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義
我們一般所說的出土文獻，是有廣義和狹義之分的。廣義的出土文獻是相對於傳世文獻而言的，即考古發掘出土的(或經過鑑定、來源明確的館藏品)文字材料，都可叫做“出土文獻”。原文化部的“古文獻研究室”編輯了五輯《出土文獻研究》，其涵括的研究對象上自甲骨文、金文、戰國盟書、璽印、簡牘、帛書、敦煌文獻、吐魯番文書，下到明清墓誌，還有佉盧文等古民族文字等等。另外，像古籍整理規劃領導小組制定的出版規劃所列的出土文獻等，都是用的廣義的概念。王國維指出的對中國學術有重大影響的19世紀和20世紀初的幾項發現是甲骨文、敦煌文獻、漢晉邊塞竹簡和中國境內的外族遺文，還有內閣檔案。這其中，除了內閣檔案一般不包括在內，其他都算是出土文獻。——這是廣義的出土文獻。狹義的概念，一般是指出土的書籍(包括典籍和公、私文書)，主要是指上個世紀大量出土的簡牘、帛書和紙質文書等。廣義概念中的一些內容，有的已形成了自身的獨立的學科，像甲骨文；有的則成為其他學科的一部分，如金文，現在更多的把它作為器物——青銅器研究的一個組成部分。另外，像墓誌、碑銘，則更多的被納入傳統的金石學的範疇里。
可以看出，不論是廣義的，還是狹義的概念，都不是一個嚴格的分類學上的概念。出土文獻的最本質的特徵在於“出土”，從內容上看，它和傳世文獻的分類是一致的。而“時過境遷”，“出土”的特徵一旦消失，它也就成為傳世文獻的一部分。比如說《穆天子傳》、《竹書紀年》等，最早都是出土文獻，但現在從事這方面研究的，我們很少說他們是在進行出土文獻研究。所以隨著時間的推移，現在被視為出土文獻的，以後可能也就都成為一般文獻了。
分類
地下出土的文獻資料一般來說是兩類東西，一類是當時的遺棄物，實際上就是垃圾，有辦公垃圾，也有生活垃圾。像遺址里出土的，如西北地區的居延漢簡、敦煌漢簡、懸泉置簡牘等。以前這一類文獻主要出在北方。因為在自然狀態下，竹、木製品或絲綢很容易朽爛，俗語說：乾千年，濕千年，不乾不濕只半年。西北地區氣候乾燥，遺物保存下來的機會要大一些。但最近幾年在南方的古井中也出土了大量此類簡牘，如 1996年10月在湖南長沙走馬樓出土的三國吳簡，以及2002年六七月份湖南龍山里耶古城水井中出土的秦代竹簡。因為井口被自然封閉後，井內的情況就和墓葬內部差不多，所以竹簡方得以保存至今。還有極個別的情況，像敦煌懸泉置出土的“四時詔令五十條”原來是寫在牆上的布告，後來遺址廢棄了，房屋倒了，布告便奇蹟般地保存下來。還有一類是有意的埋藏，較多見的是古墓中的簡、帛和文書，如銀雀山漢墓竹簡、馬王堆漢墓帛書、睡虎地秦墓竹簡等。這一類文獻以湖南、湖北出土的最多。還有像山西侯馬、河南溫縣的盟書。這些盟書是古人盟誓以後埋在坑(也稱為“坎”)里的，一般和祭祀有關。另外，敦煌文書也屬這一類。
出土文獻從文字上來分，可以大致分為兩類。一類是漢字系統的文獻，即甲骨文、金文、六國古文、秦文字、隸書等漢字系統的。一類是非漢字系統的古代各民族文字的文獻，如佉盧文、粟特文、梵文、回紇文、西夏文、女真文、藏文等等。這兩類文字的載體基本上是相同的，有金、石、簡、帛、紙張等。藏文、梵文，還有用貝葉的，特殊一些。
無論是有意的埋藏，還是遺棄物，這些文字材料，對我們來講價值是一樣的，都提供了豐富的歷史信息。
特點
作為出土文物，尤其是簡牘一類的文物，其特點在於：首先，保存情況差。這些文物在地下埋藏了一二千年，儘管情況有好有壞，一般來說都保存得不好。簡牘殘斷缺損，文字漫漶，是普遍的現象。現在我們知道保存最完整的資料要算是馬王堆帛書了(除了敦煌文獻)，比起其他的發現來講，保存得太好了。但即使是這樣，到現在也還有相當數量的帛書殘片的拼對有困難。像保存較差的阜陽雙古堆漢墓竹簡，出土時已朽爛成幾厘米長的薄片，保護、整理都很困難。
第二，嚴重擾亂(這主要是指簡牘)。一種是自然擾亂。遺棄的簡牘自然不必說——本身就是雜亂的。有意埋藏的簡牘，原本多是成卷的，埋藏時間一長，也會因編繩朽斷，竹簡隨地下水位上升或下降而在棺內漂移，致使簡牘散亂。還有就是人為的擾亂，如盜墓。自古盜墓之風就長盛不衰，因為它能夠使人驟富。墓葬一旦被盜，墓中的隨葬品即便沒有被盜走，也會受到嚴重的擾亂破壞。以前的人不了解竹簡的重要性，因為那不算寶貝，不像金、銀、玉、銅器。因此，往往毀壞嚴重。像定州漢墓竹簡，就是盜墓者在墓中失火，使竹簡燒成了木炭。
第三，文本本身並不是現代意義上的定本或善本，加之上述的原因，簡牘殘斷缺損，散亂失序(有的本身就是垃圾)，文字漫漶，文本的完整性更加受到影響。一般以為，出土文獻未經傳刻，錯誤少，所以對用出土文獻來訂正、校勘傳世文獻的作用說得多。其實，許多古籍流傳到今天，經過後人研究、傳刻，魯魚亥豕故所難免，但在文字使用上還是規範和完善了。出土文獻沒有經過這些，雖然免去傳刻的訛誤，但本身的問題也未得到糾正。在整理馬王堆漢墓帛書的時候，文本反映出的錯誤之多，讓人不能理解。後來知道這些東西多是請人抄寫的，而且抄寫者的文化水平並不高。如張家山漢墓竹簡，很多地方都有抄寫者的姓名(寫在簡的末端)，而且不是一個人抄寫的，所以書寫的風格差別很大。漏抄的、錯抄的，比比皆是(顯然未經過審校。按照我們現在出書的標準，肯定是不合格的)。所以就這個意義上來講，出土文獻不一定都優於今本。
另外還有一個重要特點，就是文字的載體主要是簡牘、帛書，此類文物的科學保護是一個世界性難題，現在還沒有一個根本的解決辦法。如何有效保護，這是一個最大的問題。
從這裡也可以看出出土文獻整理出版的重要性、必要性和緊迫性。
出土文獻本身存在這么多的問題，是否它們就不重要了。恰恰相反，這些地下出土的材料太重要了。因為我們雖然有二十五史，有這么多的傳世文獻，但是直接看到古代墨跡的機會太少了，資料也太少了。儘管考古發現一個接一個，走馬樓吳簡出土後，到現在已全部清理完畢，總數超過13萬枚，有字簡也有近10萬枚，超過以往發現的總和。再加上最近湖南里耶出土的秦代竹簡，大概總數超過20萬枚；帛書大約有15萬字。儘管如此，考古發現的幾率還是非常小的。在湖北荊州地區，秦漢墓葬集中的地方，考古人員統計過，出土竹簡的墓葬約占已清理髮掘墓葬的幾百分之一。
當然數量是一方面，更主要的還是出土文獻內容的重要。出土文獻的每一次重大發現都會給學術界帶來重要影響。上邊提到的甲骨文、敦煌文獻、漢晉邊塞竹簡等是這樣，20世紀 70年代以來，如銀雀山漢墓竹簡、馬王堆漢墓帛書、睡虎地秦墓竹簡、吐魯番文書、居延簡、張家山漢墓竹簡、侯馬盟書、懸泉置簡牘、包山楚簡、郭店楚墓竹簡等的發現，更是這樣。這樣的例子太多了，無法一一說明。
出土文獻的整理出版歷來受到國家的重視，國家古籍整理規劃項目中就有專門的“出土文獻”一類，許多出土文獻的整理項目都被列為國家哲學社會科學重點項目。我們從此類圖書獲得出版界的最高榮譽——“國家圖書獎”的情況，也可看出國家和社會的重視程度。國家圖書獎的評獎已舉辦了五屆，獲得國家圖書獎(包括榮譽獎和提名獎)的有《甲骨文合集》、《睡虎地秦墓竹簡》、《殷周金文集成》、《英藏敦煌文獻——漢文佛經以外部分》、《上海博物館藏敦煌文獻》、《吐魯番出土文書》(圖版本)、《漢西嶽華山廟碑》、《郭店楚墓竹簡》、《敦煌變文校注》、《敦煌文獻分類錄校》、《北京大學藏曆代金石拓本菁華》、《納西東巴古籍譯註全集》、《甘肅藏敦煌文獻》等。“出土文獻”作為國家圖書出版中很小的門類，國家給予的高度重視和榮譽是很特殊的。
價值
王國維說：“古來新學問，大都由於新發現。有孔子壁中書出，而後有漢以來古文家之學；有趙宋古器出，而後有宋以來古器物、古文字之學。”新的發現、新的材料，對於促進古文獻研究的深入具有重要意義。殷墟甲骨文的發現，極大地推動了古文字學和殷商歷史的研究；敦煌遺書的發現，在世界範圍內形成了新的顯學——敦煌學；內閣大庫元明以來書籍檔冊的發現、簡帛文獻的大量出土，也大大促進了相關領域的研究。
《漢書·藝文志》兵書略載有《吳孫子兵法》八十二篇，圖九卷。《齊孫子兵法》八十九篇，圖四卷。兩書分屬孫武、孫臏。後因《孫臏兵法》失傳，人們對《漢志》著錄產生了懷疑，有人認為孫子是一人而非兩人，也有人認為《孫子兵法》是一書而非兩書，1972 年，山東臨沂銀雀山漢墓出土了《孫臏兵法》殘簡，使這一有爭議的問題迎刃而解。對於《文子》、《尉繚子》、《鶡冠子》、《晏子春秋》、《六韜》等書的真偽問題，人們也多有不同看法，1973 年，河北定縣漢墓出土的《晏子春秋》、《文子》、《太公》，同年長沙馬王堆帛書出土的《鶡冠子》殘簡，都大大深化了人們的認識，並在某種程度上矯正了人們在思想方法上的一些偏差。大的發現，催生新的學問，小的發現，可深化人們對具體問題的理解，或提供新的材料、提供新的研究課題，新的資料的重要，自然是無可置疑的。王國維提出著名的“二重證據法”，主張將新發現的考古資料與傳世文獻互相驗證，從而取得考據方法的重大突破，也與新材料的發現有著密切的聯繫。
可以毫不誇張地說，出土文獻的大量發現，將在很大程度上改寫中國學術史。
一、出土文獻與傳世文獻可以互補互證
文獻流傳，歷時愈久，愈易失真。以今日所見古代文獻而言，文字訛誤，文句顛倒，篇章脫漏增益，記事殊異，乃至於隨意增竄改作，不勝枚舉。出土文獻長期埋藏，因而得以保持較為原始的面貌。有些文獻經歷了幾千年（如甲骨文、金文等），少者亦有數百年，其可貴性不言而喻。
傳世文獻的長處，則主要體現在以下一些方面。
傳世文獻經過了長期的自然選擇。既要讀書，主觀上總是希望有一個好的本子。因此，傳世文獻得以流傳，必有其原因，有其長處。
更為重要的是，傳世文獻往往經過整理選擇。古人很早就已經開始進行文獻整理工作。《國語·魯語下》曰：“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太師，以《那》為首。”《漢書·禮樂志》曰：“王官失業，《雅》、《頌》相錯，孔子論而定之，故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據《史記·孔子世家》，孔子對於六藝，都有整理之功。西漢末年，劉向、劉歆父子主持了中國歷史上第一次規模巨大的文獻整理工作。這次文獻整理不僅涉及面廣，而且非常細緻、深入。
《藝文志》總序曰：“昔仲尼沒而微言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故《春秋》分為五，《詩》分為四，《易》有數家之傳。戰國從衡，真偽分爭，諸子之言紛然餚亂……漢興，改秦之敗，大收篇籍，廣開獻書之路。迄孝武世，書缺簡脫，禮壞樂崩……於是建藏書之策，置寫書之官，下及諸子傳說，皆充秘府。至成帝時，以書頗散亡，使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詔光祿大夫劉向校經傳諸子詩賦，步兵校尉任宏校兵書，太史令尹鹹校數術，侍醫李柱國校方技。每一書已，向輒條其篇目，撮其指意，錄而奏之。會向卒，哀帝復使向子侍中奉車都尉歆卒父業。歆於是總群書而奏其《七略》，故有《輯略》，有《六藝略》，有《諸子略》，有《詩賦略》，有《兵書略》，有《術數略》，有《方技略》。今刪其要，以備篇籍。”《藝文志》最後概括說：“大凡書，六略三十八種，五百九十六家，萬三千二百六十九卷。”班固自註：“入三家五十篇，省兵十家。”
這說明，西漢古籍整理，是得到國家支持、由著名學者、專家主持的一項系統工程，它使絕大多數西漢文獻以前的文獻都經過了認真的校理。
劉向、劉歆校書時，條件相當優越。一是去古未遠，可以見到大量古書，其中有不少是古文，甚至有一定數量的出土文獻。二是用以校勘的資料亦相當豐富。如：
《戰國策書錄》：“中書本號，或曰《國策》，或曰《國事》，或曰《短長》，或曰《事語》，或曰《長書》，或曰《修書》。”其中“有國別者八”。《管子書錄》：“所校讎中《管子》書三百八十九篇，大中大夫卜圭書二十七篇，臣富參書四十一篇，射聲校尉立書十一篇，太史書九十六篇。凡中外書五百六十四篇，以校除復重四百八十四篇，定著八十六篇。”《晏子書錄》：“所校中書《晏子》十一篇，臣向謹與長社校尉參校讎太史書五篇，臣向書一篇，臣參書十三篇，凡中外書三十篇，為八百三十八章。除復重二十二篇，六百三十八章，定著八篇，二百一十五章。”《鄧析子書錄》：“中鄧析書四篇，臣敘書一篇，凡中外書五篇。以相校除復重，為一篇。”《孫卿書書錄》：“所校讎中孫卿書凡三百二十二篇。以相校除復重二百九十篇，定著三十二篇。”當時每校一書，都參考了不同版本，多者在十本以上。
劉向父子整理古籍，大致可以分為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對文字、篇章進行校勘。
劉向《戰國策書錄》稱：“本字多誤脫為半字，以趙為肖，以齊為立，如此字者多。”《晏子書錄》稱：“中書以夭為芳，又為備，先為牛，章為長，如此類者多。”《列子書錄》稱：“或字誤以盡為進，以賢為形，如此者眾。”又稱：“中書多，外書少。章亂布在諸篇中。”《漢書·藝文志》曰：“武帝末，魯共王壞孔子宅，欲以廣其宮，而得《古文尚書》及《禮記》、《論語》、《孝經》凡數十篇，皆古字也……劉向以中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酒誥》脫簡一，《召誥》脫簡二。率簡二十五字者，脫亦二十五字，簡二十二字者，脫亦二十二字，文字異者七百有餘，脫字數十。”又曰：“劉向以中《古文易經》校施、孟、梁丘《經》，或脫去‘無咎’、‘悔亡’，唯費氏經與古文同。”又曰：“（《論語》）經文皆同，唯孔氏壁中古文為異。‘父母生之，續莫大焉’、‘故親生之膝下’，諸家說不安處，古文字讀皆異。”
（二）是彙編與輯佚。
《戰國策書錄》稱：“所校中戰國策書、中書余卷，錯亂相糅莒，有國別者八，篇少不足。臣向因國別者，略以時次之，分別不以序者以相補。”《晏子書錄》稱：“外書無有三十六章，中書無有七十一章，中外皆有以相定。”《漢書·藝文志》曰：“孔安國者，孔子後也，悉得其書，以考（《尚書》）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又曰：“劉向校書，得《樂記》二十三篇，與禹不同。”又曰：“《禮古經》者，出於魯淹中及孔氏，與十七篇文相似，多三十九篇。”
（三）是辨偽與存疑。
《晏子書錄》稱：“又有復重，文辭頗異，不敢遺失，複列為一篇；又有頗不合經術，似非晏子之言，疑後世辨士所為者，故亦不敢遺失，復以為一篇。”《列子書錄》稱：“《穆王》、《湯問》二篇，迂誕恢詭，非君子之言也。至於《力命》篇一推分命，《楊子》之篇唯貴放逸，二義乖違，不似一家之書。”《漢書·藝文志》載：“《太公》二百三十七篇。”班固自註：“呂望為周師尚父，本有道者。或有近世又以為太公術者所增加也。”（班氏之注，亦當本於劉向《別錄》、劉歆《七略》）“《文子》九篇。”註：“老子弟子，與孔子並時，而稱周平王，似依託者也。”“《力牧》二十二篇。”註：“六國時所作，托之力牧。力牧，黃帝相。”“孔甲《盤盂》二十六篇。”註：“黃帝之史，或曰夏帝孔甲，似皆非。”“《大禹》三十七篇。”註：“傳言禹所作，其文似後世語。”“《神農》二十篇。”註：“六國時，諸子疾時怠於農業，道耕農事，托之神農。”“《伊尹說》二十七篇。”註：“其語淺薄，似依託也。”“《鬻子說》十九篇。”註：“後世所加。”“《師曠》六篇。”註：“見《春秋》。其言淺薄，本與此同，似因托之。”“《務成子》十一篇。”註：“稱堯問，非古語。”“《天乙》三篇。”註：“天乙謂湯，其言非殷時，皆依託也。”“《黃帝說》四十篇。”註：“迂誕依託。”
可以想見，這些經過認真校理的古籍必定不會是一無可取的。另一方面，出土文獻本身也有各種複雜的情況，不一定十全十美。所以，傳世文獻與出土文獻，本質上應該是互補互證，不能絕對地劃分高下優劣。
二、出土文獻需作具體分析
出土文獻是一個整體概念。具體到某一種的出土資料，需作個案分析，不可一概而論。出土文獻中，有的是第一手資料，如甲骨文、金文及其它銘文，其可信程度無可懷疑。但也有一些是經過輾轉傳抄的。對於這類材料，就需要作具體分析。茲舉一例以明之。
1973年，長沙馬王堆三號漢墓出土了大批帛書。其中的一種，後來被定名為《戰國從橫家書》，帛書共二十七章，中有十一章內容見於《戰國策》和《史記》。帛書最引人注目的特點是其中有關蘇秦的資料較為集中，且與《史記》、《戰國策》的記載大相逕庭。一些學者根據帛書的相關資料，對《史記》、《國策》的可信性提出了質疑。
唐蘭先生說：“（司馬遷）沒有見到關於蘇秦的第一手史料，因而把公元前三世紀初的蘇秦事跡，推到前四世紀末；把張儀、蘇秦的時序改為蘇秦、張儀；五國伐秦錯成了六國合縱，還推早了四十五年（前228年－前333）。時序既差，事跡中既有弄錯的，又有假造的，他的《蘇秦傳》就等於後世的傳奇小說了。”[2]
楊寬先生說：“今本《戰國策》中，既有比較原始的蘇秦數據，也有出於後人偽造虛構的東西，可說真偽參半。而《史記·蘇秦列傳》所輯錄的，幾乎全是後人杜撰的長篇說辭。因為司馬遷誤信這些遊說辭為真，誤認為蘇秦是和張儀同時對立的人物，反而把有關蘇秦的原始資料拋棄了，或指把這些資料中的‘蘇秦’改成‘蘇代’或‘蘇厲’。因此戰國中期有許多重要歷史事件和蘇秦活動有關的，真相就模糊不清。”[3]
馬雍先生說：“《史記》中有關蘇秦的記載錯誤百出，其材料來源多出偽造，可憑信者十無一二。尤其嚴重的錯誤是以為蘇秦死於燕王噲之時（公元前320－314），早於昭王之立（公元前311）。今本《戰國策》中關於蘇秦的紀錄較《史記》為多，但亦真偽參半，又往往將蘇秦和蘇代兄弟二人弄得混淆不清。”[4]
眾多學者在這一問題上眾口一詞，除了問題本身的複雜性以外，對帛書過於相信可能也是一個重要原因。
其實，司馬遷和劉向都曾見到過與帛書相類似的數據。《蘇秦列傳》贊語說：“世言蘇秦多異，異時事有類之者皆附之蘇秦。”由此可見，司馬遷所看到的後人假託附會的“蘇秦數據”不在少數。《戰國策》中也有若干署名蘇秦的篇章時間較後。如：《齊策二·秦攻趙長平》，《齊策三·楚王死》、《孟嘗君將入秦》，《齊策四·蘇秦自燕至齊》、《蘇秦謂齊王》，《趙策一·蘇秦說李兌》、《趙收天下》，《韓策三·韓人攻宋》，《燕策一·奉陽君李兌甚不取於蘇秦》。
蘇秦合縱在前，張儀連橫在後，有蘇秦聯合六國，而後有張儀散縱連橫，這是戰國縱橫最基本的事實。《史記》、《國策》對此都有極其明確的記載。《蘇秦列傳》載蘇秦之死在燕王噲（公元前320－前314年）時，《張儀列傳》、《六國年表》載張儀之死在魏哀王時（具體時間為公元前309年）。劉向《戰國策書錄》稱：“當此之時，秦國最雄，諸侯方弱。蘇秦結之，時六國為一，以儐背秦。秦人恐懼，不敢窺兵於關中……及蘇秦死後，張儀連橫，諸侯聽之，西向事秦。”
司馬遷作《六國年表》，主要依據《秦記》，表中涉及蘇秦、張儀事跡，有明確編年的資料就多達八條。太史公“紬史記石室金匱之書”，有諸侯史記作參考。漢初，戰國權變之論著多在，亦為司馬遷所得見。劉向親自校勘諸子之書，而《漢書·藝文志》載“從橫十二家，百七篇”，其中有“《蘇子》三十一篇”，註：“名秦，有《列傳》。”“《張子》十篇”，註：“名儀，有《列傳》。”依據如此豐富的資料，當不難審定蘇秦、張儀的先後次序：很難想像這些縱橫家著作都會數典忘祖，連蘇、張活動最基本的事實都搞不清楚。
戰國從橫遊說之風盛極一時，縱橫之士於縱橫捭闔之時，往往採擷舊事，加以整理潤色，或參以己意，斟酌益損，以為遊說之資。此類資料經過輾轉傳抄，極易產生歧異。加上帛書多孤立成章，且一概沒有署名，更增加了產生訛誤或者偽托的可能性。蘇秦、蘇代、蘇厲活動時間雖然先後不同，但他們的活動範圍和宗旨卻驚人地相似。蘇秦先在燕，後至齊，蘇代、蘇厲先奔齊，後適燕，主要活動地點都在燕、齊兩國。蘇秦的活動宗旨有二：一是主張六國合縱抗秦，二是在處理燕、齊兩國關係時，他又明顯偏向於為燕國著想而謀齊。蘇代、蘇厲在這兩點上都與蘇秦如出一轍。這就使得兄弟三人的事跡特別容易混淆。
