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朝樂府民歌
小家碧玉 出至《樂府詩集•清商曲辭•碧玉歌二》南朝樂府民歌，以《清商曲辭》中的“吳聲歌”和“西曲歌”為主，前者計三百二十六首，後者一百四十二首。這些歌詞在內容上有一共同的特點，就是幾乎全是情歌，所謂“郎歌妙意曲，儂亦吐芳詞”(《子夜歌》)。
產生上述特點或者說局限性的主要原因，首先是由於這些民歌並不是來自廣大的農村，而是以城市都邑為其策源地。《宋書•樂志》說：“吳歌雜曲，並出江東，晉宋以來，稍有增廣。”《樂府詩集》更指明“江東”即建業：“蓋自永嘉渡江之後，不及梁陳，鹹都建業，吳聲歌曲，起於此也。”《樂府詩集》還說：“按西曲歌，出於荊、郢、樊、鄧之間。”建業是當時的首都，荊、郢、樊、鄧也是當時的重鎮，商業都非常發達。由此可見，這些民歌其實是“都市之歌”。這也就規定了它的狹隘性，不能反映廣大農村的面貌，並難免有小市民的低級趣味。梁裴子《宋略》說當時“王侯將相，歌伎填室；鴻商富賈，舞女成群，競相誇大，互有爭奪”。當然還有為數更多的一般妓女，在上層社會這種聲色生活的影響下，更不能不增加南朝民歌的色情成分。
南北朝樂府民歌因此，我們對南朝民歌的看法要有區別，有批判。既不能把它和來自廣大農村的漢民歌等量齊觀，也不能認為這就是南朝民歌的全部，更不能把一些色情作品或文人竄入的擬作看成是真正的民歌。否則將造成錯覺、誤解。
現實主義特徵
南朝民歌具有現實主義特徵的，因為它們在一定程度上在某些方面仍然揭露了封建社會的罪惡。
在愛情問題上，封建社會的罪惡之一，是戀愛不自由、婚姻不自由。這在南朝民歌中我們可以看到強烈的反映。這裡有失敗者的哀鳴，如《華山畿》：
懊惱不堪止。上床解腰繩，自經屏風裡。
為什麼要上吊呢?《懊儂歌》回答了這一問題：
懊惱奈何許。夜聞家中論，不得儂與汝!
按《子夜四時歌》：“冶遊步春露，艷覓同心郎。”可見當時青年男女為了追求愛情幸福是曾經作過鬥爭的。他們不顧“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而自行結識。但最後一關還是通不過，結果仍不免殉情。
但是，這裡也有勝利者的喜悅。這類作品往往對愛情作赤裸裸的天真而大膽的抒寫，最能顯示出南朝情歌的特色。如《讀曲歌》 ：
打殺長鳴雞，彈去烏臼鳥。願得連冥不復曙，一年都一曉!
一種“相樂相得”的喜悅心情，真是躍然紙上。徐陵曾襲用第一首作《烏棲曲》：“繡帳羅帷隱燈燭，一夜千年猶不足。惟憎無賴汝南雞，天河未落猶爭啼。”便不及民歌的樸素而生動。民歌說“打殺長鳴雞”，不言“憎”而意自見。從這首歌詞所表現的愛情來看，顯然，他們之間應該是一種自由結合，這類情歌正是對封建禮教的挑戰的產物。
封建社會的另一罪惡，是男女不平等。這種現象在中上層社會、在大都市裡更加顯著。因此在這些情歌中雖有少
《子夜四時歌•春歌》意境淵冰厚三尺，素雪覆千里。我心如松柏，君情復何似? ——《子夜冬歌》
儂作北辰星，千年無轉移。歡行白日心，朝東暮復西! ——《子夜歌》
我與歡相憐，約誓底言者?常嘆負情人，郎今果成詐! ——《懊儂歌》
從這些歌詞中，不僅可以看出女子的堅貞愛情，而且可以看出她們的悲慘命運。在男女不平等的封建社會，男子負心，女子固然是傷心，即使男子傾心，她們也不免提心弔膽。這就是為什麼當別離時或離別後她們總是“淚落便如瀉”的根本原因。如《華山畿》：“相送勞勞渚。長江不應滿，是儂淚成許!”“啼著曙，淚落枕將浮，身沉被流去。”這眼淚中，有膠漆般的愛情，也有“莫作瓶落井，一去無訊息”的憂慮。
南朝民歌既多來自商業發達的大都市，因而其中還有不少被屈辱的妓女們的悲訴。如《尋陽樂》：“雞亭故儂去，九里新儂還。送一卻迎兩，無有暫時閒。”《夜度娘》和《長樂佳》也都直接或間接地訴說了她們的酸辛。
除上述情歌外，也有少數反映勞動人民的愛情生活的。這類作品的特點是結合勞動來描寫愛情。有的是女子獨唱，如《拔蒲》：
朝發桂蘭渚，晝息桑榆下。與君同拔蒲，竟日不成把。
讀末二句，不禁令人想起《詩經》中“采采卷耳，不盈傾筐。嗟我懷人，置彼周行”的詩句，可謂異曲同工。有的則是男女對唱，如《那呵灘》：
聞歡下揚州，相送江津灣。願得篙櫓折，交郎到頭還!
篙折當更覓，櫓折當更安。各自是官人，那得到頭還!
前一首為女子所唱，後一首是男子的回答。《那呵灘》另一首有“上水郎擔篙，何時至江陵”的話，可以肯定這裡的“郎”的身份也應該是篙工之類的船夫。因“聞”而相送，說明不是夫妻關係。“各自是官人”，語極幽默。一種應差服役身不由己的憤慨，自在言外。《採桑度》也是和勞動結合的情歌。
南朝民歌除吳歌、西曲外，尚有“神弦曲”十八首，也屬於“清商曲辭”。這是江南(建業附近)民間弦歌以娛神的祭歌。據《晉書•夏統傳》，當時祭神，多用女巫，“並有國色，善歌舞”，神弦曲大概就是由女巫來唱的。神弦曲所祀之神，大都是地方性的鬼神，來歷多不可考。只有清溪小姑傳說是三國時吳將蔣子文第三妹，所以《圖書集成•博物部》統歸之“雜鬼類”。
和《楚辭•九歌》相似，神弦曲也具有人神戀愛的特色。曲詞中，有的讚嘆男神的美貌，表現為“女悅男鬼”，如《白石郎曲》：
積石如玉，列松如翠。郎艷獨絕，世無其二。
有的寫女神的私生活，表現為“男悅女鬼”，如《青溪小姑》：
開門白水，側近橋樑。小姑所居，獨處無郎。
這些歌實際上都與情歌無異。朱喜評《楚辭•九歌》說：“比其類則宜為《三頌》之屬，而論其詞則反為《國風》再變之鄭衛。”(《楚辭集注•楚辭辯證》)意雖不滿，但也道出了民間祭歌的一個共同特徵。
藝術特點
在藝術形式方面，南朝民歌最突出的一個特點，是體裁短小，多是五言四句，和周、漢民歌不同。其次是語言的清新自然，《大子夜歌》說：“歌謠數百種，子夜最堪憐：慷慨吐清音，明轉出天然。”其實不只是《子夜歌》。第三是雙關語的廣泛運用。雙關語是一種諧聲的隱語，有一底一面。約可分為兩類：一類是同音同字的。如“合散無黃連，此事復何苦?”(《讀曲歌》)用藥名“散”雙關聚散的“散”，用黃連的“苦”雙關相思的“苦”。另一類是同音異字的。如“燃燈不下炷，有油那得明?”(《讀曲歌》)用點燈的“油”雙關理由的“由”。但這一句的“明”字卻又屬於前一類。最常見的雙關語，是以“蓮”雙關“憐”，以“絲”雙關“思”，以布匹的“匹”雙關匹偶的“匹”。這些巧妙的雙關語，一方面增加了表情的委婉含蓄，另一方面也顯示了民歌作者的豐富想像。
北朝樂府民歌
《樂府詩集》北朝民歌以《樂府詩集》所載“梁鼓角橫吹曲”為主。鮮卑諸民族的歌，原是所謂“其詞虜音，竟不可曉”的，而現存歌詞卻全用漢語，這一方面是由於通曉漢語的鮮卑人或通曉鮮卑語的漢人的翻譯，前者如有名的《敕勒歌》，後者如上舉《折楊柳歌》；另一方面是由於鮮卑諸民族的漢化。北魏孝文帝太和十九年(495)曾“詔斷北語，一從正音”(《魏書•鹹陽王傳》)，“若有違者，免所居官”(《魏書•高祖紀》)。所謂“北語”，即“胡語”，亦即鮮卑語；所謂“正音”，即漢語。《北史•辛昂傳》載昂“令其眾皆作中國歌”，可知現存歌詞當有一部分原來就是用漢語創作的。據《南齊書•東昏侯紀》、《南史•茹法亮傳》的有關記載，以及梁武帝和吳均所作《雍台》詩，我們知道，北朝的鼓角橫吹曲曾先後輸入齊、梁，並由梁樂府保存，陳釋智著《古今樂錄》因冠以“梁”字，後人遂沿用不改。其實從樂曲到歌詞都是北方各民族的創作。
鼓角橫吹曲現存六十多首，數量雖遠不及南朝的清商曲，但內容卻豐富得多，相當全面而生動地反映了北朝二百多年間的社會狀況和時代特徵；戰鬥性也較強，酷似漢樂府民歌。這可從以下幾方面的反映得到證實。
(一)反映戰爭的。
戰爭是北朝社會一個最突出的現象，整個北朝的歷史幾乎與戰爭相終始，在初期“五胡十六國”的一百三十多年中，戰爭尤為頻繁。統治族與被統治族之間的複雜而尖銳的矛盾，更使得這些戰爭具有異乎尋常的殘酷性。作為這種殘酷性的集中表現，便是人民的大量死亡，漢族人民固然遭受浩劫，少數民族人民也同樣做了各族統治階級用來進行爭奪戰的犧牲品。如《企喻歌》：
男兒可憐蟲，出門懷死憂。屍喪狹谷口，白骨無人收。
便是當時各族人民大量死於戰爭的真實寫照。從這首短歌中，我們還可以看出廣大人民的反戰情緒，這是由當時戰爭的罪惡性質決定的。為了保存實力，少數族(尤其是鮮卑族)的統治者還往往利用非本族的人在前衝鋒陷陣，甚至迫使漢人和漢人作戰。對此，北朝民歌也有所揭露。《慕容垂歌》第一首寫道：
慕容攀牆視，吳軍無邊岸。我身分自當，枉殺牆外漢。
按慕容垂(鮮卑族)攻苻丕(氐族)於鄴城，丕被逼降晉，晉因遣劉牢之救丕，垂逆戰敗績，退守新城。胡應麟《詩藪》說“秦人(氐族人民)蓋因此作歌嘲之(垂)”，這解釋是可信的。“吳軍”即指晉軍，“我”是代慕容垂自稱，實際上是嘲笑他的卑鄙怯懦。“漢”指被迫在城外抵禦晉軍的漢人。當時少數族每自稱國人，而稱漢族人民為漢人或漢兒、漢輩。在這種野蠻的大混戰中，兄和弟也往往由於割據者的驅迫而處於互相攻殺的敵對地位，如《隔谷歌》：
兄在城中弟在外，弓無弦，箭無括。食糧乏盡若為活?救我來!救我來!
北朝民歌中出現了不少反映流亡生活的懷土思鄉之作(二)反映人民疾苦的。
北朝社會的另一特殊現象，是和上述那種野蠻戰爭相輔而行的人口擄掠。幾乎是每一次戰爭，也不論勝負，各族統治者都照例要進行一次人口掠奪。大批的人民被迫離開本土，轉徒道路，因而在北朝民歌中出現了不少反映流亡生活的懷土思鄉之作，而且都流露出一種絕望的悲哀和憤激，不同於一般的遊子詩。如《紫騮馬歌》：
高高山頭樹，風吹葉落去。一去數千里，何當還故處?
風吹葉落，一去數千，正是被俘遠徒的人民的自我寫照。
有些民歌還反映了人民饑寒交迫的悲慘生活，接觸到階級社會貧富對立的根本問題。如《雀勞利歌》：
雨雪霏霏雀勞利，長嘴飽滿短嘴飢。
這裡的“長嘴”和“短嘴”便是剝削階級和被剝削的勞動人民的象徵性的概括。又如《幽州馬客吟》：
快馬常苦瘦，剿兒常苦貧。黃禾起羸馬，有錢始作人!
通過尖銳的對比揭露了階級社會的不合理。“有錢始作人”，充分表現了勞動人民對剝削階級的鄙視。在北朝，階級壓迫與民族壓迫同時存在，不少被俘的人民淪為奴隸，階級對立特別明顯，這就不能不激起人民的反抗意識。
(三)反映北方各民族的尚武精神的。
北方諸民族向以能騎善射、好勇尚武著稱，這種民族特性在北朝民歌中也有很突出的表現。如《企喻歌》：
男兒欲作健，結伴不須多。鷂子經天飛，群雀兩向波。
“欲作健”就是說要作健兒。把自己比作猛禽，把敵方比作小雀，就十分形象地表現了他們那種“以剛猛為強”的本色。
(四)反映愛情生活的。由於北方諸民族的性格和習俗的差異，同時又不曾或很少受到禮教的約束，因而北朝的情歌也有它自己的特色：心直口直，有啥說啥，毫不遮掩，毫不扭捏。南歌說“感郎千金意，慚無傾城色”，北歌卻說“女兒自言好，故入郎君懷”。在南歌中我們常常碰到汪汪的眼淚，但在北歌中卻找不到一個淚字。有時情人失約不來，她們也只是說上一句：“欲來不來早語我!”
對男女相悅的看法，北朝情歌也表現得更為大膽、乾脆。如《捉搦歌》：
誰家女子能行步，反著挾禪後裙露。天生男女共一處，願得兩個成翁嫗。
又如《地驅樂歌》：
驅羊入谷，牡羊在前。老女不嫁，蹋地呼天。
和南歌的紆迴宛轉，大異其趣。北朝有關愛情婚姻的民歌並不多，但是其中就有兩三首提到“老女不嫁”的事，這可能和戰爭頻繁、丁壯死亡過多有關。東魏時，高歡曾“請釋芒山俘桎梏，配以人間寡婦”(見《北史》卷六)，寡婦之多，竟成了社會問題，這一事實也正說明這點。
北朝民歌不僅內容豐富，在藝術上也有其獨創性。它的語言是質樸無華的，表情是爽直坦率的，風格是豪放剛健的。在這裡沒有巧妙的雙關語，也沒有所謂一唱三嘆的裊裊餘音，而是名副其實的悲壯激越的軍樂、戰歌。這些，都和南朝民歌形成鮮明的對比。體裁方面，北歌雖亦以五言四句為主，但同時還創造了七言四句的七絕體，並發展了七言古體和雜言體，這也是南朝民歌所不及的。
《木蘭詩》
木蘭為盡孝道，甘願挺身而出保家護國木蘭的英雄形象出現在文學史上是具有不平凡的意義的。她是一個勤勞織布的普通姑娘，但當戰爭到來的時候，竟自勇敢地承擔起一般婦女所不能承擔的代父從軍的任務，買了“駿馬”“長鞭”，經歷黃河黑水，北到燕山朔野，萬里長征，十年轉戰。凱鏇歸來後，功成不受賞，氣概又表現得如此的磊落軒昂。回到家裡，在爺娘姊弟一片熱烈歡迎的氣氛中，她“脫我戰時袍，著我舊時裳”，同行的夥伴才驚訝地認出這個轉戰十年，功勳卓越的“壯士”，竟是一個“女郎”。撲朔迷離的傳奇色彩，更使這個勇敢、堅毅、純潔的姑娘顯出了天真、活潑、機智的本來面目。
《木蘭詩》是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相結合的詩篇。木蘭既是現實人物，又是人民理想的化身。在北朝，婦女中出現象木蘭這樣勇敢善戰的人物是不足為奇的。只如《北史•李安世傳》所載《李波小妹歌》就提供了一個武藝卓越的婦女的真人真事：“李波小妹字雍容，褰裳逐馬如卷蓬。左射右射必疊雙。婦女尚如此，男子安可逢!”但是木蘭的形象，比之李波小妹的形象卻有本質的差別。李波小妹是殘害人民的豪強地主家庭的婦女，而木蘭卻自始至終都不失勞動人民女兒的本色。她不惜自我犧牲，也不顧“男女有別”，“彎弓征戰作男兒”，既保全了老父，又捍衛了邊疆。由於故事本身的正義性、傳奇性，使民歌作者有可能在木蘭身上集中地體現勞動人民高貴的品質，突破“女不如男”的封建傳統觀念，把她塑造成一個壓倒鬚眉的女英雄，為千百年來千千萬萬的婦女揚眉吐氣。這點在封建社會具有嶄新的教育意義。
在表現手法上，《木蘭詩》也具有兩結合的因素。繁則極繁，簡則極簡。如開頭一段寫木蘭的問答和買馬都很繁。但不如此誇張鋪敘就無法渲染人物的緊張心情和戰爭氣氛。謝榛《四溟詩話》說：“若一言了問答，一市買鞍馬，則簡而無味，殆非樂府家數。”是有道理的。又如末段寫木蘭還家，也很繁。但這裡卻不是誇張，而是精雕細琢，通過人物行動來刻劃人物性格。十年征戍，艱苦備嘗，事情原很多，但作者卻寫得極簡，只用“萬里赴戎機”六句三十個字就包舉無遺。作為繁簡的標準的是人物的特徵。從全詩可以看出，作者始終是扣緊“木蘭是女郎”這一特點來進行剪裁和描寫的。“不聞爺娘喚女聲”數句之所以動人，主要即由於切合木蘭的身份，挪用不得。《木蘭詩》的語言，豐富多彩，有樸素自然的口語，也有精妙絕倫的律句。但它們在生動活潑的基調上取得統一和協調。此外，如句型的或整或散、長短錯綜，排句的反覆詠嘆，譬喻的新奇幽默等，也都加強了詩的音樂性和表現力，有助於人物形象的塑造。
影響
南北朝樂府民歌在表現手法方面，南北朝民歌對唐代詩人也有許多啟發。例如杜甫《草堂》詩：“舊犬喜我歸，低徊入衣裾；鄰舍喜我歸，沽酒攜葫蘆；大官喜我來，遣騎問所須；城郭聞我來，賓客隘村墟。”一連用四個“喜”字造成排句，便是從《木蘭詩》“爺娘聞女來”等句脫化而來的。前人說李白的《長干行》以《西洲曲》為“粉本”，說他的絕句“從六朝清商小樂府來”，也都是信而有徵的。此外，口語的運用，對後代詩人也是一個很好的借鑑。李白、杜甫、白居易等大詩人就都善於提煉口語融化入詩。雙關語，雖可溯源於先秦的瘦詞、隱語，漢代歌謠中也偶有一二，如《董逃歌》及《古絕句》“藁砧今何在”一首，但大量使用則始於南朝民歌。唐以後，詩人們由於處境的險惡，往往利用雙關語寫作政治諷刺詩，來曲折地表達他們那種難以明言的愛國深衷，這一發展也是基於南朝民歌的。
南朝民歌是商業大都市的產物，幾乎全是談情說愛的“艷曲”，所以胡應麟評為“了無一語有丈夫氣”。這對梁陳“宮體詩”的形成和泛濫，在客觀上也起了一定的消極作用。唐五代以後，許多描寫男女艷情的小詞，在意境、語言等方面，也受了南朝民歌不小的影響。
相關詞條
參考
http://www.hanwenxue.com/txt.asp?id=43322
http://read.shulu.net/other/zgwx/058.htm
http://www.sun.tzc.edu.cn/article.asp?id=48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