種歷史研究的資料，重現人們昔日的生活片段。
代表著作
口述史的代表作有斯坦利·維斯塔爾描述印第安人領袖的《西亭·布爾》、西奧多·羅森加頓揭示黑人農民看待美國南部史的《上帝的全部危險》、膾炙人口的《根》，以及拉斐爾·薩繆爾的《倫敦東區的下層社會》等。
1990—2000年，“特韋恩口述歷史系列叢書”共出版26冊，主題涉及二戰士兵到煤礦女工等廣泛內容。
2010年，《牛津口述歷史手冊》出版，作者包括來自五大洲的40位學者，大部分都參加過國際口述歷史協會的會議，文章也反映了口述歷史主題和內容的多樣性以及方法論的共同性。
衛視欄目
主持人：曹景行陳曉楠
首播：周六23:00-23:45
回放：周日11:02-11:47
播出頻道：鳳凰衛視中文台
於「南方周末2006年新年特刊」中，口述歷史被評為「致敬之年度電視欄目」。
以過來人親身談歷史往事，大是大非中細訴點點滴滴。每周星期六為您獻上口述歷史。（此節目現已停播）
口述歷史是鳳凰衛視充分利用話語空間、傳遞歷史的又一力作。它採用口述歷史、人本敘事方式，從歷史親歷者口中重尋觀眾最關心的歷史往事。每件事件皆撼動心靈、凝住每段關鍵時刻。節目旨在“因事找人，因人找事”，選取重大歷史事件中的親歷者見證人，也聚焦重要歷史人物、國家政要所親身經歷的事件。
唐德剛
中國口述歷史第一人
身為中國近代史大家，唐德剛是華裔史學家中口述史的主要推動人物。著有《李宗仁回憶錄》、《胡適口述自傳》、《顧維鈞回憶錄》、《晚清七十年》、《張學良口述歷史》、《袁氏當國》等，還撰有小說《戰爭與愛情》，被文學史家夏志清稱為“別樹一幟的散文家”。
唐德剛1920年生於安徽合肥，十幾歲即已圈點過一遍《資治通鑑》。1939年秋考入重慶國立中央大學歷史學系，1948年赴美留學，獲哥倫比亞大學博士學位後，留校任教。1972年受聘為紐約市立大學教授，後兼任系主任12年。
唐德剛第一個口述歷史的對象是著名學者胡適。當時胡適流亡異域，生活清苦，“我可以打工、開計程車、洗盤碗；而可憐的胡老師，那時貧病交迫，心臟衰弱、胃潰瘍……雖然有點兒養老金，但那養老金抵不了一場大病。”唐德剛自稱，他是胡適最失意、最窮困、最灰溜溜的時代最孤獨的一個小門生。
當時很多流亡的國民黨政要，生活都極為困窘。桂系軍閥首領、曾任中華民國代總統的李宗仁，也僅是在紐約郊區買了一座匠工的房子居住，家中並無保姆。而國民黨四大家族之一的陳立夫更是不得不以雞蛋和辣醬為生。
1957年冬初，唐德剛攜帶著一台笨重的錄音機，首次到胡適府上，寫下了他“口述歷史”系列的第一筆。
憑藉其踏實的歷史功底與過人的溝通手段，無名小輩唐德剛獲得了口述對象的絕對信任。李宗仁做口述時，有時候夫人郭德潔不在家，李宗仁就親自燒個安徽火鍋、四碟小菜，二人“煮酒論英雄”到深夜，李宗仁還不放他走。
1972年，唐德剛受聘為紐約市立大學教授，他的口述歷史工作也告一段落。但是他已經做完胡適、李宗仁、顧維鈞等幾人的口述整理工作，多年後，《胡適口述自傳》、《李宗仁回憶錄》、《顧維鈞回憶錄》等陸續出版，迅速為唐德剛贏得盛名。
1979年，近60萬字的《李宗仁回憶錄》中文稿本由李宗仁長子李幼鄰帶回大陸，廣西政協最初編印發行高達60萬冊，其後一版再版。如今，很多報紙、雜誌甚至電視，都打出了“口述歷史”的名號，央視的《大家》、鳳凰衛視的《口述歷史》等欄目均在此列。
崔永元
觸動
早在2001年，偶然的機會，小崔在日本看到了早稻田大學的口述歷史影像資料館，當他發現，那裡的影像資料就能抵過當時全中國的收藏量時，心裡有一股說不出的感覺，“日本朋友給我看了一面牆，是中國56個民族的歷史，每個民族都有三四本書介紹，而且都是日本學者寫的，比如民族歷史、服裝文化，連玩具都有，甚至整個房子都被搬了過去。我再看他們口述歷史的影像，就更震驚了，僅日本早稻田大學做的口述歷史就比整箇中國做得還多。我回來後就呼籲政府投資或電視台投資做口述史，但無人回響。所以只好自己努力籌錢做了。其實早在1948年美國人就開始做口述歷史，這幾年中國內地才開始做，但不成體系，更不成規模”。
入行
口述歷史是慈善工程
崔永元最近又成焦點。在接受記者採訪時崔永元對於傳聞一一給予回應：“這件事（口述歷史）不是一樁買賣，而是給民族留一個"口述歷史"的記憶；它是一項慈善工程，這事不能用金錢來論英雄”。
淡忘歷史，這樣下去挺危險
2002年起，崔永元開始策劃製作“口述歷史”項目，8年間共採訪了3500多人，積累了600萬分鐘素材，總耗資1.3億元，先後推出了《電影傳奇》、《我的長征》、《我的祖國》等系列專題記錄片，“這600萬分鐘就是一個龐大的口述歷史資料庫，我們將來想建立一個中國口述歷史博物館”。
說起創作初衷，崔永元顯得憂心忡忡：“現在大家越來越淡忘歷史———我們有過什麼樣的勝利，什麼樣的失敗，什麼樣的災難，什麼樣的痛苦，該就哪些方面的事情反思……這些問題統統都被邊緣化了。現在一些年輕人，別說不能講明白抗日戰爭的歷史，就連"四人幫"是哪四個人都說不清楚，這樣下去挺危險的！”
崔永元繼續說道：“比如我特別想看當年對梅蘭芳、程硯秋、尚小雲等京劇名旦的採訪，或者他們的口述記錄；想聽侯寶林先生講講最早的相聲是怎么演的、演的都是什麼段子、後來又怎么改變……全都沒有。我參觀過日本、美國、加拿大的相關機構，我們的"口述歷史庫"甚至比不過人家的一個大學。我們的GDP趕超了別人，但對歷史的敬重、敬仰、尊重、珍愛，卻比不過別人！為什麼大家不覺著這件事丟人呢？為什麼不為這事發愁著急呢？！”
一年時間，抗戰老兵沒了一半
崔永元提到一位現居哈爾濱的90歲老人：“他參加過東北抗日聯軍，和戰友一起被捕，本來定於1945年8月14日行刑。行刑的時間是每天下午2點到4點半，行刑那天日本兵出去喝酒回來晚了，殺了他的戰友後時間不夠了，就把他送回監獄準備第二天再殺。結果第二天日本投降了，他就活下來，從此他就把自己的生日改成了8月15日，慶幸自己的死裡逃生。戰爭一般都不是老百姓挑起的，但實際上走上戰場實施戰爭的卻是老百姓，所以普通百姓對於戰爭有著更多的感觸，他們的"口述歷史"里有著教科書上不可能有的傳奇。”
緊迫感一直伴隨著崔永元。“擁有這些傳奇的人越來越少了，2006年我們在雲南突擊採訪了103位抗戰老兵，2007年再去尋訪時，有一大半人都沒了。3500位受訪者中，平均年齡在85歲以上，我給自己提了個口號，叫"跟時間賽跑"”。
對於一些被掩蓋了真相的歷史的親歷者來說，《我的抗戰》是他們留下真相的一個重要渠道。崔永元說：“大家都知道淞滬會戰里的"800壯士"，採訪時找到其中三位，才了解到，實際上"800壯士"數量還不到400人，原因是那天他們進租界，守衛問有多少人，為了壯聲勢，就稱有800人……現在"800壯士"只剩下一個人，96歲了，如果我們再晚兩年採訪，可能就永遠沒有人能說得清"800壯士"是怎么回事了！”
受挫
沒心沒肺，社會上還是少數人
2002年剛開始做“口述歷史”時，崔永元不知深淺，親自出門吆喝賣片。“我覺得這個片子應該比電視劇還貴吧，去和電視台談，人家說紀錄片都是500塊錢一集，小崔做的呢，就翻兩番，1500元吧……我一聽都蒙了，紀錄片在中國這么不受待見。在日本，NHK這樣的國家電視台，每天黃金時段里播的都是口述歷史紀錄片，那種搞對象的節目午夜才播。我們這裡反過來了……”
有人擔心口述歷史紀錄片的收視，“有意義”敵不過“有意思”，電視台寧願讓鳳姐、芙蓉姐姐們粉墨登場，也不願讓一肚子歷史的老人說說過去。崔永元對此很淡然：“電視節目也一樣存在著分眾，如果你迷戀網上那些人那些事，最好別看我們的紀錄片，看了也別張嘴。我特怕那些人看完了還要評論一下，讓人哭笑不得，你說我是回你還是不回你呢？”
他意味深長地說：“收視率這個水很深，我覺得應該有人去趟一趟。"收視率是萬惡之源"是我說的，但崔永元從來都沒有做過收視率低的節目，收視率也沒有對我們有過妨礙。我只是質疑用收視率來鑑定節目好壞、而且是唯一的方法，這個很可疑”。
今年適逢抗日戰爭勝利65周年，崔永元團隊整理了與抗戰有關的素材，總計400多個人，製作出這部《我的抗戰》。《我的抗戰》總長度900餘分鐘，分上下兩部。上部32集，涵蓋了百團大戰、平型關戰役等22個重大戰役，及敵後戰場、戰俘、偽軍、情報工作、愛情等方方面面。下部50集不但有邊緬抗戰、美國飛虎隊的最新資料，還有一些對相關歷史研究者的採訪。
至於“《我的抗戰》被央視拒之門外”的傳聞，崔永元也給予了澄清：“中央台現在在改版，實行頻道專業化，《我的抗戰》被安排在紀錄片頻道中播出，但該頻道明年1月1日才開播。對我們來說，這個時間有點晚，所以沒有選擇在央視首播，但央視肯定遲早會播。”崔永元透露，從11月中旬開始，《我的抗戰》會在不少於80家的地方電視台播出。目前該片在網路視頻的首輪播出效果很好，上線20多天點擊率已經超過了1100萬人次，在紀錄片排行榜中排前20位，而日點擊率則排前5位。
崔永元顯得很欣慰：“社會上沒心沒肺的人畢竟還是少；願意用自己的腦子去思考的，還是占多數”。
進展
大型歷史紀錄片《我的抗戰》日前開始在央視紀錄頻道播出，從2011年4月18日起，每天晚上20：30首播，每天一集，00：00在cctv紀錄頻道重播。
2012年2月27日，媒體刊出訊息，中國傳媒大學與崔永元合作成立口述歷史研究中心及口述歷史博物館，並舉行簽約儀式。據了解，中國傳媒大學將提供一座約8000平米的獨立大樓，用於建立中國傳媒大學崔永元口述歷史研究中心和口述歷史博物館，該中心的主要職能是口述歷史的收集、整理和研究等。而口述歷史博物館，將會把崔永元十年來收集到的所有口述歷史影像資料建成數位化存儲檢索系統，除了保存、歸類整理及永久傳承之外，還將面向中國傳媒大學全校師生及社會其他學術研究機構或個人免費開放。
在北京懷柔區一個叫新新小鎮的地方，有一處不起眼但很幽靜的三層樓。裡面藏有4000位老人講述的共300萬分鐘的影像及文字資料，他們的平均年齡都在80歲以上。這就是崔永元建立的“口述歷史影像資料庫”——電影傳奇館。該建築是地產大佬馮侖免費提供的。
評論
左玉河：中國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員，中華口述歷史研究會秘書長
讀書報：近年來，國內出版了不少口述史圖書，如《吳德口述：十年風雨紀事》、《雪域求法記：一個漢人喇嘛的口述史》、《這個世界會好嗎——梁漱溟晚年口述》等，都受到學界和讀者的歡迎和關注，口述史的寫作和出版有走熱的趨勢。請問如何看待這個現象？為什麼會有越來越多的人熱衷於寫作口述史作品，這些作品又如此受到讀者青睞呢？
左玉河：目前，口述歷史甚為火爆，圖書出版界出現了“圖說史大出風頭，口述史一枝獨秀”的新格局，各出版社以發行“口述歷史”書刊為時尚。這種現象說明口述歷史不僅受到了學界的普遍重視，而且得到了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越來越多的讀者青睞於口述歷史作品，原因有三：一是口述作品涉及的人和事，多數是過去人們了解較少的，帶有一定的“揭秘”性質，當事人生動的口述敘述，既滿足了人們的探秘心理，也有助於人們了解歷史的真相；二是非常注重對歷史細節的回顧與描述，歷史的豐富性和鮮活性得到了彰顯，從而將枯燥的歷史還原成有血有肉的歷史；三是這些口述史作品，語言生動活潑，圖文並茂，符合一般民眾的閱讀興趣，具有很強的可讀性。
讀書報：傳統的歷史文本主要是由歷史學者依據對文獻的考證和分析來撰寫的，口述史興起既擴大了歷史寫作者的隊伍，也拓展了史料蒐集的範圍，對傳統的史學工作有所突破，該怎樣看待這種“突破”？
左玉河：口述歷史的興起不僅拓展了史料蒐集的範圍，將活生生的口述史料整理並保存下來，為史學研究提供了必要的線索及必備的資料，而且擴大了歷史文本的寫作隊伍，對口述史有興趣的非歷史專業的新聞記者、社會調查者及作家，都可以進行口述歷史訪談，可以蒐集、整理並刊印口述歷史文本。任何人經由口述歷史課程、培訓班的專業訓練，都能進行有用的口述史料蒐集。口述歷史的興起，標誌當代史學研究的視野，從的文獻求證轉向社會、民間資料的發掘，出現了關注社會下層、“自下而上看歷史”的新視角，意味著歷史學研究觀念的轉換和研究方法的更新，為歷史解釋的多樣性提供了現實的可能性。
歷史文本的書寫，不再是歷史學家的專利，歷史的創造者同時也成為歷史的記錄者和見證人；歷史的創造者與歷史的研究者共同書寫著剛剛逝去的歷史的文本，客觀存在的“本然的歷史”與歷史學家撰寫的“歷史的文本”之間結合的程度由此加深了。
讀書報：如何給口述史下個定義？口述史與新聞記者所做的訪談、與社會學人類學學者所做的田野調查有什麼區別？
左玉河：要區分口述史料與口述歷史這兩個概念。凡根據個人親聞親歷而口傳或筆記的材料，均可稱為口述史料；它可以呈現為口傳史料、回憶錄、調查記、訪談錄等形式，但不能稱為口述歷史。口述歷史概念的內涵是：蒐集和運用口述史料，再現歷史發展過程的某一階段或某一方面。口述史料限於提供種種研究歷史的素材，口述歷史則著重於以自己獨有的方式闡釋歷史。因此，口述歷史是研究者基於對受訪者的訪談口述史料，並結合文獻資料，經過一定稽核的史實記錄，對其生平或某一相關事件進行研究，是對口述史料的加工、整理和提升，而不是訪談史料的復原。
目前出版的口述史作品主要有三類：社會學家用田野調查方法整理的成果、文學工作者用新聞採訪的方法採制創作的口述作品、歷史工作者用口述訪談方法整理的口述史著作。前兩者更多地是把“口述”視為一種手段，關注敘述背後的文化意義；後者則是以記錄歷史或研究歷史為出發點，除依據口述者的講述外，還要查證大量文獻檔案加以互證，整理出文字記載的口述文本。這是口述歷史與新聞記者及社會學人類學訪談的差異所在。
讀書報：人的回憶往往不可靠，並且不可避免地帶有主觀性，那么，從歷史學的角度，從普通讀者的角度，該如何看待口述史的真實性呢？口述史作品吸引人的一個地方，或許是它傳達出口述人的傾向、情緒，因而平添一種真實感和生動性，似乎，關於歷史的“主觀表達”要比“客觀敘述”更好看，是這樣嗎？
左玉河：口述歷史具有源於記憶、主觀性較強、不夠穩定等特點，故不斷受到人們的懷疑和誤解。人們不止一次地質問我：口述歷史能否給予“歷史的真實”？我的回答是：口述訪談中純粹的中立和不介入是不可能的。
口述歷史是訪談者和受訪者共同參與才能完成的。真實是口述歷史的價值價值所在，但口述歷史要求的真實，不僅僅是口述訪談錄音整理的“真實”，更重要的是受訪者所口述的“歷史內容”的真實。因此，整理訪談錄音無論再“真實”、再“原汁原味”，也無法保證口述“歷史內容”的真實；口述歷史的真實與否，主要取決於受訪者口述“歷史內容”的真實與否，而不完全決定於整理者是否忠實於訪談錄音。
要求受訪者所講的一切都符合“客觀事實”，幾乎是不可能的。即使口述者無意作偽造假，而是抱著實話實說的真誠，但因為其當時的見聞條件、歷時記憶在一定程度上的必然失真、以及不可能不加進的主觀因素等，對歷史事件的憶述也不可能完全符合已逝的客觀真實真實。雖然口述歷史作品中大量反映口述者的“主觀表達”比“客觀敘述”更好看，但其可信度往往相應降低，這是口述歷史訪談中需要警惕的。
讀書報：我們知道，口述史的撰寫者並不是一個簡單的記錄者，他提出問題、引導受訪者的講述、對記錄下來的內容進行取捨，因此，他在整個過程中都有很深的介入。您認為這種介入的限度在什麼地方？像唐德剛寫《胡適口述自傳》那樣大量地以文獻補口述之不足，詳加注釋的做法，您以為如何？
左玉河：因受訪者有記憶上的局限，更要求訪談者和整理者大膽介入，用相關文獻的補充與互證口述史料，糾正受訪者記憶的失誤。訪談者是以互動的方式與受訪者合作的，他要提問題，針對受訪者的回應做追蹤，並提供人名、日期和其他一般人容易遺忘的資料來協助對方。整理者要對照文獻檔案，對口述的失真失實處、記憶的偏差處，或徵求口述者意見後做出改動，或由整理者自行做出適當的校正性注釋。
像唐德剛那樣以相關文獻補口述之不足而詳加注釋的做法，是口述歷史中必不可少的，但必須有一定的限度。訪談者的介入及用文獻補充，並不意味著訪談者在整理口述錄音並加工製作成著作時可以隨意改變受訪者的口述訪談錄音。有些訪談者為使口述歷史著作有“可讀性”，在撰寫筆法上採取了“靈活”一些的做法。這種“筆法”是很危險的，將會有損於口述歷史的真實性。有可能遷就“可讀性”而無意中犧牲“真實性”，在原則上是不能允許的。這個原則，就是訪談者介入的最後底線。口述歷史注重的是史學家特有的“秉筆直書”，不是文學家“尋常一樣窗前月，才有梅花便不同”的表述技巧。
口述史作品
⒈《中國知青口述史》（劉小萌，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年）
⒉《啟功口述歷史》（趙仁珪、章景懷，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
⒊《日軍侵華集中營》（何天義，大象出版社2008年版）
⒋《流亡：抗戰時期東北流亡學生口述》（齊紅深，大象出版社2008年）
⒌《山西抗戰口述史》（山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⒍《河北抗戰“三親”實錄》（河北少年兒童出版社2005年版）
⒎《一百個人的十年》（馮驥才，時代文藝出版社2003年版）
⒏《文強口述自傳》（劉延民，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年版）
⒐《吳德口述：十年風雨紀事》（朱元石，當代中國出版社2004年版）
⒑《這個世界會好嗎——梁漱溟晚年口述》（艾愷，東方出版中心2006年版）
⒒《雪域求法記：一個漢人喇嘛的口述史》（張健飛、楊念群，三聯書店2003年版）
口述史理論圖書
⒈《中國口述史的理論與實踐》（周新國主編，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5年版）
⒉《過去的聲音——口述史》（保羅·湯普遜著、覃方明等譯，遼寧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⒊《與歷史對話——口述史學的理論與實踐》（楊祥銀，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年版）
⒋《大家來做口述歷史》（唐納德·里奇著、王芝芝、姚力譯，當代中國出版社2006年版）
山西朔州作家孫萊芙2012年開始做《走西口》口述歷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