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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藏拼音：rú zàng
注音：ㄖㄨˊ ㄘㄤˊ
詞語解釋
儒家著作的總匯。與道家之道藏、佛教的藏經相應。《明史·文苑傳四·曹學佺》：“嘗謂‘二氏有藏，吾儒何獨無？’欲修儒藏與鼎立。”耗資1.52億元
2002年，湯一介教授提出編纂《儒藏》的建議，得到了張岱年先生、季羨林先生的熱情鼓勵。2003年北大成立了以許智宏校長為首的《儒藏》編纂領導小組和以吳志攀副校長、湯一介教授為組長的《儒藏》編纂工作小組，這一工程作為我國重大學術文化項目，被列入2003年教育部哲學社會科學研究重大攻關項目和全國社科基金2004年重大項目。《儒藏》預計耗資1．52億元，將包括收入近五百部儒家典籍的《儒藏》精華編（約1．5億字）和收入約5000餘部儒家典籍的《儒藏》（約10億字）以及著錄萬餘部儒家典籍的《儒藏總目》，子項目包括十卷本《中國儒學史》和《儒家思想和儒家經典叢書》百種。這一工程將使我們擁有一部最齊備和完整的儒家思想文化著述的總匯。目前儒家典籍多以影印本形式出版，而《儒藏》將以附有簡明校勘記的繁體豎排校點排印本的形式出版，這不僅便於使用，而且可做成電子版進行全文檢索。全部工程歷時十六七年完成。
據悉，北大去年召開了兩次有全國20多所高等院校和科研機構專家（包括台灣地區學者）參加的“《儒藏》編纂與研究工作會議”。迄今為止，已有20餘所高等院校和科研機構參與對《儒藏》精華編460部儒家典籍的校點工作。《儒藏總目》和《中國儒學史》計畫於2006年完成，《儒藏》精華編計畫於2010年完成，而《儒藏》項目計畫在2020年全部完成。
目前《儒藏》工程已取得階段性成果。收有5部經過重新校點的古代《論語》註疏和1部經過重新整理的出土文獻《論語》的合集，作為《儒藏》的樣書，8月將由北大出版社製作完成。
網路時代也需要《儒藏》
從2002年10月湯一介提出編纂《儒藏》，到2004年年初正式啟動編纂工程，在一年半的過程中，該項目得到了中外學者的支持，但編纂中心也常常收到一些朋友和關心此項學術文化事業者的來信。??湯一介說，在這些人的來信中，有些人對編纂《儒藏》的必要性提出了疑問。“他們問，當今人類社會已經進入到經濟全球化、科技一體化和信息網路的時代，儒家思想文化到底起什麼作用？還有的人認為，儒家思想中有許多並不適應現代人類社會生活所需要的思想，甚至可以說是有著許多今天人們無法接受的思想。”??對這些觀點，湯一介不僅回信解答，而且還在雜誌上發表文章闡述自己的觀點。“我們編纂《儒藏》的目的是和編纂《佛藏》《道藏》一樣，都是旨在把中國思想文化的典籍經過系統整理，以便收藏、保存和利用，為人們提供研究儒家思想的可信資料。”他強調說，“我們並不認為，儒家思想文化都能適應現代人類社會的現實，更不認為它能解決當今存在的種種複雜問題，但這些問題無疑是要我們利用儒家典籍和文獻進行深入探討和研究的。在近幾十年中，經過中外學者的努力，已經整理和發覺出儒家思想文化的若干方面可以有益於解決當今人類社會存在問題的資源。”“當然各民族的思想文化對今天的社會都可能提供一些有意義的資源，但作為我們這個民族的主流儒家思想文化，其中也必然會為解決當今人類社會存在的種種問題提供極其有意義的思想文化資源。”
編纂《儒藏》的意義
綜觀歷史，人類經過狩獵、農耕、工業等多次文明的躍升，如今已進入信息化時代。特別是隨著全球化進程的加快和多重嚴峻挑戰，人類將以什麼樣的思維方式和文化形態，去適應或支撐資訊時代的需要和發展，以避免以往文明躍升中所衍生的負面效應，這將是擺在人類面前的新課題。進入21世紀以來，東西方學者對這一問題進行了深刻反省，共同認識到：在這樣一種前所未有和普遍關聯的全球化浪潮中，人類已有的各種文明形態，只有通過相互之間的平等交流和對話，才能達到彼此之間的互補和有機融合，從而形成一種文化的合力， 以糾正或克服當今人類由單一文化所造成的種種缺失，這可能是擺脫和克服人類困境的必由之路。在中國歷史上，儒家思想通過對夏、商、周三代文明的繼承和發展，結合不同的歷史現實和生活實踐，創造出“崇德貴民”的政治文化、“孝悌和親”的倫理文化、“文質彬彬”的禮樂文化、“天人合德”的生態倫理、“遠神近人”的人本取向等文化價值體系。儒家哲學強調“陰陽互補”、“和而不同”、和諧以及天人合一的宇宙觀，成為中國古典哲學的重要基礎。儒家的價值理念，不僅通過個體表現為強烈的道德主義、積極的社會關懷、穩健的中庸精神、嚴肅的自我修養，而且也表現為人道主義、理性態度、重視傳統和秩序的整體性格。由於儒家具有如此深厚的文化根源、積極入世的實踐精神，以及由於儒家在傳承文化方面的自覺努力，不僅使得歷代主政者無不重視儒家的政治、文化功能，而且也使得儒家的價值觀成為中國人的價值觀的主體。儒家的這些思想深刻地影響了中華民族文化各個方面的發展。
今天，中華民族正處於偉大的民族復興的進程中，重新回顧我們這個民族文化的根源及其不斷發展的歷史，必將對中華文化的偉大復興發揮重要的作用。為了能夠系統深入地研究儒家思想的方方面面，把儒家經典及其在各個時期的註疏，把歷代儒家學者的著述，把體現儒家思想文化的各種文獻，編輯成一部儒家思想文化的大文庫《儒藏》，無疑對當今中國和整個世界都有著重大的意義。
考察中國學術史及文獻史，在構成中華傳統的儒、釋、道三家之中，唯獨儒家沒有編纂《儒藏》。其中原因很多，但概括起來，可能有以下幾個方面的原因：
一是學說性質不同。《佛藏》、《道藏》是佛、道二教的經典文獻總集，它們均以宗教的內容和形式為標榜，因此對於當時的儒家來說，如果編纂《儒藏》，就有把儒家或儒學宗教化的嫌疑。而歷代多數儒者或儒學大家，雖也常常“出入佛老”，但均不以儒家或儒學為宗教。二是學說地位不同。儒家思想在長期的歷史發展中，逐漸成為中華文化的主體或主流，而佛、道二教在其發展進程中，歷經磨難、坎坷和曲折，最終都不得不向占主導地位的儒學靠攏。因此，在儒家看來，雖三家並稱，但地位卻不能等同，因此也就不願以《儒藏》的形式，自認與《佛藏》、《道藏》鼎足為三。
第三，學說的作用、功能不同。佛、道二教以宗教為號召，其最大功能在勸人為善，具有道德教化作用。而儒家的思想體系，除道德教化外，還有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政治功能、社會功能和世俗化的教育功能。佛、道二教在政治體制、社會制度、建國治國方略、世俗化的人才培養等諸多領域無法與儒家相比，因此儒家在自己的文化經典體系的表現方式上，也自然不願追隨佛、道，以“藏”設限。第四，在明、清兩朝，雖也有少數儒家學者，如明末的曹學詮、清代的周永年、劉音等人，曾提出編纂《儒藏》的構想，並提出“儒藏說”和“廣儒藏說”以為鼓吹，但均因上述可能的原因而未能實現。
歷史上雖無以《儒藏》名書的事實，但歷代王朝都有過彙編儒家經典的舉措。如唐代的《五經正義》、宋代的《十三經》、明朝的《四書大全》、清代的《皇清經解》及《十三經註疏》等各種形式的儒家經典彙編。這些彙編，實際上都體現了我們今天所稱之的“儒藏”精華部分，只是還不夠全面和系統，同時也沒有彙編成我們今天所謂的“《儒藏》大全”。《四庫全書》的編纂，在一定程度上解決了儒家經典“大而全”的問題，但由於該書編纂的直接動機，是為體現盛世修典和大一統皇權至上的指導思想，從而使該書雖然有《儒藏》之實，但尚不能完全代替一部無論在內容上還是在形式上，都能超越政治標準、文化眼光和歷史局限，且具有學派性質的儒家文獻典籍之精華及大全的《儒藏》。因此，能夠集全國幾十所高等院校和科研機構共同編纂這樣一部《儒藏》，將具有重要的文獻價值和現實意義。
首先，儒學能否衝破民族、地域的籓籬而走向急劇變化的現代世界，並為人類文明作出貢獻，關鍵之一在於其自身的現代化改造。因為儒學不但是中國的，也是東亞的，更是世界的。編纂一部有斷句、標點、校刊（精華本）的《儒藏》，本身即是實現轉化的一種外部形式。要對儒學作現代詮釋，首先須提供一個現代人能夠方便利用的現代版本。因此編纂《儒藏》是實現儒學現代轉化的第一步。
其次，編纂《儒藏》是為文化創新提供文化繼承的條件。在一定意義上說，繼承與創新、詮釋與轉化，是一件事的兩個方面。離開創新的繼承和離開繼承的創新都是不可能的。此即古人所說：“知因而不知革，物失其則；知革而不知因，物失其均。”
第三，“國於天下，有與立焉”。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必有其足以立國興邦的思想文化基礎。今天看來，這立國興邦的思想文化基礎或來源之一，便是積澱了幾千年並已凝聚在民族文化基因中的優秀思想成果和那些足以代表民族智慧的思想精華。
總之，我們今天編纂《儒藏》，不僅僅是為了保存文化遺產，更重要的是，它有著與歷代編纂大書更深遠的意義，那就是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為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為人類文明發展的多元性，為不同文明體之間的溝通、對話和交融，提供一個多少有別於西方思維方式和價值體系的文明參照系，以便使人類以更加理性的態度進入一個多極共存與和平發展的新時期。
《儒藏》編制首批成果
海內外學人企盼已久的儒學大型叢書《儒藏》的首批成果——“史部”50冊，目前已由四川大學古籍所編成、四川大學出版社出版了！《儒藏》——這一數百年來學人夢寐以求的盛大工程，終於結出了首批碩果。明代文人曹學佺“二氏(佛道)有藏，吾儒獨何無”的浩嘆，可以喟然止矣。《儒藏》是儒學文獻的大型叢書，是儒學文化及其歷史的集中反映。儒學是中國文化的主幹，在中國已經有2500餘年的發展史，自漢武帝以下曾被歷代統治者推為“獨尊”的國家學術思想，與佛教、道教形成三足鼎立之勢。但是，儒學卻沒有像佛、道那樣擁有一部自己的大型叢書。明朝萬曆年間，孫羽侯、曹學佺曾先後提出《儒藏》編纂的構想，清代乾隆時周永年重倡《儒藏說》，將《儒藏》的編纂推為“藝林中第一要事”！但是由於種種原因，在整個中國古代社會，《儒藏》編纂始終沒有完成，成為學界一大憾事。
四川大學古籍所稟承錦江書院、尊經書院“通經學古、求實創新”的傳統，繼承廖季平、吳之瑛、蒙文通、郭沫若等老一代學人儒學研究的成果，在20世紀90年代即以一種學人敏銳的目光和歷史的使命感，提出《儒藏》編纂並率先開展了儒學文獻的整理和研究工作。至2004年初，在校長謝和平院士的主持下，學校決定“加快進行《儒藏》編纂工作”，成立以校長、副校長、副書記為正副組長的“《儒藏》工作委員會”，由“211工程”重點學科先期投資100萬元，促進《儒藏》成果儘快問世。2005年初，目前唯一的研究孔子和儒學的大型基金組織——中國孔子基金會，又將川大“《儒藏》編纂”列為“重大項目”，並給予300萬的經費資助。此外，迄今最大的儒學研究國際性組織——國際儒學聯合會，亦派出四位學術委員參與川大《儒藏》工作，並增選川大《儒藏》主編舒大剛教授為第三屆理事會理事兼學術委員。在各方的大力支持下，川大古籍所全體同仁團結一心，刻苦攻關，終於在國內目前倡導《儒藏》編纂的三所大學(另兩家為北京大學、人民大學)中，率先推出了首批成果，它將與北京大學組織的《儒藏精華》、人民大學主持的《海外儒藏》彼此輝映，共同構建千古儒學成就的文獻大廈。
川大《儒藏》的首批成果共50冊，總字數約2600萬字，內容系儒學史文獻的收集和整理，屬於川大《儒藏》工程自創體例“三藏二十四目”中“經”“論”“史”的“史部”。首批50冊包含“史部”的“孔孟類”、“學案類”和“碑傳類”三個部分，收書約80餘種。
“孔孟史志”共13冊，系歷代記錄和研究孔子、孟子、孔孟弟子及其後裔的著作和文獻，大體上分為四類：一是儒門人物誌，如《孔子弟子傳略》、《孟子弟子考》、《聖門人物誌》等；二是儒門家族志，如《東家雜記》、《孔氏祖庭廣記》、《闕里文獻考》、《三遷志》、《孔孟顏三氏志》等；三是儒門禮樂志，包括《聖門禮志》、《聖門樂志》、《文廟從祀弟子贊》、《文廟從祀先賢先儒考》、《學宮輯略》等；四是儒門綜合志，包括《聖門志》、《孔聖全書》、《洙泗考信錄》等。另外。還對先秦唐宋有關孔子和孔子弟子一些散見資料進行了分類輯錄。《歷代學案》共23冊，收錄唐晏《兩漢三國學案》，黃宗羲、全祖望《宋元學案》，馮雲濠、王梓材《宋元學案補遺》，黃宗羲《明儒學案》，徐世昌《清儒學案》五部著作，是體例完備，內容齊全，資料充實，名符其實的儒學流派史。除了先秦、魏晉、南北朝、隋唐、五代等段的學案，目前尚付闕如外，五個《學案》蟬聯而下，中國儒學中“漢學”與“宋學”的代表時期，都有“案”可稽了。
《儒林碑傳》共14冊，是歷代儒學人物原始資料——碑傳文獻的集成。自兩漢迄於清末，共搜得碑傳文章四千餘篇，涉及傳主三千五百餘人。一律按時代為編，以生卒年為序，共為七書：《兩漢魏晉南北朝儒林碑傳集》、《隋唐五代儒林碑傳集》、《宋儒碑傳集》、《遼金儒林碑傳集》、《元儒碑傳集》、《明儒碑傳集》、《清儒碑傳集》。共分14冊，文字不下千萬。
其整理方式力求仿古與現代結合，整理與研究統一。凡是川大古籍所已有之整理成果者，如“歷代學案”、“儒林碑傳”等，文字和版式則採用仿古照排，以便統一格式。其他沒有整理成果者，則採取圈點加影印的方法，以避免重排帶來的錯誤。同時輔以《總序》、《分序》、《小序》、各書《提要》和《校勘記》等，為讀者提供清晰的儒學歷史及其文獻演繹的輪廓。
隨著《儒藏》“史部”50冊的編成和出版，兩千五百年的儒學成果將進入結集整理和出版的新階段，歷代儒學文獻將逐漸獲得理想的歸宿！這也標誌著自明萬曆以來四百餘年間學人的夢想將變為現實！聖賢的智慧與光芒，以更為深入人心的方式向世間閃耀。
國學大師們的見解
季羨林先生的見解
張立文：季老，這是我們孔子研究院編纂的《國際儒藏·韓國編》。原來湯一介先生一再請我去主持《中華儒藏精華》，當總編，因為我還沒有退休，紀寶成校長不同意。我跟湯先生商量，我編輯國際部分。因為您是人民大學孔子研究院的顧問，所以您也是我們的顧問。季羨林：嗯。
張立文：我們想跟溫家寶總理講講，儒學早就該走出去了。海外儒學是儒學的重要組成部分。儒學在公元前便傳播海外，成為世界性的學問。按計畫，我們準備將《國際儒藏》分為韓國、日本，還有歐美等四個部分彙編。
季羨林：韓國在尊孔方面做得比我們要好。
張立文：現在他們還有鄉校。
季羨林：對。漢城大學有一個奎章閣，我去看過那個地方，奎章閣藏書不多，但是很有特點。李退溪就是韓國的。 《儒藏》必須做，你們做了一件好事情。
張立文：希望您支持。我們想申請一部分經費。
季羨林：可以找新聞出版總署，他們管這個事。
張立文：希望季老多支持。
季羨林：不敢當。我力量有限，盡力而為。 《儒藏》實在是非做不行啦，要不然影響我們國家的面子。人家問，《佛藏》有了，《道藏》有了，為什麼沒有《儒藏》？人家一問，我們回答不出來。此外還得要補課，年輕人還得認識繁體字。我們現在的年輕人不認識繁體字的情況必須改變。原來我有個想法，大學一年級，不管哪個系，開馬克思主義課程的同時，也開中國的國學課。不管哪個系，一年級沒有修完這個，不能畢業。我覺得應該這樣。此外，過去有個說法認為，我們的《四庫全書》就是《儒藏》，這個觀點是不對的，當然，《四庫全書》是了不起的東西，但《四庫全書》不能叫《儒藏》。
張立文：現在我們缺乏古籍整理的人。季羨林：是不容易。國務院不是有個古籍整理小組嗎？周林是組長。
張立文：季老，您是我們的大樹，有您在，就好說話，我們就有力量。
季羨林：大家一起來鼓吹，眾志成城啊。湯一介現在在做這件事啊。
張立文：我們在一起做，湯一介那裡已經出了8本了。您有什麼想法，交代給我們。
季羨林：第一個想法，就是你們做了一件好事，要不然太不像話啦。儒釋道三家，我們有《佛藏》和《道藏》，唯獨缺少《儒藏》，交代不過去啊。中國不是提倡中國文化嗎？“藏”裡面就包含中國文化。第二，當然，編撰 《儒藏》的工作做起來也要慎重。日本的《大正大藏經》，國外的學者都引那本書，很方便，我也引那個書，但是它的標點，一塌糊塗，一塌糊塗不夠，就“兩塌糊塗”了，沒有一個對的。給古籍加注標點很不容易，你看二十四史，後來一直有人挑錯，特別是《元史》。 《元史》的名字本來就古里古怪的， 《元史》的錯最多！
湯一介先生的見解
湯一介先生在講話中指出，《儒藏》工程的開展至少在四個方面具有學術文化上的突破性意義：一是編纂《儒藏》以傳承中華文明，是符合當代中國以及當今世界的需要。一方面，儒家文化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主幹，明清兩朝都有學者、當代也有學者如饒宗頤先生，都曾提議編纂《儒藏》，因此這項工作是五百年來中國學者未能實行的一項歷史使命，現在應該由我們這一代人來完成，而且中國目前提出建構和諧社會，儒家學說也可以為此提供豐富的思想文化資源。另一方面，歐美多位漢學家通過對中國傳統文化，尤其是通過對儒家文化的深入研究，認為以儒家文化為代表的中國文化，與以基督教為代表的西方文化具有互補性，對西方乃至人類社會共同面臨的後現代問題具有建構性，能夠彌補西方文化之不足。二是《儒藏》工程還是一項史無前例的國際合作項目。歷史上，儒家文化不僅是中國的主流文化，而且對朝鮮半島、日本、越南都產生過深刻影響，日本當代一位有影響的學者曾指出，儒家的思想文化不僅是中國的精神財富，而且是東亞的精神財富。《儒藏》工程目前已與韓、日、越等國學者開展實質性的合作，可以說這是新中國建國以來，甚至可以說是中國有史以來最為重大的國際學術文化合作項目，已經超過中國歷史上曾經有過的國際合作——如唐朝玄奘取經、譯經的規模。三是《儒藏》的收書範圍突破傳統。《儒藏》不僅收錄傳世文獻，而且收錄出土文獻和域外文獻，這種將傳世文獻、出土文獻與域外文獻萃為一編的做法，在中國古籍整理編纂史上還是第一次。四是《儒藏》的編排形式也能適應現代社會的需要。《儒藏》精華編收錄的文獻，經過簡明校勘及新式標點，以繁體、豎排的方式印刷出版，最終還將製作成可供全文檢索的電子文本，便於閱讀和利用，能夠更好地滿足文化傳承和學術研究的需要。湯一介先生還向會議報告了《儒藏》工程的總體進展情況以及質量、進度等方面急需解決的問題。北京大學《儒藏》編纂與研究中心副主任吳同瑞先生向會議報告了《儒藏》工程的財務狀況及經費使用情況。他指出《儒藏》工程儘管得到教育部、北京大學以及各合作單位的大力支持，但仍然面臨經費不足的問題，因此在經費使用上應該精打細算，同時還必須想辦法開源節流，爭取國家和社會更大的支持，以為《儒藏》工程的最終完成提供充裕的經費保障。與會代表對於教育部即將出台的《儒藏》工程激勵措施產生了積極的反響，大家對於如何提高編纂質量、加快工程進度紛紛建言獻策，提出了很多很好的意見和建議。按照教育部的要求，與會代表還逐項討論了“《儒藏》精華編校點費提高及獎勵辦法”、“《儒藏》精華編委託校點契約”、“提高《儒藏》精華編整體校點質量的措施”、“加快《儒藏》精華編整體進度的措施”等檔案，達成了廣泛的共識。
湯一介先生在會議總結髮言中表示，這次主編會議開得熱烈而富有成效，會後北京大學《儒藏》編纂與研究中心將認真落實會議所取得的成果。他提出會後將著重落實五項工作：第一，對於與會代表普遍關心的《儒藏》工程作為教育部的重大專項，如何體現在各合作單位、主編及校點者的成果認定和評估上，將根據大家的意見形成一個正式建議，提交教育部。第二，將進一步完善委託校點契約和獎勵辦法等檔案。第三，將通過擴大宣傳爭取教育部、各合作單位領導及社會各方面對《儒藏》工程給予更多重視和支持。第四，做好這次會議的紀要和總結，及時向教育部匯報，並及時與各合作單位、主編及校點者溝通。第五，在繼續編好《儒藏》的基礎上，深入開展有關儒家典籍與思想的學術研究。
北京大學儒學研究院副院長李中華教授、北京大學《儒藏》編纂與研究中心常務副主任魏常海教授、《儒藏》總編纂孫欽善教授分別主持了會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